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在小说中不仅对文明与野蛮的概念进行了彻底的颠覆，而且在对人类灵魂拷问中渗透了对人性的思考和最朴素的道德关怀。
　　《等待野蛮人》是库切第一部为自己赢得国际声誉的长篇小说。时空背景的有意退隐，寓言的韵味和反讽的张力，整部作品从多种角度显示了库切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对当代生存境遇所具有的深邃穿透力，对现代文明野蛮性的深刻反省。
　　
　　第一重反省：与帝国上校的矛盾对立
　　
　　作为《等》的叙述主体，帝国边境的行政长官对于文明与野蛮概念的混淆、嘲弄、质疑、颠覆，伴随着他对帝国派军队对蛮族部落的军事行动所引发的一系列观察和思考，以及绵绵不断的心理独白和越来越深入的灵魂拷问逐渐展开。这一切，首先体现在他与代表帝国权利的钦差——上校的矛盾对立上。
　　故事一开始，行政长官就与乔尔上校代表的帝国产生了冲突。“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两个圆圆的小玻璃片架在他眼睛前的环形金属丝上。他是瞎子吗？如果他是个盲人想要掩饰这一点，我倒可以理解。但他并不瞎。那小圆玻璃片是暗色的，从里面看出来并不透明，但他就是能透过这样的玻璃片看过来。”通过乔尔上校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来质疑他是否是瞎子，其象征意义不言自喻。一个看世界是透明的，另一个是变色的，矛盾对立在此已隐蔽存在。他们同是文明人，矛盾却不可调和。一个要求宽松治理，否认野蛮人的野蛮行为；一个却执意相信野蛮人对边境安全造成危害。最终，乔尔上校征伐野蛮人惨败而归，黑眼镜也被无情地去掉。正如行政长官最后对乔尔上校所说的“罪恶潜伏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自己来担当。”“不关别人的事”。赛义德也曾说：“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的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诸方面，就像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文明和野蛮的概念并不属于一个特定的群体，也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定义。
　　对野蛮人的不同态度是行政长官和上校矛盾的焦点，也暗示了他们对文明与野蛮的不同理解。《等待野蛮人》对他者的他者性提出了质疑。贯穿整个文本叙述的，是对野蛮民族和帝国定居者之间差异的解构。乔尔上校受帝国的派遣，不顾老行政长官的劝阻，执意要搜捕驱赶野蛮人，以治理边境的安全，并且主张用最残酷的刑罚驯服野蛮人。以乔尔为代表的帝国相信，用“最极端的方式才能得到最彻底的真相”。在帝国的意识形态话语中，野蛮人是异己的，是他者，只有通过压制他者，帝国才能由此获得自我确认，才能把自己从野蛮人中区分开来，证明自己的文明性。
　　更有对照意义和解构意味的是，具有帝国公民身份的行政长官，在收留和送走野蛮女孩前后不同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长官花了几个月时间，把蛮族女孩送归她的部落。等他返回小镇，上校已经夺权，并以叛国罪把他送进监狱。长官面对莫须有的罪名，不愿忏悔，更不能接受帝国的行为逻辑，在他眼里，文明世界里的帝国居民才是真正的野蛮人。这进一步说明，所谓的“文明”和“野蛮”，只不过是拥有权力的帝国的肆意建构，“文明”和“野蛮”不是一成不变的，“野蛮人”是没有能力为自己辩解的，是没有发言权的。把同胞降为野蛮人的上校嘲笑他“给自己弄了一个新的名号叫做‘一个人’”，认为“人们对历史背后的事情不会有任何兴趣”。这些似乎在暗示，野蛮人的真实面目是不会被记载的，野蛮人注定是要被曲解的。正如斯皮瓦克所说，属下是不能说话的。历史是故事叙述，是对“事实”的安排与阐释，后人只看历史结论和表象，不会去探究历史的形成过程。即使追根溯源，也无法甄别历史的真伪，因为有些声音是被泯灭的。
　　蛮族盲女以“他者”、“野蛮”的存在反衬着“文明”的荒谬。她是缺席的在场。在“野蛮人”缺席的情况下，帝国的钦差是怎样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野蛮人，又是怎样和老行政长官形成“自我”与“他者”、“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概念的？这一切，在行政长官被莫名地变回自由人时，就变成了对他人灵魂的拷问。他责问行刑者：“我想知道，你事后——就是做完修理人的活儿之后——你是怎么吃东西的？……你觉得干完这事后对吃东西没什么影响吗？……还有，回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里是否觉得别扭？比方说一家人坐在一起或是和同事们一起吃饭？”由此，他对作为施刑者的“文明人”的“文明”行为的不理解，反衬了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及联系。
　　
　　第二重反省：与蛮族女孩的无法交融
　　
　　行政长官对蛮族盲女的洗涤仪式、昏睡和性无能，都源于他对作为“他者”的蛮族盲女的谜一般的不可理解，无法参透。洗涤仪式也许代表了文明对于野蛮的洗礼和重塑，但是越是认真，他越是昏睡，也越无法理解她，越是不能进入她的体内。这里的性无能并不仅仅代表生理的无能，更多地是预示着他对她的不能解读。这也可以从他与妓女的高潮体验的对比中获知。南非库切研究专家Ｄａｖｉｄ Ａｔｔｗｅｌｌ对此作了很好地阐释：“所以野蛮女孩将不仅仅是被送至迎合行政长官的探寻；她的他者性是不能被驯服的。”
　　作为处于边缘群体的蛮族女孩，在连基本的安全和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时，她是不可能对文明与野蛮去思考和审视的。对她来说，生存是最重要的，尽管她也有着自己的耻辱观，但在无力抗争的情况下，她只能默默忍受。
　　困惑、不解和迷茫，伴随着她与这位行政长官交往的始终。蛮族女孩开始并没有接受行政长官的好意——给她一份工作和住处。她说“你不明白。你们不会要我这样的。”“我是……”“我能走了吗？”显然，被文明人拷问后，她比他更清楚自己的处境。虽然她没说野蛮人的身份使她遭遇不幸，但她并不相信长官本人能给她带来好运，所以她选择了拒绝他的好意。她不理解他的好意，因为文明人曾把她斥为异端进行无端地拷问，她亲眼看见父亲为此丧命。
　　对蛮族女孩视力好坏的讨论，他们之间无性无欲的交流，有着耐人寻味的寓意。他说她的视力不好，看不见东西，他极力探究她所受的刑罚给她的视力造成的影响；她却说她能看得见，甚至她都无法表达，总是说“一片模糊”。他则想象自己在她心中的形象：不看时是一个“视觉边缘的一个灰色的来回飘移的人形”，而看时是“一片模糊的影子、一个声音、一种嗅觉、一处活力的源泉”。他从来不问她对他的真实感觉如何。猜测和想象是对她的主体性的无形地剥夺。他有意无意地把她放在“他者”的位置进行审视，他对她的猜测和想象阻碍了彼此的理解和沟通。由此，造成了他对她的性无能，也预示了“文明”与“野蛮”沟通的困难。
　　
　　第三重反省：历史建构与差异的合理性
　　
　　行政长官对考古发掘的白杨木简的兴趣，与他和上校、野蛮女孩的矛盾冲突紧密相连，达到一种极致的张力空间。引向他的第三重反省：历史是如何建构的？差异的存在是否有合理性？
　　当上校逼迫他破译木简时（上校认为木简是他通敌判国的信息通道），尽管他根本不懂得那些符码的真正含义，他还是很自然地按“自己的理解”成功流畅地破译。他强调野蛮人的字符含义是战争、复仇和正义，而他的这些猜测性解读正预言了帝国征伐野蛮人的悲惨结局。他还进一步说明这些木简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专家学者在研究古代野蛮人遗迹时众说纷纭。”在此，他巧妙地运用了福柯所运用的知识考古学方法。正是面对权威的虚弱，他丧失了阐释的权利，而正是他所遭受的野蛮拷问使得他从虚弱走向强悍，自我争取阐释的权利，从而张扬了他的个性。
　　他觉得过平静的日常生活“要比是不是由警察来决定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的权利重要多了！”。在他看来，所谓的文明不过是“只有最极端的方式才能得到最彻底的真相”的荒谬。这种颠覆是有着切肤之痛的，是以一个遭受严刑拷问和肆意侮辱的弱者的深刻反思为基础的。而这个弱者本身就曾是文明人，这样的嘲弄和反讽是彻底的，能够超越时空的。他让所有的文明人对自己所谓的“文明”行为进行反省。帝国就是这样建构它的文明史的，它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异己斥为他者，然后冠以野蛮的罪名加以迫害。
　　“库切看得很清楚，‘文明人’和‘野蛮人’在文明的链条上并没有固定的序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二者的位置也许正好颠倒过来，他借主人公的考古发现申述了这种轮回交替的文明轨迹。……‘文明’与‘野蛮’颠来倒去的历史过程丝毫不能成为消解正义与人道的理由，库切对‘野蛮人’当下境遇的描述无非表明这样一种态度，就是正义永远站在被掠夺被损害的弱势群体一边。”文明与野蛮是可以超越时空读解的，亚非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被西方文明视为未曾开化的地区而遭侵略。什么是文明？对这一个古老而又神圣的话语必须进行认真地审视了，谁都不能随便地居为己有。强者即文明的逻辑是否应该改一改了？唤起殖民历史记忆也许是件痛苦的事，但是如果忘掉历史，只能无可奈何地毁掉自己。差异的存在不应是战争流血的根本理由，人类的文明不应以消除差异为代价。也许，这才是库切让我们认真反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