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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叫聂作平的先生写文章,总结了中国古代九种“小资”的职业,这种恶搞的笔调说实话是当不得真的。因为中国古代以农立国,明代以前连个“资”的芽芽都没有——就算有点芽芽,也被掐得干干净净。自商鞅以来,崇农抑商,秦征徭役,首先就是罪吏与商人,再就是曾经做过买卖的人,再其次是征发祖上做过生意的。汉高祖刘邦当了皇上,规定商人不能穿丝绸衣服,不能骑马,不能当官,征赋比常人多一倍。你这时候说谁是“小资”,那无异于推人下火坑,人家非和你拼了不可。
中国的土壤,从根上就不适合小布尔乔亚生长。如果说我们祖上的生活包含诗意与放达,那也是绝对中国特色的,和小资不沾边。聂生提到的九种人,第五种是隐者,特地提到许由、陶渊明与陈抟老祖。这三个人,都是有素材可以说道说道的。只是聂生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因为“他根本不需要这五斗米,他家的产业足够他过着诗酒花草的风雅生活而无后顾之忧”,这种观点则是大错特错了。许多人以为陶靖节家里很有钱,所以他得以超脱世外,其实不然。
陶渊明的家里有过钱,不过那是他曾祖父陶侃时候的事。陶侃由一介寒士步步发迹,在军中四十一年,文功武治,颇为世人称许,政绩卓著而官运亨通, 家富几可敌国。只是那个时代门阀之风盛行,朝廷用人只看出身,不讲才能,陶侃权倾一方,仍被温峤之流称为“小人”和“溪狗”。侃死后家道迅速败落,其嫡系子孙至刘宋代晋后已被“降为醴陵县侯”,及至陶渊明,家中已经贫苦不堪,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说他“少而贫病,居无外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吃了上顿没下顿。
陶渊明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生年至今学界无定论。不过他生活的大的时代背景却极其混乱。东汉以来,黄巾起义,五胡乱华,孙恩作乱,战争频仍,水旱灾害不断,民不聊生。百姓生了儿子,怕被征去当兵或服徭役,往往就要丢弃或弄残,或者早早卖给大户人家为奴,很多妙龄女孩找不到对象,更有很多光棍不敢娶老婆。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5648万人,到西晋太康元年(280年),经过一百多年,人口只剩下1616万。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先生说这是一个“大分裂、大混战的黑暗时代”,生命价值得不到任何尊重,200多年间有30位皇帝在位,平均每人执政时间为10年,年号变更近50个,陶渊明本人一生也经历了10位皇帝在位,政权更迭频繁,当权者都朝不保夕,普通人就更没有什么保障了。这个时候,隐士也不是好当的。像嵇康之死就是一例。
司马氏集团掌权后,文人们出现了两极分化,贪图眼前利益的都投靠了新贵,而那些固守正统观念的仍效忠于曹魏。竹林七贤中的嵇康与向秀两人私交很好,嵇康与曹家有姻亲关系,自然不肯归顺司马氏。但他又得罪不起人家,就天天在家和向秀打铁,有时候和吕安一起去南山上浇菜园,想借此远离政治。结果就这样司马氏也没放过嵇康,找个理由把他杀了。吓得向秀赶紧去洛阳做官。晋文帝笑话他说:“你不是有箕山之志吗?不在山里隐居,跑洛阳来干什么?”向秀说:“巢父、许由那些人目光短浅,我可不想学他们。”向秀当上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却天天不上班,可见他对做官司根本没兴趣。陶渊明乃一介儒生,儒家的道德观是积极进取的。他本来也想有一番作为,只是生不逢世。他一生做过五次官,第一次当“州祭酒”, 是因为家里穷,要养活老人。后来几次,他都是为实现自己的抱负的。只是现实让他太失望:他曾为追随桓玄,为他出使健康,然而桓玄却背叛朝廷,废掉晋安帝自立;镇军参军刘裕起兵伐桓玄,陶渊明给他当镇军参军,然而刘裕也于402年即帝位,陶渊明性格孤介,岂可依附于这种人?一首《感士不遇赋》表明了他弃仕归隐的决心。
归园田居的陶渊明生活得经并不轻松。他种田并不是把好手,又有五个孩子,他割稻,锄田,起早贪晚,辛苦劳作收获却并不丰富,“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首诗说,自己到南坡上种豆子,可是豆子长得不如草多。早上起来去锄地,晚上月亮出来了才回家。山路细窄长满野草灌木,夜露把衣服都拉湿了。衣服湿了不可惜,就怕庄稼收成不好。收成不好就要不饿肚子,有时因为打仗,早稻要到九月才收,已经倒在地上捡不起来了。陶渊明常常饿肚子,有时晚上饿醒了,紧紧腰带再睡。陶渊明不少诗作中都描写过挨饿的生活,说晚上就盼天快点亮,白天又盼天快点黑。年年缺粮年年借,陶渊明向村里的乡亲都告借遍了。——他去借粮,不好意思张口,往往全凭人家给,给多少算多少。冬天没有棉衣穿,夏天没有茶喝,以凉水解渴。戊申年(408年)他44岁那年寄身的草屋又被大火烧毁,老来孩子不争气,自己又疾病缠身,这日子过得苦啊。陶渊明爱喝酒,做彭泽县令,离家不远,公田里收的粮食可以饱腹,还能酿点酒。可是陶渊明不愿侍候“郡遣督邮”,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只做了80天就“自免其职”,一生甘做“荷蓧翁”。
如果说,陶渊明真的家境殷实,他的归隐只是像谢安一样假模假式,那他就并无可敬之处。正是像他这样满腹才华,而能躬耕南亩,固贫守节,才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放眼当代,与那些贪官污吏、与那些穿名牌开轿车吃回扣的人相比,他的品格更堪比华泰。把靖节的归隐说成是玩小资,是一种浅薄无知,更是对不入浊流的崇高品格的一种玷污。
中国的土壤,从根上就不适合小布尔乔亚生长。如果说我们祖上的生活包含诗意与放达,那也是绝对中国特色的,和小资不沾边。聂生提到的九种人,第五种是隐者,特地提到许由、陶渊明与陈抟老祖。这三个人,都是有素材可以说道说道的。只是聂生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因为“他根本不需要这五斗米,他家的产业足够他过着诗酒花草的风雅生活而无后顾之忧”,这种观点则是大错特错了。许多人以为陶靖节家里很有钱,所以他得以超脱世外,其实不然。
陶渊明的家里有过钱,不过那是他曾祖父陶侃时候的事。陶侃由一介寒士步步发迹,在军中四十一年,文功武治,颇为世人称许,政绩卓著而官运亨通, 家富几可敌国。只是那个时代门阀之风盛行,朝廷用人只看出身,不讲才能,陶侃权倾一方,仍被温峤之流称为“小人”和“溪狗”。侃死后家道迅速败落,其嫡系子孙至刘宋代晋后已被“降为醴陵县侯”,及至陶渊明,家中已经贫苦不堪,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说他“少而贫病,居无外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吃了上顿没下顿。
陶渊明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生年至今学界无定论。不过他生活的大的时代背景却极其混乱。东汉以来,黄巾起义,五胡乱华,孙恩作乱,战争频仍,水旱灾害不断,民不聊生。百姓生了儿子,怕被征去当兵或服徭役,往往就要丢弃或弄残,或者早早卖给大户人家为奴,很多妙龄女孩找不到对象,更有很多光棍不敢娶老婆。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5648万人,到西晋太康元年(280年),经过一百多年,人口只剩下1616万。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先生说这是一个“大分裂、大混战的黑暗时代”,生命价值得不到任何尊重,200多年间有30位皇帝在位,平均每人执政时间为10年,年号变更近50个,陶渊明本人一生也经历了10位皇帝在位,政权更迭频繁,当权者都朝不保夕,普通人就更没有什么保障了。这个时候,隐士也不是好当的。像嵇康之死就是一例。
司马氏集团掌权后,文人们出现了两极分化,贪图眼前利益的都投靠了新贵,而那些固守正统观念的仍效忠于曹魏。竹林七贤中的嵇康与向秀两人私交很好,嵇康与曹家有姻亲关系,自然不肯归顺司马氏。但他又得罪不起人家,就天天在家和向秀打铁,有时候和吕安一起去南山上浇菜园,想借此远离政治。结果就这样司马氏也没放过嵇康,找个理由把他杀了。吓得向秀赶紧去洛阳做官。晋文帝笑话他说:“你不是有箕山之志吗?不在山里隐居,跑洛阳来干什么?”向秀说:“巢父、许由那些人目光短浅,我可不想学他们。”向秀当上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却天天不上班,可见他对做官司根本没兴趣。陶渊明乃一介儒生,儒家的道德观是积极进取的。他本来也想有一番作为,只是生不逢世。他一生做过五次官,第一次当“州祭酒”, 是因为家里穷,要养活老人。后来几次,他都是为实现自己的抱负的。只是现实让他太失望:他曾为追随桓玄,为他出使健康,然而桓玄却背叛朝廷,废掉晋安帝自立;镇军参军刘裕起兵伐桓玄,陶渊明给他当镇军参军,然而刘裕也于402年即帝位,陶渊明性格孤介,岂可依附于这种人?一首《感士不遇赋》表明了他弃仕归隐的决心。
归园田居的陶渊明生活得经并不轻松。他种田并不是把好手,又有五个孩子,他割稻,锄田,起早贪晚,辛苦劳作收获却并不丰富,“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首诗说,自己到南坡上种豆子,可是豆子长得不如草多。早上起来去锄地,晚上月亮出来了才回家。山路细窄长满野草灌木,夜露把衣服都拉湿了。衣服湿了不可惜,就怕庄稼收成不好。收成不好就要不饿肚子,有时因为打仗,早稻要到九月才收,已经倒在地上捡不起来了。陶渊明常常饿肚子,有时晚上饿醒了,紧紧腰带再睡。陶渊明不少诗作中都描写过挨饿的生活,说晚上就盼天快点亮,白天又盼天快点黑。年年缺粮年年借,陶渊明向村里的乡亲都告借遍了。——他去借粮,不好意思张口,往往全凭人家给,给多少算多少。冬天没有棉衣穿,夏天没有茶喝,以凉水解渴。戊申年(408年)他44岁那年寄身的草屋又被大火烧毁,老来孩子不争气,自己又疾病缠身,这日子过得苦啊。陶渊明爱喝酒,做彭泽县令,离家不远,公田里收的粮食可以饱腹,还能酿点酒。可是陶渊明不愿侍候“郡遣督邮”,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只做了80天就“自免其职”,一生甘做“荷蓧翁”。
如果说,陶渊明真的家境殷实,他的归隐只是像谢安一样假模假式,那他就并无可敬之处。正是像他这样满腹才华,而能躬耕南亩,固贫守节,才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放眼当代,与那些贪官污吏、与那些穿名牌开轿车吃回扣的人相比,他的品格更堪比华泰。把靖节的归隐说成是玩小资,是一种浅薄无知,更是对不入浊流的崇高品格的一种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