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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力量的同时，也给人类造成了新的生存危机，这种危机最早被西方人意识到，他们迅速动员了自己文化传统中的各种思想资源以化解危机。然而，单纯作为手段和工具进入中国的科学，如同外来入侵的物种一样，没有天敌，没有制约因素，酿成了严重的危机却未能为国人所意识到，也无法动员自身文化中的资源以克制这种危机。盛行于20世纪中国社会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当下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恰恰反映了中国人对现代科学的本质和来源缺乏基本的反思。就此而言，追问什么是科学，具有极其紧迫的现实意义。
在欧洲语言中，“科学”一词源于希腊文单词episteme，而episteme的意思是“知识”。从根本上讲，“知识”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人是一种与环境共处的存在者，而共处就需要对作为他者的环境有所关怀，有所了解。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知识（科学）是对于事物的熟悉和了解：它是人在与环境的交往过程中习得的，并且有助于这种交往，还具有可分享、可传播的特征。这个关于知识（科学）的定义可以称为存在论意义上的知识（科学），是最宽泛的定义。它既包括理论知识，也包括实践知识，既包括今日所谓的自然知识，也包括社会和人文知识。
在存在论知识的意义上，技术/技艺也是一种知识。技术的目的在于改变环境，使我们与环境更好地相处，而改变必须建立在对环境的熟悉和了解之上。我们通常认为技术先于科学，科学滞后于技术，这是就纯粹的、理论的、反思性的“科学”而言。作为存在论知识的科学并不滞后于技术，而是与技术同在。技术作为一种目的意向行为，总是预先构造了一个技术能够通达的世界，因为任何目的意向行为总是在一个特定的世界之中才能通达，对这个世界的知识是技术行为得以可能的前提。当然，这种知识通常并不是具备独立形态的理论知识，技术也不是从理论知识中推导或派生出来的，相反，这种存在论知识寓于技术行动之中，并不与行为本身相分离。举例说来，打制石器者，必定有对于石头的硬度、石头的纹理以及撞击的角度和劲道的知识，但不必有关于石头成分的物理化学知识以及打制过程的力学知识。古人类学家已经发现，打制石器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简单地用一块石头猛击另一块石头造不出石器工具来。“为了有效地进行工作，打石片的人必须选择一块形状合适的石头，从正确的角度进行打击，为了能将适当分量的力施于正确的地方，打击动作本身需要多次实践……制造工具需要有一种重要的运动和认识能力的协调。”虽然学骑自行车不是在学习自行车运行的力学原理，学弹钢琴不是学习钢琴的声学知识，甚至主要也不是乐理，但我们仍然是在“学习”，在这些“学习”中我们的确获得了“知识”。
存在论知识首先是一种默会的知识或者隐性知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当下领悟，因此没有也无须获得自己独立的“文本”。与身体控制和身体操作相关联的知识，技艺、技能、手艺，均属于这种不脱离身体、无独立文本的存在论知识，如果我们把“科学”一词的使用范围延伸到这里，那么，“科学”的起源就跟“技术”的起源一样古老。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与技术并没有什么区别。“知”和“行”原始的合一。这是科学谱系的一个极端。
相对于“默会知识”（隐性知识）的是“文本知识”（显性知识），也就是那些可以单独表达出来，从而可以或多或少脱离具体情境独立传播的知识。从历史上看，这样的“文本”在文字出现之前是口头文本，文字发明之后是文字文本。相比而言，口头文本的文本独立性不够强，容易随着当下的情境和现实生活的变迁而变化。尽管如此，口头文本依然保有一定的独立性，在传播过程中保有一定的稳定性，因而可以作为塑造和维系文化传统的基础。口头文本表达的是集体的经验和价值观，为一个族群日常生活和社会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文字文本一开始只是将口头文本记录下来，只是媒介的改变。但是，文字文本由于更具独立性和稳定性，因而使对知识本身的审视和批评成为可能。“文字因此能够进行储存，取代记忆成为知识的主要储存库。其革命性影响在于使知识的断言能够得到检查、比较和批评。有了对事件的文字记述，我们就能把它与关于同一事件的其他（包括更早的）文字记述进行比较，其所能达到的程度在纯粹的口头文化中是无法想象的。这种比较鼓励了怀疑态度。”此外，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基于文字的独立文本的出现，必定导致知识阶层的出现。掌握文本知识的最早的知识分子是祭司和巫师。文字文本的出现，使知识阶层分化出来。
作为完整的意义表达体系的语言（区别于个体的说话）本身就是一套文本知识：会使用一种语言，也就掌握了一套相应的文本知识。因此，只要你会说话，你就已经掌握了一整套可以传授的文本知识，而这些知识不必依赖你的“身体力行”。通过语言和文字，我们超越了原始的知行合一的状态。如果我们要区别科学与技术的话，那么，是否拥有文本可以作为一个标准。
在文本知识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从知识内容上讲，有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比如如何待人接物）之分。从知识的功能上讲，有实用知识与理论知识之分。实用知识用来解决当下的、具体的问题，理论知识超越了具体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和系统性，以及独立的可辩护性。
从知识的类型上讲，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过去和当下的，主要记述已经出现过的事物，并对其进行分类；另一类是面向未来的，主要是推理和预测。第一类知识就是“志类”知识，今天称为“历史”。博物学或自然志就属于这类知识。第二类知识，从已知推及未知，从现象推及本质，从知其然至于知其所以然，被认为是知识的高级形态。西方理性科学是这类知识的典型。通常所谓科学，指的就是这类知识。科学史家诺伊格鲍尔说：“为河流命名以及崇拜风神并不是水力学的开端。同样，天文学也不起源于对星星的不规则构形的认识，或者有关天体或星星的神性的发明。科学的天文学起始于对天象进行预测的尝试，比如说对月相的预测，不管预测出来的结果有多么粗糙。”诺伊格鲍尔认为做命名、记述和分类工作的博物学不是科学，只有预测的知识才是科学。这可以说是科学谱系的另一个极端。
关于预测的知识，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基于既有知识的经验推理和基于规则和规律的逻辑推理。而经验推理又可以分为类比推理和归纳推理。很显然，基于经验的推理和预测，更多地依赖于面向过去的历史知识和博物知识。
为了讲清楚“科学”的含义，我们引入一系列范畴：默会知识与文本知识、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实用知识与理论知识、博物学知识与预测的知识、经验推理的知识与理性推理的知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范畴划分只是一种方便的抽象，它们之间边界模糊，彼此渗透。
中国人从19世纪后期开始接受西方的科学，实则是时代大变故造成的被动、无奈之举。驱使我们发展科学的仍然是富国强兵、民族振兴这样的功利主义动机，对真理的追求、对未知的好奇、以求知为乐趣的自由心态远远没有被充分激活。中国人要在未来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就不能再满足于出于单纯功利主义的目的学习和运用科学，而是要习得居于源头处的希腊科学精神，改造我们的文化土壤，使科学能够在中华文化中生根发芽。
吴国盛
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理学学士（1983）、哲学硕士（1986），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1998），现任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研究领域包括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科学传播学。在科学通史、科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重大影响。
在欧洲语言中，“科学”一词源于希腊文单词episteme，而episteme的意思是“知识”。从根本上讲，“知识”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人是一种与环境共处的存在者，而共处就需要对作为他者的环境有所关怀，有所了解。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知识（科学）是对于事物的熟悉和了解：它是人在与环境的交往过程中习得的，并且有助于这种交往，还具有可分享、可传播的特征。这个关于知识（科学）的定义可以称为存在论意义上的知识（科学），是最宽泛的定义。它既包括理论知识，也包括实践知识，既包括今日所谓的自然知识，也包括社会和人文知识。
在存在论知识的意义上，技术/技艺也是一种知识。技术的目的在于改变环境，使我们与环境更好地相处，而改变必须建立在对环境的熟悉和了解之上。我们通常认为技术先于科学，科学滞后于技术，这是就纯粹的、理论的、反思性的“科学”而言。作为存在论知识的科学并不滞后于技术，而是与技术同在。技术作为一种目的意向行为，总是预先构造了一个技术能够通达的世界，因为任何目的意向行为总是在一个特定的世界之中才能通达，对这个世界的知识是技术行为得以可能的前提。当然，这种知识通常并不是具备独立形态的理论知识，技术也不是从理论知识中推导或派生出来的，相反，这种存在论知识寓于技术行动之中，并不与行为本身相分离。举例说来，打制石器者，必定有对于石头的硬度、石头的纹理以及撞击的角度和劲道的知识，但不必有关于石头成分的物理化学知识以及打制过程的力学知识。古人类学家已经发现，打制石器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简单地用一块石头猛击另一块石头造不出石器工具来。“为了有效地进行工作，打石片的人必须选择一块形状合适的石头，从正确的角度进行打击，为了能将适当分量的力施于正确的地方，打击动作本身需要多次实践……制造工具需要有一种重要的运动和认识能力的协调。”虽然学骑自行车不是在学习自行车运行的力学原理，学弹钢琴不是学习钢琴的声学知识，甚至主要也不是乐理，但我们仍然是在“学习”，在这些“学习”中我们的确获得了“知识”。
存在论知识首先是一种默会的知识或者隐性知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当下领悟，因此没有也无须获得自己独立的“文本”。与身体控制和身体操作相关联的知识，技艺、技能、手艺，均属于这种不脱离身体、无独立文本的存在论知识，如果我们把“科学”一词的使用范围延伸到这里，那么，“科学”的起源就跟“技术”的起源一样古老。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与技术并没有什么区别。“知”和“行”原始的合一。这是科学谱系的一个极端。
相对于“默会知识”（隐性知识）的是“文本知识”（显性知识），也就是那些可以单独表达出来，从而可以或多或少脱离具体情境独立传播的知识。从历史上看，这样的“文本”在文字出现之前是口头文本，文字发明之后是文字文本。相比而言，口头文本的文本独立性不够强，容易随着当下的情境和现实生活的变迁而变化。尽管如此，口头文本依然保有一定的独立性，在传播过程中保有一定的稳定性，因而可以作为塑造和维系文化传统的基础。口头文本表达的是集体的经验和价值观，为一个族群日常生活和社会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文字文本一开始只是将口头文本记录下来，只是媒介的改变。但是，文字文本由于更具独立性和稳定性，因而使对知识本身的审视和批评成为可能。“文字因此能够进行储存，取代记忆成为知识的主要储存库。其革命性影响在于使知识的断言能够得到检查、比较和批评。有了对事件的文字记述，我们就能把它与关于同一事件的其他（包括更早的）文字记述进行比较，其所能达到的程度在纯粹的口头文化中是无法想象的。这种比较鼓励了怀疑态度。”此外，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基于文字的独立文本的出现，必定导致知识阶层的出现。掌握文本知识的最早的知识分子是祭司和巫师。文字文本的出现，使知识阶层分化出来。
作为完整的意义表达体系的语言（区别于个体的说话）本身就是一套文本知识：会使用一种语言，也就掌握了一套相应的文本知识。因此，只要你会说话，你就已经掌握了一整套可以传授的文本知识，而这些知识不必依赖你的“身体力行”。通过语言和文字，我们超越了原始的知行合一的状态。如果我们要区别科学与技术的话，那么，是否拥有文本可以作为一个标准。
在文本知识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从知识内容上讲，有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比如如何待人接物）之分。从知识的功能上讲，有实用知识与理论知识之分。实用知识用来解决当下的、具体的问题，理论知识超越了具体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和系统性，以及独立的可辩护性。
从知识的类型上讲，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过去和当下的，主要记述已经出现过的事物，并对其进行分类；另一类是面向未来的，主要是推理和预测。第一类知识就是“志类”知识，今天称为“历史”。博物学或自然志就属于这类知识。第二类知识，从已知推及未知，从现象推及本质，从知其然至于知其所以然，被认为是知识的高级形态。西方理性科学是这类知识的典型。通常所谓科学，指的就是这类知识。科学史家诺伊格鲍尔说：“为河流命名以及崇拜风神并不是水力学的开端。同样，天文学也不起源于对星星的不规则构形的认识，或者有关天体或星星的神性的发明。科学的天文学起始于对天象进行预测的尝试，比如说对月相的预测，不管预测出来的结果有多么粗糙。”诺伊格鲍尔认为做命名、记述和分类工作的博物学不是科学，只有预测的知识才是科学。这可以说是科学谱系的另一个极端。
关于预测的知识，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基于既有知识的经验推理和基于规则和规律的逻辑推理。而经验推理又可以分为类比推理和归纳推理。很显然，基于经验的推理和预测，更多地依赖于面向过去的历史知识和博物知识。
为了讲清楚“科学”的含义，我们引入一系列范畴：默会知识与文本知识、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实用知识与理论知识、博物学知识与预测的知识、经验推理的知识与理性推理的知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范畴划分只是一种方便的抽象，它们之间边界模糊，彼此渗透。
中国人从19世纪后期开始接受西方的科学，实则是时代大变故造成的被动、无奈之举。驱使我们发展科学的仍然是富国强兵、民族振兴这样的功利主义动机，对真理的追求、对未知的好奇、以求知为乐趣的自由心态远远没有被充分激活。中国人要在未来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就不能再满足于出于单纯功利主义的目的学习和运用科学，而是要习得居于源头处的希腊科学精神，改造我们的文化土壤，使科学能够在中华文化中生根发芽。
吴国盛
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理学学士（1983）、哲学硕士（1986），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1998），现任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研究领域包括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科学传播学。在科学通史、科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