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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共产主义理想和儒家理想具有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儒家思想的理论旨趣相关，更与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救中国、建中国，即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息息相关。当然，由于毕竟一个是外来文化，另一个是本土文化，二者的理论内涵、产生的文化背景、发展的目标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所以两者的融合不可能是线性的一帆风顺。因此，探索两者融合的有效途径，这对于我们来讲，既是新时代对于我们所提出的要求，也是我们对于新时代所做出的最好的答卷。
关键词：儒家理想；共产主义理想；融合
中图分类号：B82-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9-0056-05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有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和建设革命，并且还在实践中创造性的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这一现实重提社会理想不仅是必要的，同时也具有紧迫性。
一、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融合的前提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方思想文化激烈碰撞，社会理想的建立是一个重大而不可回避的议题。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排除各种思想和理论而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有其历史条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是马克思在德国古典哲学和17世纪以来工业革命的基础上为人类所构建的未来美好图景，具有先进性和进步性。而儒家理想是伴随中国两千多年发展和前进的传统社会理想，其封建性、保守性、落后性需要这种先进的社会理想来加以创造性的改造。
（一）正确认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
在分析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时，需要深入研究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间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国对待外来文化大致经历了一个从蔑视——反抗——学习——融合的过程。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多次派来特使要和中国通商，但是被中国拒绝了，原因是中国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物产丰富，无需和西方小国进行通商，此时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蔑视。直到鸦片战争到来，清政府和民众也没有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还是用封建落后的生产力对抗西方近代的先进生产力。鸦片战争中国节节败退，此时对待西方文化是处在一个抵抗的状态。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内部认识到了自身在器物层面与西洋人的差距，并开始向西方学习。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看到中国各方面的落后，但是在当时还没有成为主流意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对西方的学习，但由于中国的各种现实状况都不适应哪个时代发展的状况，最后的失败应该说具有其内在的根据和逻辑。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我们也应该以无可否认的事实能够阐释和说明，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才找到了与中国国情相符合的理论，即找到了救中国和建中国的“良剂药方”。在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芽和生根，即与儒家思想走向融合和深度融合。
（二）正确看待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1.近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存的经验教训。
“太平天国运动的文化选择由于背离了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历史方向，她要建立一个新的农民秩序——天王国家所有制。”[1]即这种新的秩序还是一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秩序，它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方向，所以最终导向失败应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也要保持清醒，太平天国运动能够席卷大半个中国还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一是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二是反对地主剥削的社会理想，虽然这两个社会理想没有能够实现，但因符合现实和意愿从而在革命过程中还是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这同一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兴起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核心思想是“中体西用”，由于没能走出旧的封建统治秩序也导致了最终的失败，但洋务运动使中国向现代化方向迈出了第一步。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的深化和提高，维新运动的本质是改良，虽没有成功，但给大众带来的是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民主立宪及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社会理想。辛亥革命黨人运用西方的民主立宪的思想、用革命的方式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结束了封建帝制，但三民主义的社会理想也没能改变中国的命运。对于共产党领导革命之前革命失败的原因，金民卿曾说：“不合理、不科学的社会理想建构，就会因其违背历史发展趋势……而导致社会实践的中途断裂和最终失败，近代以来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2]所以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都不适应中国。中国只能选择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和模式。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时代的要求。
2.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的先进性。
在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压迫、人民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大背景下，近代救国经验告诉我们，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说虽然起到过一定作用，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学说引起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兴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社会急需的先进理论。马克思能解决当时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用阶级学说解释了为什么有富人又有穷人，为什么富人享福、穷人却受气；二是用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解决了穷人如何解放的问题；三是用无产阶级政党学说解决了中国该选择什么样的国家体制的问题；四是用共产主义学说解释了人民翻身以后朝何处去的问题。
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涨。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世界被撕裂，同时也让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俄国生根发芽，并领导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使得共产党人更有信心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伴随着共产国际的力量壮大，中国共产党人更看到了希望。
（三）深刻挖掘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性
1.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从一开始就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把人的发展当成最终目标。马克思在深刻分析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他深刻感受到人已经不是现实的人，而成为抽象的人、异化的人，“资本主义不是没有解放生产力，而是没有解放人。”[3]由此马克思把人的全面发展当成了自己的研究课题。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写道：“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4]这是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初步概括。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首次全面系统的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获得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5]这就表达了马克思的人的全面的发展观，是让所有人的一切天赋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儒家文化处处也体现着这种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这里的“成人”包含了德、智、体、美等要素。孔子所讲的“成人”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儒家提出的“六艺”以及“因材施教”等措施，都体现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 2.关注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都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马克思站在新唯物史观视角，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局限性，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会灭亡、无产阶级公有制必然会胜利，认为只有这样，人与社会才是和谐的：只有新的生产关系融入到社会的各个部分，新的生产力才会得到解放，社会的活力才会充分显现，人与人、人与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儒家文化对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仁政”，君主通过实行仁政，缓和社会矛盾，再用中庸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出现大的动荡；二是用伦理道德来协调社会，使社会达到和谐的状态，所以儒家文化重视“三纲五常”，特别讲究礼制；三是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对社会进行引领。
3.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
马克主义反对抽象的谈论自然，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自然界是人生存的前提，人和自然在某种程度上是融为一体的。马克思说：“自然界，就他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6]马克思看到了人只有和自然和谐相处，人才能改造自然、才能造福人类。人与自然的这种密切关系表明，人和自然不是对立的，人更不是自然的征服者，就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统治者统治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7]儒家文化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天人合一”命题之中。“天人合一”强调“天道”与“人道”相统一以及对自然规律的尊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害”（《中庸》）等等，都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融合的现实阻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的融合，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不同文化间的矛盾和差异也渐渐显露于现实生活世界，这一矛盾和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论内涵不同
关于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8]在4年后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共产主义“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很清楚，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实现真正的自由，并且能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自由的发展和自由的创造而不在是一句空话。儒家理想从孔子发端，孔子在《论语》中讲：每个人都要做君子，“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君子要讲礼、义、信，要努力提高个人的道德水平。另外，孔子也强调：“学而优则仕”，在努力做君子的前提下，要积极入世。在《礼记·大学》篇中也讲慎独，从内在实现自己道德理想。在《礼记·大学》篇中也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在完善自己道德水平的条件下，个人是要为天下着想，要把自己的理想融入到治理国家当中。儒家理想首先是从道德出发的，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但是提高道德修养并不是最终目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最终目的。儒家理想从内在来看，是要实现道德的完满，从外在来看，那就是要实现家庭、国家的管理有序，最后实现天下太平。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虽然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都讲人的完善和自由发展，但对人的理解还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因为共产主义理想和儒家理想提出的时代背景不同、理论内涵不同，所以造成了我们在融合两者的时候，不仅在理解和解释上有歧义和争端，而且在实际践行中亦有冲突和矛盾。因此，融合不可能是线性的一帆风顺，需要我们不仅在理论上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调整，而且需要我们在实践上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二）產生背景不同
在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个国家都在进行工业革命，但是德国已经远远落后英、法两国。尤其是随着1848年德意志革命的失败，资产阶级革命受到重大打击，德国的市民阶级在悲观失望中继续挣扎。此时，马克思不仅批判黑格尔哲学，也批判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的世界观、历史观发生转向是在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中完成的。究其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都是完善和发展他们所构建的新思想、新理论——即共产主义学说。可以说，共产主义理想既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相关，更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密切关联，是在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提出了共产主义这一人类未来的美好图景。而儒家理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时代，雅思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作为没落贵族，志在恢复周礼，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他的儒家理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儒家的理想并没有被当时的诸侯各国所采纳，包括秦统一六国时期。在严格的意义上，儒家理想被统治者所采纳是在汉武帝之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因此，在新时代融合儒家理想和共产主义理想需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即把两者统一于现时代需要充分考虑其理论、学说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差异。
（三）发展目标不同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考察，他发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工人的生存状况是非常恶劣的，工人没有自由。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马克思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结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他把实现人的解放当做一个现实的实践活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最终目标。对儒家理想发展的追寻要从孔子开始。孔子强调“克己复礼”是克制自己欲望，来符合社会的伦理，进而实现“仁”。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是性善的，都有恻隐之心，统治者也会有恻隐之心，进而推出社会应该实现仁政。荀子则认为人是恶的。因此要“化性起伪”靠社会教化重新使人向善，因此认为统治者实行律法是正确的，也意在为统治者提供治世学说。在《礼记》中具体的阐述了儒家的理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强调从自身做起、从自身伦理道德做起，最后为治理国家做出贡献，都是和政治紧紧相联系的，并且是道德理想主义、政治的现实主义，“以格物致知为人格修养的最初步骤，以正心诚意为修齐治平的前提和根据，以‘止至善’为修养的最后结果。”[11]儒家理想的最终目标是达到内圣外王的崇高人生境界。在今天，把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理想中，需要学者从理论上作出一致性的回答。 三、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融合的解决路径
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理论依据。因此，在现实生活世界、在新时代新形势下，融合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不仅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一）融合需要辩证法
儒家社会理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沉淀和积累，内涵已然十分丰富，吸取其精华、去除其糟粕，应遵循辩证法原则。对于儒家理想，首先是修身自律问题，个人的合理欲求应该被肯定，而不是盲目和恶意扼杀人本来该有的天性，提高个人修养、尊重道德规范是必须的，同时也要对修身自律的楷模“圣人”要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圣人具有脱离现实的空洞性；其次对于君臣父子等道德秩序问题，虽然这体现了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应该否定，但是服从统一、看重大局也是必要的；最后对于治国平天下以及大同社会理想等问题，这里的天下虽然指向的是封建社会，但是对人民情怀及未来社会的描述还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在分析共产主义理想时要澄明，虽然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先进性，但是当前我们社会现阶段呈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倡导共产主义理想时不能操之过急。也就是说，坚持辩证法，既要合目的性，也要合规律性，不能因目的性而违背客观规律。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们融合共产主义理想和儒家理想的现实条件和时代背景。
（二）融合需要话语转换
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融合需要话语转换，一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与中国当前社会的话语转换。共产主义理想才刚刚传入一个世纪。人民群众并不能深刻的理解共产主义理想。但是共产主义理想从一开始就开始注意与人民群众的对话。马克思也在说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能变成物质力量。所以要把共产主义理想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表达，才更容易被群众所掌握。共产主义理想要想深入人民群众的血液，必须要符合中国人的话语体系。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曾这样：“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2]这种话语，人民群众更容易接受。二是要实现儒家理想的话语转换，是要把儒家理想的传统话语转化符合今天话语体系。像“修身”，可以赋予这个话语新的意义为提高自身道德；“礼”可以赋予这个话语新的意义为道德规范等等，是给这些传统话语进行转化，而不是解释。当前，我们提出的“双创”——即创造性融合、创造性转化思想，对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的融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我们只有把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的话语体系转化为今天人民群众现行的话语体系，共产主义理想才能和儒家理想才能真正实现交流、实现融合。人是社会性的，语言交流对于人的生存发展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基础，因此对于话语体系的转换，是实现两者融合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三）融合需要中国梦
中国梦是中国社会和谐发展之梦，是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是世界和平之梦。中国梦既包含着共产主义理想，同时也包含儒家理想。中国梦已经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中国梦用共产主义理想作为基点，以儒家理想做血肉正在引领着中国走向富强。共产主义理想所倡导的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如今中国实行“一代一路”，就是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实现富强，向着共产主义理想的方向前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是要全人类团结起来，共同面对挑战，走向富强，这和共产主义理想是一脉相承的。儒家理想从始至终强调着仁、义、礼、智、信，中国梦同样传承者这些优秀品质。中国梦引领的中国发展，是和平的发展，是讲“仁”的发展，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当前，中国对于世界所做出的贡献，既是我们自身的需要，更是儒家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融合的外在表现。中国梦是共产主义理想和儒家理想融合的一个主导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梦内涵的逐渐丰富，必然会对共产主义理想和儒家理想的融合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曹锡仁.幻想与现实：中国道路[M].陜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65.
〔2〕金民卿，李张容.社会主义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差异融合[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7，（01）：24.
〔3〕吴向东.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01）：29-30.
〔4〕马克思人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3.
〔5〕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0.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6-57.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19.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8.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1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85.
〔11〕张学智.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1）：90.
（责任编辑 徐阳）
关键词：儒家理想；共产主义理想；融合
中图分类号：B82-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9-0056-05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有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和建设革命，并且还在实践中创造性的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这一现实重提社会理想不仅是必要的，同时也具有紧迫性。
一、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融合的前提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方思想文化激烈碰撞，社会理想的建立是一个重大而不可回避的议题。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排除各种思想和理论而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有其历史条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是马克思在德国古典哲学和17世纪以来工业革命的基础上为人类所构建的未来美好图景，具有先进性和进步性。而儒家理想是伴随中国两千多年发展和前进的传统社会理想，其封建性、保守性、落后性需要这种先进的社会理想来加以创造性的改造。
（一）正确认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
在分析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时，需要深入研究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间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国对待外来文化大致经历了一个从蔑视——反抗——学习——融合的过程。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多次派来特使要和中国通商，但是被中国拒绝了，原因是中国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物产丰富，无需和西方小国进行通商，此时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蔑视。直到鸦片战争到来，清政府和民众也没有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还是用封建落后的生产力对抗西方近代的先进生产力。鸦片战争中国节节败退，此时对待西方文化是处在一个抵抗的状态。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内部认识到了自身在器物层面与西洋人的差距，并开始向西方学习。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看到中国各方面的落后，但是在当时还没有成为主流意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对西方的学习，但由于中国的各种现实状况都不适应哪个时代发展的状况，最后的失败应该说具有其内在的根据和逻辑。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我们也应该以无可否认的事实能够阐释和说明，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才找到了与中国国情相符合的理论，即找到了救中国和建中国的“良剂药方”。在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芽和生根，即与儒家思想走向融合和深度融合。
（二）正确看待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1.近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存的经验教训。
“太平天国运动的文化选择由于背离了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历史方向，她要建立一个新的农民秩序——天王国家所有制。”[1]即这种新的秩序还是一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秩序，它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方向，所以最终导向失败应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也要保持清醒，太平天国运动能够席卷大半个中国还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一是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二是反对地主剥削的社会理想，虽然这两个社会理想没有能够实现，但因符合现实和意愿从而在革命过程中还是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这同一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兴起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核心思想是“中体西用”，由于没能走出旧的封建统治秩序也导致了最终的失败，但洋务运动使中国向现代化方向迈出了第一步。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的深化和提高，维新运动的本质是改良，虽没有成功，但给大众带来的是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民主立宪及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社会理想。辛亥革命黨人运用西方的民主立宪的思想、用革命的方式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结束了封建帝制，但三民主义的社会理想也没能改变中国的命运。对于共产党领导革命之前革命失败的原因，金民卿曾说：“不合理、不科学的社会理想建构，就会因其违背历史发展趋势……而导致社会实践的中途断裂和最终失败，近代以来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2]所以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都不适应中国。中国只能选择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和模式。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时代的要求。
2.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的先进性。
在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压迫、人民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大背景下，近代救国经验告诉我们，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说虽然起到过一定作用，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学说引起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兴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社会急需的先进理论。马克思能解决当时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用阶级学说解释了为什么有富人又有穷人，为什么富人享福、穷人却受气；二是用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解决了穷人如何解放的问题；三是用无产阶级政党学说解决了中国该选择什么样的国家体制的问题；四是用共产主义学说解释了人民翻身以后朝何处去的问题。
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涨。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世界被撕裂，同时也让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俄国生根发芽，并领导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使得共产党人更有信心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伴随着共产国际的力量壮大，中国共产党人更看到了希望。
（三）深刻挖掘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性
1.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从一开始就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把人的发展当成最终目标。马克思在深刻分析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他深刻感受到人已经不是现实的人，而成为抽象的人、异化的人，“资本主义不是没有解放生产力，而是没有解放人。”[3]由此马克思把人的全面发展当成了自己的研究课题。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写道：“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4]这是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初步概括。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首次全面系统的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获得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5]这就表达了马克思的人的全面的发展观，是让所有人的一切天赋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儒家文化处处也体现着这种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这里的“成人”包含了德、智、体、美等要素。孔子所讲的“成人”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儒家提出的“六艺”以及“因材施教”等措施，都体现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 2.关注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都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马克思站在新唯物史观视角，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局限性，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会灭亡、无产阶级公有制必然会胜利，认为只有这样，人与社会才是和谐的：只有新的生产关系融入到社会的各个部分，新的生产力才会得到解放，社会的活力才会充分显现，人与人、人与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儒家文化对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仁政”，君主通过实行仁政，缓和社会矛盾，再用中庸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出现大的动荡；二是用伦理道德来协调社会，使社会达到和谐的状态，所以儒家文化重视“三纲五常”，特别讲究礼制；三是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对社会进行引领。
3.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
马克主义反对抽象的谈论自然，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自然界是人生存的前提，人和自然在某种程度上是融为一体的。马克思说：“自然界，就他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6]马克思看到了人只有和自然和谐相处，人才能改造自然、才能造福人类。人与自然的这种密切关系表明，人和自然不是对立的，人更不是自然的征服者，就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统治者统治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7]儒家文化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天人合一”命题之中。“天人合一”强调“天道”与“人道”相统一以及对自然规律的尊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害”（《中庸》）等等，都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融合的现实阻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的融合，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不同文化间的矛盾和差异也渐渐显露于现实生活世界，这一矛盾和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论内涵不同
关于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8]在4年后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共产主义“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很清楚，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实现真正的自由，并且能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自由的发展和自由的创造而不在是一句空话。儒家理想从孔子发端，孔子在《论语》中讲：每个人都要做君子，“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君子要讲礼、义、信，要努力提高个人的道德水平。另外，孔子也强调：“学而优则仕”，在努力做君子的前提下，要积极入世。在《礼记·大学》篇中也讲慎独，从内在实现自己道德理想。在《礼记·大学》篇中也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在完善自己道德水平的条件下，个人是要为天下着想，要把自己的理想融入到治理国家当中。儒家理想首先是从道德出发的，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但是提高道德修养并不是最终目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最终目的。儒家理想从内在来看，是要实现道德的完满，从外在来看，那就是要实现家庭、国家的管理有序，最后实现天下太平。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虽然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都讲人的完善和自由发展，但对人的理解还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因为共产主义理想和儒家理想提出的时代背景不同、理论内涵不同，所以造成了我们在融合两者的时候，不仅在理解和解释上有歧义和争端，而且在实际践行中亦有冲突和矛盾。因此，融合不可能是线性的一帆风顺，需要我们不仅在理论上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调整，而且需要我们在实践上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二）產生背景不同
在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个国家都在进行工业革命，但是德国已经远远落后英、法两国。尤其是随着1848年德意志革命的失败，资产阶级革命受到重大打击，德国的市民阶级在悲观失望中继续挣扎。此时，马克思不仅批判黑格尔哲学，也批判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的世界观、历史观发生转向是在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中完成的。究其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都是完善和发展他们所构建的新思想、新理论——即共产主义学说。可以说，共产主义理想既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相关，更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密切关联，是在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提出了共产主义这一人类未来的美好图景。而儒家理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时代，雅思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作为没落贵族，志在恢复周礼，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他的儒家理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儒家的理想并没有被当时的诸侯各国所采纳，包括秦统一六国时期。在严格的意义上，儒家理想被统治者所采纳是在汉武帝之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因此，在新时代融合儒家理想和共产主义理想需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即把两者统一于现时代需要充分考虑其理论、学说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差异。
（三）发展目标不同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考察，他发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工人的生存状况是非常恶劣的，工人没有自由。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马克思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结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他把实现人的解放当做一个现实的实践活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最终目标。对儒家理想发展的追寻要从孔子开始。孔子强调“克己复礼”是克制自己欲望，来符合社会的伦理，进而实现“仁”。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是性善的，都有恻隐之心，统治者也会有恻隐之心，进而推出社会应该实现仁政。荀子则认为人是恶的。因此要“化性起伪”靠社会教化重新使人向善，因此认为统治者实行律法是正确的，也意在为统治者提供治世学说。在《礼记》中具体的阐述了儒家的理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强调从自身做起、从自身伦理道德做起，最后为治理国家做出贡献，都是和政治紧紧相联系的，并且是道德理想主义、政治的现实主义，“以格物致知为人格修养的最初步骤，以正心诚意为修齐治平的前提和根据，以‘止至善’为修养的最后结果。”[11]儒家理想的最终目标是达到内圣外王的崇高人生境界。在今天，把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理想中，需要学者从理论上作出一致性的回答。 三、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融合的解决路径
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理论依据。因此，在现实生活世界、在新时代新形势下，融合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不仅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一）融合需要辩证法
儒家社会理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沉淀和积累，内涵已然十分丰富，吸取其精华、去除其糟粕，应遵循辩证法原则。对于儒家理想，首先是修身自律问题，个人的合理欲求应该被肯定，而不是盲目和恶意扼杀人本来该有的天性，提高个人修养、尊重道德规范是必须的，同时也要对修身自律的楷模“圣人”要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圣人具有脱离现实的空洞性；其次对于君臣父子等道德秩序问题，虽然这体现了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应该否定，但是服从统一、看重大局也是必要的；最后对于治国平天下以及大同社会理想等问题，这里的天下虽然指向的是封建社会，但是对人民情怀及未来社会的描述还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在分析共产主义理想时要澄明，虽然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先进性，但是当前我们社会现阶段呈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倡导共产主义理想时不能操之过急。也就是说，坚持辩证法，既要合目的性，也要合规律性，不能因目的性而违背客观规律。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们融合共产主义理想和儒家理想的现实条件和时代背景。
（二）融合需要话语转换
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融合需要话语转换，一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与中国当前社会的话语转换。共产主义理想才刚刚传入一个世纪。人民群众并不能深刻的理解共产主义理想。但是共产主义理想从一开始就开始注意与人民群众的对话。马克思也在说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能变成物质力量。所以要把共产主义理想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表达，才更容易被群众所掌握。共产主义理想要想深入人民群众的血液，必须要符合中国人的话语体系。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曾这样：“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2]这种话语，人民群众更容易接受。二是要实现儒家理想的话语转换，是要把儒家理想的传统话语转化符合今天话语体系。像“修身”，可以赋予这个话语新的意义为提高自身道德；“礼”可以赋予这个话语新的意义为道德规范等等，是给这些传统话语进行转化，而不是解释。当前，我们提出的“双创”——即创造性融合、创造性转化思想，对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的融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我们只有把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的话语体系转化为今天人民群众现行的话语体系，共产主义理想才能和儒家理想才能真正实现交流、实现融合。人是社会性的，语言交流对于人的生存发展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基础，因此对于话语体系的转换，是实现两者融合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三）融合需要中国梦
中国梦是中国社会和谐发展之梦，是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是世界和平之梦。中国梦既包含着共产主义理想，同时也包含儒家理想。中国梦已经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中国梦用共产主义理想作为基点，以儒家理想做血肉正在引领着中国走向富强。共产主义理想所倡导的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如今中国实行“一代一路”，就是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实现富强，向着共产主义理想的方向前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是要全人类团结起来，共同面对挑战，走向富强，这和共产主义理想是一脉相承的。儒家理想从始至终强调着仁、义、礼、智、信，中国梦同样传承者这些优秀品质。中国梦引领的中国发展，是和平的发展，是讲“仁”的发展，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当前，中国对于世界所做出的贡献，既是我们自身的需要，更是儒家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融合的外在表现。中国梦是共产主义理想和儒家理想融合的一个主导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梦内涵的逐渐丰富，必然会对共产主义理想和儒家理想的融合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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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8.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1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85.
〔11〕张学智.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1）：90.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