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一个个点，一个个关键词，分开来看，只不过是某一个特定时间点的某一个特定事件。然而，在时代发展的大潮流、大背景现照下，所有相对独立的事件之间，其实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汇聚起来，综合起来，会发现它们之间其实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经历它们，认识它们，思考它们，解读它们，推动它们……将它们串联起来，其实便是我们在一个平常的年头里所走过的又一段不平常的发展变革道路。回顾和总结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明天，我们坚信，把词语全进历史，可以让河道转弯。尽管前行步履维艰，但前进中的每一个脚印将会引导我们走向更美好前程。
【改制】
图书出版和报纸、杂志，虽然同属文化产业，但出版的传统成分要大得多，它重在文化积累和长久性的传递，而很少注重一时一地的风波与八卦。多年来图书出版市场一直风平浪静，几乎很少受到国家政策变化的影响和新媒体的冲击。就算大多数出版社十几年来一直采取“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运营模式，看上去也基本是自己挣钱自己花(当然也有部分上交国家)，所谓竞争激烈，只是大体存在于为数不多的几家能干的出版社实体之间，强者可以争得更多的效益，而即便是后进的单位，也一直没有吃不上饭之虞，毕竟图书出版在咱们中国近60年来一向属于垄断行业。尽管，随着改革的深入，将出版社由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制已经成为有关管理方面的共识，但是毕竟没有国家性的统一命令，改变单位性质又岂是出版社能自说白话就可以操作的?
2009年，文化体制改制的新政策把图书出版业一下给推到风口浪尖上，一时间，图书出版领域成为转企改制的新热点。说到底，最显见的问题可以用这样八个字来概括：钱从哪来，人往哪去。尽管上级文件精神中绝对见不到这八个字，但大家都知道，钱和人的问题，其实正是出版改制能否顺利完成改制的关键。
改制成本最大的部分是人员费用，包括补缴养老保险费、给退休人员的补偿等；其次是改制执行费用，如改制过程中的资产评估、咨询费用等；此外，还有土地租赁费用等。具体费用各社情况不一。在这方面，一小部分数年之前就已经为职工缴纳了社会保险的出版社，负担就轻得多，——有前瞻性的眼光跟没有这眼光，大相径庭。而在从业者的态度来看，在改制的实际运作中，大多数中青年员工和一向锐意进取的中老年编辑欢迎改制，而面临退休或依据内部政策要求提前“内退”的职工则感受着一种“被改制”的无奈。
回首2008年、2009年的改制历程，出版从业者最切身的感受是：前一年是开会很多、上级文件精神很多，动作却很少，或者说只进行着以清产核资为主要内容的预备性工作；后一年是一下提速，甚至规定了最后的期限以及堪称最严厉的处罚措施：2009年年底不完成转企改制便将吊销社号。
兴许可以用像是在“过山车”上来形容这两年的出版社改制进程：先是匀速上爬。突然一下过了那个坎，然后便是在重力加速度下死命往前冲。不知，是否2010年新年一过，全国的出版社皆“新桃换了旧符”，谱写中国出版的新一章。(编撰／兼言)
【金融危机】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出版业造成了严重影响。如出版业的投入减少、消费者购买力下降、退货率上升、库存增加、回款时间延长、呆账、坏账、死账比例提高、新书品种明显减少等等，出版社停止加薪、裁员重组、削减参加国际书展的费用和支付给作者的预付款等应对举措成为出版界司空见惯之事。美国《出版商周刊》的报道称，据最保守估计，美国出版商2008年至少裁掉了1200位员工。尼尔森图书销售监测公司对2009年上半年英国总消费市场的统计显示，图书总销售总收入为6.842亿英镑，比2008年同期下降1.3％。英美出版商正在金融危机中使出浑身解数寻找“解药”。
整体而言，中国出版业一方面经受着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这首先得益于改革为出版业注入了强大活力，成为出版业逆势增长并持续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量；其次，随着出版改革大提速，出版业升级转型加速，上市融资、跨区域重组成为资源整合的新亮点；第三，金融危机有力助推了出版业的数字化浪潮。数字出版的迅猛发展为出版业开辟了新的领地。
据2009年4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文化蓝皮书《2009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08年文化产业维持以往3年的增速，总量增加值大约7600亿元。文化产业在危机时期“口红效应”的作用下进入高速增长周期，迎来逆势上扬新契机。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2009年4月19日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中表示，从2009年一季度运行的情况看，新闻出版业出现了逆势上扬的好态势。去年我国新闻出版产业的总产值超过了8500亿元，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占到了2％以上，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比如美国的版权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了33％，我们占的比例依然太低了，这个情势凸显了出版行业同整个经济发展水平比较的不相适应，与国际出版业相比较更不适应，仍然缺乏有影响力、有竞争力的精品力作。
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出版业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同时也为世界出版格局的调整带来了机遇。为出版资源在国际间的大流动、大融合带来了机遇。可以预见，经过这次金融危机的洗礼，世界出版全球化的进程将不断加速，而中国出版业的不断发展，将有利于推动形成一个更加平等、高效、互补、共赢的世界出版新格局。(编撰／朱瑜)
【3G】
2009年，3G风生水起元年。1月7日，中国正式发放3G牌照，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3G时代。
3G是指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与前二代相比，其传输声音和数据的速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并能处理图像、音乐、视频等多种媒体形式，可提供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
承蒙各大运营商不惜血本的推广，3G手机、3G上网本广告铺天盖地，刮起了一股3G潮流旋风。而这股旋风之于出版的影响在于：手机阅读有望成为首个爆发的3G杀手级应用。市场调查公司Frost＆Sullivan日前预计，2009年手机阅读的全国总收入将达到5898万元。受此影响，中国移动加快了该业务营销推广模式在浙江的试点工作。早在2003年，日本3G业务大量推出之后。其手机图书出版额达到20多亿日元。随后市场呈现爆炸式发展，2007年猛增至400亿日元。
当前，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业之间的产业边界日益模糊并趋于消失，三大产业的内容生产、传输平台和接收终端不断走向融合。而数据表明，传统出版业正在逐年萎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出版正在3G技术的支持下迅 速发展。手机阅读已成为继手机音乐之后最具潜力的增值业务。
3G时代的主要业务为数据业务，3G手机大大超出了传统移动通信时代手机原有的内涵，它拥有了多媒体功能，而被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网络之后的“第五媒体”。这“第五媒体”就是电信与广播电视、出版业相融合的典型体现。
3G时代的来临使人们的阅读终端从纸质媒体、电脑转移到了手机，手机阅读出现了新的特点：第一，可随时随地阅读；第二，快餐式、浏览式、随意性、跳跃性、碎片化的浅阅读特征突出第三，存储量大；第四，塑造互动环境，重视用户体验；第五，受众面宽；第六，可视、可读、可听。
中文在线董事长兼总裁童之磊认为，3G时代的到来为出版产业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一定程度来讲，3G的来临意味着手机出版时代的到来。手机将是传统出版商迎来新增长机会的平台。无论是运营商、数字出版商，还是传统出版商，都将关注到这样一个全新的市场。
过去，出版社总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内容提供商，但其实现在很多技术商、平台商、运营商都在做内容，在新的形势下，传统出版必须想办法向移动阅读去靠拢，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数字出版，要想着怎么去融合，而不是去固守。(编撰／朱璐)
【出版退出机制】
似乎以《中华新闻报》的停刊清算作为新闻出版业要将“退出机制”真刀实检地实行的标志，中国出版社的退出机制已经实行在即。新闻业退出机制的推进会与报刊转企改制等工作同时展开，而且把并购重组作为退出手段之一种而加以推行。这实际为出版业的退出机制的实行蹬出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子。前有车后有辙，毕竟强于筚路蓝缕、无路可借啊。
退出机制，其实是出版业全面改制必备的游戏规则。早在几年之前，新闻出版总署制定过很多有关调整结构和优化产业布局等方面的指导意见，收效却不明显，核心问题只有一个：没有建立起可行的淘汰机制。为此，总署设立了专项课题进行退出机制的研究，针对图书出版社、印刷企业、报刊社以及音像电子网络等出版单位分门别类地研究退出机制问题。
目前即将实行的退出机制，完全不同于过去理解的行政性退出，而是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进行评估，根据运营结果来实行退出。在实施动态结构调整，进行总量调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淘汰一批违规违法、资不抵债、屡次出问题且整改无效的出版单位。
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时间表，2010年年底前，全国所有的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都要转制为企业。但是很显然，转制为企业并不是改革的最终目标，我国500家经营性出版单位，怎样才能成为完全的市场主体，以及成为市场主体后，企业行为和出版行业的秩序怎么来规范，哪些出版社应该得到支持，哪些出版社应该被淘汰，而版号、书号等资源，怎么才能更优化的配置，这些都需要新闻出版总署建立一套系统的评估体系。这一评估体系的设定以及评估的结果，正是当下出版退出机制实行的必要参考或日必经之门。
当下局势，全国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首次等级评估工作已经结束。500家出版社共评估为4个等级。这次评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业开展的一次具有开创性的重要工作，标志着中国出版企业评估制度已正式建立。按照分类评估排队结果，将图书出版单位的评估分为4个等级，由高到低，分别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全国500家经营性出版社共评出一级出版单位100家，占20％；二级出版单位175家，占35％；三级出版单位200家，占40％；四级出版单位25家，占5％。总署的态度是：评估是动态的，不代表未来，“就像世界500强一样，随着经营情况，有上有下、有进有出，不搞终身制”。
“退出”已经实行，“准入”还会远么?毕竟，有进有出的市场机制，才是真正的健全哪。(编撰／兼言)
【全民阅读】
早在几年之前，随着一年一度的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的如约到来，与阅读有关的争论就悄然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事情的起因是近年来毁誉参半的电视明星学者余秋雨反对设立“国家阅读节”。余氏反对，是由于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自2003年以来连续4次以提案的方式建议将9月28日孔子的诞辰设为全国性的读书节日。正所谓：余氏反对无效，倡议因反对而愈增大影响。虽然尚未真正成“节”，但全民阅读的呼声和幅度大小不同的各式由政府举办的读书活动形成了规模。可以说，全民阅读的呼声就像一股浪潮，平地袭来，渐成声势。
全民阅读活动的正式兴起，始于2006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等11个部门联合发出在全社会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
在进行过全民阅读的调查中，识字但每年连一本书都不读或者基本不读书者在回答不读书的原因时，占据前两项的是：“没时间”和“不习惯”。其实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大凡人们对某事由兴趣而养成习惯，总归会有时间来从事的，只要愿意把时间当成海绵，挤一挤还是会有的。
对于读书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由来已久，由民间流传甚广的“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到如今读书就是为了考大学、找份好工作，莫不由此而出。真正的、本质上的读书，应当不仅是为了有用，更是为了提高个人素质。用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的话说，就是“一个人阅读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他的成长、职业能力和他对社会作用的发挥，一个国家国民阅读率的高低，国民阅读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强弱，影响到全社会的总体文明程度和创造能力。”
当前，我国政府已经将促进阅读纳入文化发展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带动起来的全民阅读格局也将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生生不息的动力。
2009年是新闻出版总署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第4个年头，被特别凸显的全民阅读的样板，非“深圳读书月”莫属。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和新闻出版总署于11月1日至2日在深圳召开全民阅读活动经验交流会，总结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的好做法好经验，表彰成绩突出的先进单位和活动项目，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发展，进一步在全社会倡导“多读书、读好书”的文明风尚，即是对深圳这一模范样板的一个注解。(编撰／兼言)
【全媒体出版】
自2008年12月以来，《非诚勿扰》、《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见证奇迹的人生》、《我的兄弟叫顺溜》、《也该穷人发财了》等一部部出版物，纷纷以传统图书、互联网、手持阅读器、手机阅读等各种形式同步出版，让“全媒体出版”着实红火了一把。
全媒体最大的贡献在于“整合”二字：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整合，打破了把两者对立起来的思维误区；纸质图书、互联网、手机、阅读器等不同媒体 的组合，把不同媒体由竞争对手变为合作伙伴；出版商、技术提供商、移动运营商等不同身份的整合，实现了角色的换位与融合；出版、电信、影视等不同行业的集合，达到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读者阅读选择与体验的整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读者的需求，符合“一种内容、多种载体、复合出版”的市场和战略要求。
技术发展更新的速度非常快，新一代人群的阅读和消费习惯已逐步形成，网络阅读、手机阅读已经成为14-22岁读者的普遍消费方式。前不久在杭州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出版高端论坛上，中文在线董事长兼总裁童之磊在题为《手机出版引领全媒体出版》的演讲中提到，现在出版已进入全媒体时代，在五种媒介出版形式中(手机、互联网、手机阅读器、电纸书、纸书)，未来的主流会是手机出版，并强调手机出版将引领全媒体出版。有数据显示，过去的几年当中，中国每年的手机用户增长速度都接近300％，是整个市场当中增长最快的。可见，不注重新媒体，传统出版行业肯定避免不了要落后被淘汰。
对于传统出版而言，技术的变革不仅拓宽了经营的思路，还延伸了内容的产业链。当然，这个甜头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尝到的，全媒体出版牵涉到更多的环节，对于能“全媒体化”内容的题材、风格要求自然也有别于纯粹纸质出版。更要考虑不同读者(受众)的多媒体口味。因此，守正出新，不断地追求选题策划的创新和超越将给出版人带来更严峻的挑战。
同时，以潘凯雄为代表的另一些书业人还担忧：“全媒体”出版虽有丰富的传播工具和技术的更新，却没有催生出新的内容和新的文体。如果只是内容平移，尚不能称之为成熟的全媒体出版。每一种工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当它们与传播内容进行组合，将会带来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假如有一种作品，在纸质媒体不可能做，但在手机和阅读器上可以做到，这种新文体的产生，才真正标志完整意义上的“全媒体”出版时代的到来。(编撰／高霞)
【谷歌“侵权门”】
2009年10月，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一纸公开声明让全体作家蓦然惊觉自己已被搜索引擎老大谷歌窃取了劳动果实。570位中国权利人的17922部图书，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扫描上网。这只是在选取部分知名作者进行简单查询后的结果，实际上有多少作品已列入谷歌计划，还是一个未知数。
尽管此前谷歌图书欧洲分部的高管称：“我们并不想用这个图书馆来赚钱，我们是在为社会作贡献。”但有律师表示，谷歌希望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数字图书馆确实是一种伟大的文化构想。但是在操作层面，特别是在中国现有法律环境下，这样的构想显得不切实际。而坚持所谓的“公益”概念——从某种程度上则成为谷歌对于版权侵权行为的“挡箭牌”。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孙宝寅认为：“这是一场社会效益和商业利益的博弈。谷歌数字图书馆已经明显违背了版权法中关于‘先授权后使用’的规定，加上60美元的低廉赔偿，这是对版权的践踏。”因为在互联网世界中，流量就意味着金钱。尽管谷歌方面可以表示不会在数字图书馆计划中引入广告等商业行为。但是，只要有流量，就可以通过各种办法“变现”。这并不以企业主观意愿为转移。只要有商业利益的存在，就必将会对著作权人的权利造成侵犯。这就形成了法律问题。
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张平表示，如果站在权利人的角度上考虑，是应该谈和的，因为鉴于谷歌的实力，作品被放在这个平台上之后，影响力会大很多，那么谈判的重点就应该在于如何最大限度保证权利人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
图书对于谷歌来说只是一种手段，目前其主要盈利点在广告方面，而一旦众多的权利人接受谷歌的和解协议，谷歌就成了数字图书领域的“巨无霸”。以谷歌现有的实力，借助它通过侵权获得授权的资源，会抑制数字图书领域的市场竞争，其他数字图书供应商根本没法与其竞争，而且谷歌给出的63％的利润分成也是其他商家无法比拟的。
在权利人关注谷歌侵权的同时，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浮出水面——如果谷歌掌握了大量数字出版资源，也就为按需出版打下了重要基础——内容储备，很可能带来出版业的大洗牌。这也正是国内出版商们所忧心忡忡的。(编撰／朱瑜)
【书号实名申领】
作为出版物的一种稀缺资源和“准生证”的书号，对其实行的宏观调控是管理机构加强出版管理的重要手段。为了杜绝不当获取书号的行为，并对书号买卖市场有所抑制，新闻出版总署从2008年7月15日起实行网上书号实名申领，即出版单位在图书出版活动中按书稿实名申领书号，必须一书一号。自2009年3月以后，全国579家图书出版单位将全部实现通过互联网进入书号实名申领信息系统，完成申领书号、条码的工作。
作为我国出版业审批制中的重要环节和内容，书号审批牵一发而动全身。书号实名申领向业界发出两个主要信息一是书号使用不限量，二是出版活动须规范。它将改变过去出版社一次性获得多个书号资源的状况，要求出版社通过网络申请书号的同时必须将“三审”书稿的完整、真实、有效信息填写在系统中，获得书号后信息不能再更改，出版后的书稿还要及时向出版行政部门送缴样本。出版管理部门希望通过书号实名申领，从制度上杜绝出版社“买卖书号”与“一号多用”。
书号实名申领，充分显示了行业管理机构要求出版社与民营书业企业规范发展的决心，无疑对我国的出版管理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要想从根本上抑制书号买卖，仅凭此点，这一剂药方或许还是太“温和”了。书号买卖，从市场角度来看，是一种趋利行为：一方面没有出版权的民营工作室掌握了相对优质的内容资源，一方面是拥有书号但缺少选题资源的出版社——双方互补性的合作带来双赢。有了这个根本的利益基础，要想有根本改变就绝非一夕之功。以长远发发展眼光来看，解决买卖书号的问题，同样需要相关的配套政策和措施。比如，出版业从业职业资格证制度，实施出版行业的退出机制，引导好国有书业和民营书业的合作，甚至是有关民营书业企业出版权的解决问题，等等。(编撰／李菊)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2009年7月国务院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国家将重点推进的文化产业包括：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这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可以说，这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做出的重要扶持计划。
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萧条对文化产业影响甚微，且能促使文化产业“逆势上扬”，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如美国文化产业就是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 条中逆市兴起，进而改变美国形象。
2009年商务部《文化产品及服务进出口状况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达158.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6％。在跨境文化服务贸易方面，2008年实现文化服务进出口48.16亿美元，同比增长29.5％。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文化产业的需求。2008年，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3000美元大关，达到3266.8美元。业内人士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这将是文化产业爆发点”。
与此相对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产业化程度较低，竞争力较弱，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当中创新和整合这两个突出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并导致中国文化产业投入与回报不成比例，商业模式陈旧、罕有精品推出等现状。而随着新媒体竞争和国外媒体的介入，其生存压力巨大，文化产业自身改革和壮大的需求强烈。
因此，《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加大政府投入和税收、金融等政策支持，大力培养文化产业人才，完善法律体系，规范市场秩序，为规划实施和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颇让人遗憾的是，《规划》的出台轰轰烈烈，振奋人心，但是其中的内容只是框架性的指导意见，尚未涉及可操作的细则。因此，业内人士不无担心：“国家重视文化产业不是刚刚开始，十七大时就提出了要加大文化产业的发展。但截至目前，整个产业还比较弱小。”因此，更让人遗憾的是。弱小而亟需加大扶持力度的文化产业，在四万亿中，与硬实力相较，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尚需时日。(编撰／伍迁)
【《文化部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文化部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下称《规划》)作了进一步的延伸解读，从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条件出发，明确了具体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了新的政策思路和保障措施。
《意见》提出，力争文化产业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步提高，到“十二五”末期实现主要文化产品增加值比年翻两番。基本扭转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逆差状况，显著提高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演艺、动漫、游戏等行业的发展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确定了演艺业、动漫业、文化娱乐业、游戏业、文化会展业、文化旅游业、艺术品与工艺美术、艺术创意与设计、网络文化、文化产品数字制作与相关服务等十个重点领域，并明确了各个领域的发展方向。对这些新兴领域，文化部门将给予高度关注和密切跟踪，及时把握发展动态，并制定出台相应的促进办法，尽快将其培育成为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
《意见》对于传统文化产业，今后的发展思路主要是提升优化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大力推进资源重组，加强演出网络建设，积极整合创作、院团、剧场、经纪等演艺资源，形成紧密衔接、相互协作的演艺产业链，提高演艺产业整体发展质量和水平。
针对文化产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如破解文化企业融资难问题、加强文化产业基地和园区建设方面以及推动文化贸易方面，《意见》也采取了一系列富有针对性的新举措新办法。
《意见》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角度提出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在社会以物质文明发展为主的阶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阶段，文化是第一生产力。这些方针无疑会对我国文化产业深化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整体上看，《意见》作为文化发展产业一个总领方针，具体到出版业，提到的似乎并不多。十个重点发展领域，也更侧重在那些市场化发展比较成熟，更适合资本化运营的演艺业、娱乐业和游戏业等。作为传统文化产业当中的出版业，或许因着重要意识形态领域业态性质，加之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从《意见》当中吸取的，除了结合自身实际认清整个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思路，也更需要在这一时代发展潮流中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作出应有的贡献。(编撰／朱璐)
【上市】
2009年3月，随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开辟融资渠道问题成为一项重点工作，总署将在推动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战略重组的同时，积极开辟融资渠道，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企业，特别是跨地区的出版传媒企业上市融资。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条件下，积极引导新闻出版企业采取内部融资、业内融资、业外融资、发行企业债券、引进外资、上市融资等方式进行融资。
做大做强，做强做大，都是任何一个行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可限于中国国情，作为重要意识形态领域业态的出版业，当前的集团化和上市潮，是改革的压力推动着出版企业加快上市的步伐。换句话说，上市，也是相关主管部门为推进出版业改革下的一剂“猛药”。但是，只要出版业的市场化因子偏低，融资门槛始终局限在49％，就难以真正意义上实现引进业外资本来发展壮大主业的美好愿望。
因此，从一些企业也传来了这样的疑问：以是否上市来衡量改革和发展的进程是否合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所有出版发行集团上市。改革的模式可以是也应该多样化的，上市并非灵丹妙药，更不是出版发行企业改革的唯一选择。仅以是否上市“论英雄”不可取。
另一些反对的声音也认为，图书出版是有一定规模的，不需要募集那么多资金。而且，资金多了，用在哪里是个问题。图书是个微利行业，而资本是趋利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如果把钱投到了别处，做房地产，搞旅游，钱是挣到了，出版主业却没有做起来，岂不是“本末倒置”?出版的文化本色，文化影响没有壮大起来，反而偏离了轨道。上市也不过是圈钱行为而已。
总之，出版发行企业成为上市公司以后，既要做大规模，又要坚守出版导向，不能弱化意识形态属性作用。既要做大做强出版主业，又要给投资者反馈最大的回报。如何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尚需务实探索。(编撰／高霞)
【图书公平交易规则】
长期以来，出版行业上下游各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诚信建设缺失问题图书的高定价、低折扣；出版物市场退货现象相当普遍，造成出版社库存不断增加；图书选题重复，跟风出版现象严重；回款慢、账期长；图书发行渠道乱，网点杂，形成管理的盲点；社店之间不签订合同，以i-T~g代替合同的情况非常普遍。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上述的这些已成为严重影响中国出版业健康发展的痼疾，让业内人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除此外，书业在质量、在服务社会的意识上，也亟需规范。
《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作为出版业的第一个由行业协会制定颁布的有 关图书交易的行规行约，它的出台不仅是中国图书市场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标志着出版业转企后，行业自律等管理监督职能正在由政府部门向行业协会过渡。
不过，在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大家心里其实还是紧捏着一把汗的。毕竟书业这种开放不统一、竞争而无序的现状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加上中国社会传统的人情、面子交际潜规则无往不利，仅仅依靠一个行业协会性质的规则来规范和监管，不啻于泰山压卵般的重担。且不说书业协会多年来的工作主要以组织、举办展会和研讨会为主，对具体的法规性监管工作缺乏经验，而且，在人力物力上也相对薄弱，这就不免让人担心，协会在此方面即使想有所作为或许也会有心无力居多。
当前，在法制观念和法制建设相对落后的现实情况下，加上书业的市场化因素较低，从业者鱼龙混杂，要想从根本上扭转这些不诚信的乱象，不仅要依靠从业人员的自律以及行业协会的监管，还有赖于相关法制建设的完善。比如盗版，现在打击盗版的主力军是新闻出版局和出版社相关部门人员，由于现行制度对盗版者的处罚力度偏轻，违法成本不高，所以，总有违法分子屡犯不止。
不过，话说回来，有总比没有的好，天下事难易皆有，关键在于开头。尤其是像《图书公平交易规则》这样一个非常迫切、非常有必要的行规出台后，随着书业市场化进程的深化，书业公平交易实现的那一天必将到来。(编撰／朱璐)
【民营书业新政】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民营书业的地位与身份再一次以文件形式加以确认，对民营书业的作用与地位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加以界定。
业界普遍认为，这是截至目前中国政府管理机关对民营书业的最客观、最科学的评价，它昭示着民营书业又一个新的春天即将到来，也是动员全社会力量促进文化大发展与大繁荣的一项重要举措。
《指导意见》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第一次提出要积极探索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第一次提出要鼓励国有出版企业在确保导向正确和国有资本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进行资本、项目等多种方式的合作，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搭建发展平台。实际上，尽管如何落实这个问题还需要一定的程序与时间，但文件上提到的民营书业与国有出版单位的合作，却是早已存在并得到了政府的默许，民营书业通过与国有出版单位合作，特别是资本合作，进人出版上游已成为当前最为可行的办法。因此，《指导意见》出台后，江苏凤凰出版集团旗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共和联动公司，快人一步地尝鲜了此“螃蟹”，共同出资近1亿元成立了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身为新公司总裁的张小波也将这个新公司定义为“投资新主体”。
“投资新主体”合作模式的优势在于：一是降低出版导向上的政策风险；二是现阶段国有出版企业改革面临的很多困难在新公司中更易解决；三是合资双方在经营规模上、市场占有率上获得比较优势，充分实现品牌影响力与资金优势的互补；四是国有企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遇，而民营书业通过与国有的合作，在政治地位上、在外部环境上，可以得到提升与改善。由此可见，“投资新主体”发展前程让人充满期待。
不过，可以预见成果的最终实现，还要有赖于完善的配套服务、扶持“投资新主体”的“新主张”。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新主张”主要有：一是要对两种不同体制并合而带来的结构性的矛盾有着长远的认识；二是各投资主体应在一开始就明确自己的责、权、利，无论产品和运营开发都要坚持运营性；三是国家相关决策部门对于图书出版行业不同类型的新主体给予不同的支持，且这样的政策应是持续的、稳定的，等等。
当前，新生事物起步阶段的朝气与活力，已经给人带来了许多盼头，虽然个中还会存在诸多的矛盾和曲折，但是，这种新主体的建立，让中国的国有和民营出版人都更进一步地意识到，民营书业是中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补充力量。(编撰／高霞)
【盛大并购】
2009年，盛大文学的并购之手已从文学网站延伸到了出版行业。继4月底调收购了一家在天津的民营图书策划机构聚石文华后，又传出其将控股华文天下，与新经典、博集天卷等其他民营策划机构的并购也在洽谈之中的消息。
盛大董事长陈天桥曾向媒体表示，期望盛大文学在未来条件成熟时能够独立上市。而此时，盛大旗下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和晋江原创网已重组为盛大文学有限公司，与盛大游戏和盛大在线一起成为盛大集团三大业务。在上海电视节上，盛大文学首次以参展商的身份“叫卖”旗下网站授权作品的电视剧改编权。
盛大的这些举措，不由得让人恍然大悟2004年盛大企图收购新浪的野心。其时，刚在纳斯达克入座的盛大，就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攻击性和侵略性，在二级市场大张旗鼓地收购新浪，并引发了新浪启动的反盛大收购的“毒丸计划”，这被业界评价为是“西方资本市场的惯用并购手法在中国企业之间第一次娴熟演练”……自那时起，陈天桥的媒体梦便正式扬帆起航。随后，盛大文学也应运而生。
如今，随着盈利模式的日渐成熟，盛大文学也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产业链：宣布要为旗下的作家配备经纪人，把盛大文学打造成为一个好莱坞式的平台，像好莱坞打造明星一样，去培养、包装作家。挟资金、技术与内容等优势为一体的盛大文学，其发展蓝图和举措，对传统出版而言，则意味着自己原本强势的上游这块蛋糕将再次被人切分，即使“全媒体出版”日趋流行，也会被切掉相当多部分，而假以时日，在这个题材领域里的地位更难免岌岌可危。道理其实很简单，当一个产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时，要想进一步突破，必然需要在融资和产业链延伸上有所建树，否则做大做强或做强做大都难免空泛。
据报道，盛大文学旗下的原创中文网站目前已成为国内电视剧内容源的最大提供商，旗下网站已有上百部作品被售出改编为电视剧，同时获得上千部作品的电视剧改编权的授权。显然，如今在陈天桥心目中，盛大的未来，除之前的“将在个人电脑、电视、手机、在电影、音乐、游戏，在广告、预付费和电子商务这九个方面发展”，还新增加了——成为国内最大版权运营商的这一目标。今后，盛大还可能直接投资其授权作品的影视制作，在文学作品创作、出版、发行、版权营运等方面形成的长长的产业链。
临近年末，盛大再爆让人侧目之举，与湖南广电“触电”成功，迈出了实质性影视制作发展步伐。
因此，我们并不难想见，盛大或日盛大文学，其宏图伟志剑指中国首家民营文化产业集团。所以，盛大这个样板之于各省市已经上市的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和正在谋划上市的出版集团而言，不乏可资借鉴的价值。(编撰／朱璐)
【教材循环使用】
去年“两会”上，教材循环使用成为代表激辩的热点之一，聚焦点在于教材循环使用中存在不少问题，推广时机并未成熟，国家有关方面应该广泛调查、慎重研究，暂缓实行，并可能对教育界、出版界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
教材循环使用，出发点固然是好的。但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这种节约，虽说省掉了很大一笔政府采购费用，但细算下来，弊大于利是显而易见的。
众所周知，中国的教材用纸、印刷、装订质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中国的课本基本上属于一次性消费的易耗品，根本用不了i年五年，有的教材用一年都勉强。再想想中国的城乡的卫生和环境条件，谁都知道一本书让一个学生使用下来会是怎么样子。真不知国家是在为谁节约银子，节约了这些银子去于什么?究竟是谁缺这两三元钱?中国的中小学教材一年也就一百多亿码洋，而上海市政府建迪斯尼就花了一百多亿。全中国的中小学生还不如一个迪斯尼!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文章说，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给一点中小学生不行吗?
对学生来说，从享受义务教育免费新教科书降格到循环使用的旧教材，甚至还要因此而额外支出复印、作业本等费用；对学校来说，则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和保管经费，以及卫生安全管理的风险。对出版发行业而言，中国的教材本来定价就低，教材循环使用又使这一重要内需受到抑制，教材再生产的规模将显著下降，而没有教材收益作为基础的出版社，必将被迫“功利化”寻求其他经济利益诉求点，比如加大包销书和市场书的生产规模，而有利于文化积累的厚重的书的出版则不可避免被压制，而这些被压制的又正好是教材研发的源头活水!
目下，如果缺乏一个综合全面配套措施来推行教材循环使用，如教材定价，对出版文化产业的投入，现行教育体制改革，等等。教材循环使用就该缓行!十多年来，中国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一直达不到4％的标准。相较之下，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了9％左右，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达到了4.1％。中国不穷，物质生产消费方面已达到甚至接近世界水平。可中国很穷，穷在没气质，穷在骨子里的那种没文化。多少年来呼吁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更多时候都只是动动嘴皮子，作把秀，落到实处的却有太多的遗憾和惆怅。再苦不能苦了孩子，以早上八九点钟太阳为名，更多的把这种资源节约的账转嫁到发展已经步履维艰的出版头上，长此以往，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振兴又从何谈起?(编撰／朱璐)
【“走出去”】
2009年，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实现了新突破。特别是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是继北京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国举办的最重要的对外文化展示交流活动，成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出版业在国外举办的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出版文化活动。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认为：“612项活动圆满成功举办，传播了中华文化，促进了文化交流，展示了国家形象；签订版权输出合同达2417项，再创历史新高，输出了中国文化，增强了‘走出去’的信心；思想交锋赢得主动，排除了干扰，增进了理解，对广大作家、出版和文化工作者进行了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工作强而有力，展示了新中国出版文化成就，显示了中国文化‘软实力’。”
而先后实施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成为连通中国与世界的纽带。这也是实现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关键所在。
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完整、更真实地了解中国，一直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宗旨。肩动于2006年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表明了中国政府以图书为媒介向世界介个别地方因为图书折扣问题，导致了图书质量下降，也影响到中央政策的完美落地。这种种因素，势必会影响到出版社建设农家书屋的积极性。毕竟，随着农家书屋深入持续的发展建设，除当前从已出版的图书中来选择合适的图书之外，更需要出版社适当地根据各地情况，策划出版更加适合不同地域的农民群众阅读需求的图书。
如今，日益走向市场化的出版社，既要持续发展，又要坚守文化建设，就得向市场要利润，实现自身的保值增值。所以，国家在农村建立“农家书屋”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农民群众“买绍中国的积极态度，拓宽了外国了解中国的渠道和视野。该计划积极利用书展、媒体、网站、杂志等各种渠道，向国内外出版机构介绍推荐图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提供的数据表明，该计划实施3年多来共资助出版中国图书翻译项目990种，1381部，涉及36个国家，21个文版，156家出版社，推荐目录的图书已达2000多种。
2009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全面实施。它实际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升级版本”，可以充分利用中国的文化、出版资源，发挥中外热心传播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出版界人士的力量和优势，采取政府扶持资助、联合翻译出版、商业运作发行等方式，把更多的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让更多的人共享中华文明的成果，实现中国出版的真正“走出去”。(编撰／伍迁)
【女性阅读】
女人的钱向来好赚，所以，金融危机时期的“口红效应”总能给人带来一丝安慰。
近年来，“女性阅读”已逐渐成为国内出版界的一个热点，悄然间，专门为女性读者量身打造的“女性读物”不断增多，女性图书、报刊以及相关的女性电子出版物、女性网站、博客等，占据了整个出版市场的很大份额，“女性阅读市场”渐趋成为图书市场日益细分下又一个新蓝海。最近几年迅速窜红的悦读纪、彩虹堂、蝴蝶季等女性阅读专业出版品牌，更是抓住了这种机会，异军突起。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或许也可以说是图书出版界的一种后知后觉。众所周知，期刊领域女性刊物的市场细分是最为成熟的，在国外，女性杂志年龄段可以细分到三五岁，有的甚至只管一两年。比如，有专为17岁少女办的刊就叫《十七岁》，日本某出版公司的女性杂志JJ、PP、CLOSSY、VERY、STORY系列，分别面向从大学生、年轻白领以及从30岁到40岁职业女性多个层次，针对性非常强。图书和期刊是出版的两大板块，本应手足情深、互为借鉴。遗感的是，或许因前者大，后者小，多年来，期刊的小众化、细分化的优势未曾令图书编辑青眼有加，以至女性图书出版长期不成气候。自然，这其中也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有关。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现代女性具有更加自主的生存觉醒和生活能力，并对社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女性的工作、生活和内心世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应的，女性图书题材也早已从早期的纯言情进化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多元化 题材。时下的女性图书除延续女性视角，还关注世态人情，趋向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情感、职场、文化观念、减肥美容、励志进修等皆囊括其中。想要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信息以适应社会，想要获得更强大的内心和精神动力——面对日益高企的女性阅读需求，出版业是否准备好了?(编撰／李菊)
【农家书屋】
“建设新农村，文化要先行”。2004年，农家书屋在一些地区开始试点，2006年，农家书屋工程成为国家重点文化工程。近年来各地集中精力抓“农家书屋”建设，投AT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农家书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目前为止，中央与地方财政共计投入数亿资金，建成农家书屋(包括农村书库、新农村书屋、益民书屋、社区书屋)10万多个，惠及广大城乡人民群众。
而这个惠民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算是对出版业的政策扶持，具体效果，要看其资金的可持续性。
农家书屋的建立，貌似在广大的城乡地区新建设了许多消费终端，但绝不能替代日益萎缩的村镇供销社购书点：而且，这个图书消费终端并没有给出版社增加稳定的销货渠道，皆因农家书屋多系政府采购，受政策影响至深。因此，农家书屋浓厚的政绩色彩背后，是国家政策、地方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态度，深切地影响着农家书屋的建设、管理、使用和维护问题一可持续发展。
据有关报道，中西部某省某年度总共4000万的采购经费，要平摊到中央、地方和其他许多兄弟省市出版社头上，具体到每一家社所能获利，极为有限书难、借书难、看报难”的问题，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还要重视出版社的发展需求，既服务了农民群众，也拉动出版内需，两手都硬，把好事办实，这或许才是农家书屋的真正意义所在。(编撰／李菊)
【主宾国】
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无疑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首次作为主宾国参展的中国，主题馆在设计上以图书、出版为载体，并通过“纸山”、“书墙”、“墨滴”、“活字阵”及甲骨文等充满浓郁的中国文化元素，展示了从甲骨文至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出版史、文明史、科技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也多角度、多方面地展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获得了国际出版界对中国出版业前所未有的关注。
在这场全球书业的“奥林匹克盛会”上，中国展团共展示7600多种中文新书，成功举办各类文化交流活动600余场，输出版权2417项，是2008年的5倍多，是2006年历史最高的1096项的2倍多。这是中国出版人多年不懈努力的结果，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彰显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出版业的发展壮大，是中国出版业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出版业的重要标志。”
对于这场作为继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国最重要的对外文化展示活动，也有人认为，本届法兰克福书展作秀的成分多，真正做版贸的成分少。其实，不管务实多少，务虚也罢，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但尚不被世界所了解的国度，中国向世界诠释了自己，书展上的中国元素彰显着文化大国的软实力，也向世人宣告，中国的影响力是如此不可忽视。
尽管此次中国展团的盛装亮相，成绩不俗，但并不表示我们与发达国家出版业的差距已经大大的缩小。而且，由于中西方之间存在着由来已久的文化差异、隔阂，加之西方媒体对现在的中国缺乏足够的了解以及偏见，因此在一派喜庆祥和的氛围当中，仍然不乏一些质疑和抱怨的声音。对此，可以说中国出版人有着足够冷静的头脑和宽大的胸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就认为“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本来就不该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在平等交流中逐渐形成共识或求同存异再正常不过了——有容乃大!”同时，大家也更加充分地意识到，我们只有下功夫学习、借鉴和赶超先进，中国出版才会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中国出版“走出去”依然任重道远!(编撰／高霞)
【天价书业广告】
2009年3月，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号称以“6000万巨资投放央视和省级卫视”。这种“烧钱”举动，被质疑为公司上市造势，书业人士普遍不看好。对此，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图书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迟早要走上市场化道路，这次广告投放，即使在投入产出上“打一个平手”，也可以在品牌提升上成为赢家。姑且不论这次的广告投放是否真的“对旗下四大高端系列图书的市场销售起到了巨大的拉动作用”，至少赚足了媒体眼球。
其实，类似的广告投放，换做在其他行业早已是家常便饭。只是，对于出版业而言触电还是太过于新鲜了。历数历年来在电视上露过脸的书业广告，十个手指足矣——浙江少儿、上海辞书以及部分挂在播放速度匆匆的电视片尾的挂名广告。撇开此次广告天价价码不说，这一事件在引发上述质疑争议之余，最值得出版人思考的莫过于：书业广告的贫乏或者缺席对于促进阅读，对于出版发展的影响所在。
改革开放30年来，早已完全市场化的诸多行业，造就了广告业的繁荣昌盛也使各种产品广为人知，且在大力倡导树立文明新风和环保观念下，电视上也播放了许多创意内涵俱佳的公益宣传短片。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少年来，出版人在这方面的尝试或努力却乏善可陈。当然，这种指责有失公允。电视广告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价码，对于年销售码洋上亿的出版社来说已是大出血，更遑论效益欠佳的出版社了。因此，书业广告通常只出现在报刊上和书展上。相比较，这些广告的效果难以与电视广告同且而语，而且还有圈子烙印——很大程度上只是同业形象展示。
遗憾的是，书业广告的弱势长期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每年的书市和全民阅读日期间，大众媒体的报道每年就热闹那么几天版面、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片子，缺乏一种持续的关注，就犹如一个过时段子所说的那样：雷锋叔叔每年三月只出现一次。而曾经在各家电视台火热的读书节目也因收视率低而纷纷下课。由此不难理解出版业形象及其产品在社会影响方面的式微，由此却难以理解国家在促进出版文化产业和全民阅读上某些作为的缺席。
据报道，商务部近期为了提高中国制造在海外的形象和销售，拨出巨资在CNN等西方境外媒体上投放广告。这一举措，无疑会给金融危机下低迷的中国制造业打上一剂强心针。将心比心，倘若国家也对出版业给予类似的扶持政策，一方面加大对行业的资金扶持，另一方面在书业上多赞助些倡导阅读、培养阅读兴趣的公益广告，书业的整体发展面貌会不会焕然一新呢?(1编撰／朱璐)
【首届百佳出版社评比】
2009年8月11日，新闻出版总署对首次被评为一级的安徽人民出版社等100家图书出版单位授予“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荣誉称号，并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和新闻出版总署网站上进行 公示。
“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特色鲜明，品牌响亮；重点图书多、获奖图书多、社会贡献大；注重人才培养，人员训练有素、职称结构合理；创新能力强；资产运营效果好”等六个特点，被认为是首届百佳社的共同特点。
根据《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等级评估办法》和《关于对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进行首次等级评估工作的通知》精神，新闻出版总署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等级评估办公室自2008年6月正式启动首次评估工作，委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编辑学会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科技出版工作者委员会3家中介机构，对全国500家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2006—2007年度出版综合情况实施了等级评估。500家出版社共评估为4个等级。评估指标体系由“图书出版能力”、“基础建设能力”、“资产运营能力”等组成，共计25项指标。
对被评为一级的100家图书出版单位，新闻出版总署授予“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荣誉称号，并作为重点支持的图书出版单位群体，在资源配置等相关政策上给予倾斜和支持，鼓励其做大做强，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对被评为四级的出版单位给予警示，要求他们认真查找原因，提出整改措施，限期整改。对那些经营不善，问题严重的出版单位，整改期过后还达不到办社条件的，要采取关、停、并、转等措施。评估期限为每三年评估一次。
评估工作的目的在于逐步完善分级管理制度，探索出版单位的退出机制，此次评估标志着中国出版企业评估制度的正式建立。(编撰／高霞)
【山寨】
倘若要罗列2009年的热词，“山寨”必不可少。
随着“山寨”一词的逐渐流行，其含义也在不断延伸扩大，早已从原来的“山寨机”等商业产品范畴逐渐扩展到只要略带巧合的雷同和刻意的模仿。因此，举凡带有一定娱乐元素，都会被冠以“山寨”之名。“山寨”作为一种符号、一种流行语言、一种潮流主张，已经渗入我们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
虽然这一热词并非源于出版，可略略一想，若干年前就已风行且至今依然热络的“跟风”、“追风”出版行径，又何尝不具有浓郁的“山寨”味呢?遗憾的是，经年累月，出版人的“跟风”之说终究只是自家人的行话，上不了潮流的大场面，难以为外界所熟知。此外，这当中的巧合还颇有些讽刺意味，以“山寨”观照出版似乎还折射出了以创意为魂的出版界创意能力的些许苍白。
按通行的说法，相对于精英主流文化，山寨文化是一种代表草根的非主流文化，同时，它有着先天的盗版文化、侵权文化、强盗文化的胎记。而“山寨”之于出版，时下最典型的例子则莫过于在“百家讲坛”催生一批学术明星“古典心得”图书后，诸如《草根品三国》、《煮酒品三国》、《漫画<论语>心得》图书相继出炉，这些跟风书、同质书造就了出版业繁荣的“泡沫”，造成了读者无所适从的眼花缭乱。
其实，对于“山寨”或“跟风”，并不能予以一味的负面否定，关键还在于讲究一个尺度把握。如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认为，“所谓‘山寨’应该分为两种，恶搞型的山寨要坚决制止。”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创造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形式是真正的山寨文化，而曲解甚至恶搞他人作品的“山寨”是一种盗版行为，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毕竟，在某种意义上，“山寨”或“跟风”也是一种创新生产力。不为大众所熟知出处但几乎人人都在享用的电子触摸屏技术，据说也是中国人“山寨”老外的科研成果。而且，由于国人研发的这一技术确有过人之处，以至连苹果这样的头牌公司都不好轻易地讨个说法。
由此可见，理智的“跟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山寨”，或许才是其值得倡导和发扬的草根核心精神实质。而这之于出版亦大有裨益。(编撰／李菊)
【新中国60年百名杰出出版人评选】
“新中国60年百名杰出出版人物”评选活动，是在新闻出版总署指导下，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韬奋基金会联合光明日报社、《人物》杂志社、中华读书报社、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国新闻出版报社、中国图书商报社、光明网、新浪网、中国出版网、中国新闻出版网、中国版协网等单位共同发起举办，凡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出版、印刷、发行岗位工作或工作过，并为行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从业人员均可被推荐参评，新中国成立后去世的老一辈著名出版家也在评选之列。经过推荐、评选、投票、公示，主办方将对100名在出版、印刷、发行界德高望重的杰出出版人给予表彰。
通过评选活动向全社会展示和宣传出版业的社会功能和出版人的职业精神，既让许多70后、80后的小辈对前辈的光辉事迹有所了解，也激励了广大出版工作者以杰出出版人物为榜样的奋发进取精神。同时，不仅让咱广大的同行在社会上光荣地露了把脸，扬眉吐气了一番，也给中国出版业做了一次很不错的形象广告。
由这次入选的名单来看，确实很好地兼顾到了建国60年来与出版行当相关的各个领域的杰出代表，连向来在这个行业里比较冷门的印刷也榜上有名。欣喜之余，颇让人感慨的是，这个评选榜单人选的点面兼具，但在现实中，图书虽相对强但总体依然弱势，期刊盘面较小市场细分的发展培育速度慢，国有印刷赶不上民营的发展势头，等等，这些现状让人难以乐观，而这些情况无疑也和上级的政策指挥棒密切相关。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的评选开展得好，能够在整个出版界起到鼓舞士气、树立标杆、传承传统的作用，让全社会充分了解这个传承文明、记载历史、追求崇高的职业，促进出版人反躬自省，进一步地完善各种政策措施，不断提升出版业的发展潜能。(编撰／高霞)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新闻出版改革30年的历程，按照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部署，对下一步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以及配套措施做了详尽的阐述。
在《指导意见》中，鼓励国有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做大做强。除享受国家所给予的优惠政策之外，新闻出版总署也会尽可能制定扶持政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30年，特别是2003年试点以来，地方有25家出版集团完成了或正在完成转企改制，另外有1000家报刊社也进入了转制行业，成为市场主体。除西藏之外有30家省级新华书店转制，成为市场主体。
新闻出版体制的改革，涉及到图书出版社改革、报刊改革，还有流通领域的改革，其中图书出版社的改革已经走在了前面。目前，全国有图书出版社579家，地方出版社和高校出版社将按照中央的有关要求，在2009年年底前全部转制为企业。
在《指导意见》中，还专门有关于 非公有文化工作室的阐述，明确“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将非公有出版工作室作为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国有出版企业在确保导向正确和国有资本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进行资本、项目等多种方式的合作，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搭建发展平台。
《指导意见》不仅首次明确了新闻出版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而且第一次正式地明确了民营书业的合法地位，这将会进一步地提升国有出版企业和民营书业合作层次，促进书业的健康发展。(编撰／伍迁)
【推理小说年】
想当初，“哈利·波特”虽风靡全球，贵为天王级畅销书，受到不同成长背景不同肤色的青少年都的狂热喜爱，但其魔幻题材在西方评论界也不乏负面评议。其时，对它最为中肯的评价莫过于：让网络时代日渐疏远图书的青少年重拾阅读兴趣。
以此相对照，成年人的“哈利·波特”——或许可以说是对今年出版界的黑马推理小说最恰当不过的评价了。
这匹马之所以够黑，主要归因于这两年加入推理小说出版行列的出版社越来越多。订货会和书店卖场上有不少推理小说海报，打着硕大无比、触目惊心的“惊悚”、“侦探大师”等字眼，各大书店、售书网站有一批精品悬疑推理小说在榜单上分外惹眼，多少能够看出2009年这类图书的新气象和趋势。俗话说，无风不起浪，悬疑推理类小说的销量节节攀升，自然是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慢慢的这个市场就培育起来了——无形中，对国人的阅读量也作了贡赋。颇让人欣慰的是，这两年推出的推理小说，除国人早年熟悉的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以及哈米特等经典系列，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午夜文库”系列也倍受瞩目。
而且，这个被冠以“年度图书”荣誉的推理小说，除依然一派兴旺的引进版外，也进入了一个本土化创作的井喷阶段。蔡骏、天下霸唱、上官午夜、红娘子、周浩辉等作者的作品也再次成为市场的宠儿。蔡骏的《人间》、天下霸唱的《鬼吹灯》、上官午夜的《天劫》、红娘子的《迷藏1：血色面具》、鬼马星的《迷宫蛛》分别跃居卓越网、当当网悬疑推理类图书畅销榜前列。不过，在一股阅读风尚下，本土创作如何不成为昙花一现的经典，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哪一天，中国人也有了自己的福尔摩斯和阿加莎，这个市场、这类题材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编撰／李菊)
【汉字整容】
2009年8月12日，教育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对44个汉字“整容”，而引来众多非议。某门户网站进行的调查显示，近九成的网友反对“汉字整容”，认为此举纯属瞎折腾。
据悉，此次编制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历时8年，经过专家全盘考虑、反复研究才得以出台。按照这个所谓的“整容”方案，“琴”“亲”“魅”等44个汉字将进行写法调整。如：“琴”字左上角“王”字最后一笔由“横”变为了“提”；“唇”字的厂字头由半包围结构调整成了上下结构，“亲”“杂”“杀”等字底下的“竖钩”改为“竖”，最后一笔由“点”改成“捺”……
汉字是一种负载信息的书面符号。大多数网友认为，汉字要怎么改，恐怕不能光考虑专家们所说的汉字“字理”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看应用是否方便。这次专家认为需要“整容”的44个汉字，绝大多数都具有通行度高、易于识别的特点，实在没有“整容”的必要。同时，一些字在“整容”后反而不规律、不统一，比如在教材、计算机字库、数据库等方面都会带来不少麻烦和不便。其实，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当年制定简化汉字方案的遗留问题。当时，主要是忽略了汉字繁简转换时一对一的对应，现在要再来“整容”，比较可行的措施，或者改字，或者用软件智能化解决。就目前来看，后者比较困难，前者影响较大。
8月下旬，中国社科院、北京社科院、北京语言大学等高校和社科机构联合召开研讨会认为：这是人为制造文字混乱；于法无据，与现行国家标准抵触；任意肢解、修理汉字。著名语言学家江枫表示，“汉字整容”不能代表多数专家的意见，“至少我们就不同意!”
9月2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短短20天征集到与“汉字整容”有关的意见数以万计，将根据征集上来的意见和专家意见再次调整，短时间内不会有最终结果出台。
“汉字整容”的最终结果，估摸也就不了了之吧。(编撰／伍迁)
【双百亿】
近年来，中国出版业的转企改制、集团化建设方兴未艾，从做大做强到做强做大，于是便了新的“在三到五年内培育出六七家‘双百亿’的出版传媒企业集团”目标。
其主要依据为：年出书30万种达68.6亿册、整体数量和规模名列世界前茅的中国出版业，在500多家出版社中，排名前十的出版社的市场占有率仅为25％，与发达国家高产业集中度有很大的差距。由此，提高产业集中度，打造几家“双百亿”出版集团即成为我国出版向产业化迈进、提高竞争力的当务之急。
出版企业的规模和品质一般来说是成正比的。放眼国外知名出版集团和出版社，无一不是大而又强。当然，强是指主业强，一本一本的书摞起来，实打实的。只要是这些出版集团出来的书，读者也许闭上眼睛都可以买到好书。出版企业大了，成为大船，抵抗风浪的能力当然也随之增加。比如要收购兰登书屋，听到这句话，眼下任何一家中国的出版社社长都会被吓一跳。所以，中央领导对于“走出去”的一片苦心让中国出版人都非常感动。但是，什么事情都必须是一件件地做出来的。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先问问有什么条件。如果现在有一家出版社的社长说要收购兰登书屋，那他的脑子肯定是进水了。
姑且不论“双百亿”的目标对未来出版格局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也不质疑凤凰出版等传媒集团的业绩，但是，在当前行政和地域对出版资源的分割仍然牢不可破，“内容为王”还不足以造就中国出版的十足底气，造大船还得靠行政撮合而非市场化运作的前提下，今后更多的“双百亿”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了。毕竟，中国出版的文化影响力有限，在缺乏资本运作和外力推动下，纯粹靠卖书来攒身家并在短短几年达到更多的以经济指标来衡量的“双百亿”目标无异于痴人说梦。此外，当数字、规模上的考核不断被强化的同时，出版所承担的文化责任会不会因此有所削弱呢?
转身思量，咱们的“双百亿”在强调经济指标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同时提出“双百亿”的社会效益指标呢?其实，少一些数字上的目标考核，小而强好，大而强也好，皆应倡导，归根结底文化的竞争力、影响力和创新力的提升才是出版业的本质和魅力所在，也是中国出版在世界出版舞台上争取更多话语权的关键所在。出版人应始终铭记的是，中国出版的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它的516.04亿码洋，而在于它是中国的文化脊梁，中国文化进步的基石。(编撰／朱璐)
【改制】
图书出版和报纸、杂志，虽然同属文化产业，但出版的传统成分要大得多，它重在文化积累和长久性的传递，而很少注重一时一地的风波与八卦。多年来图书出版市场一直风平浪静，几乎很少受到国家政策变化的影响和新媒体的冲击。就算大多数出版社十几年来一直采取“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运营模式，看上去也基本是自己挣钱自己花(当然也有部分上交国家)，所谓竞争激烈，只是大体存在于为数不多的几家能干的出版社实体之间，强者可以争得更多的效益，而即便是后进的单位，也一直没有吃不上饭之虞，毕竟图书出版在咱们中国近60年来一向属于垄断行业。尽管，随着改革的深入，将出版社由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制已经成为有关管理方面的共识，但是毕竟没有国家性的统一命令，改变单位性质又岂是出版社能自说白话就可以操作的?
2009年，文化体制改制的新政策把图书出版业一下给推到风口浪尖上，一时间，图书出版领域成为转企改制的新热点。说到底，最显见的问题可以用这样八个字来概括：钱从哪来，人往哪去。尽管上级文件精神中绝对见不到这八个字，但大家都知道，钱和人的问题，其实正是出版改制能否顺利完成改制的关键。
改制成本最大的部分是人员费用，包括补缴养老保险费、给退休人员的补偿等；其次是改制执行费用，如改制过程中的资产评估、咨询费用等；此外，还有土地租赁费用等。具体费用各社情况不一。在这方面，一小部分数年之前就已经为职工缴纳了社会保险的出版社，负担就轻得多，——有前瞻性的眼光跟没有这眼光，大相径庭。而在从业者的态度来看，在改制的实际运作中，大多数中青年员工和一向锐意进取的中老年编辑欢迎改制，而面临退休或依据内部政策要求提前“内退”的职工则感受着一种“被改制”的无奈。
回首2008年、2009年的改制历程，出版从业者最切身的感受是：前一年是开会很多、上级文件精神很多，动作却很少，或者说只进行着以清产核资为主要内容的预备性工作；后一年是一下提速，甚至规定了最后的期限以及堪称最严厉的处罚措施：2009年年底不完成转企改制便将吊销社号。
兴许可以用像是在“过山车”上来形容这两年的出版社改制进程：先是匀速上爬。突然一下过了那个坎，然后便是在重力加速度下死命往前冲。不知，是否2010年新年一过，全国的出版社皆“新桃换了旧符”，谱写中国出版的新一章。(编撰／兼言)
【金融危机】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出版业造成了严重影响。如出版业的投入减少、消费者购买力下降、退货率上升、库存增加、回款时间延长、呆账、坏账、死账比例提高、新书品种明显减少等等，出版社停止加薪、裁员重组、削减参加国际书展的费用和支付给作者的预付款等应对举措成为出版界司空见惯之事。美国《出版商周刊》的报道称，据最保守估计，美国出版商2008年至少裁掉了1200位员工。尼尔森图书销售监测公司对2009年上半年英国总消费市场的统计显示，图书总销售总收入为6.842亿英镑，比2008年同期下降1.3％。英美出版商正在金融危机中使出浑身解数寻找“解药”。
整体而言，中国出版业一方面经受着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这首先得益于改革为出版业注入了强大活力，成为出版业逆势增长并持续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量；其次，随着出版改革大提速，出版业升级转型加速，上市融资、跨区域重组成为资源整合的新亮点；第三，金融危机有力助推了出版业的数字化浪潮。数字出版的迅猛发展为出版业开辟了新的领地。
据2009年4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文化蓝皮书《2009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08年文化产业维持以往3年的增速，总量增加值大约7600亿元。文化产业在危机时期“口红效应”的作用下进入高速增长周期，迎来逆势上扬新契机。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2009年4月19日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中表示，从2009年一季度运行的情况看，新闻出版业出现了逆势上扬的好态势。去年我国新闻出版产业的总产值超过了8500亿元，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占到了2％以上，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比如美国的版权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了33％，我们占的比例依然太低了，这个情势凸显了出版行业同整个经济发展水平比较的不相适应，与国际出版业相比较更不适应，仍然缺乏有影响力、有竞争力的精品力作。
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出版业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同时也为世界出版格局的调整带来了机遇。为出版资源在国际间的大流动、大融合带来了机遇。可以预见，经过这次金融危机的洗礼，世界出版全球化的进程将不断加速，而中国出版业的不断发展，将有利于推动形成一个更加平等、高效、互补、共赢的世界出版新格局。(编撰／朱瑜)
【3G】
2009年，3G风生水起元年。1月7日，中国正式发放3G牌照，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3G时代。
3G是指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与前二代相比，其传输声音和数据的速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并能处理图像、音乐、视频等多种媒体形式，可提供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
承蒙各大运营商不惜血本的推广，3G手机、3G上网本广告铺天盖地，刮起了一股3G潮流旋风。而这股旋风之于出版的影响在于：手机阅读有望成为首个爆发的3G杀手级应用。市场调查公司Frost＆Sullivan日前预计，2009年手机阅读的全国总收入将达到5898万元。受此影响，中国移动加快了该业务营销推广模式在浙江的试点工作。早在2003年，日本3G业务大量推出之后。其手机图书出版额达到20多亿日元。随后市场呈现爆炸式发展，2007年猛增至400亿日元。
当前，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业之间的产业边界日益模糊并趋于消失，三大产业的内容生产、传输平台和接收终端不断走向融合。而数据表明，传统出版业正在逐年萎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出版正在3G技术的支持下迅 速发展。手机阅读已成为继手机音乐之后最具潜力的增值业务。
3G时代的主要业务为数据业务，3G手机大大超出了传统移动通信时代手机原有的内涵，它拥有了多媒体功能，而被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网络之后的“第五媒体”。这“第五媒体”就是电信与广播电视、出版业相融合的典型体现。
3G时代的来临使人们的阅读终端从纸质媒体、电脑转移到了手机，手机阅读出现了新的特点：第一，可随时随地阅读；第二，快餐式、浏览式、随意性、跳跃性、碎片化的浅阅读特征突出第三，存储量大；第四，塑造互动环境，重视用户体验；第五，受众面宽；第六，可视、可读、可听。
中文在线董事长兼总裁童之磊认为，3G时代的到来为出版产业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一定程度来讲，3G的来临意味着手机出版时代的到来。手机将是传统出版商迎来新增长机会的平台。无论是运营商、数字出版商，还是传统出版商，都将关注到这样一个全新的市场。
过去，出版社总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内容提供商，但其实现在很多技术商、平台商、运营商都在做内容，在新的形势下，传统出版必须想办法向移动阅读去靠拢，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数字出版，要想着怎么去融合，而不是去固守。(编撰／朱璐)
【出版退出机制】
似乎以《中华新闻报》的停刊清算作为新闻出版业要将“退出机制”真刀实检地实行的标志，中国出版社的退出机制已经实行在即。新闻业退出机制的推进会与报刊转企改制等工作同时展开，而且把并购重组作为退出手段之一种而加以推行。这实际为出版业的退出机制的实行蹬出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子。前有车后有辙，毕竟强于筚路蓝缕、无路可借啊。
退出机制，其实是出版业全面改制必备的游戏规则。早在几年之前，新闻出版总署制定过很多有关调整结构和优化产业布局等方面的指导意见，收效却不明显，核心问题只有一个：没有建立起可行的淘汰机制。为此，总署设立了专项课题进行退出机制的研究，针对图书出版社、印刷企业、报刊社以及音像电子网络等出版单位分门别类地研究退出机制问题。
目前即将实行的退出机制，完全不同于过去理解的行政性退出，而是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进行评估，根据运营结果来实行退出。在实施动态结构调整，进行总量调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淘汰一批违规违法、资不抵债、屡次出问题且整改无效的出版单位。
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时间表，2010年年底前，全国所有的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都要转制为企业。但是很显然，转制为企业并不是改革的最终目标，我国500家经营性出版单位，怎样才能成为完全的市场主体，以及成为市场主体后，企业行为和出版行业的秩序怎么来规范，哪些出版社应该得到支持，哪些出版社应该被淘汰，而版号、书号等资源，怎么才能更优化的配置，这些都需要新闻出版总署建立一套系统的评估体系。这一评估体系的设定以及评估的结果，正是当下出版退出机制实行的必要参考或日必经之门。
当下局势，全国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首次等级评估工作已经结束。500家出版社共评估为4个等级。这次评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业开展的一次具有开创性的重要工作，标志着中国出版企业评估制度已正式建立。按照分类评估排队结果，将图书出版单位的评估分为4个等级，由高到低，分别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全国500家经营性出版社共评出一级出版单位100家，占20％；二级出版单位175家，占35％；三级出版单位200家，占40％；四级出版单位25家，占5％。总署的态度是：评估是动态的，不代表未来，“就像世界500强一样，随着经营情况，有上有下、有进有出，不搞终身制”。
“退出”已经实行，“准入”还会远么?毕竟，有进有出的市场机制，才是真正的健全哪。(编撰／兼言)
【全民阅读】
早在几年之前，随着一年一度的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的如约到来，与阅读有关的争论就悄然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事情的起因是近年来毁誉参半的电视明星学者余秋雨反对设立“国家阅读节”。余氏反对，是由于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自2003年以来连续4次以提案的方式建议将9月28日孔子的诞辰设为全国性的读书节日。正所谓：余氏反对无效，倡议因反对而愈增大影响。虽然尚未真正成“节”，但全民阅读的呼声和幅度大小不同的各式由政府举办的读书活动形成了规模。可以说，全民阅读的呼声就像一股浪潮，平地袭来，渐成声势。
全民阅读活动的正式兴起，始于2006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等11个部门联合发出在全社会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
在进行过全民阅读的调查中，识字但每年连一本书都不读或者基本不读书者在回答不读书的原因时，占据前两项的是：“没时间”和“不习惯”。其实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大凡人们对某事由兴趣而养成习惯，总归会有时间来从事的，只要愿意把时间当成海绵，挤一挤还是会有的。
对于读书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由来已久，由民间流传甚广的“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到如今读书就是为了考大学、找份好工作，莫不由此而出。真正的、本质上的读书，应当不仅是为了有用，更是为了提高个人素质。用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的话说，就是“一个人阅读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他的成长、职业能力和他对社会作用的发挥，一个国家国民阅读率的高低，国民阅读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强弱，影响到全社会的总体文明程度和创造能力。”
当前，我国政府已经将促进阅读纳入文化发展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带动起来的全民阅读格局也将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生生不息的动力。
2009年是新闻出版总署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第4个年头，被特别凸显的全民阅读的样板，非“深圳读书月”莫属。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和新闻出版总署于11月1日至2日在深圳召开全民阅读活动经验交流会，总结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的好做法好经验，表彰成绩突出的先进单位和活动项目，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发展，进一步在全社会倡导“多读书、读好书”的文明风尚，即是对深圳这一模范样板的一个注解。(编撰／兼言)
【全媒体出版】
自2008年12月以来，《非诚勿扰》、《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见证奇迹的人生》、《我的兄弟叫顺溜》、《也该穷人发财了》等一部部出版物，纷纷以传统图书、互联网、手持阅读器、手机阅读等各种形式同步出版，让“全媒体出版”着实红火了一把。
全媒体最大的贡献在于“整合”二字：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整合，打破了把两者对立起来的思维误区；纸质图书、互联网、手机、阅读器等不同媒体 的组合，把不同媒体由竞争对手变为合作伙伴；出版商、技术提供商、移动运营商等不同身份的整合，实现了角色的换位与融合；出版、电信、影视等不同行业的集合，达到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读者阅读选择与体验的整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读者的需求，符合“一种内容、多种载体、复合出版”的市场和战略要求。
技术发展更新的速度非常快，新一代人群的阅读和消费习惯已逐步形成，网络阅读、手机阅读已经成为14-22岁读者的普遍消费方式。前不久在杭州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出版高端论坛上，中文在线董事长兼总裁童之磊在题为《手机出版引领全媒体出版》的演讲中提到，现在出版已进入全媒体时代，在五种媒介出版形式中(手机、互联网、手机阅读器、电纸书、纸书)，未来的主流会是手机出版，并强调手机出版将引领全媒体出版。有数据显示，过去的几年当中，中国每年的手机用户增长速度都接近300％，是整个市场当中增长最快的。可见，不注重新媒体，传统出版行业肯定避免不了要落后被淘汰。
对于传统出版而言，技术的变革不仅拓宽了经营的思路，还延伸了内容的产业链。当然，这个甜头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尝到的，全媒体出版牵涉到更多的环节，对于能“全媒体化”内容的题材、风格要求自然也有别于纯粹纸质出版。更要考虑不同读者(受众)的多媒体口味。因此，守正出新，不断地追求选题策划的创新和超越将给出版人带来更严峻的挑战。
同时，以潘凯雄为代表的另一些书业人还担忧：“全媒体”出版虽有丰富的传播工具和技术的更新，却没有催生出新的内容和新的文体。如果只是内容平移，尚不能称之为成熟的全媒体出版。每一种工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当它们与传播内容进行组合，将会带来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假如有一种作品，在纸质媒体不可能做，但在手机和阅读器上可以做到，这种新文体的产生，才真正标志完整意义上的“全媒体”出版时代的到来。(编撰／高霞)
【谷歌“侵权门”】
2009年10月，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一纸公开声明让全体作家蓦然惊觉自己已被搜索引擎老大谷歌窃取了劳动果实。570位中国权利人的17922部图书，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扫描上网。这只是在选取部分知名作者进行简单查询后的结果，实际上有多少作品已列入谷歌计划，还是一个未知数。
尽管此前谷歌图书欧洲分部的高管称：“我们并不想用这个图书馆来赚钱，我们是在为社会作贡献。”但有律师表示，谷歌希望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数字图书馆确实是一种伟大的文化构想。但是在操作层面，特别是在中国现有法律环境下，这样的构想显得不切实际。而坚持所谓的“公益”概念——从某种程度上则成为谷歌对于版权侵权行为的“挡箭牌”。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孙宝寅认为：“这是一场社会效益和商业利益的博弈。谷歌数字图书馆已经明显违背了版权法中关于‘先授权后使用’的规定，加上60美元的低廉赔偿，这是对版权的践踏。”因为在互联网世界中，流量就意味着金钱。尽管谷歌方面可以表示不会在数字图书馆计划中引入广告等商业行为。但是，只要有流量，就可以通过各种办法“变现”。这并不以企业主观意愿为转移。只要有商业利益的存在，就必将会对著作权人的权利造成侵犯。这就形成了法律问题。
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张平表示，如果站在权利人的角度上考虑，是应该谈和的，因为鉴于谷歌的实力，作品被放在这个平台上之后，影响力会大很多，那么谈判的重点就应该在于如何最大限度保证权利人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
图书对于谷歌来说只是一种手段，目前其主要盈利点在广告方面，而一旦众多的权利人接受谷歌的和解协议，谷歌就成了数字图书领域的“巨无霸”。以谷歌现有的实力，借助它通过侵权获得授权的资源，会抑制数字图书领域的市场竞争，其他数字图书供应商根本没法与其竞争，而且谷歌给出的63％的利润分成也是其他商家无法比拟的。
在权利人关注谷歌侵权的同时，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浮出水面——如果谷歌掌握了大量数字出版资源，也就为按需出版打下了重要基础——内容储备，很可能带来出版业的大洗牌。这也正是国内出版商们所忧心忡忡的。(编撰／朱瑜)
【书号实名申领】
作为出版物的一种稀缺资源和“准生证”的书号，对其实行的宏观调控是管理机构加强出版管理的重要手段。为了杜绝不当获取书号的行为，并对书号买卖市场有所抑制，新闻出版总署从2008年7月15日起实行网上书号实名申领，即出版单位在图书出版活动中按书稿实名申领书号，必须一书一号。自2009年3月以后，全国579家图书出版单位将全部实现通过互联网进入书号实名申领信息系统，完成申领书号、条码的工作。
作为我国出版业审批制中的重要环节和内容，书号审批牵一发而动全身。书号实名申领向业界发出两个主要信息一是书号使用不限量，二是出版活动须规范。它将改变过去出版社一次性获得多个书号资源的状况，要求出版社通过网络申请书号的同时必须将“三审”书稿的完整、真实、有效信息填写在系统中，获得书号后信息不能再更改，出版后的书稿还要及时向出版行政部门送缴样本。出版管理部门希望通过书号实名申领，从制度上杜绝出版社“买卖书号”与“一号多用”。
书号实名申领，充分显示了行业管理机构要求出版社与民营书业企业规范发展的决心，无疑对我国的出版管理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要想从根本上抑制书号买卖，仅凭此点，这一剂药方或许还是太“温和”了。书号买卖，从市场角度来看，是一种趋利行为：一方面没有出版权的民营工作室掌握了相对优质的内容资源，一方面是拥有书号但缺少选题资源的出版社——双方互补性的合作带来双赢。有了这个根本的利益基础，要想有根本改变就绝非一夕之功。以长远发发展眼光来看，解决买卖书号的问题，同样需要相关的配套政策和措施。比如，出版业从业职业资格证制度，实施出版行业的退出机制，引导好国有书业和民营书业的合作，甚至是有关民营书业企业出版权的解决问题，等等。(编撰／李菊)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2009年7月国务院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国家将重点推进的文化产业包括：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这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可以说，这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做出的重要扶持计划。
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萧条对文化产业影响甚微，且能促使文化产业“逆势上扬”，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如美国文化产业就是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 条中逆市兴起，进而改变美国形象。
2009年商务部《文化产品及服务进出口状况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达158.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6％。在跨境文化服务贸易方面，2008年实现文化服务进出口48.16亿美元，同比增长29.5％。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文化产业的需求。2008年，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3000美元大关，达到3266.8美元。业内人士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这将是文化产业爆发点”。
与此相对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产业化程度较低，竞争力较弱，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当中创新和整合这两个突出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并导致中国文化产业投入与回报不成比例，商业模式陈旧、罕有精品推出等现状。而随着新媒体竞争和国外媒体的介入，其生存压力巨大，文化产业自身改革和壮大的需求强烈。
因此，《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加大政府投入和税收、金融等政策支持，大力培养文化产业人才，完善法律体系，规范市场秩序，为规划实施和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颇让人遗憾的是，《规划》的出台轰轰烈烈，振奋人心，但是其中的内容只是框架性的指导意见，尚未涉及可操作的细则。因此，业内人士不无担心：“国家重视文化产业不是刚刚开始，十七大时就提出了要加大文化产业的发展。但截至目前，整个产业还比较弱小。”因此，更让人遗憾的是。弱小而亟需加大扶持力度的文化产业，在四万亿中，与硬实力相较，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尚需时日。(编撰／伍迁)
【《文化部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文化部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下称《规划》)作了进一步的延伸解读，从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条件出发，明确了具体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了新的政策思路和保障措施。
《意见》提出，力争文化产业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步提高，到“十二五”末期实现主要文化产品增加值比年翻两番。基本扭转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逆差状况，显著提高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演艺、动漫、游戏等行业的发展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确定了演艺业、动漫业、文化娱乐业、游戏业、文化会展业、文化旅游业、艺术品与工艺美术、艺术创意与设计、网络文化、文化产品数字制作与相关服务等十个重点领域，并明确了各个领域的发展方向。对这些新兴领域，文化部门将给予高度关注和密切跟踪，及时把握发展动态，并制定出台相应的促进办法，尽快将其培育成为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
《意见》对于传统文化产业，今后的发展思路主要是提升优化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大力推进资源重组，加强演出网络建设，积极整合创作、院团、剧场、经纪等演艺资源，形成紧密衔接、相互协作的演艺产业链，提高演艺产业整体发展质量和水平。
针对文化产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如破解文化企业融资难问题、加强文化产业基地和园区建设方面以及推动文化贸易方面，《意见》也采取了一系列富有针对性的新举措新办法。
《意见》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角度提出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在社会以物质文明发展为主的阶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阶段，文化是第一生产力。这些方针无疑会对我国文化产业深化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整体上看，《意见》作为文化发展产业一个总领方针，具体到出版业，提到的似乎并不多。十个重点发展领域，也更侧重在那些市场化发展比较成熟，更适合资本化运营的演艺业、娱乐业和游戏业等。作为传统文化产业当中的出版业，或许因着重要意识形态领域业态性质，加之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从《意见》当中吸取的，除了结合自身实际认清整个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思路，也更需要在这一时代发展潮流中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作出应有的贡献。(编撰／朱璐)
【上市】
2009年3月，随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开辟融资渠道问题成为一项重点工作，总署将在推动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战略重组的同时，积极开辟融资渠道，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企业，特别是跨地区的出版传媒企业上市融资。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条件下，积极引导新闻出版企业采取内部融资、业内融资、业外融资、发行企业债券、引进外资、上市融资等方式进行融资。
做大做强，做强做大，都是任何一个行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可限于中国国情，作为重要意识形态领域业态的出版业，当前的集团化和上市潮，是改革的压力推动着出版企业加快上市的步伐。换句话说，上市，也是相关主管部门为推进出版业改革下的一剂“猛药”。但是，只要出版业的市场化因子偏低，融资门槛始终局限在49％，就难以真正意义上实现引进业外资本来发展壮大主业的美好愿望。
因此，从一些企业也传来了这样的疑问：以是否上市来衡量改革和发展的进程是否合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所有出版发行集团上市。改革的模式可以是也应该多样化的，上市并非灵丹妙药，更不是出版发行企业改革的唯一选择。仅以是否上市“论英雄”不可取。
另一些反对的声音也认为，图书出版是有一定规模的，不需要募集那么多资金。而且，资金多了，用在哪里是个问题。图书是个微利行业，而资本是趋利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如果把钱投到了别处，做房地产，搞旅游，钱是挣到了，出版主业却没有做起来，岂不是“本末倒置”?出版的文化本色，文化影响没有壮大起来，反而偏离了轨道。上市也不过是圈钱行为而已。
总之，出版发行企业成为上市公司以后，既要做大规模，又要坚守出版导向，不能弱化意识形态属性作用。既要做大做强出版主业，又要给投资者反馈最大的回报。如何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尚需务实探索。(编撰／高霞)
【图书公平交易规则】
长期以来，出版行业上下游各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诚信建设缺失问题图书的高定价、低折扣；出版物市场退货现象相当普遍，造成出版社库存不断增加；图书选题重复，跟风出版现象严重；回款慢、账期长；图书发行渠道乱，网点杂，形成管理的盲点；社店之间不签订合同，以i-T~g代替合同的情况非常普遍。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上述的这些已成为严重影响中国出版业健康发展的痼疾，让业内人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除此外，书业在质量、在服务社会的意识上，也亟需规范。
《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作为出版业的第一个由行业协会制定颁布的有 关图书交易的行规行约，它的出台不仅是中国图书市场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标志着出版业转企后，行业自律等管理监督职能正在由政府部门向行业协会过渡。
不过，在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大家心里其实还是紧捏着一把汗的。毕竟书业这种开放不统一、竞争而无序的现状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加上中国社会传统的人情、面子交际潜规则无往不利，仅仅依靠一个行业协会性质的规则来规范和监管，不啻于泰山压卵般的重担。且不说书业协会多年来的工作主要以组织、举办展会和研讨会为主，对具体的法规性监管工作缺乏经验，而且，在人力物力上也相对薄弱，这就不免让人担心，协会在此方面即使想有所作为或许也会有心无力居多。
当前，在法制观念和法制建设相对落后的现实情况下，加上书业的市场化因素较低，从业者鱼龙混杂，要想从根本上扭转这些不诚信的乱象，不仅要依靠从业人员的自律以及行业协会的监管，还有赖于相关法制建设的完善。比如盗版，现在打击盗版的主力军是新闻出版局和出版社相关部门人员，由于现行制度对盗版者的处罚力度偏轻，违法成本不高，所以，总有违法分子屡犯不止。
不过，话说回来，有总比没有的好，天下事难易皆有，关键在于开头。尤其是像《图书公平交易规则》这样一个非常迫切、非常有必要的行规出台后，随着书业市场化进程的深化，书业公平交易实现的那一天必将到来。(编撰／朱璐)
【民营书业新政】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民营书业的地位与身份再一次以文件形式加以确认，对民营书业的作用与地位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加以界定。
业界普遍认为，这是截至目前中国政府管理机关对民营书业的最客观、最科学的评价，它昭示着民营书业又一个新的春天即将到来，也是动员全社会力量促进文化大发展与大繁荣的一项重要举措。
《指导意见》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第一次提出要积极探索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第一次提出要鼓励国有出版企业在确保导向正确和国有资本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进行资本、项目等多种方式的合作，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搭建发展平台。实际上，尽管如何落实这个问题还需要一定的程序与时间，但文件上提到的民营书业与国有出版单位的合作，却是早已存在并得到了政府的默许，民营书业通过与国有出版单位合作，特别是资本合作，进人出版上游已成为当前最为可行的办法。因此，《指导意见》出台后，江苏凤凰出版集团旗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共和联动公司，快人一步地尝鲜了此“螃蟹”，共同出资近1亿元成立了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身为新公司总裁的张小波也将这个新公司定义为“投资新主体”。
“投资新主体”合作模式的优势在于：一是降低出版导向上的政策风险；二是现阶段国有出版企业改革面临的很多困难在新公司中更易解决；三是合资双方在经营规模上、市场占有率上获得比较优势，充分实现品牌影响力与资金优势的互补；四是国有企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遇，而民营书业通过与国有的合作，在政治地位上、在外部环境上，可以得到提升与改善。由此可见，“投资新主体”发展前程让人充满期待。
不过，可以预见成果的最终实现，还要有赖于完善的配套服务、扶持“投资新主体”的“新主张”。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新主张”主要有：一是要对两种不同体制并合而带来的结构性的矛盾有着长远的认识；二是各投资主体应在一开始就明确自己的责、权、利，无论产品和运营开发都要坚持运营性；三是国家相关决策部门对于图书出版行业不同类型的新主体给予不同的支持，且这样的政策应是持续的、稳定的，等等。
当前，新生事物起步阶段的朝气与活力，已经给人带来了许多盼头，虽然个中还会存在诸多的矛盾和曲折，但是，这种新主体的建立，让中国的国有和民营出版人都更进一步地意识到，民营书业是中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补充力量。(编撰／高霞)
【盛大并购】
2009年，盛大文学的并购之手已从文学网站延伸到了出版行业。继4月底调收购了一家在天津的民营图书策划机构聚石文华后，又传出其将控股华文天下，与新经典、博集天卷等其他民营策划机构的并购也在洽谈之中的消息。
盛大董事长陈天桥曾向媒体表示，期望盛大文学在未来条件成熟时能够独立上市。而此时，盛大旗下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和晋江原创网已重组为盛大文学有限公司，与盛大游戏和盛大在线一起成为盛大集团三大业务。在上海电视节上，盛大文学首次以参展商的身份“叫卖”旗下网站授权作品的电视剧改编权。
盛大的这些举措，不由得让人恍然大悟2004年盛大企图收购新浪的野心。其时，刚在纳斯达克入座的盛大，就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攻击性和侵略性，在二级市场大张旗鼓地收购新浪，并引发了新浪启动的反盛大收购的“毒丸计划”，这被业界评价为是“西方资本市场的惯用并购手法在中国企业之间第一次娴熟演练”……自那时起，陈天桥的媒体梦便正式扬帆起航。随后，盛大文学也应运而生。
如今，随着盈利模式的日渐成熟，盛大文学也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产业链：宣布要为旗下的作家配备经纪人，把盛大文学打造成为一个好莱坞式的平台，像好莱坞打造明星一样，去培养、包装作家。挟资金、技术与内容等优势为一体的盛大文学，其发展蓝图和举措，对传统出版而言，则意味着自己原本强势的上游这块蛋糕将再次被人切分，即使“全媒体出版”日趋流行，也会被切掉相当多部分，而假以时日，在这个题材领域里的地位更难免岌岌可危。道理其实很简单，当一个产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时，要想进一步突破，必然需要在融资和产业链延伸上有所建树，否则做大做强或做强做大都难免空泛。
据报道，盛大文学旗下的原创中文网站目前已成为国内电视剧内容源的最大提供商，旗下网站已有上百部作品被售出改编为电视剧，同时获得上千部作品的电视剧改编权的授权。显然，如今在陈天桥心目中，盛大的未来，除之前的“将在个人电脑、电视、手机、在电影、音乐、游戏，在广告、预付费和电子商务这九个方面发展”，还新增加了——成为国内最大版权运营商的这一目标。今后，盛大还可能直接投资其授权作品的影视制作，在文学作品创作、出版、发行、版权营运等方面形成的长长的产业链。
临近年末，盛大再爆让人侧目之举，与湖南广电“触电”成功，迈出了实质性影视制作发展步伐。
因此，我们并不难想见，盛大或日盛大文学，其宏图伟志剑指中国首家民营文化产业集团。所以，盛大这个样板之于各省市已经上市的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和正在谋划上市的出版集团而言，不乏可资借鉴的价值。(编撰／朱璐)
【教材循环使用】
去年“两会”上，教材循环使用成为代表激辩的热点之一，聚焦点在于教材循环使用中存在不少问题，推广时机并未成熟，国家有关方面应该广泛调查、慎重研究，暂缓实行，并可能对教育界、出版界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
教材循环使用，出发点固然是好的。但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这种节约，虽说省掉了很大一笔政府采购费用，但细算下来，弊大于利是显而易见的。
众所周知，中国的教材用纸、印刷、装订质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中国的课本基本上属于一次性消费的易耗品，根本用不了i年五年，有的教材用一年都勉强。再想想中国的城乡的卫生和环境条件，谁都知道一本书让一个学生使用下来会是怎么样子。真不知国家是在为谁节约银子，节约了这些银子去于什么?究竟是谁缺这两三元钱?中国的中小学教材一年也就一百多亿码洋，而上海市政府建迪斯尼就花了一百多亿。全中国的中小学生还不如一个迪斯尼!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文章说，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给一点中小学生不行吗?
对学生来说，从享受义务教育免费新教科书降格到循环使用的旧教材，甚至还要因此而额外支出复印、作业本等费用；对学校来说，则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和保管经费，以及卫生安全管理的风险。对出版发行业而言，中国的教材本来定价就低，教材循环使用又使这一重要内需受到抑制，教材再生产的规模将显著下降，而没有教材收益作为基础的出版社，必将被迫“功利化”寻求其他经济利益诉求点，比如加大包销书和市场书的生产规模，而有利于文化积累的厚重的书的出版则不可避免被压制，而这些被压制的又正好是教材研发的源头活水!
目下，如果缺乏一个综合全面配套措施来推行教材循环使用，如教材定价，对出版文化产业的投入，现行教育体制改革，等等。教材循环使用就该缓行!十多年来，中国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一直达不到4％的标准。相较之下，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了9％左右，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达到了4.1％。中国不穷，物质生产消费方面已达到甚至接近世界水平。可中国很穷，穷在没气质，穷在骨子里的那种没文化。多少年来呼吁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更多时候都只是动动嘴皮子，作把秀，落到实处的却有太多的遗憾和惆怅。再苦不能苦了孩子，以早上八九点钟太阳为名，更多的把这种资源节约的账转嫁到发展已经步履维艰的出版头上，长此以往，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振兴又从何谈起?(编撰／朱璐)
【“走出去”】
2009年，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实现了新突破。特别是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是继北京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国举办的最重要的对外文化展示交流活动，成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出版业在国外举办的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出版文化活动。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认为：“612项活动圆满成功举办，传播了中华文化，促进了文化交流，展示了国家形象；签订版权输出合同达2417项，再创历史新高，输出了中国文化，增强了‘走出去’的信心；思想交锋赢得主动，排除了干扰，增进了理解，对广大作家、出版和文化工作者进行了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工作强而有力，展示了新中国出版文化成就，显示了中国文化‘软实力’。”
而先后实施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成为连通中国与世界的纽带。这也是实现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关键所在。
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完整、更真实地了解中国，一直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宗旨。肩动于2006年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表明了中国政府以图书为媒介向世界介个别地方因为图书折扣问题，导致了图书质量下降，也影响到中央政策的完美落地。这种种因素，势必会影响到出版社建设农家书屋的积极性。毕竟，随着农家书屋深入持续的发展建设，除当前从已出版的图书中来选择合适的图书之外，更需要出版社适当地根据各地情况，策划出版更加适合不同地域的农民群众阅读需求的图书。
如今，日益走向市场化的出版社，既要持续发展，又要坚守文化建设，就得向市场要利润，实现自身的保值增值。所以，国家在农村建立“农家书屋”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农民群众“买绍中国的积极态度，拓宽了外国了解中国的渠道和视野。该计划积极利用书展、媒体、网站、杂志等各种渠道，向国内外出版机构介绍推荐图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提供的数据表明，该计划实施3年多来共资助出版中国图书翻译项目990种，1381部，涉及36个国家，21个文版，156家出版社，推荐目录的图书已达2000多种。
2009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全面实施。它实际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升级版本”，可以充分利用中国的文化、出版资源，发挥中外热心传播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出版界人士的力量和优势，采取政府扶持资助、联合翻译出版、商业运作发行等方式，把更多的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让更多的人共享中华文明的成果，实现中国出版的真正“走出去”。(编撰／伍迁)
【女性阅读】
女人的钱向来好赚，所以，金融危机时期的“口红效应”总能给人带来一丝安慰。
近年来，“女性阅读”已逐渐成为国内出版界的一个热点，悄然间，专门为女性读者量身打造的“女性读物”不断增多，女性图书、报刊以及相关的女性电子出版物、女性网站、博客等，占据了整个出版市场的很大份额，“女性阅读市场”渐趋成为图书市场日益细分下又一个新蓝海。最近几年迅速窜红的悦读纪、彩虹堂、蝴蝶季等女性阅读专业出版品牌，更是抓住了这种机会，异军突起。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或许也可以说是图书出版界的一种后知后觉。众所周知，期刊领域女性刊物的市场细分是最为成熟的，在国外，女性杂志年龄段可以细分到三五岁，有的甚至只管一两年。比如，有专为17岁少女办的刊就叫《十七岁》，日本某出版公司的女性杂志JJ、PP、CLOSSY、VERY、STORY系列，分别面向从大学生、年轻白领以及从30岁到40岁职业女性多个层次，针对性非常强。图书和期刊是出版的两大板块，本应手足情深、互为借鉴。遗感的是，或许因前者大，后者小，多年来，期刊的小众化、细分化的优势未曾令图书编辑青眼有加，以至女性图书出版长期不成气候。自然，这其中也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有关。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现代女性具有更加自主的生存觉醒和生活能力，并对社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女性的工作、生活和内心世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应的，女性图书题材也早已从早期的纯言情进化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多元化 题材。时下的女性图书除延续女性视角，还关注世态人情，趋向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情感、职场、文化观念、减肥美容、励志进修等皆囊括其中。想要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信息以适应社会，想要获得更强大的内心和精神动力——面对日益高企的女性阅读需求，出版业是否准备好了?(编撰／李菊)
【农家书屋】
“建设新农村，文化要先行”。2004年，农家书屋在一些地区开始试点，2006年，农家书屋工程成为国家重点文化工程。近年来各地集中精力抓“农家书屋”建设，投AT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农家书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目前为止，中央与地方财政共计投入数亿资金，建成农家书屋(包括农村书库、新农村书屋、益民书屋、社区书屋)10万多个，惠及广大城乡人民群众。
而这个惠民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算是对出版业的政策扶持，具体效果，要看其资金的可持续性。
农家书屋的建立，貌似在广大的城乡地区新建设了许多消费终端，但绝不能替代日益萎缩的村镇供销社购书点：而且，这个图书消费终端并没有给出版社增加稳定的销货渠道，皆因农家书屋多系政府采购，受政策影响至深。因此，农家书屋浓厚的政绩色彩背后，是国家政策、地方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态度，深切地影响着农家书屋的建设、管理、使用和维护问题一可持续发展。
据有关报道，中西部某省某年度总共4000万的采购经费，要平摊到中央、地方和其他许多兄弟省市出版社头上，具体到每一家社所能获利，极为有限书难、借书难、看报难”的问题，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还要重视出版社的发展需求，既服务了农民群众，也拉动出版内需，两手都硬，把好事办实，这或许才是农家书屋的真正意义所在。(编撰／李菊)
【主宾国】
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无疑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首次作为主宾国参展的中国，主题馆在设计上以图书、出版为载体，并通过“纸山”、“书墙”、“墨滴”、“活字阵”及甲骨文等充满浓郁的中国文化元素，展示了从甲骨文至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出版史、文明史、科技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也多角度、多方面地展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获得了国际出版界对中国出版业前所未有的关注。
在这场全球书业的“奥林匹克盛会”上，中国展团共展示7600多种中文新书，成功举办各类文化交流活动600余场，输出版权2417项，是2008年的5倍多，是2006年历史最高的1096项的2倍多。这是中国出版人多年不懈努力的结果，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彰显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出版业的发展壮大，是中国出版业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出版业的重要标志。”
对于这场作为继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国最重要的对外文化展示活动，也有人认为，本届法兰克福书展作秀的成分多，真正做版贸的成分少。其实，不管务实多少，务虚也罢，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但尚不被世界所了解的国度，中国向世界诠释了自己，书展上的中国元素彰显着文化大国的软实力，也向世人宣告，中国的影响力是如此不可忽视。
尽管此次中国展团的盛装亮相，成绩不俗，但并不表示我们与发达国家出版业的差距已经大大的缩小。而且，由于中西方之间存在着由来已久的文化差异、隔阂，加之西方媒体对现在的中国缺乏足够的了解以及偏见，因此在一派喜庆祥和的氛围当中，仍然不乏一些质疑和抱怨的声音。对此，可以说中国出版人有着足够冷静的头脑和宽大的胸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就认为“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本来就不该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在平等交流中逐渐形成共识或求同存异再正常不过了——有容乃大!”同时，大家也更加充分地意识到，我们只有下功夫学习、借鉴和赶超先进，中国出版才会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中国出版“走出去”依然任重道远!(编撰／高霞)
【天价书业广告】
2009年3月，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号称以“6000万巨资投放央视和省级卫视”。这种“烧钱”举动，被质疑为公司上市造势，书业人士普遍不看好。对此，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图书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迟早要走上市场化道路，这次广告投放，即使在投入产出上“打一个平手”，也可以在品牌提升上成为赢家。姑且不论这次的广告投放是否真的“对旗下四大高端系列图书的市场销售起到了巨大的拉动作用”，至少赚足了媒体眼球。
其实，类似的广告投放，换做在其他行业早已是家常便饭。只是，对于出版业而言触电还是太过于新鲜了。历数历年来在电视上露过脸的书业广告，十个手指足矣——浙江少儿、上海辞书以及部分挂在播放速度匆匆的电视片尾的挂名广告。撇开此次广告天价价码不说，这一事件在引发上述质疑争议之余，最值得出版人思考的莫过于：书业广告的贫乏或者缺席对于促进阅读，对于出版发展的影响所在。
改革开放30年来，早已完全市场化的诸多行业，造就了广告业的繁荣昌盛也使各种产品广为人知，且在大力倡导树立文明新风和环保观念下，电视上也播放了许多创意内涵俱佳的公益宣传短片。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少年来，出版人在这方面的尝试或努力却乏善可陈。当然，这种指责有失公允。电视广告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价码，对于年销售码洋上亿的出版社来说已是大出血，更遑论效益欠佳的出版社了。因此，书业广告通常只出现在报刊上和书展上。相比较，这些广告的效果难以与电视广告同且而语，而且还有圈子烙印——很大程度上只是同业形象展示。
遗憾的是，书业广告的弱势长期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每年的书市和全民阅读日期间，大众媒体的报道每年就热闹那么几天版面、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片子，缺乏一种持续的关注，就犹如一个过时段子所说的那样：雷锋叔叔每年三月只出现一次。而曾经在各家电视台火热的读书节目也因收视率低而纷纷下课。由此不难理解出版业形象及其产品在社会影响方面的式微，由此却难以理解国家在促进出版文化产业和全民阅读上某些作为的缺席。
据报道，商务部近期为了提高中国制造在海外的形象和销售，拨出巨资在CNN等西方境外媒体上投放广告。这一举措，无疑会给金融危机下低迷的中国制造业打上一剂强心针。将心比心，倘若国家也对出版业给予类似的扶持政策，一方面加大对行业的资金扶持，另一方面在书业上多赞助些倡导阅读、培养阅读兴趣的公益广告，书业的整体发展面貌会不会焕然一新呢?(1编撰／朱璐)
【首届百佳出版社评比】
2009年8月11日，新闻出版总署对首次被评为一级的安徽人民出版社等100家图书出版单位授予“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荣誉称号，并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和新闻出版总署网站上进行 公示。
“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特色鲜明，品牌响亮；重点图书多、获奖图书多、社会贡献大；注重人才培养，人员训练有素、职称结构合理；创新能力强；资产运营效果好”等六个特点，被认为是首届百佳社的共同特点。
根据《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等级评估办法》和《关于对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进行首次等级评估工作的通知》精神，新闻出版总署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等级评估办公室自2008年6月正式启动首次评估工作，委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编辑学会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科技出版工作者委员会3家中介机构，对全国500家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2006—2007年度出版综合情况实施了等级评估。500家出版社共评估为4个等级。评估指标体系由“图书出版能力”、“基础建设能力”、“资产运营能力”等组成，共计25项指标。
对被评为一级的100家图书出版单位，新闻出版总署授予“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荣誉称号，并作为重点支持的图书出版单位群体，在资源配置等相关政策上给予倾斜和支持，鼓励其做大做强，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对被评为四级的出版单位给予警示，要求他们认真查找原因，提出整改措施，限期整改。对那些经营不善，问题严重的出版单位，整改期过后还达不到办社条件的，要采取关、停、并、转等措施。评估期限为每三年评估一次。
评估工作的目的在于逐步完善分级管理制度，探索出版单位的退出机制，此次评估标志着中国出版企业评估制度的正式建立。(编撰／高霞)
【山寨】
倘若要罗列2009年的热词，“山寨”必不可少。
随着“山寨”一词的逐渐流行，其含义也在不断延伸扩大，早已从原来的“山寨机”等商业产品范畴逐渐扩展到只要略带巧合的雷同和刻意的模仿。因此，举凡带有一定娱乐元素，都会被冠以“山寨”之名。“山寨”作为一种符号、一种流行语言、一种潮流主张，已经渗入我们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
虽然这一热词并非源于出版，可略略一想，若干年前就已风行且至今依然热络的“跟风”、“追风”出版行径，又何尝不具有浓郁的“山寨”味呢?遗憾的是，经年累月，出版人的“跟风”之说终究只是自家人的行话，上不了潮流的大场面，难以为外界所熟知。此外，这当中的巧合还颇有些讽刺意味，以“山寨”观照出版似乎还折射出了以创意为魂的出版界创意能力的些许苍白。
按通行的说法，相对于精英主流文化，山寨文化是一种代表草根的非主流文化，同时，它有着先天的盗版文化、侵权文化、强盗文化的胎记。而“山寨”之于出版，时下最典型的例子则莫过于在“百家讲坛”催生一批学术明星“古典心得”图书后，诸如《草根品三国》、《煮酒品三国》、《漫画<论语>心得》图书相继出炉，这些跟风书、同质书造就了出版业繁荣的“泡沫”，造成了读者无所适从的眼花缭乱。
其实，对于“山寨”或“跟风”，并不能予以一味的负面否定，关键还在于讲究一个尺度把握。如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认为，“所谓‘山寨’应该分为两种，恶搞型的山寨要坚决制止。”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创造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形式是真正的山寨文化，而曲解甚至恶搞他人作品的“山寨”是一种盗版行为，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毕竟，在某种意义上，“山寨”或“跟风”也是一种创新生产力。不为大众所熟知出处但几乎人人都在享用的电子触摸屏技术，据说也是中国人“山寨”老外的科研成果。而且，由于国人研发的这一技术确有过人之处，以至连苹果这样的头牌公司都不好轻易地讨个说法。
由此可见，理智的“跟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山寨”，或许才是其值得倡导和发扬的草根核心精神实质。而这之于出版亦大有裨益。(编撰／李菊)
【新中国60年百名杰出出版人评选】
“新中国60年百名杰出出版人物”评选活动，是在新闻出版总署指导下，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韬奋基金会联合光明日报社、《人物》杂志社、中华读书报社、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国新闻出版报社、中国图书商报社、光明网、新浪网、中国出版网、中国新闻出版网、中国版协网等单位共同发起举办，凡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出版、印刷、发行岗位工作或工作过，并为行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从业人员均可被推荐参评，新中国成立后去世的老一辈著名出版家也在评选之列。经过推荐、评选、投票、公示，主办方将对100名在出版、印刷、发行界德高望重的杰出出版人给予表彰。
通过评选活动向全社会展示和宣传出版业的社会功能和出版人的职业精神，既让许多70后、80后的小辈对前辈的光辉事迹有所了解，也激励了广大出版工作者以杰出出版人物为榜样的奋发进取精神。同时，不仅让咱广大的同行在社会上光荣地露了把脸，扬眉吐气了一番，也给中国出版业做了一次很不错的形象广告。
由这次入选的名单来看，确实很好地兼顾到了建国60年来与出版行当相关的各个领域的杰出代表，连向来在这个行业里比较冷门的印刷也榜上有名。欣喜之余，颇让人感慨的是，这个评选榜单人选的点面兼具，但在现实中，图书虽相对强但总体依然弱势，期刊盘面较小市场细分的发展培育速度慢，国有印刷赶不上民营的发展势头，等等，这些现状让人难以乐观，而这些情况无疑也和上级的政策指挥棒密切相关。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的评选开展得好，能够在整个出版界起到鼓舞士气、树立标杆、传承传统的作用，让全社会充分了解这个传承文明、记载历史、追求崇高的职业，促进出版人反躬自省，进一步地完善各种政策措施，不断提升出版业的发展潜能。(编撰／高霞)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新闻出版改革30年的历程，按照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部署，对下一步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以及配套措施做了详尽的阐述。
在《指导意见》中，鼓励国有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做大做强。除享受国家所给予的优惠政策之外，新闻出版总署也会尽可能制定扶持政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30年，特别是2003年试点以来，地方有25家出版集团完成了或正在完成转企改制，另外有1000家报刊社也进入了转制行业，成为市场主体。除西藏之外有30家省级新华书店转制，成为市场主体。
新闻出版体制的改革，涉及到图书出版社改革、报刊改革，还有流通领域的改革，其中图书出版社的改革已经走在了前面。目前，全国有图书出版社579家，地方出版社和高校出版社将按照中央的有关要求，在2009年年底前全部转制为企业。
在《指导意见》中，还专门有关于 非公有文化工作室的阐述，明确“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将非公有出版工作室作为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国有出版企业在确保导向正确和国有资本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进行资本、项目等多种方式的合作，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搭建发展平台。
《指导意见》不仅首次明确了新闻出版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而且第一次正式地明确了民营书业的合法地位，这将会进一步地提升国有出版企业和民营书业合作层次，促进书业的健康发展。(编撰／伍迁)
【推理小说年】
想当初，“哈利·波特”虽风靡全球，贵为天王级畅销书，受到不同成长背景不同肤色的青少年都的狂热喜爱，但其魔幻题材在西方评论界也不乏负面评议。其时，对它最为中肯的评价莫过于：让网络时代日渐疏远图书的青少年重拾阅读兴趣。
以此相对照，成年人的“哈利·波特”——或许可以说是对今年出版界的黑马推理小说最恰当不过的评价了。
这匹马之所以够黑，主要归因于这两年加入推理小说出版行列的出版社越来越多。订货会和书店卖场上有不少推理小说海报，打着硕大无比、触目惊心的“惊悚”、“侦探大师”等字眼，各大书店、售书网站有一批精品悬疑推理小说在榜单上分外惹眼，多少能够看出2009年这类图书的新气象和趋势。俗话说，无风不起浪，悬疑推理类小说的销量节节攀升，自然是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慢慢的这个市场就培育起来了——无形中，对国人的阅读量也作了贡赋。颇让人欣慰的是，这两年推出的推理小说，除国人早年熟悉的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以及哈米特等经典系列，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午夜文库”系列也倍受瞩目。
而且，这个被冠以“年度图书”荣誉的推理小说，除依然一派兴旺的引进版外，也进入了一个本土化创作的井喷阶段。蔡骏、天下霸唱、上官午夜、红娘子、周浩辉等作者的作品也再次成为市场的宠儿。蔡骏的《人间》、天下霸唱的《鬼吹灯》、上官午夜的《天劫》、红娘子的《迷藏1：血色面具》、鬼马星的《迷宫蛛》分别跃居卓越网、当当网悬疑推理类图书畅销榜前列。不过，在一股阅读风尚下，本土创作如何不成为昙花一现的经典，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哪一天，中国人也有了自己的福尔摩斯和阿加莎，这个市场、这类题材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编撰／李菊)
【汉字整容】
2009年8月12日，教育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对44个汉字“整容”，而引来众多非议。某门户网站进行的调查显示，近九成的网友反对“汉字整容”，认为此举纯属瞎折腾。
据悉，此次编制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历时8年，经过专家全盘考虑、反复研究才得以出台。按照这个所谓的“整容”方案，“琴”“亲”“魅”等44个汉字将进行写法调整。如：“琴”字左上角“王”字最后一笔由“横”变为了“提”；“唇”字的厂字头由半包围结构调整成了上下结构，“亲”“杂”“杀”等字底下的“竖钩”改为“竖”，最后一笔由“点”改成“捺”……
汉字是一种负载信息的书面符号。大多数网友认为，汉字要怎么改，恐怕不能光考虑专家们所说的汉字“字理”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看应用是否方便。这次专家认为需要“整容”的44个汉字，绝大多数都具有通行度高、易于识别的特点，实在没有“整容”的必要。同时，一些字在“整容”后反而不规律、不统一，比如在教材、计算机字库、数据库等方面都会带来不少麻烦和不便。其实，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当年制定简化汉字方案的遗留问题。当时，主要是忽略了汉字繁简转换时一对一的对应，现在要再来“整容”，比较可行的措施，或者改字，或者用软件智能化解决。就目前来看，后者比较困难，前者影响较大。
8月下旬，中国社科院、北京社科院、北京语言大学等高校和社科机构联合召开研讨会认为：这是人为制造文字混乱；于法无据，与现行国家标准抵触；任意肢解、修理汉字。著名语言学家江枫表示，“汉字整容”不能代表多数专家的意见，“至少我们就不同意!”
9月2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短短20天征集到与“汉字整容”有关的意见数以万计，将根据征集上来的意见和专家意见再次调整，短时间内不会有最终结果出台。
“汉字整容”的最终结果，估摸也就不了了之吧。(编撰／伍迁)
【双百亿】
近年来，中国出版业的转企改制、集团化建设方兴未艾，从做大做强到做强做大，于是便了新的“在三到五年内培育出六七家‘双百亿’的出版传媒企业集团”目标。
其主要依据为：年出书30万种达68.6亿册、整体数量和规模名列世界前茅的中国出版业，在500多家出版社中，排名前十的出版社的市场占有率仅为25％，与发达国家高产业集中度有很大的差距。由此，提高产业集中度，打造几家“双百亿”出版集团即成为我国出版向产业化迈进、提高竞争力的当务之急。
出版企业的规模和品质一般来说是成正比的。放眼国外知名出版集团和出版社，无一不是大而又强。当然，强是指主业强，一本一本的书摞起来，实打实的。只要是这些出版集团出来的书，读者也许闭上眼睛都可以买到好书。出版企业大了，成为大船，抵抗风浪的能力当然也随之增加。比如要收购兰登书屋，听到这句话，眼下任何一家中国的出版社社长都会被吓一跳。所以，中央领导对于“走出去”的一片苦心让中国出版人都非常感动。但是，什么事情都必须是一件件地做出来的。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先问问有什么条件。如果现在有一家出版社的社长说要收购兰登书屋，那他的脑子肯定是进水了。
姑且不论“双百亿”的目标对未来出版格局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也不质疑凤凰出版等传媒集团的业绩，但是，在当前行政和地域对出版资源的分割仍然牢不可破，“内容为王”还不足以造就中国出版的十足底气，造大船还得靠行政撮合而非市场化运作的前提下，今后更多的“双百亿”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了。毕竟，中国出版的文化影响力有限，在缺乏资本运作和外力推动下，纯粹靠卖书来攒身家并在短短几年达到更多的以经济指标来衡量的“双百亿”目标无异于痴人说梦。此外，当数字、规模上的考核不断被强化的同时，出版所承担的文化责任会不会因此有所削弱呢?
转身思量，咱们的“双百亿”在强调经济指标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同时提出“双百亿”的社会效益指标呢?其实，少一些数字上的目标考核，小而强好，大而强也好，皆应倡导，归根结底文化的竞争力、影响力和创新力的提升才是出版业的本质和魅力所在，也是中国出版在世界出版舞台上争取更多话语权的关键所在。出版人应始终铭记的是，中国出版的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它的516.04亿码洋，而在于它是中国的文化脊梁，中国文化进步的基石。(编撰／朱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