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传家

　　易即《周易》，儒家十三经之首。身为经学大师的焦循对《尚书》《诗经》《周礼》《论语》等经传都有研究，其中尤其对易学着力最多也最深。自青少年起，焦循为治易倾注了大半生心血，取得了以易学传家和沾溉后世学人的成就。
　　焦循家族对于《周易》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他的曾祖父焦源、祖父焦镜、父焦葱俱好钻研《周易》，到了焦循这一代，集祖辈研究之大成而发扬光大，至以易学名闻天下。焦循治《周易》的突出贡献，集中于其大著《易学三书》四十卷，包括《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焦循治《周易》，一方面以所谓“旁通”“相错”“时行”作为创立易学架构的重要法则，揭示了易学“通变”思想的精髓;另一方面，他又会通中西算学中的逻辑思维进行推演，呈现出以数理模式和数理思想沟通易理的鲜明特征，焦循是历史上第一个能运用数理方法研究《周易》之人。

　　据记载，焦循家每一道门上都有自家撰写的对联，其中贴在大门堂上的对联如此写道：“易学传家，读书执理。”焦循依次给子孙取名“授易”“授书”“授诗”，足见他把易学作为传家固业的主要根基。

读书执理

　　在父母亲戚良好教育和家风熏陶下，天资颖悟的焦循自幼就喜读书，除学习诗文辞赋外，还广泛涉猎经史天算地理医农等典籍，这为其后来治学成才打下了坚实基础。
　　遍览经史子集，兼阅当代学人著作，旁及九流之书，是焦循读书的显著特点。他多方求购书籍，以得好书为乐。焦循之子焦廷琥在《先府君事略》中记道：“府君性俭约，而购买书籍，则必丰其值，不少吝。”焦循在荒岁之时为购《通志堂经解》丛书，不惜以变卖良田之价银，又有贤妻阮氏脱卖金簪相助，方得此书，传为士林佳话。焦循好读书，亦善读书，其读书习惯和方法，他的季弟焦徵深有体会，他曾言焦循所教的读书方法：“读书不熟，必先为解说其义，后分章画段，教以整读、碎读、分读、串读之法。”
　　读书贵在执理。“执”指执着，坚持不懈;“理”即精髓要义，真谛所在。读书执理，焦循身体力行。
　　第一，读书不随波逐流，勇于有疑而问。焦循幼时入塾读书，听塾师解说《论语》《孟子》，常疑之不以为信。他人认为难读之书，如《尚书·盘庚》《礼记·内则》，焦循偏乐于探索其中。
　　第二，读书须深思熟虑，融会贯通。焦循常说：“学贵善用思，吾生平最得力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八字。学有辍时，思无辍时也。食时、衣时、寝时、行路时、栉沐时、便溺时，凡不能学时，皆当即所学而思之。”焦循有一首组诗《读书三十二赞》，赞清初以来《音学五书》《尚书古文疏证》等四十八部学术著作，就是焦循熟读精思、知人论世后的心血结晶。
　　第三，读书能不懈探索，把握其微言大义、精华要旨。幼即以好易颖悟著称的焦循，在读《周易》进而治易的道路上，艰辛备尝，直至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五十四岁方成就《易学三书》书稿。易学大著既成，焦循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对《孟子》的深研与对《孟子正义》的撰著中。在病痛的折磨下，又用了十九个月时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辞世前夕，终完成《孟子正义》草稿三十卷约七十万言。《孟子正义》既具汉学精于训诂考据之所长，又具宋学精求义理之特征。大著淋漓尽致地阐发孟子的性善论，以性、灵、情、欲、德、才、知、智来区别人与禽兽，赞扬人性之善，明白晓畅，可谓是“善”的宣言。

忠厚廉让

　　在焦循心目中，忠厚廉让是立身处世的人生信条，也是焦家世代重德、修德、厚德之家风的根基。焦循父亲曾对他说：“吾家世世以忠厚退让为法。”焦循玄祖焦文科，曾为江都刑房吏，以慈祥仁爱著称，常救无辜于水火之中，清正廉洁，未尝妄受一钱。高祖焦明旸，为人忠厚礼让。曾祖父焦源，性情醇笃，莫与人争。祖父焦镜，生性厚实，广施仁爱，从不与人计较得失，甚至以德报怨，深受乡邻爱戴。而焦循父亲焦葱，亦是乐善好施之人。
　　查阅史料，焦氏家族并未传有系统论述治学规范要求的文字，但焦循父亲留下了二十七条治家教子训诫的格言，我们不妨来读几条。如“学颜子者学其虚心，又当学其立志”“处己接物，必要正大磊落，不独免为人鄙，亦且免为人疑，否则不足立名，亦不足保身”“读书就正有道，则宜用求，而断绝忮（嫉妒）心”“父子兄弟之间，惟相通以诚，有所疑必使释之，令共见其心”“尔辈好作诗，宜细读《诗品》，尤宜学作《诗品》者之人品”等。
　　父亲的训诫格言，焦循牢记终身，也受用终身。嗣后焦循撰有训诫子弟后人的《里堂家训》二卷传世。《里堂家训》用自己安身立命、为人处世、读书治学三个方面的践行与感悟教育子弟后人，彰显了发蒙解惑、匡正时弊、激劝人心的正能量。顾廷龙先生曾精辟指出此书“教其子弟，亲切可行，非空言高论所得拟也。即今时移势异，修治岂有变易，精义尤难泯灭，百世后生，永堪师法”。
　　从焦循玄祖到焦循父亲，忠厚退让的家风数代相传，未有更易，到焦循这一代，他又增一“廉”字，是为“忠厚廉让”。他曾应一位“好读书，不求闻达，予爱之敬之”的梅姓青年所求书写一联相赠：“书读秦汉以上，家在廉让之间。”

　　焦循與人交往，忠心耿直，诚挚质朴，是非分明，善于引导，诲人不倦，且生性俭约，淡泊仕途与名利，以清廉自束。嘉庆六年（1801年）应乡试获取举人的出身资格，但他自次年会试落第后，不再应科举，亦不出游，奉母家居，授徒为生，尤读书著书不倦。总之，以“忠厚廉让”为法，在焦循身上得到了突出的展现与切实的躬行。

知行诚笃

　　“知行诚笃”系焦氏家族家风极为重要的内蕴，和“君性诚笃”（阮元赞语）、“学行诚笃”（阮亨赞语）的评价相一致，是明代大儒王阳明“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学说的承继和践行。精研以易学为首要代表的经学，兼治他学，并立足、执着于通经明道、著书立说，以达“经世致用”，无疑是焦循“知行诚笃”的集中体现。
　　焦循的一生，欣逢清代学术繁荣的鼎盛时期。他用功勤勉，不懈于学，著作宏富，经史子集皆多涉及，诗词歌赋都有所作，在经学、哲学、文学、史学、数学、医学等领域均取得杰出成就，且以经学、数学、曲学成就最为显著，是当之无愧的“通儒”。
　　焦循对其子孙能够传承并弘扬焦氏家风的希冀，在其暮年愈加强烈迫切。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除夕，焦循于枕上作七律：“梦中亲友未凋零，笑语方温梦又醒。鬓雪半因陈籍白，眼花时共远山青。烈风窗外呜鸦鹊，活火铛边煮术苓。且喜雏孙初学咏，吟声不与岁华停。”幼孙吟声不断的景象，蕴含着他对书香”延续、家学后继有人的期待和喜悦。
　　次年七月二十四日，自感不久于世的焦循，呼子廷琥于榻下，谆谆嘱以后事：“吾之病不能起矣。汝宜绩学，子孙宜读书。惜诸孙尚未成立，然长孙授易年十四，粗习属文之法;次孙授书年十一，吾教之作文、作试帖，伊亦稍稍能领会;三孙授诗尚幼;俱宜教诲之，使勿坠先业可也……”
　　“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诚为焦氏家风的大义，也是中华民族古代家风宝库中的精华遗产，值得后人继承与弘扬。
　　（摘自《人民周刊》2018年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