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独步成绝学,世间再无陈寅恪。陈寅恪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耸入云端的高峰,被誉为近现代最博学的人。
　　1919年,吴宓在哈佛刚刚认识陈寅恪时,就宣称:“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亦称陈寅恪为中国最博学的人。
　　陈寅恪生于1890年,祖籍江西修水人,生于湖南长沙。出身名门望族,其祖父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号散原,是晚清著名的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其长兄是著名画家陈衡恪(师曾)。
　　陈寅恪是一位怪才,他游学西方二十三年,“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足迹所至有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但未曾获得一个学位。因为文凭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
　　在留学期间,陈寅恪学习并掌握了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希腊等十几种语言。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学问深不可测,独步成绝学,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
　　1925年起,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陈寅恪曾经写过一副对联给他的学生,说他们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说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是因为梁启超的老师是康有为,而康有为有“南海圣人”之称,既然是梁启超的学生,不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吗?而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你们现在也是王先生的学生,岂不就跟溥仪是同学吗?同学一听高兴得不得了。
　　最重要的是,陈寅恪讲课,从不拾别人牙慧。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而,陈寅恪上课的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人称他是“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崇尚学术自由。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以生命捍卫了思想的奔放与学术的自由。他一生从未写过一篇媚俗的文章,从未无感而发地去“遵命”写作。
　　1949年前后,陈寅恪谢绝了一切关于移居海外的劝说,携全家前往广东岭南大学,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从此开始他最后二十年的岭南生活。陈毅看望,陶铸照顾,胡乔木、郭沫若、周扬过访。许多重要人物到了广州,总是以目睹陈氏风采为荣,一贯狂横的康生竟然被陈寅恪堵在门外。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几乎都在中山大学度过,失明与膑足的痛苦,并没有消磨掉他喷薄欲出的创作才华。1953年夏,陈寅恪病了一场。他看了清代陈端生所作的《再生缘》。于是,他那积蓄已久的生命感受终于找到了一个喷发口。他把生命情感体验与感慨身世之浩叹,全都倾泻于陈端生身上,一篇意境气象万千、文采光芒四射的《论再生缘》诞生了。
　　从1954年至1964年,足足十年时间,陈寅恪在几近湮没的历史废墟之中艰难地发掘。《柳如是别传》全书八十余万字,此书犹如一堆需不停地添加燃料才能旺盛燃烧的火,耗尽了这位还有很多愿望尚要去实现的老人的心血……
　　陈寅恪一生学贯中西,倡导以诗文证史,能运用十几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并能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他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取得了罕见的成就。但使人深为遗憾的是,这位文化巨匠留给后人的著作,与他渊博的知识系统相比实在是太少了。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被学界尊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陈寅恪就这样成为了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