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大约可以算作中国人最喜爱的颜色。几千年来，无论庙堂之高抑或江湖之远，无论隆礼重典抑或乡习民俗，无论女儿梳妆抑或文人戏墨，都曾经，或者仍然，在广泛地运用红色。基于繁盛昌明的中华文化，古人还发明了多种语汇，来指代不同的红色，按照颜色的深浅程度分，大约有绛、赤、朱、丹、红等数种；按照制作原料的不同，又有赭、茜等称呼。
　　据说，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的爱斯基摩人深爱白色，用200多种不同的名称来区分不同程度的白。因此，在茫茫的雪原上，他們可以迅速分辨和锁定某个位置，以寻找路径和捕获猎物。而在外乡人眼中，那里仍是一片了无边际的白。
　　明眼人可以轻易看出，爱斯基摩人对白色的喜爱和命名，很大程度上出自生存的需要，而我们的先人对红色的诸多命名，却似乎多是基于审美的情趣。虽然没有几百种之多，但“可爱深红爱浅红”，亦各自成趣，各有故事。了解古时的红色，须从弄懂这些字眼入手才好。
　　绛
　　古人以“绛”指代颜色最深的红色。《说文解字》里说，“绛，大赤也”，就是说是比“赤”还要重的红色；而“赤”的浓度，已在其他诸多红色之上了。
　　“绛”字是个形声字，以“丝”为偏旁，表示它作为绸缎衣服等物品之染料的属性。绛是用一种叫做绛草的植物作为原料提炼出的红色。成书于秦汉年间的《尔雅》里说，绛草出产于临贺郡，可以做染料，也可以食用。临贺郡在今日的广西境内，战国时是百越部落聚居的地方。秦始皇吞并六国后，又攻百越，把这片地方也纳入了中央政权的管辖范围。此后，中原的汉人不断迁入，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混居、贸易。想来，绛草应是当地的特产，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被推广到了中原，由于人们对红色的喜爱而广为流传。
　　“绛”这种浓重的红色在汉代用得很广泛。东汉的著名学者马融在给弟子们授课的时候，以绛纱作帐，学生站在帐前，而帐后站一排女乐手鼓吹敲打，两边还站着美貌的侍女。马融为人风趣开朗，又不拘礼法。他首创了助教制度，让资深的学生去教刚入门的学生，还招收了一批女弟子，这些做法颇有些惊世骇俗。他故意在讲课时以声色诱惑来锻炼学生的注意力，后来也成为著名学者的郑玄在跟随他学习时，在帐前听讲3年而目不斜视，令马融十分惊异。
　　马融的弟子很多，成就突出的也不少，刘备的老师、政治家卢植就是其中之一。郑玄的影响力更大，刘备兵困徐州，危在旦夕，是靠了郑玄的一封“介绍信”而得到了袁绍的帮助。这批著名的师生引出了大批的典故和成语，比如，后人以“绛帐待坐”喻学生就学，用“绛帐授徒”、“绛纱设帐”喻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用“绛帐”、“绛帷”指代老师教授学生的场所。马融曾任南郡太守，在今荆州一带长期讲学，后人在这里建造了“绛帐台”，以纪念先生之风。绛帐台曾毁于日寇侵华的战火，近年又得重建，彰显了国人尊师重教的传统。
　　除了绛帐，两汉魏晋之时还有绛旗。三国时魏国的学者张揖作《广雅》，说“凡九旗之帛皆用绛”。“九旗”是《周礼·司常》中规定的一种礼器，是代表不同等级和用途的9种旗帜。张揖说当时的九旗都染成了绛色，可见这种颜色还带有一定的政治含义。
　　此外，汉时人们还把银河称为绛河。因为当时的天文学理论是以北极为基准，银河在北极之南，以红色为代表，因此借南方之色而称之。后来晋人王嘉在《拾遗记》中说，南海确实有一条河叫绛河，河水全是红色，水中有很多的龙和鱼，而且肥美可食，说得煞有其事，虽不可考证，但至少展示了丰富的想象力。
　　赤
　　“赤”是比“绛”稍浅、比“朱”偏暗的红色。《易经》的“困卦”中有“困于赤绂”之语，东汉学者郑玄注解说“朱深曰赤”，间接说明了“赤”、“朱”二者的区分。王莽建立新朝后，民不聊生，以樊崇等为首的农民起义军“以朱涂眉”，作为标记；朱色纯红，但眉毛是黑色的，混在一起就是赤色，也就造就了名震天下的“赤眉军”。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里称赞东家之子的美丽，说她“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晋代学者傅玄阐述为人处世的准则，提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些都是读书人耳熟能详的话，却也在无意中区别了“朱”和“赤”两种颜色。
　　《尚书·洪范》中说：“赤者，火色也。”《说文解字》则说：“赤，南方色也。”许慎写《说文解字》时，“五行”学说已经流行了许久，南方就代表着火，南方色也就是火色。“赤”、“南方”、“火”这些概念融为一体，所以主宰南方的神灵被称为“赤帝”，这才有了汉高祖自称“赤帝之子”而尊崇红色的说法。
　　朱
　　“朱”是先秦时古人认为最纯正的红色。《说文解字》说“朱”的本义指“赤心木，松柏属”，所以朱字的造型就是“木”中加“一”。“木”表示朱字的植物属性，“一”则是一个指示性的符号，标在“木”中，象征树心，而这树心的颜色也就被称为“朱”。也有人以“五行”理论来附会，说红色的树心象征着南方之火，“朱”字就是树里藏着南方之火，所以代表红色。其实“朱”字在甲骨文中便有了，而“五行”之说起于西周末年，差得很远呢。
　　有学者考证说红色树心的松柏类树木曾广泛生长于我国华北地区，所以古人很早便认识和熟悉了朱色。在周朝，朱色还被视为正色，具有高于其他各种颜色的地位。按照周礼，在举行祭祀这种一等一的大事时，天子、诸侯都要穿朱色的衣服，以示恭敬肃整。不过到了春秋以后，诸侯们不再守规矩，开始在服装的颜色上玩花样，于是孔夫子才生气地说：“恶紫之夺朱也。”
　　比孔子稍晚的墨子，在其著作中还写到了一个有趣的涉及朱色的故事，说昏庸的周宣王杀了忠臣杜伯，而杜伯的鬼魂在宣王出猎时“执朱弓，挟朱矢”，将宣王射杀。后来有学者认为此处杜伯是以红色的弓箭作为武器，表示复仇光明正大；也有人认为是以红心木做的弓箭为武器，但同样表示正义。无论哪一种解释，都可以看出“朱”的色彩含义和本义是被广泛认可的。
　　“朱”与“赤”在颜色上是有一定差别的。前面提及，郑玄认为“朱深为赤”，即赤深于朱；但按照周人的织染工艺，丝帛在红色颜料中染3遍后的效果叫“赤”，染4遍叫“朱”，似乎赤红是浅于朱红。不过，不论二者孰深孰浅，在地位上，“朱”是始终高于“赤”的。周朝时天子和诸侯都佩戴皮做的护膝，称为“绂”，天子的护膝乃是朱色，诸侯的则是赤色。周朝都城周围的县称为“赤县”，也表明是外围。 　　至于为何周人以“朱”为正色，而不器重“绛”或“赤”，学者们也有自己的看法。清代的文字学家段玉裁注解《说文解字》，在其中说，“绛”即大红，而“大红如日出之色，朱红如日中之色，日中贵于日出”，所以“朱”为正色。这种解释别具一格，可作一家之言吧。
　　丹
　　“丹”是比较鲜亮的红色。《说文解字》说“丹”是“巴越之赤石也”，就是巴郡、南越出产的红色石头。《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有一位名叫清的寡妇，她的祖先在今重庆涪陵地区挖掘丹矿，“擅其利数世”，也就是世代经营，成为当地有名的巨贾。秦始皇似乎十分仰慕她，专程请她去咸阳做客，还为她修筑了一座“怀清台”。寡妇清的丹砂矿石，民间也称“朱砂”，可見“丹”与“朱”在红的程度上差得不太远，而且都是以原料来命名。丹砂矿石磨成的粉末色彩红艳，可以经久不褪。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就已发现了它的这种特性，并将其涂嵌在甲骨文的刻痕中，以使文字显得醒目，后人专称之为“涂朱甲骨”。
　　《康熙字典》解释“丹”，干脆说其含义之一就是“以朱色涂物”。“朱丹”甚至在古文里构成了一个组合词，经常被使用。《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开篇便描述焦仲卿妻的美貌，“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形容她手指纤细白嫩，嘴唇娇艳红润。汉时善写骈文的扬雄有“朱丹其毂”之语，说的是车轮涂成红色的车子，而朱轮车是当时达官贵人身份的标志，这里“朱丹”说的就是红色染料。宋朝诗人梅尧臣在《正月十五夜出回》诗中有“去年与母出，学母施朱丹”的句子，写一个小姑娘跟着母亲妆饰容貌，这里的朱丹却是指代了胭脂粉黛。
　　当然也有“丹朱”这个词。尧的儿子就叫丹朱，因出生时浑身红彤彤的，所以取了这个名字。丹朱聪慧异常，发明了围棋，但因为他品德不好，尧最终把帝位禅让给了舜，造就了一段佳话。不过这故事是儒家编的，不买账的人很多，台湾学者柏杨先生就考证说舜是设计阴谋陷害丹朱，又迫使尧下台让位。《竹书纪年》里也有“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不与父相见”的记载。当然，这次政治斗争跟颜色没什么关系，倒是后人把丹朱的名字作谜面，出了个字谜，谜底是“赫”，因丹是红色，当然就是“双赤”了。由这谜语也可看出，这几个表示红色的字，在实际使用中没有太严格的界限，经常是可以互换的。
　　而严格一点来讲，“丹”与“朱”肯定有区别。《礼记·玉藻》中有规定天子、诸侯、大夫、士人乃至老百姓各该穿什么样的服装的内容，说天子戴朱缨，诸侯戴丹缨，“丹”自然低“朱”一等。但儒家这些陈腐信条，能被坚持的实在不多。这两个字后来还是经常被混用，比如皇帝的御笔朱批，就被称为“丹诏”，唐人韩翃有“身着紫衣趋关下，口衔丹诏出关东”之语，写的是将军奉旨出征的场面；戎昱有“身欲逃名名自随，凤衔丹诏降茅茨”之句，说自己的朋友不想当官，但皇帝偏来征召。从这种使用情况看，“丹”与“朱”并未区分得十分明显。
　　红
　　“红”最早的含义其实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粉红色。“红”跟“绛”一样从“丝”旁，一看就知与衣物染料有关。《说文解字》里说“红，帛赤白色也”，就是红白混合之色。汉末学者刘熙著《释名》，是一本训诂学著作，其中说“红”字是“白色之似绛者”，同样是粉红色的意思。《论语》里说“红紫不以为亵服”，更是用的本义，要求人们不能用浅红或紫色的衣料做便装—在夫子看来，这样是有伤风化的。
　　清人段玉裁补充《说文解字》对“红”的释义时，加注说：“此今人所谓粉红、桃红也。”可见“红”字到了清代，含义已有很大变化。其实，中原地区人们对红色的喜爱，在汉代时已相当广泛，而民间的表述总不似学者或官员那样严谨甚至刻板，动辄还要区分是深色的“绛”还是明亮的“丹”。从那时起，在百姓的口耳相传中，“红”已逐步泛指各种深浅不同的红色，成了总括绛、赤、朱、丹等字的字眼。
　　茜
　　古人也曾用“茜”表示大红色，其意来源于茜草这种染料。茜草科植物在我国分布得非常广泛，约70属，450种。商代的妇女已学会使用胭脂，而用来制作胭脂的红蓝花就是茜草的一种。《诗经》里曾用“缟衣茹藘”指代一个穿白衣佩红丝巾的女子，“茹藘”也是茜草科。还有提炼绛色的绛草，也属此类。《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若千亩卮茜……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的记载，意思是家有千亩茜草田，收入就相当于千户侯的水平，可见当时栽植茜草利润丰厚。
　　以“茜”代红，在文学作品中常见端倪。李商隐描写一个弹筝的歌伎，“茜袖捧琼姿，皎日丹霞起”，是说这红衣女子的美丽，如同阳光照耀在升腾的云霞上一样。苏轼写一群姑娘争着看热闹，“相挨踏破茜罗裙”，意思是把红裙子都踩坏了，十分欢乐。王实甫的《西厢记》第五本第一折，有崔莺莺思念张生的内心独白，“这些时神思不快，妆镜懒抬，腰肢瘦损，茜裙宽褪”，意思是人饿瘦了，红裙子都显得宽大，真是既苦涩又甜蜜。贾宝玉撰《芙蓉诔》则说：“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明悼晴雯之死，暗伏黛玉之亡，确实凄凉惨淡。
　　彤
　　“彤”是从“丹”演化出来的字，左边的“丹”就是丹砂，右边的“彡”表示装饰。《说文解字》说：“彤，丹饰也。”也就是说其本义是以红色作装饰。《诗经》中流传甚广的《静女》一篇，有“静女其娈，贻我彤管”的句子，就是这个美丽的女子把红色的苇管送给了心慕她的“我”。周朝的天子则喜欢把“彤弓”、“彤矢”，也就是涂了朱漆的弓矢，赐给有功劳的诸侯。这种礼仪制度一直延续到春秋，《诗经·小雅》中《彤弓》一篇就是对此的反映。后来，“彤”逐步直接代称红色，天子仪仗中的红伞就称为“彤芝盖”。汉朝的未央宫用朱红色漆刷中庭，称为“彤庭”，后世常以之代称皇宫。杜甫曾有“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的诗句，说朝廷分赐下来的丝帛，都是贫苦女子所做，而她们的丈夫还要在皮鞭的驱赶下去修补城楼，深刻地揭示出彼时劳动者所受的压迫。至于“彤云”、“彤霞”、“红彤彤”等词，至今还在使用。
　　赭
　　“赭”是红褐混合的颜色，并不纯正。《说文解字》里说：“赭，赤土也。”土色黄褐，其中因含有铁的氧化物而发红，二者混合而呈红褐色。赭石或赭土都曾被古人作为颜料，某些地方的风俗，还喜欢把这种颜料涂在脸上。《诗经·邶风·简兮》有“赫如渥赭，公言赐爵”之语，描写一个高大魁梧的舞师脸色黑红，如同涂了赭土，因舞技出众而被国君赐了一杯酒。
　　《新唐书·吐蕃传》则说吐蕃“以赭涂面为好”，也有这种风俗。近代学者以为，藏文历史著作中常称本民族为“红脸者”，家乡为“红脸者的地方”，也是源于赭面的习俗。但这里的人们以赭涂面，并非中原女子涂抹胭脂以悦己悦人那样浪漫，而是为了辟邪防身。后来文成公主入藏，不喜欢这种习俗，于是松赞干布下了禁令，乃移风易俗。此外，古时死刑犯所穿的囚衣也是土红色，称为“赭衣”。
　　绯
　　“绯”字在汉时的《说文解字》里并未出现，宋初的学者徐铉校补《说文解字》，增加了《新附字》一篇，收录“绯”字，并注解说“帛赤色也”。隋唐以前，诗词歌赋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绯”字，而唐时官府文书和诗词歌赋中常有“绯”字，可见“绯”字当是隋唐年间新造的字。如《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制，文武官员，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即以绯色为官服之色。唐昭宗曾经封一个耍猴的艺人为五品“供奉”，并赐绯衣，诗人罗隐讽刺说知识分子读书无用，“不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唐时尊崇佛教，朝廷还经常把绯衣赐给有道高僧。《大宋僧史略》下卷记载，唐玄宗时，有个叫崇宪的和尚精通医术，治好了很多人，“帝悦而赐绯袍”。唐玄宗因“安史之乱”而逃亡，唐昭宗因黄巢起义而流亡，其政治的混乱，从乱赐绯衣上亦可见征兆。
　　现代人熟悉“绯”字大约是来自“绯闻”一词，但这个词在文言文中是没有的，而是与蔡元培先生有关。彼时蔡先生以“兼容并包”的方针主持北大，林琴南攻击他乱聘教师、不尊孔孟、不顾伦常。蔡先生发表公开信说：“教员关键是要有学问，洋的、土的、留辫子的，甚至喜作绯艳诗词者，只要不搞政治和引学生堕落，教学生学问有何不好？”公开信发表后，“绯艳”一词面世，后来又发展出“绯艳的新闻”一语，再简化就成了“绯闻”了。
　　古人创造的这些表示红色的字实在令人眼花缭乱，诸红之间，有些有区别，有些又有重合。从现代命名学上来看，这些名字显然不是一个系统的，而印刷、美术等专业领域，早已用更为精确和标准的术语来指代不同程度的红色。不过，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多个名字在本质上所表示的还是同一种颜色，并不影响我们对这颜色以及它所承载的故事的理解，反而更显得流光溢彩、缤纷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