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内江有位叫曾春洪的镇委书记，因受贿1.8万元，被处以刑罚，宣判那天，有300多当地村民赶来旁听。此前，曾有一些村民联名向法院提交了一封“求情信”，希望法院能看在曾春洪给老百姓办的许多好事面上，对他“网开一面”。(据11月23日《成都商报》)
　　这样的事例不多，但说明一个问题，有一些贪官，确实获得了一些人的同情。贪官自己呢?受到查处后，也常常强调自己腐败的“理由”，而且越来越五花八门。作案时的贪婪、狡诈、无耻，被掩饰成认罪时的无奈、无助与无辜。荒唐可笑自不待说，天真可掬也实属滑稽。然而，这些明显站不住脚的理由，却往往能在一些人那里获得共鸣。对于腐败事件，大家都深恶痛绝；但当这样的腐败发生在具体的人身上，尤其是当这样的人是自己身边熟悉的人，是工作业绩不俗的人，是平常低调和蔼的人。有不少人往往就会表现出一些惋惜与同情来。
　　虽然对于包括腐败在内的违法犯罪行为，应该奉行孔子所说“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的态度，但要知道，任何贪腐行为，都是不顾常识，不守底线，不讲廉耻的恶劣行为，因为无论就贪腐者的年龄而言，法律责任而言，认知能力而言，还是就其所受的多年教育和所应具备的为官操守而言，都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成为贪腐的理由。对于这样的贪官，可以惜其不走正道，可以哀其不得善终，岂可同情其所谓的清白无辜呢?该不该出现这种委屈与同情是一回事，如何对待这种委屈与同情则是另一回事。
　　尴尬而无情的事实却是，无论是贪官出现的委屈心理，还是公众出现的同情心理，如果不加深剖，不予穷究，都有可能成为滋长新腐败的土壤。
　　首先要看到，某些领域的腐败现象，确实处于易发多发状态，串案，窝案，“前腐后继”的连环案，在某些实权部门，层出不穷。东窗事发的贪官，难免会出现病态心理：不恨自己不争气，反而埋怨自己没运气；不怪自己不守纪，倒要排查谁跟自己过不去。在公众看来，与被查处的贪腐官员相比，如果确有一些同样恶劣，甚至更为恶劣的官员，却安然无事，那么，对于这些被查处的贪官，也就难免会心生同情：更该倒霉的没倒霉，这倒霉了的，就有一点不该倒霉的味道了。尤其是出现类似周久耕这样的案例，强化了人们的一个错觉：打击腐败，还真成了“隔墙抛砖”，砸着谁就是谁。既然没砸着的可以没事，那么，砸着了的，只能算是倒霉。从这一点说，反腐力度仍须加大，除恶务尽，不可懈怠，特别要从制度上加以保证，努力克服腐败案件查办上的盲目性、随意性和偶然性，让贪腐被查，不再成为小概率事件，让“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不仅成为普遍的共识，也成为公认的现实。
　　其次，还要看到，有些潜规则确实具有强大的侵蚀力。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正在成为一些官员涉足贪腐的一个理由。譬如，你拒绝一个饭局，可能会让许多不愿拒绝的同事失去一个饭局；你拒绝一个红包，可能会让许多不愿拒绝的同事失去一个红包；你拒绝一份年礼，可能会让许多不愿拒绝的同事失去一份年礼。一些洁身自好者廉洁不下去的困窘，也许就在于这样的饭局、红包与年礼，收受与否，悉听尊便，收了可以白收，不收也就白不收。“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你保住的也许是一份廉洁，但你失去的就有可能是和睦的同事关系。这样的腐败，常被人说成是“不得不腐败”。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清廉的氛围可言；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寄希望于加快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特别是要用制度来强化有效的监督与打击，让侥幸过关几无可能。
　　制度，还是制度。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这切中的正是反腐败的症结。我们不是缺少制度，而是缺少从现实出发，具有现实针对性，确保能取得实效的制度。只有当这样的制度创新能够获得实质性的推进，才能形成腐败不得人心、贪官没人同情、贪腐失去滋生土壤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