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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步接触《文选》
初步接触《文选》，是从阅读《文心雕龙》开始的。
四十年前，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深受王达津先生、罗宗强先生的影响，对汉魏六朝到唐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非常向往。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黄金时代，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又是那个时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双子星座。所以，我的习作就以这两部书作为讨论对象，尝试撰写了学年论文《论钟嵘的“自然英旨”说》和毕业论文《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读〈文心雕龙·神思篇〉札记》，前者得到王达津先生指导，后者得到罗宗强先生指导。有两位老师的鼓励，我坚定了从事汉魏六朝文学及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信心。我由此知道，研究《文心雕龙》离不开《文选》。那时读书不多，对《文选》虽有了解，只是翻阅过，并无通读。后来我负笈南下，随姜亮夫先生、郭在贻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暂时告别文学研究。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水经注》文献整理的讨论，依然与这段文学研究相关。
1986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重新回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那时，中华书局傅璇琮先生在清华大学任兼职教授，他热情地推荐我拜访了中古文学研究大家曹道衡先生、沈玉成先生，这让我有机会重新回到汉魏六朝文学研究领域，开始系统关注沈约，关注永明文学，关注南北朝文学，自然也就逐渐接近《文选》。
在这期间，我撰写了《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中古文学文献学》《玉台新咏研究》等专著，还与曹道衡先生合著《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等。其中《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列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三辑）与《文选》研究比较密切。这部著作将南齐永明文学作为研讨重点，论述了当时的辨音问题。陈寅恪先生有《四声三问》一文，认为四声的辨析缘于佛教转读。反切、八病（平頭、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问题，国际汉学界也有深入研究，我在《八病四问》（《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别求新声于异邦——介绍近年永明声病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等文中，根据《德国所藏敦煌吐鲁番出土梵文文献》等文献资料，认为八病的缘起，或与佛教文化相关。围绕着南北分裂时期文化交流问题，我撰写了《六朝僧侣：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认为六朝僧侣作为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纵横南北，往来东西，在传播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在传递着其他丰富的文化信息。其影响所及，不仅渗透到当时社会各个阶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我们知道，古诗有法。诗法的缘起，近体诗的发展，就是在“永明体”推动下完成的。近体诗的基本特征是五、七言句式、平仄、用韵等。罗常培、周祖谟、王力等人提出，汉魏六朝时期韵部有四十余部。这个时期的诗歌押韵相对较宽，押平声韵为多，押本韵很严，至于通韵，很多已接近唐人。当然，“粘”的观点尚未形成，整体上丝丝相扣的律诗结构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些问题，与《文选》编纂没有直接关系，却是那个时代普遍关心的话题。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都涉及这个问题。《文选》的产生也不例外，与特定时代的氛围相关，与齐梁文学的发展相关。
二、 尝试研读《文选》
认真通读《文选》，最初是为了撰写学术会议论文。
经过杭州大学的熏陶，我对传统朴学极有兴趣，终日沉浸在汉唐学术、乾嘉学派、章黄传承等学术著述中。黄侃说，他最推崇的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主要有八部，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广韵》《史记》《汉书》《文选》，其中集部独推《文选》。
1993年，曹道衡、沈玉成两位先生引荐我参加在长春召开的第二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此，我集中精力，通读《文选》，并浏览黄侃的《文选平点》，骆鸿凯的《文选学》，以及曹道衡、沈玉成老师整理的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等，虽多一知半解，确也略知《文选》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第一篇《选》学论文《昭明太子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着重探讨《文选》编纂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的关系。这篇论文，后来被收录到《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中，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在曹先生的指导下，我又从文献学角度研究《文选》，发表了《从〈洛神赋〉李善注看尤刻〈文选〉的版本系统》（《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论证尤袤本《文选》的版本，所依据的不是北宋本、也不是六臣本，而是唐代以来流传的另一版本系统。这是我初步涉猎《文选》的开始。
20世纪90年代初，我留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曹道衡先生、沈玉成先生交给我第一项学术任务，就是编撰《中古文学文献学》。两位先生给我明确指导，认为全书应以《文选》研究作为开篇。这是因为，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其资料来源主要是不同时期所编的文学总集和类书。《隋书·经籍志》四“总集后叙”认为挚虞《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等开风气之先，谢混《文章流别本》十二卷、刘义庆《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孔逭《文苑》一百卷等踵事增华，变本加厉。此外，杜预有《善文》五十卷，李充有《翰林论》三卷，张湛有《古今箴铭集》十四卷，谢灵运有《诗集》五十卷、《赋集》九十二卷，等，说明总集的正式编撰始于晋代，这是文章发展的必然要求。《文选》的编撰，很可能是在既有选本基础上重新筛选编成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包括《历代赋》《文章流别集》在内的许多总集渐渐亡佚，而《文选》的影响却越来越大。
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我发现《文选》的文献研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是《文选》的编者、成书年代及文体分类，二是《文选》的注释，三是《文选》的版本，四是《文选》学的成立。为此，我对相关问题作了梳理、筛选，并作了必要的考辨，初步完成两位老师交给我的写作任务。从此，我开始密切跟踪《文选》学的进展，同时也在积极寻求《文选》研究的新途径。
《文选》编者根据当时的文学观念，将先秦以迄齐梁时期的七百多篇文学作品，通行本分为三十七种体裁，分类收录。唐代李善又为之作注，征引大量先唐古书。这些古书后来大多亡佚。因此，《文选》及李善注不仅反映了当时文学观念的巨大变化，还是研究先秦到齐梁间文学发展演变的最直接、最原始的文献宝库。这让我明白，《文选》是先唐文学的窗口。研究《文选》学就不能局限于萧统生活的南北朝时代，还应上溯魏晋，乃至先秦两汉。 20世纪80年代中期撰写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和90年代前期撰写的《玉台新咏研究》其实只是涉猎到南朝文学，范围很窄。这两部著作虽然获得一定好评，但我知道还有很多遗憾。第一，从纵向上说，对于这个时期的文化渊源及先秦两汉魏晋文学，我并未做系统研究。第二，从横向上说，对南北文化的异同与交流，我也缺乏全面了解。事实上，我曾试图联系北朝文学进行研究，甚至还想对隋唐之际中古门阀士族的文学走向作一延伸性考察，但是很快就发现，由于工夫不到，很多问题说不清，道不明，结果事倍功半，或者似是而非。
三、 系统关注《文选》
研究实践表明，研究《文选》，必须关注《文选》所收录的所有作家与作品，必须关注《文选》编纂之前的文学发展的历史。1995年底，与曹道衡先生合作完成《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后，我就开始把研究工作重心转向秦汉文学，因枝振叶，沿波讨源，希望能够站在一个比较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整体观照中古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
《文选》收录先秦四家：卜子夏、屈原、宋玉、荆轲;秦汉四十余家：无名氏（古乐府、古诗十九首）、刘邦、刘彻、贾谊、淮南小山、韦孟、枚乘、邹阳、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李陵、苏武、孔安国、杨恽、王褒、扬雄、刘歆、班婕妤、班彪、朱浮、班固、傅毅、张衡、崔瑗、马融、史岑、王延寿、蔡邕、孔融、祢衡、阮瑀、刘桢、荀勖、陈琳、应、杨修、王粲、繁钦、班昭等。研究《文选》，绕不开这些作家，还有他们所处的时代。
中国文学史上有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唐诗研究，成果丰硕，秦汉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近代以来，我们依据西洋观念，将中国文学分为诗歌、戏曲、小说、散文四类。秦汉文学，尤其是文章，多为应用文体，被认为不是纯文学，故多所忽略。事实上，秦汉文章，最能体现中华礼乐文明的特点。为此，我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是收集和整理资料，与曹道衡先生合著《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我负责收集整理两汉文学史料）。其次是考订秦汉文学的时间线索，编纂《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再次是考察秦汉文学的空间布局，撰写《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做专题言情剧，形成若干论文，结集《秦汉文学论丛》（凤凰出版社2008年出版）。
综上所论，我主要在下列几个方面作了有益探索：
一是从广义上界定文学家：有诗作或辞赋等文学作品存世者、有文学批评著作存世者、虽无作品传世而据传文或史志记其能文而生平可考者、传统记载中以之为文人者、异域人以汉文从事与文学有关活动者。到目前为止，我的著作收录秦汉文学家相对较全，总共有六百多位。在从事这些资料研究过程中，我最深的感受是，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相比，研究秦汉文学难点不是资料的整理，而是研究對象的确定。比如，秦汉文学史料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哪些内容应该进入文学史？哪些历史人物可以视为文学家？哪些作品属于文学创作？运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这些作家和作品？这些问题，看似清楚，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并非如此简单。这就涉及一些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促使我进一步思考。
二是运用数字统计方法，对秦汉文学作地毯式的清理。依据的材料，一是《汉书·儒林传》所列200位学者，二是《汉书·艺文志》所列184种著作，三是《后汉书·儒林传》所列56位学者，四是《后汉书·文苑传》所列27位学者，五是《隋书·经籍志》所列297种著作。得出如下结论：西汉时期，文化中心在齐鲁地区，荆楚地区为另一文化中心。东汉则转到河洛地区，三辅文人则上升为第二位。为什么秦汉时期的文化发展多集中在黄淮流域和江淮流域？不同时期，这些地区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其变化的缘由又在哪里？
三是将秦汉文学分为八个不同区域，具体考察其兴衰变迁。我在杭州大学读书期间，听陈桥驿先生讲《水经注》，对历史地理学产生浓厚兴趣，硕士论文以《水经注》为对象，讨论相关文献整理问题。注意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将精神层面的文学，落实到具体的历史现场中，这是我研究秦汉文学可能略有新意的地方。譬如《吕氏春秋》的成书与秦文化的选择及国运的关系，注意到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献与贾谊升降进退的关系等，都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见解，得到学术界初步认可。《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获得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和第四届思勉原创奖，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
研究秦汉文学，让我看到了《文选》的历史价值。鲁迅称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种文学自觉体现在哪些方面？有什么特征？《文选》如何体现这种自觉意识？这种文学意识在今天还有什么理论意义？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站在先秦到齐梁文学发展史的高度，对《文选》及其相关问题做系统的研究，才比较切实可信。譬如文体分类，从现存资料来看，蔡邕《独断》很值得注意。该书卷上论官文书四体曰：“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蔡邕的主张，揭开了文体学研究的序幕。此后，略晚于蔡邕的曹丕著《典论·论文》称：“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略举四科八种文体，以为“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西晋初年陆机著《文赋》又标举十体，并对各体的特征有所界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此外，像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直至任昉的《文章缘起》、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均有或详或略的文体概论，条分缕析，探赜索隐，奠定了中国文体学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萧统广采博收，去芜取精，将先秦至梁代的七百多篇优秀作品分成三十七类加以编录，成为影响极为久远的一代名著。从蔡邕《独断》到萧统《文选》，前后绵延三百多年，中国文体学最终得以确立。中国古代典籍的四部分类，其中集部，就是在这个时期独立出来的，中国文学史上的“自觉时代”说也据此而提出。 在从事秦汉文学研究的同时，我并没有忽略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一直在思考如何改变过去相对浮泛的研究状况。世纪之交，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图书异军突起，迅速占领市场。而今，读书已非难事。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被大量信息所包围，很少有消化吸收的机会。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界，论文数量呈几何态势增长，令人目不暇接，但总让人感觉到研究不到位，时有隔膜之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有意识地选读了经书各家注及《朱子语类》《鲁迅全集》等著作，还有中国文学史上的名家巨著，常常想到经典重读问题。
《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01则说：“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结合自己感兴趣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我把《文选》学作为主攻的前沿阵地，希望藉此夯实学术基础。
四、 编纂《文选旧注辑存》
2012年，我在《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后记中这样写道：“回顾十五年来的工作，不论是系年的纵向研究，还是系地的横向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秦汉文学领域作外围攻坚，还缺乏深入名篇佳作内部的细节探讨。目前，我正全力从事《文选旧注辑存》的编纂工作，希望能够对此一缺憾有所弥补。”
如何进入“《文选》学”领域，我还颇费思量。学问的高低，不仅要比谁掌握了更多的新资料，更难的是在寻常材料中发现新问题。这需要学术功力。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组织学者校订十三经的同时，还提出另外一种设想，即通过一种胪列众说的方式，把清朝学术成果具体而微地保存下来。清朝经学著作，阮元已编有《皇清经解》，王先谦编有《续皇清经解》，具有丛书性质。像阮元设想的这种大规模集成性质的文献研究著作，尚不多见，值得尝试。游国恩先生整理《楚辞》文献，即采用这种方法，读者称便。我编纂《文选旧注辑存》，也是想通过逐句罗列旧注的方式，将新发现的重要资料汇为一编，为自己、也为他人的深入研读，提供便利。事实证明，这种体例的确有助于我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激发探索的兴趣。
这项工作占去了将近十年的时光，初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充分吸收旧注优长，汇为一编，重要版本异同一目了然，重要学术见解尽收眼底;二是找到一种集成研究经典的有效途径，不仅汇总各家旧注，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文献整理，我们可以对历代重要研究成果，多所披览，充分借鉴，并看到前人的不足，增加学术信心。
在底本和校本的选择上，按照校勘学的要求，底本首选古本、完本、善本。《文选旧注辑存》正文及李善注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八年（1181）池阳郡斋刻本为底本，实际依据的是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本。此本也有字迹模糊、整句脱文的情况，我们就据他本校补。五臣注以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刊本为底本。此外，《辑存》的旧注排列分别附以《文选集注》所辑李善注、五臣注、《文选钞》《文选音决》、陆善经注，敦煌本李善注、北宋本李善注、日古钞本五臣注、敦煌本佚名注，以及宋刻黄善夫本《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等注、《后汉书》李贤注、百衲本《三国志》裴松之注等。
校本与参校本主要分作四类：一、正文，依敦煌写本《文选》、日古钞九条本、室町本、上野本，宋刻文集、碑帖等校对;二、李善注，主要以敦煌写本、《文选集注》本、北宋本、奎章阁本为主;三、五臣注，主要以《文选集注》本、日古钞本、朝鲜正德本、奎章阁本为主;四、重要异文亦参考前人考订成果，在案语中简略说明。
由于有了上述资料作支撑，《文选旧注辑存》的最大特色就是版本方面，援引写本、钞本、刻本、印本，数量众多，且多为珍稀本。这些版本，除尤袤本外，清代《文选》学家多数未曾披览。通过这次校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清代《文选》研究的不足。本书通过异文排列，可以凸显诸本的正误优劣，可以推寻六臣注成书之前李善注和五臣注各自的传承系统和整体面貌，还可以对前人的校理起到证实和证伪的作用。为此，本书在文字方面尽量保存原貌，大量的异体字、俗体字均照样移录，只有少数字作了统改。在音注方面努力钩沉辑佚，李善、五臣音注外，集注本的《文选音决》全部收录，日钞本的旁记音、敦煌本《〈文选〉音》《〈楚辞〉音》也多所补录，以资参考。在训诂方面多方释惑析疑，针对前人不明训诂而误解、不知通假而妄说、不识讹字而曲说的情况加以简要的辨正。
《文选旧注辑存》还附有四套索引：即《文选》著者索引、篇目索引、引书索引、人名索引，还有《文选旧注辑存》参校本叙录、参考文献等，与正文配套使用，起到工具书作用。
在编纂《文选旧注辑存》过程中，确实遇到很多困难。
首先是文字校录问题。
因时代变迁、版本繁杂，各本中存在大量的异体字、俗体字、避讳字等，如何处理，颇费心思。现在的做法是存旧如旧，尽量保存各自版本的原貌，然亦对少量不影响文义的手写体、异体字，如有的是局部连笔，有的是局部形变，也有的是笔画略有增减的，基本上都按照规范字写法予以统改。各本讹误处，原则上保持原貌，不作删改。集注本、九条本等手写本的明显误字，凡不涉及版本问题，则径改。原文疊字下作重文符、省略符等，今并恢复作原字。写本钞本中的俗体字，也基本保留原貌。避讳字的阙笔字，在案语末尾处照录说明。解决这些问题，占去了大量的时间、精力。通过对大量资料的补录、通读、汇勘，我们还发现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问题，譬如原以为1974年中华书局影印尤袤本即为宋刻原貌，但在校勘中，通过与再造善本尤袤本的逐字比对，发现影印本间有描改而导致的异文现象，如“纽”描改作“细”（干宝《晋纪总论》）、“族”描改作“旌”（鲍照《数名诗》）等;又如奎章阁本六家注《文选》起初统一用韩国正文社影印本作为参校本，后来发现，此本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日本河合弘民博士旧藏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三者虽属同一系统，亦多有异文，盖修版所致;又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选集注》，有些字句不清晰，可以据京都大学影印本校补。诸如此类的差异，此前注意不够。这也告诫我们，在校勘过程中，确实应谨慎地对待底本和参校本，盲从和妄改都不可取。 其次是版本系统的问题。
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文选》经过若干次系统整理，有过较大调整，形成不同版本系列，有写本、钞本、刻印本等，有李善注，有五臣注，有六臣注;六臣注里还分李善五臣注和五臣李善注等。各个不同的版本系统，差异颇多;即使同一系统，异文亦复不少。《文选旧注辑存》没有对现存各种六臣注本如明州本、赣州本、建阳本等作比对，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加以参校。我重点关注的是各自的版本系统及其注释问题，并非对《文选》做集校集注工作。关于明州本、赣州本问题，我正在指导研究生做专题研究，希望能看到成果。
至于宋元以来的校释成果，举凡涉及原文异同、字音训释及相关评论，或对李善注中的史实及典章制度的辨析，成果众多，内容丰富。不可否认，有些考订引申发挥，辗转求证，背离《文选》主旨。对此，案语中略有说明辨析，引而不发，存而不论，为将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些线索。对那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或者只是一家之说的判断，我没有繁琐征引。历代有关《文选》的评点、序跋、综论等，赵俊玲辑著《文选汇评》、刘志伟等编《文选资料汇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至于大规模的《文选》汇校汇注工作，王立群教授正在组织力量开展工作，值得期待。
在编纂《文选旧注辑存》的过程中，我逐渐理解了《文选》的经典意义。
一是文章学的意义。《文选》的编选，体现出当朝的文化理念，是一定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文选》学的成立，也与科举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唐代科举考试分试律诗和试策文两大类，《文选》所收作品也可以分为诗赋和文章两类，唐人很多篇章用典，多可以从《文选》中找到源头。唐人读《文选》，多半是从中学习诗赋骈文的写作技巧。宋代以后，《文选》作为文章典范，成为历代读书人的案头读物。二十世纪初叶，在“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舆论高压下，《文选》面临窘境，中国的文章传统也由此中断。如何吸取《文选》所收文章写作的精华，历代学者下过很多工夫。譬如近代刘师培精研《文选》，他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主要是《文选》作品为主，讨论文章的各种做法，或涉及一个时代的文学，或论及某一作家，或旁及某一文体，更多的是文章的具体修辞写作的方法，与文学理论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譬如神似与形似问题，文质与显晦问题，还有如何处理简洁与完整的关系等问题，不仅是中国古代文话、诗话每每论及的话题，也是现代文学理论常常要触及的问题。今天我们研究《文选》，或许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
二是学术史的意义。《文选》是经典，前人研究成果比较多。清代学者在经史研究之外，多关注《文选》。段玉裁、王念孙、顾千里、阮元等，就被视为清代“《选》学四君子”，成就显赫。如果我们对《文选》没有深入研究，就很难理解前人的业绩，只能盲目地崇拜。譬如从事版本研究，没有看到新的东西很难推进。顾千里是校勘学大家，因为所见版本有限，其“理校”式的推断常常失误。接续前辈学者的工作，并不意味着亦步亦趋，而是要根据新的资料，对以往的研究成果有所突破。
三是形式上的意义。过去，我们总是过于强调思想内容，而忽略了形式的重要性。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必须依托于某种形式之中。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存在的。因此，在文化的创造方面，过去一段时间被贬斥的文章形式研究应当给予重新估量。而今，文化世俗化大有泛滥趋势，认真总结六朝时期精英文化创造的经验教训，依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五、 研读《文选》的体会
《文选旧注辑存》的完成，只是深入研究《文选》的开始。早期文献的汇总，为我们研读《文选》提供极大便利。近年，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作品细读上，或按类别，或按作者，分析作品，并记下读后体会。这类读书笔记已有成稿四十余篇，有机会将整理出来。
参与《文选旧注辑存》编纂工作的年轻学者，在学术实践中得到锻炼。他们继续拓展研究课题，先后完成《历代〈选〉学书录》（徐华）、《近现代〈文选〉研究论著分类目录索引》（王玮）、《〈文选〉音注辑考》（马燕鑫）、《〈文选〉李善注引书考录》（赵建成）、《〈文选〉目录标注》（崔洁）、《〈文选〉诗类题解辑考》（宋展云）、《〈文选〉应用文体叙说》（黄燕平）等文献考订著述，举要提纲，比类成编，也将陆续出版。
以《文选》为中心，我又与孙少华、刘明、南江涛等编纂《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一百册（另附《提要》一册），收录汉魏六朝集部文献255种，其中总集21种，别集123家219种，诗文评15种，在兼顾系统性的基础上，特别突出珍稀版本、名家抄本、批校本或后世重要研究著述的收录。可以预料，这些著作的出版，必將极大地促进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开展，也有助于《文选》研究的深入。
一个世纪来，出土文献、域外文献以及电子文献，为传统文献学研究平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同时我也强烈地感到，一味强调新材料，忽略传统的学术方法，也很难真正认识到新资料的价值。如何在新资料与旧传统之间寻找学术生机，这就涉及学术观念问题，需要我们用心去思考，用功去实践。用功是前提，是基础，用心是关键，只有用心，才能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学术道路。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充分学习、吸收前辈的研究经验，又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学术的发展和自身的条件，开展创造性研究。
总结前辈学者的成功经验，至少有下列四条值得铭记：
第一，严耕望先生说，读书治学有三个步骤，一是耐心阅读原典，二是精细处理材料，三是充实而有光辉的综合研究。
第二，研究文学必须走出文学，更多地关注政治制度史、社会思潮史，真正把文学视为社会生活的反映，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研究，才会有历史感和现实感。
第三，成功的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品牌，有自己的学术代表作。王国维先生在所涉猎的领域均有开创性成果，陈寅恪先生提出关陇集团命题，田余庆先生提出东晋门阀士族命题，陈垣先生《励耘书屋丛刻》等，都已成为时代标杆。
第四，发现与发明并重。王国维、顾颉刚等先生，都主张发现新资料，解决新问题。陈寅恪先生《敦煌劫余录序》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黄侃先生则主张熟读经典，贵在发明经典中蕴含的义理。其实，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经典永远是经典。
2020年3月8日拟于京城爱吾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
初步接触《文选》，是从阅读《文心雕龙》开始的。
四十年前，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深受王达津先生、罗宗强先生的影响，对汉魏六朝到唐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非常向往。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黄金时代，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又是那个时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双子星座。所以，我的习作就以这两部书作为讨论对象，尝试撰写了学年论文《论钟嵘的“自然英旨”说》和毕业论文《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读〈文心雕龙·神思篇〉札记》，前者得到王达津先生指导，后者得到罗宗强先生指导。有两位老师的鼓励，我坚定了从事汉魏六朝文学及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信心。我由此知道，研究《文心雕龙》离不开《文选》。那时读书不多，对《文选》虽有了解，只是翻阅过，并无通读。后来我负笈南下，随姜亮夫先生、郭在贻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暂时告别文学研究。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水经注》文献整理的讨论，依然与这段文学研究相关。
1986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重新回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那时，中华书局傅璇琮先生在清华大学任兼职教授，他热情地推荐我拜访了中古文学研究大家曹道衡先生、沈玉成先生，这让我有机会重新回到汉魏六朝文学研究领域，开始系统关注沈约，关注永明文学，关注南北朝文学，自然也就逐渐接近《文选》。
在这期间，我撰写了《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中古文学文献学》《玉台新咏研究》等专著，还与曹道衡先生合著《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等。其中《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列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三辑）与《文选》研究比较密切。这部著作将南齐永明文学作为研讨重点，论述了当时的辨音问题。陈寅恪先生有《四声三问》一文，认为四声的辨析缘于佛教转读。反切、八病（平頭、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问题，国际汉学界也有深入研究，我在《八病四问》（《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别求新声于异邦——介绍近年永明声病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等文中，根据《德国所藏敦煌吐鲁番出土梵文文献》等文献资料，认为八病的缘起，或与佛教文化相关。围绕着南北分裂时期文化交流问题，我撰写了《六朝僧侣：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认为六朝僧侣作为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纵横南北，往来东西，在传播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在传递着其他丰富的文化信息。其影响所及，不仅渗透到当时社会各个阶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我们知道，古诗有法。诗法的缘起，近体诗的发展，就是在“永明体”推动下完成的。近体诗的基本特征是五、七言句式、平仄、用韵等。罗常培、周祖谟、王力等人提出，汉魏六朝时期韵部有四十余部。这个时期的诗歌押韵相对较宽，押平声韵为多，押本韵很严，至于通韵，很多已接近唐人。当然，“粘”的观点尚未形成，整体上丝丝相扣的律诗结构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些问题，与《文选》编纂没有直接关系，却是那个时代普遍关心的话题。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都涉及这个问题。《文选》的产生也不例外，与特定时代的氛围相关，与齐梁文学的发展相关。
二、 尝试研读《文选》
认真通读《文选》，最初是为了撰写学术会议论文。
经过杭州大学的熏陶，我对传统朴学极有兴趣，终日沉浸在汉唐学术、乾嘉学派、章黄传承等学术著述中。黄侃说，他最推崇的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主要有八部，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广韵》《史记》《汉书》《文选》，其中集部独推《文选》。
1993年，曹道衡、沈玉成两位先生引荐我参加在长春召开的第二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此，我集中精力，通读《文选》，并浏览黄侃的《文选平点》，骆鸿凯的《文选学》，以及曹道衡、沈玉成老师整理的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等，虽多一知半解，确也略知《文选》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第一篇《选》学论文《昭明太子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着重探讨《文选》编纂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的关系。这篇论文，后来被收录到《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中，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在曹先生的指导下，我又从文献学角度研究《文选》，发表了《从〈洛神赋〉李善注看尤刻〈文选〉的版本系统》（《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论证尤袤本《文选》的版本，所依据的不是北宋本、也不是六臣本，而是唐代以来流传的另一版本系统。这是我初步涉猎《文选》的开始。
20世纪90年代初，我留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曹道衡先生、沈玉成先生交给我第一项学术任务，就是编撰《中古文学文献学》。两位先生给我明确指导，认为全书应以《文选》研究作为开篇。这是因为，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其资料来源主要是不同时期所编的文学总集和类书。《隋书·经籍志》四“总集后叙”认为挚虞《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等开风气之先，谢混《文章流别本》十二卷、刘义庆《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孔逭《文苑》一百卷等踵事增华，变本加厉。此外，杜预有《善文》五十卷，李充有《翰林论》三卷，张湛有《古今箴铭集》十四卷，谢灵运有《诗集》五十卷、《赋集》九十二卷，等，说明总集的正式编撰始于晋代，这是文章发展的必然要求。《文选》的编撰，很可能是在既有选本基础上重新筛选编成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包括《历代赋》《文章流别集》在内的许多总集渐渐亡佚，而《文选》的影响却越来越大。
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我发现《文选》的文献研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是《文选》的编者、成书年代及文体分类，二是《文选》的注释，三是《文选》的版本，四是《文选》学的成立。为此，我对相关问题作了梳理、筛选，并作了必要的考辨，初步完成两位老师交给我的写作任务。从此，我开始密切跟踪《文选》学的进展，同时也在积极寻求《文选》研究的新途径。
《文选》编者根据当时的文学观念，将先秦以迄齐梁时期的七百多篇文学作品，通行本分为三十七种体裁，分类收录。唐代李善又为之作注，征引大量先唐古书。这些古书后来大多亡佚。因此，《文选》及李善注不仅反映了当时文学观念的巨大变化，还是研究先秦到齐梁间文学发展演变的最直接、最原始的文献宝库。这让我明白，《文选》是先唐文学的窗口。研究《文选》学就不能局限于萧统生活的南北朝时代，还应上溯魏晋，乃至先秦两汉。 20世纪80年代中期撰写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和90年代前期撰写的《玉台新咏研究》其实只是涉猎到南朝文学，范围很窄。这两部著作虽然获得一定好评，但我知道还有很多遗憾。第一，从纵向上说，对于这个时期的文化渊源及先秦两汉魏晋文学，我并未做系统研究。第二，从横向上说，对南北文化的异同与交流，我也缺乏全面了解。事实上，我曾试图联系北朝文学进行研究，甚至还想对隋唐之际中古门阀士族的文学走向作一延伸性考察，但是很快就发现，由于工夫不到，很多问题说不清，道不明，结果事倍功半，或者似是而非。
三、 系统关注《文选》
研究实践表明，研究《文选》，必须关注《文选》所收录的所有作家与作品，必须关注《文选》编纂之前的文学发展的历史。1995年底，与曹道衡先生合作完成《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后，我就开始把研究工作重心转向秦汉文学，因枝振叶，沿波讨源，希望能够站在一个比较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整体观照中古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
《文选》收录先秦四家：卜子夏、屈原、宋玉、荆轲;秦汉四十余家：无名氏（古乐府、古诗十九首）、刘邦、刘彻、贾谊、淮南小山、韦孟、枚乘、邹阳、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李陵、苏武、孔安国、杨恽、王褒、扬雄、刘歆、班婕妤、班彪、朱浮、班固、傅毅、张衡、崔瑗、马融、史岑、王延寿、蔡邕、孔融、祢衡、阮瑀、刘桢、荀勖、陈琳、应、杨修、王粲、繁钦、班昭等。研究《文选》，绕不开这些作家，还有他们所处的时代。
中国文学史上有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唐诗研究，成果丰硕，秦汉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近代以来，我们依据西洋观念，将中国文学分为诗歌、戏曲、小说、散文四类。秦汉文学，尤其是文章，多为应用文体，被认为不是纯文学，故多所忽略。事实上，秦汉文章，最能体现中华礼乐文明的特点。为此，我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是收集和整理资料，与曹道衡先生合著《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我负责收集整理两汉文学史料）。其次是考订秦汉文学的时间线索，编纂《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再次是考察秦汉文学的空间布局，撰写《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做专题言情剧，形成若干论文，结集《秦汉文学论丛》（凤凰出版社2008年出版）。
综上所论，我主要在下列几个方面作了有益探索：
一是从广义上界定文学家：有诗作或辞赋等文学作品存世者、有文学批评著作存世者、虽无作品传世而据传文或史志记其能文而生平可考者、传统记载中以之为文人者、异域人以汉文从事与文学有关活动者。到目前为止，我的著作收录秦汉文学家相对较全，总共有六百多位。在从事这些资料研究过程中，我最深的感受是，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相比，研究秦汉文学难点不是资料的整理，而是研究對象的确定。比如，秦汉文学史料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哪些内容应该进入文学史？哪些历史人物可以视为文学家？哪些作品属于文学创作？运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这些作家和作品？这些问题，看似清楚，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并非如此简单。这就涉及一些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促使我进一步思考。
二是运用数字统计方法，对秦汉文学作地毯式的清理。依据的材料，一是《汉书·儒林传》所列200位学者，二是《汉书·艺文志》所列184种著作，三是《后汉书·儒林传》所列56位学者，四是《后汉书·文苑传》所列27位学者，五是《隋书·经籍志》所列297种著作。得出如下结论：西汉时期，文化中心在齐鲁地区，荆楚地区为另一文化中心。东汉则转到河洛地区，三辅文人则上升为第二位。为什么秦汉时期的文化发展多集中在黄淮流域和江淮流域？不同时期，这些地区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其变化的缘由又在哪里？
三是将秦汉文学分为八个不同区域，具体考察其兴衰变迁。我在杭州大学读书期间，听陈桥驿先生讲《水经注》，对历史地理学产生浓厚兴趣，硕士论文以《水经注》为对象，讨论相关文献整理问题。注意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将精神层面的文学，落实到具体的历史现场中，这是我研究秦汉文学可能略有新意的地方。譬如《吕氏春秋》的成书与秦文化的选择及国运的关系，注意到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献与贾谊升降进退的关系等，都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见解，得到学术界初步认可。《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获得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和第四届思勉原创奖，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
研究秦汉文学，让我看到了《文选》的历史价值。鲁迅称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种文学自觉体现在哪些方面？有什么特征？《文选》如何体现这种自觉意识？这种文学意识在今天还有什么理论意义？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站在先秦到齐梁文学发展史的高度，对《文选》及其相关问题做系统的研究，才比较切实可信。譬如文体分类，从现存资料来看，蔡邕《独断》很值得注意。该书卷上论官文书四体曰：“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蔡邕的主张，揭开了文体学研究的序幕。此后，略晚于蔡邕的曹丕著《典论·论文》称：“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略举四科八种文体，以为“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西晋初年陆机著《文赋》又标举十体，并对各体的特征有所界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此外，像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直至任昉的《文章缘起》、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均有或详或略的文体概论，条分缕析，探赜索隐，奠定了中国文体学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萧统广采博收，去芜取精，将先秦至梁代的七百多篇优秀作品分成三十七类加以编录，成为影响极为久远的一代名著。从蔡邕《独断》到萧统《文选》，前后绵延三百多年，中国文体学最终得以确立。中国古代典籍的四部分类，其中集部，就是在这个时期独立出来的，中国文学史上的“自觉时代”说也据此而提出。 在从事秦汉文学研究的同时，我并没有忽略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一直在思考如何改变过去相对浮泛的研究状况。世纪之交，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图书异军突起，迅速占领市场。而今，读书已非难事。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被大量信息所包围，很少有消化吸收的机会。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界，论文数量呈几何态势增长，令人目不暇接，但总让人感觉到研究不到位，时有隔膜之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有意识地选读了经书各家注及《朱子语类》《鲁迅全集》等著作，还有中国文学史上的名家巨著，常常想到经典重读问题。
《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01则说：“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结合自己感兴趣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我把《文选》学作为主攻的前沿阵地，希望藉此夯实学术基础。
四、 编纂《文选旧注辑存》
2012年，我在《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后记中这样写道：“回顾十五年来的工作，不论是系年的纵向研究，还是系地的横向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秦汉文学领域作外围攻坚，还缺乏深入名篇佳作内部的细节探讨。目前，我正全力从事《文选旧注辑存》的编纂工作，希望能够对此一缺憾有所弥补。”
如何进入“《文选》学”领域，我还颇费思量。学问的高低，不仅要比谁掌握了更多的新资料，更难的是在寻常材料中发现新问题。这需要学术功力。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组织学者校订十三经的同时，还提出另外一种设想，即通过一种胪列众说的方式，把清朝学术成果具体而微地保存下来。清朝经学著作，阮元已编有《皇清经解》，王先谦编有《续皇清经解》，具有丛书性质。像阮元设想的这种大规模集成性质的文献研究著作，尚不多见，值得尝试。游国恩先生整理《楚辞》文献，即采用这种方法，读者称便。我编纂《文选旧注辑存》，也是想通过逐句罗列旧注的方式，将新发现的重要资料汇为一编，为自己、也为他人的深入研读，提供便利。事实证明，这种体例的确有助于我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激发探索的兴趣。
这项工作占去了将近十年的时光，初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充分吸收旧注优长，汇为一编，重要版本异同一目了然，重要学术见解尽收眼底;二是找到一种集成研究经典的有效途径，不仅汇总各家旧注，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文献整理，我们可以对历代重要研究成果，多所披览，充分借鉴，并看到前人的不足，增加学术信心。
在底本和校本的选择上，按照校勘学的要求，底本首选古本、完本、善本。《文选旧注辑存》正文及李善注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八年（1181）池阳郡斋刻本为底本，实际依据的是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本。此本也有字迹模糊、整句脱文的情况，我们就据他本校补。五臣注以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刊本为底本。此外，《辑存》的旧注排列分别附以《文选集注》所辑李善注、五臣注、《文选钞》《文选音决》、陆善经注，敦煌本李善注、北宋本李善注、日古钞本五臣注、敦煌本佚名注，以及宋刻黄善夫本《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等注、《后汉书》李贤注、百衲本《三国志》裴松之注等。
校本与参校本主要分作四类：一、正文，依敦煌写本《文选》、日古钞九条本、室町本、上野本，宋刻文集、碑帖等校对;二、李善注，主要以敦煌写本、《文选集注》本、北宋本、奎章阁本为主;三、五臣注，主要以《文选集注》本、日古钞本、朝鲜正德本、奎章阁本为主;四、重要异文亦参考前人考订成果，在案语中简略说明。
由于有了上述资料作支撑，《文选旧注辑存》的最大特色就是版本方面，援引写本、钞本、刻本、印本，数量众多，且多为珍稀本。这些版本，除尤袤本外，清代《文选》学家多数未曾披览。通过这次校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清代《文选》研究的不足。本书通过异文排列，可以凸显诸本的正误优劣，可以推寻六臣注成书之前李善注和五臣注各自的传承系统和整体面貌，还可以对前人的校理起到证实和证伪的作用。为此，本书在文字方面尽量保存原貌，大量的异体字、俗体字均照样移录，只有少数字作了统改。在音注方面努力钩沉辑佚，李善、五臣音注外，集注本的《文选音决》全部收录，日钞本的旁记音、敦煌本《〈文选〉音》《〈楚辞〉音》也多所补录，以资参考。在训诂方面多方释惑析疑，针对前人不明训诂而误解、不知通假而妄说、不识讹字而曲说的情况加以简要的辨正。
《文选旧注辑存》还附有四套索引：即《文选》著者索引、篇目索引、引书索引、人名索引，还有《文选旧注辑存》参校本叙录、参考文献等，与正文配套使用，起到工具书作用。
在编纂《文选旧注辑存》过程中，确实遇到很多困难。
首先是文字校录问题。
因时代变迁、版本繁杂，各本中存在大量的异体字、俗体字、避讳字等，如何处理，颇费心思。现在的做法是存旧如旧，尽量保存各自版本的原貌，然亦对少量不影响文义的手写体、异体字，如有的是局部连笔，有的是局部形变，也有的是笔画略有增减的，基本上都按照规范字写法予以统改。各本讹误处，原则上保持原貌，不作删改。集注本、九条本等手写本的明显误字，凡不涉及版本问题，则径改。原文疊字下作重文符、省略符等，今并恢复作原字。写本钞本中的俗体字，也基本保留原貌。避讳字的阙笔字，在案语末尾处照录说明。解决这些问题，占去了大量的时间、精力。通过对大量资料的补录、通读、汇勘，我们还发现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问题，譬如原以为1974年中华书局影印尤袤本即为宋刻原貌，但在校勘中，通过与再造善本尤袤本的逐字比对，发现影印本间有描改而导致的异文现象，如“纽”描改作“细”（干宝《晋纪总论》）、“族”描改作“旌”（鲍照《数名诗》）等;又如奎章阁本六家注《文选》起初统一用韩国正文社影印本作为参校本，后来发现，此本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日本河合弘民博士旧藏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三者虽属同一系统，亦多有异文，盖修版所致;又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选集注》，有些字句不清晰，可以据京都大学影印本校补。诸如此类的差异，此前注意不够。这也告诫我们，在校勘过程中，确实应谨慎地对待底本和参校本，盲从和妄改都不可取。 其次是版本系统的问题。
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文选》经过若干次系统整理，有过较大调整，形成不同版本系列，有写本、钞本、刻印本等，有李善注，有五臣注，有六臣注;六臣注里还分李善五臣注和五臣李善注等。各个不同的版本系统，差异颇多;即使同一系统，异文亦复不少。《文选旧注辑存》没有对现存各种六臣注本如明州本、赣州本、建阳本等作比对，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加以参校。我重点关注的是各自的版本系统及其注释问题，并非对《文选》做集校集注工作。关于明州本、赣州本问题，我正在指导研究生做专题研究，希望能看到成果。
至于宋元以来的校释成果，举凡涉及原文异同、字音训释及相关评论，或对李善注中的史实及典章制度的辨析，成果众多，内容丰富。不可否认，有些考订引申发挥，辗转求证，背离《文选》主旨。对此，案语中略有说明辨析，引而不发，存而不论，为将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些线索。对那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或者只是一家之说的判断，我没有繁琐征引。历代有关《文选》的评点、序跋、综论等，赵俊玲辑著《文选汇评》、刘志伟等编《文选资料汇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至于大规模的《文选》汇校汇注工作，王立群教授正在组织力量开展工作，值得期待。
在编纂《文选旧注辑存》的过程中，我逐渐理解了《文选》的经典意义。
一是文章学的意义。《文选》的编选，体现出当朝的文化理念，是一定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文选》学的成立，也与科举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唐代科举考试分试律诗和试策文两大类，《文选》所收作品也可以分为诗赋和文章两类，唐人很多篇章用典，多可以从《文选》中找到源头。唐人读《文选》，多半是从中学习诗赋骈文的写作技巧。宋代以后，《文选》作为文章典范，成为历代读书人的案头读物。二十世纪初叶，在“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舆论高压下，《文选》面临窘境，中国的文章传统也由此中断。如何吸取《文选》所收文章写作的精华，历代学者下过很多工夫。譬如近代刘师培精研《文选》，他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主要是《文选》作品为主，讨论文章的各种做法，或涉及一个时代的文学，或论及某一作家，或旁及某一文体，更多的是文章的具体修辞写作的方法，与文学理论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譬如神似与形似问题，文质与显晦问题，还有如何处理简洁与完整的关系等问题，不仅是中国古代文话、诗话每每论及的话题，也是现代文学理论常常要触及的问题。今天我们研究《文选》，或许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
二是学术史的意义。《文选》是经典，前人研究成果比较多。清代学者在经史研究之外，多关注《文选》。段玉裁、王念孙、顾千里、阮元等，就被视为清代“《选》学四君子”，成就显赫。如果我们对《文选》没有深入研究，就很难理解前人的业绩，只能盲目地崇拜。譬如从事版本研究，没有看到新的东西很难推进。顾千里是校勘学大家，因为所见版本有限，其“理校”式的推断常常失误。接续前辈学者的工作，并不意味着亦步亦趋，而是要根据新的资料，对以往的研究成果有所突破。
三是形式上的意义。过去，我们总是过于强调思想内容，而忽略了形式的重要性。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必须依托于某种形式之中。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存在的。因此，在文化的创造方面，过去一段时间被贬斥的文章形式研究应当给予重新估量。而今，文化世俗化大有泛滥趋势，认真总结六朝时期精英文化创造的经验教训，依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五、 研读《文选》的体会
《文选旧注辑存》的完成，只是深入研究《文选》的开始。早期文献的汇总，为我们研读《文选》提供极大便利。近年，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作品细读上，或按类别，或按作者，分析作品，并记下读后体会。这类读书笔记已有成稿四十余篇，有机会将整理出来。
参与《文选旧注辑存》编纂工作的年轻学者，在学术实践中得到锻炼。他们继续拓展研究课题，先后完成《历代〈选〉学书录》（徐华）、《近现代〈文选〉研究论著分类目录索引》（王玮）、《〈文选〉音注辑考》（马燕鑫）、《〈文选〉李善注引书考录》（赵建成）、《〈文选〉目录标注》（崔洁）、《〈文选〉诗类题解辑考》（宋展云）、《〈文选〉应用文体叙说》（黄燕平）等文献考订著述，举要提纲，比类成编，也将陆续出版。
以《文选》为中心，我又与孙少华、刘明、南江涛等编纂《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一百册（另附《提要》一册），收录汉魏六朝集部文献255种，其中总集21种，别集123家219种，诗文评15种，在兼顾系统性的基础上，特别突出珍稀版本、名家抄本、批校本或后世重要研究著述的收录。可以预料，这些著作的出版，必將极大地促进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开展，也有助于《文选》研究的深入。
一个世纪来，出土文献、域外文献以及电子文献，为传统文献学研究平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同时我也强烈地感到，一味强调新材料，忽略传统的学术方法，也很难真正认识到新资料的价值。如何在新资料与旧传统之间寻找学术生机，这就涉及学术观念问题，需要我们用心去思考，用功去实践。用功是前提，是基础，用心是关键，只有用心，才能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学术道路。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充分学习、吸收前辈的研究经验，又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学术的发展和自身的条件，开展创造性研究。
总结前辈学者的成功经验，至少有下列四条值得铭记：
第一，严耕望先生说，读书治学有三个步骤，一是耐心阅读原典，二是精细处理材料，三是充实而有光辉的综合研究。
第二，研究文学必须走出文学，更多地关注政治制度史、社会思潮史，真正把文学视为社会生活的反映，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研究，才会有历史感和现实感。
第三，成功的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品牌，有自己的学术代表作。王国维先生在所涉猎的领域均有开创性成果，陈寅恪先生提出关陇集团命题，田余庆先生提出东晋门阀士族命题，陈垣先生《励耘书屋丛刻》等，都已成为时代标杆。
第四，发现与发明并重。王国维、顾颉刚等先生，都主张发现新资料，解决新问题。陈寅恪先生《敦煌劫余录序》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黄侃先生则主张熟读经典，贵在发明经典中蕴含的义理。其实，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经典永远是经典。
2020年3月8日拟于京城爱吾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