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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6日，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去世，享年102岁。一个“杰出建筑设计大师的时代”就此落幕。
贝聿铭的魅力横跨空间和时间。他的作品享誉世界。他曾经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也曾出现在美国总统肯尼迪、法国总统密特朗、首次访美的邓小平身旁。他65岁生日宴会的举办地点是人民大会堂，主办人是当时中国的两位副总理。
贝聿铭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把自己设计的建筑种在4个大洲、10个国家的土地。有法国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有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艺廊东厢……贝聿铭被誉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他用自己设计的建筑凝固了一个时代，更为人们勾画出一个传统与未来并存的美好世界。
设计精神的“中国原点”
贝聿铭始终说：“我是苏州人。”
1917年，贝聿铭出生于中国广东。他的故乡就在苏州美术馆往东不到两公里。如今游客熙攘的狮子林，100年前曾是贝聿铭祖辈的宅邸。
上个世纪30年代，他随着银行家父亲到过广州、香港、上海，十几岁的贝聿铭在苏州度过了3个夏天。相比起外滩上的高跟鞋、旗袍和锃亮的小汽车，狮子林静谧的生活是传统儒家式的宽袖长袍和敬祖尊长。这几乎是他与故乡相处的全部时光。
然而就是在苏州，他体会到关于“家庭”的真正含义，也“逐渐感受到并珍惜生活与建筑之间的关系：“儿时记忆中的苏州，人们以诚相待，相互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日常生活之首，我觉得这才是生活的意义所在”。穿梭在狮子林、西花桥巷，假山中的山洞、池塘、石桥、瀑布，这些传统中国文化的印迹，更让他意识到，建筑创意是人类的巧手和自然的共同结晶。
上海，则是贝聿铭建筑梦开始的地方。在被誉为“东方巴黎”的上海，贝聿铭接触到了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在上海生活的时候，每天中午放学，贝聿铭就会乘电车到“大光明”，碰上新片上映就躲进电影院看电影，没有新片就坐在梧桐树下专心致志地看着当时有“远东第一高楼”之称的国际饭店。他着迷于它的24层楼高和二百多个房间的庞大体量，甚至回到家还像模像样地画了一份建筑图纸。
贝聿铭日后坦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高度，我被它的高度深深地吸引了，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想做建筑师。”
在苏州度过了最后一个夏天之后，17岁的贝聿铭赴美国求学，从此远离故乡。站在巨大的“柯立芝总统号”上，看着岸上站着几十个前来送行的亲朋，他并不伤感，只是觉得幸运，“有机会亲眼目睹一个新世界”。对他来说，大洋彼岸就像巴斯特·基顿和查理·卓别林的电影一样充满活力与乐趣。
巨轮渐渐驶离外滩港口，他万万没想到，下一次踏上故国的土地，将是40年后的事了。
后来，受过多年西方教育的贝聿铭，仍旧自认为：“我在中国度过了吸收能力最强的少年时代，因此有种中国性，深深地留在我的身上，无论如何也很难改变。我仍是一个十足的中国人。”
“寻找建筑的内涵”
美国求学，贝聿铭的起点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在美国，他喝红酒、吃西餐，也读《论语》《老子》《孙子兵法》。他用工整的小楷给家人写信，还永远记得日本入侵满洲里和上海的年份。
与此同时，他的建筑梦想逐渐变为现实。經历过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哈佛大学建筑系的求学后，他结识了格罗皮乌斯和柯布西耶两位现代建筑的鼻祖。在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建筑也在悄然进行着革命。建筑师们开始拒绝古典建筑繁复的理念，倾向于清新简明的线条和成本低廉的材料。格罗皮乌斯是德国包豪斯建筑派系的创始人，他鼓励并倡导年轻建筑师设计一种具有社会意识的建筑。他相信这种低成本的住宅将改变19世纪以来人们拥挤的生活，并将随着工业化迅速普及全球。
自那时起，贝聿铭就确立了“找到建筑的内涵并把它表达出来”的设计思想。为中国艺术品量身定做的上海艺术博物馆，成为他的毕业设计作品，也被认为是哈佛史上最重要的毕业设计之一：一座精致的木质模型，两层，点缀几个凉亭，溪水淙淙流过茶园。
导师为它写的推荐语是：“一位有能力的设计师可以既坚持传统———他认为仍然存在的那些特征，又不放弃设计上的进步观念”，这似乎也契合了贝聿铭日后在设计理念上的文化交融。
肯尼迪图书馆，让贝聿铭在美国主流建筑圈站稳脚跟。
彼时，相比参与竞争的颇负盛名的建筑师，贝聿铭还是无名小辈。当地媒体称：初选入围的几位建筑师，在会见肯尼迪夫人时，多少都阐释了他们想要怎么设计。轮到贝聿铭，他却说，在没有勘察地点以前，自己没法给出任何概念或意见。有人猜测，或许正是贝聿铭流露出的场地、环境应是建筑先决条件的设计理念，打动了肯尼迪夫人。
她大胆选择47岁的贝聿铭担纲设计，和肯尼迪同年的贝聿铭，看上去是一位贵族，更是一位有改革精神的年轻绅士，正如其亡夫给予世人的印象。最终，贝聿铭设计的肯尼迪图书馆倚海矗立。这是一座黑白分明的现代化建筑，一些空间低于地面，使建筑中最动情的因素留于地表——这个项目在哗然舆论中成功。
它的高曝光率，为贝聿铭带来生命中最重要的设计项目之一——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1978年，几乎是美国最重要的公共文化建筑——国家美术馆东馆建成。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在东馆的开幕仪式上称，“它不但是华盛顿市和谐而周全的一部分，而且是公众生活与艺术情趣之间日益增强联系的象征”，并称贝聿铭是“不可多得的杰出建筑师”。
贝聿铭以充满激情的几何结构，有力驳斥了现代主义运动已经衰落的论调，成为70年代美国最成功的建筑之一。
建筑，亦是对文明的表达
承建卢浮宫改建项目，为贝聿铭赢得世界性的声誉。
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在看到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后，毅然决定由贝聿铭担此重任。
高傲的个性令法国人不十分钟意美国设计师。贝聿铭过往的作品，他的中国文化背景，让法国人深信，这位建筑师会带来一件匹配得上卢浮宫的充满文化的建筑。可是，当贝聿铭提出，用现代建筑材料在卢浮宫的拿破仑庭院内建一座玻璃金字塔，并将其作为卢浮宫正式入口的标志的时候，这个方案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 贝聿铭回忆：“在我们公开展示金字塔设计之后的1984到1985年之间，争论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也在巴黎街头遭到不少白眼。”他强调自己来自有着古老文明的中国，使法国人相信自己不会小看历史文化传统。玻璃透明的质地，保证现有建筑群的外观不被严重破坏，历史之于现代能完美融合。
他最终说服了法国人，1989年建成的玻璃金字塔，也以上佳的方式将卢浮宫带入20世纪。而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人们对于金字塔的热情，也让参观这座建筑的游客激增，很多人宁愿在玻璃金字塔排起长队，也不愿意从另外两个入口进入。
贝聿铭认为：“卢浮宫关乎建筑，但更是对一个文明的表达。我总能从博物馆的建造中学到很多。它们不断地提醒着我，艺术、历史和建筑确实密不可分。”
在长达70年的建筑设计生涯中，贝聿铭在世界各地都有设计伊始，甚至建筑落成之后一段时间里都饱受争议的作品。后来，时间证明它们的经典性，也映照了贝聿铭前瞻性的设计眼光。
据粗略统计，贝聿铭设计的大型建筑在百项以上，获奖五十次以上。他在美国设计的近五十项大型建筑中就有二十四项获奖。贝聿铭1979年荣获了美国建筑学会金质奖章，美国建筑学会还把当年定为“贝聿铭年”。
1983年，贝聿铭被加冕建筑界的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这个有“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奖项，评价他为：“贝聿铭给予了我们本世纪最优美的室内空间和建筑形体，他始终关注他的建筑周边的环境，拒绝将自己局限于狭隘的建筑难题之中。他对于材料的娴熟运用达到了诗一般的境界。”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在国际建筑界积累成就的同时，贝聿铭与中国又渐渐联系起来。可是，再返中国大陆，距离当年他远渡重洋，相隔了39年。
1974年，贝聿铭以美国建筑师学会成员的身份到访北京，作文化交流。
四年后，贝聿铭再被邀请到访北京，他拒绝了在故宫附近设计一幢“现代化建筑样板”的高层旅馆的邀请，并影响了故宫周边的高度限制政策出台。贝聿铭回忆，“我说不行，不敢做。做了以后，将来人要骂我”。而那次之后，清华大学的吴良镛先生就提议建筑高度应像一条线，从故宫向外慢慢增高，免于破坏故宫的氛围。
至此，已经两次被邀请在紫禁城周围留下美国式现代化印记的贝聿铭，最终只选择在北京郊外的香山设计了一座低层的旅游宾馆，被命名为香山饭店，它已成为中国近年来众多庭院式酒店的原型。
从1935年到1978年，是贝聿铭先生的创作高峰时期，他敢用作品说话，一路登顶世界顶级建筑大师的地位。
1980年，纽约。在为欢迎清华大学代表团访美举办的科学技术报告会上，贝聿铭就北京城市规划和中国建筑民族化主题演讲。当时的建筑系学生希望他讲讲玻璃幕墙，说说最新的摩天大楼的设计形式。
贝聿铭却说：“不要忘了中国的过去”。
30年后，获授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皇家金奖的那晚，92岁高龄的贝聿铭又提出：“建筑设计要变化，要往前走，但在向前走的過程当中，要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文化特色何在”。
一直被对照的“东方”与“西方”，似乎在他的艺术世界中，对立又和解：“我在文化缝隙中活得自在自得，在学习西方新观念的同时，不放弃本身丰富的传统。”
因此，人们称他为“文化缝隙中优雅的摆渡者”：从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汲取精华，又游刃有余地在两个世界穿梭。
在祖国，贝聿铭留下了台中的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香港的中银大厦、中国银行总行大厦、苏州的苏州博物馆新馆，澳门的澳门科学馆……这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他迎来了晚年“最大的挑战”——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他为世人打造出一座恬淡的苏州博物馆，灰白色、带有姑苏轻软气质，它朴素却很美，有世外桃源的空灵，又有人间烟火的温度。
在过去的100年里，贝聿铭的建筑承载了太多历史印记。从二战结束、种族暴动、冷战，到城市复兴、商用航空业兴起、现代大气科学诞生，再到新中国崛起、新加坡建国、肯尼迪遇刺、中国香港回归、德国统一……贝聿铭被不同的生活裹挟、感染、浸润，然后用玻璃、钢筋、线条、艺术影响着更多人的生活。
但他的内心，却永远忠于中国这片土地。他曾将自己的一生比作极具中国韵味的“竹子”，他说，“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
贝聿铭的魅力横跨空间和时间。他的作品享誉世界。他曾经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也曾出现在美国总统肯尼迪、法国总统密特朗、首次访美的邓小平身旁。他65岁生日宴会的举办地点是人民大会堂，主办人是当时中国的两位副总理。
贝聿铭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把自己设计的建筑种在4个大洲、10个国家的土地。有法国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有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艺廊东厢……贝聿铭被誉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他用自己设计的建筑凝固了一个时代，更为人们勾画出一个传统与未来并存的美好世界。
设计精神的“中国原点”
贝聿铭始终说：“我是苏州人。”
1917年，贝聿铭出生于中国广东。他的故乡就在苏州美术馆往东不到两公里。如今游客熙攘的狮子林，100年前曾是贝聿铭祖辈的宅邸。
上个世纪30年代，他随着银行家父亲到过广州、香港、上海，十几岁的贝聿铭在苏州度过了3个夏天。相比起外滩上的高跟鞋、旗袍和锃亮的小汽车，狮子林静谧的生活是传统儒家式的宽袖长袍和敬祖尊长。这几乎是他与故乡相处的全部时光。
然而就是在苏州，他体会到关于“家庭”的真正含义，也“逐渐感受到并珍惜生活与建筑之间的关系：“儿时记忆中的苏州，人们以诚相待，相互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日常生活之首，我觉得这才是生活的意义所在”。穿梭在狮子林、西花桥巷，假山中的山洞、池塘、石桥、瀑布，这些传统中国文化的印迹，更让他意识到，建筑创意是人类的巧手和自然的共同结晶。
上海，则是贝聿铭建筑梦开始的地方。在被誉为“东方巴黎”的上海，贝聿铭接触到了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在上海生活的时候，每天中午放学，贝聿铭就会乘电车到“大光明”，碰上新片上映就躲进电影院看电影，没有新片就坐在梧桐树下专心致志地看着当时有“远东第一高楼”之称的国际饭店。他着迷于它的24层楼高和二百多个房间的庞大体量，甚至回到家还像模像样地画了一份建筑图纸。
贝聿铭日后坦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高度，我被它的高度深深地吸引了，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想做建筑师。”
在苏州度过了最后一个夏天之后，17岁的贝聿铭赴美国求学，从此远离故乡。站在巨大的“柯立芝总统号”上，看着岸上站着几十个前来送行的亲朋，他并不伤感，只是觉得幸运，“有机会亲眼目睹一个新世界”。对他来说，大洋彼岸就像巴斯特·基顿和查理·卓别林的电影一样充满活力与乐趣。
巨轮渐渐驶离外滩港口，他万万没想到，下一次踏上故国的土地，将是40年后的事了。
后来，受过多年西方教育的贝聿铭，仍旧自认为：“我在中国度过了吸收能力最强的少年时代，因此有种中国性，深深地留在我的身上，无论如何也很难改变。我仍是一个十足的中国人。”
“寻找建筑的内涵”
美国求学，贝聿铭的起点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在美国，他喝红酒、吃西餐，也读《论语》《老子》《孙子兵法》。他用工整的小楷给家人写信，还永远记得日本入侵满洲里和上海的年份。
与此同时，他的建筑梦想逐渐变为现实。經历过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哈佛大学建筑系的求学后，他结识了格罗皮乌斯和柯布西耶两位现代建筑的鼻祖。在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建筑也在悄然进行着革命。建筑师们开始拒绝古典建筑繁复的理念，倾向于清新简明的线条和成本低廉的材料。格罗皮乌斯是德国包豪斯建筑派系的创始人，他鼓励并倡导年轻建筑师设计一种具有社会意识的建筑。他相信这种低成本的住宅将改变19世纪以来人们拥挤的生活，并将随着工业化迅速普及全球。
自那时起，贝聿铭就确立了“找到建筑的内涵并把它表达出来”的设计思想。为中国艺术品量身定做的上海艺术博物馆，成为他的毕业设计作品，也被认为是哈佛史上最重要的毕业设计之一：一座精致的木质模型，两层，点缀几个凉亭，溪水淙淙流过茶园。
导师为它写的推荐语是：“一位有能力的设计师可以既坚持传统———他认为仍然存在的那些特征，又不放弃设计上的进步观念”，这似乎也契合了贝聿铭日后在设计理念上的文化交融。
肯尼迪图书馆，让贝聿铭在美国主流建筑圈站稳脚跟。
彼时，相比参与竞争的颇负盛名的建筑师，贝聿铭还是无名小辈。当地媒体称：初选入围的几位建筑师，在会见肯尼迪夫人时，多少都阐释了他们想要怎么设计。轮到贝聿铭，他却说，在没有勘察地点以前，自己没法给出任何概念或意见。有人猜测，或许正是贝聿铭流露出的场地、环境应是建筑先决条件的设计理念，打动了肯尼迪夫人。
她大胆选择47岁的贝聿铭担纲设计，和肯尼迪同年的贝聿铭，看上去是一位贵族，更是一位有改革精神的年轻绅士，正如其亡夫给予世人的印象。最终，贝聿铭设计的肯尼迪图书馆倚海矗立。这是一座黑白分明的现代化建筑，一些空间低于地面，使建筑中最动情的因素留于地表——这个项目在哗然舆论中成功。
它的高曝光率，为贝聿铭带来生命中最重要的设计项目之一——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1978年，几乎是美国最重要的公共文化建筑——国家美术馆东馆建成。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在东馆的开幕仪式上称，“它不但是华盛顿市和谐而周全的一部分，而且是公众生活与艺术情趣之间日益增强联系的象征”，并称贝聿铭是“不可多得的杰出建筑师”。
贝聿铭以充满激情的几何结构，有力驳斥了现代主义运动已经衰落的论调，成为70年代美国最成功的建筑之一。
建筑，亦是对文明的表达
承建卢浮宫改建项目，为贝聿铭赢得世界性的声誉。
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在看到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后，毅然决定由贝聿铭担此重任。
高傲的个性令法国人不十分钟意美国设计师。贝聿铭过往的作品，他的中国文化背景，让法国人深信，这位建筑师会带来一件匹配得上卢浮宫的充满文化的建筑。可是，当贝聿铭提出，用现代建筑材料在卢浮宫的拿破仑庭院内建一座玻璃金字塔，并将其作为卢浮宫正式入口的标志的时候，这个方案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 贝聿铭回忆：“在我们公开展示金字塔设计之后的1984到1985年之间，争论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也在巴黎街头遭到不少白眼。”他强调自己来自有着古老文明的中国，使法国人相信自己不会小看历史文化传统。玻璃透明的质地，保证现有建筑群的外观不被严重破坏，历史之于现代能完美融合。
他最终说服了法国人，1989年建成的玻璃金字塔，也以上佳的方式将卢浮宫带入20世纪。而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人们对于金字塔的热情，也让参观这座建筑的游客激增，很多人宁愿在玻璃金字塔排起长队，也不愿意从另外两个入口进入。
贝聿铭认为：“卢浮宫关乎建筑，但更是对一个文明的表达。我总能从博物馆的建造中学到很多。它们不断地提醒着我，艺术、历史和建筑确实密不可分。”
在长达70年的建筑设计生涯中，贝聿铭在世界各地都有设计伊始，甚至建筑落成之后一段时间里都饱受争议的作品。后来，时间证明它们的经典性，也映照了贝聿铭前瞻性的设计眼光。
据粗略统计，贝聿铭设计的大型建筑在百项以上，获奖五十次以上。他在美国设计的近五十项大型建筑中就有二十四项获奖。贝聿铭1979年荣获了美国建筑学会金质奖章，美国建筑学会还把当年定为“贝聿铭年”。
1983年，贝聿铭被加冕建筑界的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这个有“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奖项，评价他为：“贝聿铭给予了我们本世纪最优美的室内空间和建筑形体，他始终关注他的建筑周边的环境，拒绝将自己局限于狭隘的建筑难题之中。他对于材料的娴熟运用达到了诗一般的境界。”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在国际建筑界积累成就的同时，贝聿铭与中国又渐渐联系起来。可是，再返中国大陆，距离当年他远渡重洋，相隔了39年。
1974年，贝聿铭以美国建筑师学会成员的身份到访北京，作文化交流。
四年后，贝聿铭再被邀请到访北京，他拒绝了在故宫附近设计一幢“现代化建筑样板”的高层旅馆的邀请，并影响了故宫周边的高度限制政策出台。贝聿铭回忆，“我说不行，不敢做。做了以后，将来人要骂我”。而那次之后，清华大学的吴良镛先生就提议建筑高度应像一条线，从故宫向外慢慢增高，免于破坏故宫的氛围。
至此，已经两次被邀请在紫禁城周围留下美国式现代化印记的贝聿铭，最终只选择在北京郊外的香山设计了一座低层的旅游宾馆，被命名为香山饭店，它已成为中国近年来众多庭院式酒店的原型。
从1935年到1978年，是贝聿铭先生的创作高峰时期，他敢用作品说话，一路登顶世界顶级建筑大师的地位。
1980年，纽约。在为欢迎清华大学代表团访美举办的科学技术报告会上，贝聿铭就北京城市规划和中国建筑民族化主题演讲。当时的建筑系学生希望他讲讲玻璃幕墙，说说最新的摩天大楼的设计形式。
贝聿铭却说：“不要忘了中国的过去”。
30年后，获授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皇家金奖的那晚，92岁高龄的贝聿铭又提出：“建筑设计要变化，要往前走，但在向前走的過程当中，要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文化特色何在”。
一直被对照的“东方”与“西方”，似乎在他的艺术世界中，对立又和解：“我在文化缝隙中活得自在自得，在学习西方新观念的同时，不放弃本身丰富的传统。”
因此，人们称他为“文化缝隙中优雅的摆渡者”：从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汲取精华，又游刃有余地在两个世界穿梭。
在祖国，贝聿铭留下了台中的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香港的中银大厦、中国银行总行大厦、苏州的苏州博物馆新馆，澳门的澳门科学馆……这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他迎来了晚年“最大的挑战”——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他为世人打造出一座恬淡的苏州博物馆，灰白色、带有姑苏轻软气质，它朴素却很美，有世外桃源的空灵，又有人间烟火的温度。
在过去的100年里，贝聿铭的建筑承载了太多历史印记。从二战结束、种族暴动、冷战，到城市复兴、商用航空业兴起、现代大气科学诞生，再到新中国崛起、新加坡建国、肯尼迪遇刺、中国香港回归、德国统一……贝聿铭被不同的生活裹挟、感染、浸润，然后用玻璃、钢筋、线条、艺术影响着更多人的生活。
但他的内心，却永远忠于中国这片土地。他曾将自己的一生比作极具中国韵味的“竹子”，他说，“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