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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南昌起义如一声春雷，似黑暗中的灯塔，使中国人民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终于找到了一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道路。这是值得我们继承的精神财富，是需要我们世代相传的红色基因。
1927年春天以后，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南京和武汉国民政府相继“清党”和“分共”，革命形势跌入谷底。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由此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响亮口号。
建党之初没有枪杆子的遗憾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最初阶段，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主义”和组织工人上。在党看来，这是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质决定的。正因如此，对有人热衷于搞枪杆子的做法，党曾经一度持批判态度。
黄埔军校建立之后，中国共產党逐步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黄埔的学生军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体会到，这支部队是国共合作中两党用政治训练和严明纪律打造的一支新军，它是那么与众不同：完全没有军阀部队的旧习气，一切都是崭新的，军官和士兵不仅英勇战斗，更明白为什么战斗、为谁战斗。在这样的背景下，1924年11月，周恩来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即选调优秀共产党员到各部门任职，还代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在黄埔军校的中共党组织，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共广东区委还直接领导了一支革命武装——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中共中央也在1925年的四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12月12日又将军事委员会改为军事部， 这是第一个专门从事军事工作的组织。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此时并没有能真正掌握一支有力的武装，以致在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时，我们的武装力量极其弱小，甚至束手无策。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中共六大，中共党员的数量从5.8万人，一下子降到1.8 万人，损失的幅度几乎达70%！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提出
面对局势骤然巨变，下一步怎么走？这个问题非常急迫地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但中共中央领导层中一些人的认识一时并没能跟上急剧变化的局势。1927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会形成全部政局上很严重的问题。纠纷之起因，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叛变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湘籍军官在内）的势力及宣传，动摇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农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贫农幼稚行动如均分财产对于土豪劣绅之逮捕罚款以及关于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显然，会议认为农运过火是导致合作破裂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令人欣慰的是，这并不是全党唯一的声音。早在1927年初，毛泽东在实地考察了湘潭等五县的农民运动之后，认为批评农民运动“过火”的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他进一步说：“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 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 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毛泽东认识到所谓“过火”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看到了其必然性和积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指出了革命的暴力性质。既然革命是暴力的，那么暴力的革命必然要求革命的暴力，即枪杆子。虽然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但他的思想深处无疑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
到了7月份，局势更加严峻。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上山”和“投入军队中去”的策略，并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反之， “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并不是毛泽东突发的念头，而是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深入了解和分析之后得出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
8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面对中国革命异常险峻而复杂的形势，毛泽东没有言必称马列地将问题停留在理论分析上，而是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响亮地提出：“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对中国革命理论和斗争方式的巨大突破。
拿起枪杆子
干革命的三大起义
对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最直接有效的策略就是以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它！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最有影响力的三次大起义。
南昌起义是武装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开始。1927年7月31日晚上，全南昌市宣布戒严，将近凌晨2点钟的时候，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全城内外响起了一片激烈的枪声。到天亮时全部结束战斗，歼灭敌人一万多人。南昌起义的意义无需赘言，它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由此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拿起枪杆子干革命。
秋收起义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一次武装起义。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全国革命形势低落等原因起义失败了，但它锻造了一支队伍——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支队伍在秋收起义之后，根据毛泽东当机立断的命令，改变原有部署，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在文家市，毛泽东向全师指战员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 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 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 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
1927年春天以后，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南京和武汉国民政府相继“清党”和“分共”，革命形势跌入谷底。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由此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响亮口号。
建党之初没有枪杆子的遗憾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最初阶段，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主义”和组织工人上。在党看来，这是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质决定的。正因如此，对有人热衷于搞枪杆子的做法，党曾经一度持批判态度。
黄埔军校建立之后，中国共產党逐步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黄埔的学生军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体会到，这支部队是国共合作中两党用政治训练和严明纪律打造的一支新军，它是那么与众不同：完全没有军阀部队的旧习气，一切都是崭新的，军官和士兵不仅英勇战斗，更明白为什么战斗、为谁战斗。在这样的背景下，1924年11月，周恩来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即选调优秀共产党员到各部门任职，还代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在黄埔军校的中共党组织，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共广东区委还直接领导了一支革命武装——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中共中央也在1925年的四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12月12日又将军事委员会改为军事部， 这是第一个专门从事军事工作的组织。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此时并没有能真正掌握一支有力的武装，以致在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时，我们的武装力量极其弱小，甚至束手无策。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中共六大，中共党员的数量从5.8万人，一下子降到1.8 万人，损失的幅度几乎达70%！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提出
面对局势骤然巨变，下一步怎么走？这个问题非常急迫地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但中共中央领导层中一些人的认识一时并没能跟上急剧变化的局势。1927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会形成全部政局上很严重的问题。纠纷之起因，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叛变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湘籍军官在内）的势力及宣传，动摇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农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贫农幼稚行动如均分财产对于土豪劣绅之逮捕罚款以及关于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显然，会议认为农运过火是导致合作破裂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令人欣慰的是，这并不是全党唯一的声音。早在1927年初，毛泽东在实地考察了湘潭等五县的农民运动之后，认为批评农民运动“过火”的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他进一步说：“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 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 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毛泽东认识到所谓“过火”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看到了其必然性和积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指出了革命的暴力性质。既然革命是暴力的，那么暴力的革命必然要求革命的暴力，即枪杆子。虽然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但他的思想深处无疑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
到了7月份，局势更加严峻。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上山”和“投入军队中去”的策略，并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反之， “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并不是毛泽东突发的念头，而是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深入了解和分析之后得出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
8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面对中国革命异常险峻而复杂的形势，毛泽东没有言必称马列地将问题停留在理论分析上，而是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响亮地提出：“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对中国革命理论和斗争方式的巨大突破。
拿起枪杆子
干革命的三大起义
对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最直接有效的策略就是以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它！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最有影响力的三次大起义。
南昌起义是武装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开始。1927年7月31日晚上，全南昌市宣布戒严，将近凌晨2点钟的时候，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全城内外响起了一片激烈的枪声。到天亮时全部结束战斗，歼灭敌人一万多人。南昌起义的意义无需赘言，它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由此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拿起枪杆子干革命。
秋收起义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一次武装起义。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全国革命形势低落等原因起义失败了，但它锻造了一支队伍——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支队伍在秋收起义之后，根据毛泽东当机立断的命令，改变原有部署，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在文家市，毛泽东向全师指战员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 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 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 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