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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层面来看，对民营经济的支持、鼓励、发展，早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我国先后发布了许多政策性文件，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最为典型。实际上，雷声大、雨点小，近年来民营企业受到的实惠并不十分明显，反而是感到越来越强的压力。有人觉得，是受到了制度性歧视。不信，请听细细道来。
准入门槛 越来越高
所谓民营企业的“体制性歧视”，就是政府部门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决策意识、发展战略层面上，让民营企业处于“非公”的边缘化，成为补充性角色。尽管国家有明确的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决议或文件，但在国家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在实施细则的具体框架中，仍然没有理顺民营企业的发展逻辑。在理论上和大方向上，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是良好的；但在实践决策层面上，却是另外一回事。
民营企业贡献再大，也是属于“体制外”的东东。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似乎是属于偶然考虑和照顾考虑的范围，不是作为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根基来培植和发展的。于是，自觉、不自觉地，在经济运行体系和资源分配中，让民营企业处于被“歧视”的位置。更有甚者，在地方政府的有关文件和政策规定中，随意提高民营企业的准入标准，让民营企业进入尴尬的境地。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因为“非公36条”等促进性文件，只是纲领性的意见，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却散落在几十个政府职能部门。“非公36条”要发挥作用，就需要这些部门都推出配套方案，需要各部委、省级以下机构，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来落实，可谓一个系统性工程。
首先要做的就是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于政府来说，这不仅是一个体力活，更有变更工作思路的重大挑战。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到底在何处？总的来说有三方面：市场准入限制、资源配置歧视、税费差别征缴。
十六大以来，民营企业可投资领域已经拓宽，但还远远不够。民营企业主要活跃在完全竞争性市场，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金融、教科文卫等新型社会服务领域、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仍是民营企业的投资禁区，民营企业最多可以从事这些行业产业链的低附加值的配套环节。
对于石油、烟草等高度垄断、高利润领域，更无民营企业的身影。更令人心酸的是，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环境不仅比不过国有企业，也比不过外资企业。尽管“非公36条”等指出：要放开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实际在政策上缺乏一个比较系统和具有权威性的产业投资目录清单。与之相反，在中国的外资直接投资，随着中国全球化的推进，为了创造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计委、发改委定期更新“指导外资投资目录”，明文允许外资可以进入铁路、公路、港口、金融等领域的投资，使中国成为全球最佳的投资目的国。与外资准入目录相比，民营企业根本没有上升到政策与法律层面，现有的仅仅是一个口号，自然得不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
即使市场可以准入，民营企业也必须时刻警惕。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或行业政策发生变化时，民营企业的地位根本不容乐观。2004年，在控制经济过热的基调下，江苏铁本倒下了，同期国有企业扩大产能50%而安然无恙。同样的案例，包括陕北油田、山西煤矿等，引进的民营资本激活了当地产业，却被央企或当地国企强行并购，完全无视市场的逻辑。
国企民企 两个市场
市场准入，仅仅是民营企业被歧视的第一步。企业要经营，就需要考虑成本。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贯穿三十年的改革，核心要素市场化仍然缓慢。以劳动力及土地为例，因为体制的便利，国有企业在吸引劳动力方面具备先天性优势，有落户指标、有评职称的渠道、有购买经济适用房指标或集资建房；土地及资源的获取更为容易，划拨、无偿提供比比皆是。按工业用地价格3%的比例计算工业土地租金，2001-2009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应纳地租25787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63.6%。新华书店等国有书店之所以能维持运营，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地租几乎为零。
最严重的要素障碍，当属融资困境。这一困境体现在多个维度，首先是民营中小企业及创业型企业，几乎得不到外部合规融资的可能，创业及经营资金几乎完全依赖于自筹或高利贷。抛开中小企业的自身问题，直接融资市场（公司债、创业板、企业股权柜台交易、私募基金等）的不健全是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
当前，金融体系严重依赖商业银行，信贷是社会融资的主要渠道。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信贷融资结构，必然会倾向于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高资本投入的企业发放信贷。以服务业为主的轻资产企业，很难获得银行的青睐，它们在直接融资市场，却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大型民企，同样面临融资困境。当前利率受到严格管制，主要目的就是降低国企的融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贷款利率受到压抑，远低于出清状态的均衡利率，市场对信贷无疑处于过度需求。信贷无疑只能非价格配给，在商业银行大多是国有的情况下，非价格配给的信贷，只有国有企业等根正苗红的企业才有资格获得。国有企业以低于市场真实利率获得的信贷，获得了名义利率与真实利率的价格优势。这一优势，构成了国有企业相对民营企业的先天优势。国有企业平均实际利率为1.6%，市场利率估计为4.68%。若按照市场利率水平，国有工业企业同期需多支付27539亿元，占同期其名义净利润的68%。
以土地和资金成本这两项计算，国有企业无疑占了极大的优势。国有企业还利用资金价格的优势进行扩张，打通产业链的上下游，进一步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之后，在江浙一带民营企业，主动要求被国企并购、戴红帽子，看重的无非是国企的优势。
税收制度 缺乏公平
企业经过千辛万苦、正常运转，需要面对沉重的税收。近些年来，国家税收增长迅速，从2005年的3万亿，增长到2011年的10万亿，年均增长近20%，为同期GDP增速的2倍，这也意味着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不断增加。从具体的政策实施来看，民企面临比国企更高的税负。2010年3月有关数据显示，在A股全部的1700多家上市公司中，992家国企的平均税负仅为10%，民企同期的平均税负达到24%，高出国企14%。
民企税收优惠，更远逊于国有和外资企业，技术开发费、技术改造的所得税抵扣、创办企业的所得税减免起征年份认定等方面，民营就是比不过国企、外企。此外，国企享受为数巨额的财政补贴，1994年至2006年，国家财政用于国企亏损的补贴达到了3653亿元；2007年至2009年，国有工业企业获得财政补贴约为1943亿元。
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较低的起征门槛、较高的征税力度、“核定征收”的滥用，客观上造成中小企业的较高的税收负担。2011年10月，浙江织里抗税事件深刻地映射了税负之重。除了林林总总的税赋附加费与基金外，还有年检、卫生许可、牌照换证、报刊等行政收费与强硬摊派，总量亦不弱于正规的税收，民营企业叫苦连天。
市场的魔力在于优胜劣汰，在于技术、管理的创新与成本降低，以此提升社会的总福利。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民营企业激活了市场的竞争机制，是现代社会物质生活丰富的主要推手。市场准入和要素配置的扭曲，使得民营企业乐于模仿，怠于核心竞争力的发掘；融资结构的约束，使得民间高利率借贷成为民企融资的主要渠道；市场准入的灰色地带，使得走关系、权钱交易，成为拿项目的重要途径。所有这一切，背后所暗示的都是不健康的民营企业的制度性歧视。
破除民营企业的制度性歧视，需要知道它的源头发生于何处？只有抓住源头、堵绝源头，改变源头，才能让民营企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势头。一旦当国有企业代表的是政府，而不是资本的所有者时，民企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歧视。从根本上破除民营企业的制度性歧视，必须推进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让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比翼双飞，有更好的发展苗头。
准入门槛 越来越高
所谓民营企业的“体制性歧视”，就是政府部门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决策意识、发展战略层面上，让民营企业处于“非公”的边缘化，成为补充性角色。尽管国家有明确的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决议或文件，但在国家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在实施细则的具体框架中，仍然没有理顺民营企业的发展逻辑。在理论上和大方向上，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是良好的；但在实践决策层面上，却是另外一回事。
民营企业贡献再大，也是属于“体制外”的东东。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似乎是属于偶然考虑和照顾考虑的范围，不是作为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根基来培植和发展的。于是，自觉、不自觉地，在经济运行体系和资源分配中，让民营企业处于被“歧视”的位置。更有甚者，在地方政府的有关文件和政策规定中，随意提高民营企业的准入标准，让民营企业进入尴尬的境地。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因为“非公36条”等促进性文件，只是纲领性的意见，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却散落在几十个政府职能部门。“非公36条”要发挥作用，就需要这些部门都推出配套方案，需要各部委、省级以下机构，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来落实，可谓一个系统性工程。
首先要做的就是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于政府来说，这不仅是一个体力活，更有变更工作思路的重大挑战。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到底在何处？总的来说有三方面：市场准入限制、资源配置歧视、税费差别征缴。
十六大以来，民营企业可投资领域已经拓宽，但还远远不够。民营企业主要活跃在完全竞争性市场，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金融、教科文卫等新型社会服务领域、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仍是民营企业的投资禁区，民营企业最多可以从事这些行业产业链的低附加值的配套环节。
对于石油、烟草等高度垄断、高利润领域，更无民营企业的身影。更令人心酸的是，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环境不仅比不过国有企业，也比不过外资企业。尽管“非公36条”等指出：要放开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实际在政策上缺乏一个比较系统和具有权威性的产业投资目录清单。与之相反，在中国的外资直接投资，随着中国全球化的推进，为了创造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计委、发改委定期更新“指导外资投资目录”，明文允许外资可以进入铁路、公路、港口、金融等领域的投资，使中国成为全球最佳的投资目的国。与外资准入目录相比，民营企业根本没有上升到政策与法律层面，现有的仅仅是一个口号，自然得不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
即使市场可以准入，民营企业也必须时刻警惕。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或行业政策发生变化时，民营企业的地位根本不容乐观。2004年，在控制经济过热的基调下，江苏铁本倒下了，同期国有企业扩大产能50%而安然无恙。同样的案例，包括陕北油田、山西煤矿等，引进的民营资本激活了当地产业，却被央企或当地国企强行并购，完全无视市场的逻辑。
国企民企 两个市场
市场准入，仅仅是民营企业被歧视的第一步。企业要经营，就需要考虑成本。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贯穿三十年的改革，核心要素市场化仍然缓慢。以劳动力及土地为例，因为体制的便利，国有企业在吸引劳动力方面具备先天性优势，有落户指标、有评职称的渠道、有购买经济适用房指标或集资建房；土地及资源的获取更为容易，划拨、无偿提供比比皆是。按工业用地价格3%的比例计算工业土地租金，2001-2009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应纳地租25787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63.6%。新华书店等国有书店之所以能维持运营，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地租几乎为零。
最严重的要素障碍，当属融资困境。这一困境体现在多个维度，首先是民营中小企业及创业型企业，几乎得不到外部合规融资的可能，创业及经营资金几乎完全依赖于自筹或高利贷。抛开中小企业的自身问题，直接融资市场（公司债、创业板、企业股权柜台交易、私募基金等）的不健全是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
当前，金融体系严重依赖商业银行，信贷是社会融资的主要渠道。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信贷融资结构，必然会倾向于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高资本投入的企业发放信贷。以服务业为主的轻资产企业，很难获得银行的青睐，它们在直接融资市场，却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大型民企，同样面临融资困境。当前利率受到严格管制，主要目的就是降低国企的融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贷款利率受到压抑，远低于出清状态的均衡利率，市场对信贷无疑处于过度需求。信贷无疑只能非价格配给，在商业银行大多是国有的情况下，非价格配给的信贷，只有国有企业等根正苗红的企业才有资格获得。国有企业以低于市场真实利率获得的信贷，获得了名义利率与真实利率的价格优势。这一优势，构成了国有企业相对民营企业的先天优势。国有企业平均实际利率为1.6%，市场利率估计为4.68%。若按照市场利率水平，国有工业企业同期需多支付27539亿元，占同期其名义净利润的68%。
以土地和资金成本这两项计算，国有企业无疑占了极大的优势。国有企业还利用资金价格的优势进行扩张，打通产业链的上下游，进一步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之后，在江浙一带民营企业，主动要求被国企并购、戴红帽子，看重的无非是国企的优势。
税收制度 缺乏公平
企业经过千辛万苦、正常运转，需要面对沉重的税收。近些年来，国家税收增长迅速，从2005年的3万亿，增长到2011年的10万亿，年均增长近20%，为同期GDP增速的2倍，这也意味着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不断增加。从具体的政策实施来看，民企面临比国企更高的税负。2010年3月有关数据显示，在A股全部的1700多家上市公司中，992家国企的平均税负仅为10%，民企同期的平均税负达到24%，高出国企14%。
民企税收优惠，更远逊于国有和外资企业，技术开发费、技术改造的所得税抵扣、创办企业的所得税减免起征年份认定等方面，民营就是比不过国企、外企。此外，国企享受为数巨额的财政补贴，1994年至2006年，国家财政用于国企亏损的补贴达到了3653亿元；2007年至2009年，国有工业企业获得财政补贴约为1943亿元。
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较低的起征门槛、较高的征税力度、“核定征收”的滥用，客观上造成中小企业的较高的税收负担。2011年10月，浙江织里抗税事件深刻地映射了税负之重。除了林林总总的税赋附加费与基金外，还有年检、卫生许可、牌照换证、报刊等行政收费与强硬摊派，总量亦不弱于正规的税收，民营企业叫苦连天。
市场的魔力在于优胜劣汰，在于技术、管理的创新与成本降低，以此提升社会的总福利。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民营企业激活了市场的竞争机制，是现代社会物质生活丰富的主要推手。市场准入和要素配置的扭曲，使得民营企业乐于模仿，怠于核心竞争力的发掘；融资结构的约束，使得民间高利率借贷成为民企融资的主要渠道；市场准入的灰色地带，使得走关系、权钱交易，成为拿项目的重要途径。所有这一切，背后所暗示的都是不健康的民营企业的制度性歧视。
破除民营企业的制度性歧视，需要知道它的源头发生于何处？只有抓住源头、堵绝源头，改变源头，才能让民营企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势头。一旦当国有企业代表的是政府，而不是资本的所有者时，民企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歧视。从根本上破除民营企业的制度性歧视，必须推进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让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比翼双飞，有更好的发展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