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又有语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国家权力和社会的关系、基层官员和民众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结构是否稳定的晴雨表。
　　原因似乎很简单：上层和中层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制度、法规一样，与社会、民众的关系是抽象的，而基层权力，则直接和社会、民众打交道，它如何对待后者，具体地、现实地决定着后者对整个国家权力的反应。
　　几千年来，中国历代王朝，不断地重复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老套故事。而基层权力的失控，官吏对民众的侵害，总是它的一个制度性后果，一个引燃社会炸药的因素。它像噩梦一样纠缠着每一个王朝。
　　今天的中国，置身的早就是和历史不同的制度语境。但是，不能讳言，在基层权力和社会的关系中，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近年来，基层治理问题频出，权力失控的一些现象不时发生—尤其是今年，在社会心理的变化中，粗暴执法、强制拆迁等，似已给人一种“愈演愈烈”、“难以遏制”之感。从逻辑上，它给政治—社会结构的稳定留下了很大的风险。
　　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社会心理，以及发生逻辑，都和10几年前，甚至只是几年前不一样了。在基层官员发生蜕变的一些地方，一种依靠灰色利益链条连接起来的新代理人体制，开始隐性地行使着国家权力，不再受意识形态、法律和地方性规范的规制。基层的权力—利益网络“灰色化”，相应地，基层的“灰色治理”日益明显。
　　基层的“灰色治理”，就大背景来说，是在一个由“现代性”逻辑所建构起来的社会空间里所发生的国家权力与“社会”的结构性冲突，根源在于，我们的政治结构，对国家权力和社会关系的界定，已经迟滞于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社会心理的变化。
　　“县治则国治”，近年来，北京多次集训全国县委书记，充分体现中央对于基层权力如何运作的高度重视。今年更被中央定为“基层组织建设年”，这是执政党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举措。
　　面对新的挑战，如何跳出既往的思维，破解基层“灰色治理”危局，并上升成为一种改革战略，已经日益迫切。以民主法治、社会自治等政治现代化的方式规范基层权力运作，建构国家权力与社会新的关系。这是改革的需要，也是改革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