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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之一，多年来久唱不衰，一度被誉为“红色经典第一歌”，革命伟人毛泽东就曾两次领唱这首歌。近年来，随着一些档案的陆续解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创作过程已渐为人知。然而，对于这首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的诞生地，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34年，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围攻下，鄂豫皖苏区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受到严重摧残，民穷财尽，孤军奋战的红二十五军生存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此严峻形势下，程子华送来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立即准备进行战略转移；寻求在具备相关条件的地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减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同时也使主力红军得到发展，留下的部分武装能够长期坚持，也能够保存老根据地；程子华留红二十五军工作。
著名党史学者卢振国在《红二十五军率先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一文中写道：程子华由中央苏区来到鄂东北道委驻地后，就跟郑位三以及程坦、刘华清等人住在一起，先后约有四五十天。“当时他们都在一口锅里搅稀稠，把南瓜叶子当饭吃，生活十分艰苦。苦是很苦，但他们却严守群众纪律。”在程子华谆谆教诲下，程坦已经把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作为政治教育的中心课题。有一次，在给独立团指战员讲政治课时，程坦就讲到不但不能拿工农的一点吃的，还必须勒紧裤带喝稀的，“好节省一把粮食，拿去优待红军家属”。
程坦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红军才子，他原名程宗寿，1906年出生于河南新县箭场河乡红显边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曾参加了著名的黄（安）麻（城）武装起义，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0月，程坦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时，因为身患重病半路上掉了队，但又很快返回苏区，后到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工作。是年11月底，游击总司令吴焕先就任红二十五军军长，遂由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兼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程坦转任中共鄂东北道委秘书长。《红二十五军率先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一文继续写道：就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里，程坦出于秘书长的政治责任感，他在跟程子华作过几次交谈后，渐渐萌生了将“三大注意八项纪律”创作成歌曲的想法。
之后，在刘华清等人的帮助下，程坦即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仿照《土地革命歌》的歌词写法，以9个字排列成句，编成通俗而又押韵的歌词，填入《土地革命歌》的曲调，之后拿到独立团教唱。对于这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歌曲最初的歌词内容，刘华清还记得开头的两句：“红色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注意”。只可惜的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前，鄂东北道委机关和独立团，全部编入红二十五军，独立团的建制也被编散”。因此，最早从该团唱起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没有能够广泛传唱开来。
1934年11月16日，遵照周恩来指示，红二十五军近三千名指战员，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的带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目标是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和豫西的伏牛山区。12月4日，红军从栾川叫河进入卢氏县境汤河一带，准备取道五里川进入陕南。
卢氏位于豫西边陲，地处河南、陕西两省交界，据史料记载，1923年8月至1924年4月的短短八个月时间里，卢氏农民就曾先后三次围城，并最终驱走残暴的陕军，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当红二十五军到达这一具有悠久革命历史的地区后，经过先头部队的侦察，于横涧山区找到了一个去青山街赶集的货郎陈廷贤。在陈廷贤带领下，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掉头北上，于12月8日凌晨出发，经姬家岭到达香子坪、大石河，然后转向西北方向，沿着深山峡谷的隐蔽小道行进在官坡稍作休整，便直奔“铁锁关”下的重镇兰草。此后，红军主力在兰草一带宿营，军部驻扎在兰草学校院内。
据《三门峡日报》所刊之《兰草小镇》一文记载，当时红二十五军经过千余里的转战，虽然走时整齐划一，但由于多次战斗和沿途行军，部队纪律涣散，尤其是沿途征招的新兵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其中有靠“吃粮”混日子的无业游民，还有个别吸食大烟的“刀会”丁勇和那些“反动习气”浓厚的原国民党士兵，违反群众纪律和战场纪律更是屡见不鲜，甚至还出现抢夺老百姓物品的情况。一次，有位战士就因为抢夺群众物品被告到军首长那儿，部队决定按照纪律将其处决。这件事在部队引起了震动，也在当地百姓中引起了震动。正是基于此，红军在兰草驻军休整期间，还开展了“三整”、“三查”运动。三整是：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三查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
在此期间，政治部秘书长程坦与宣传科长刘华清商量后认为，强调纪律是当前首要任务。为配合纪律教育，程坦还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书写了一遍，要求下边贯彻执行。但程坦意识到，光让大家背诵效果不见得很好，尤其是部队中大多数战士不识字，记起来也困难。经过仔细斟酌，程坦将他在鄂东北道委独立团教唱过的那支《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又一次进行了改写，填入《土地革命歌》的曲调，进行哼唱。刘华清看着这首歌，先和程坦合拍并唱，并对个别调子做出修改，便拿到部队中教唱。歌曲诞生后，刘华清还“刻过蜡板，印过歌片，也教部队唱过。”就这样，豫西县城卢氏，因其特殊的历史机缘，成了《三大注意八项纪律》歌的诞生地。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程坦选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是一个较早的文本。有学者曾撰文记述，1927年10月，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不久，为了贯彻“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毛泽东即亲自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为：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一切行动听指挥；六项注意为：上门板，捆禾草，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1930年5月后，毛泽东和朱德又增加“不得胡乱屙屎”、“不搜敌兵腰包”两项，将原来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31年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逐渐成为全军和一切地方武装的纪律，但其措辞并未完全统一。如“一切行动听指挥”在湘鄂赣地区已排在“三大纪律”之首，“八项注意”的第七项改为“不调戏妇女”；第八项“不搜敌兵腰包”在一些部队则换成了“洗澡避女人”。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会师后，为了统一指挥，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10月1日、25日，红十五军团还先后于劳山、榆林桥战斗中，取得俘敌3800余名的重大胜利。与此同时，部队中也补充了一批东北军士兵。因此，如何对部队进行红军纪律教育的问题，又一次提到了日程。《三大注意八项纪律》歌有了进一步的完善。
当时为教育部队，程坦把郑位三（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在长征入陕之初写的《什么是红军》的油印传单，叫刘华清重新刻印出来，发至连队当作教材。“传单只有400来字，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及有关政策纪律，只要当众念上几遍，即可记住，然后结合斗争实践加以领会”。与此同时，中央红军派贾拓夫等先遣人员还到达红十五军团驻地道佐铺，及时送来中央红军《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和《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
卢振国在《红二十五军率先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一文中如此记述：这一内容完整、文字准确、条款分明的“布告”，对于程坦来说，真是如获至宝。就“布告”内容而言，都是他所熟悉的，但却别有一番感受。他最初在鄂东北编写歌词时，没有这样的“布告”为依据，程子华“传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只是根据记忆所及。现时看到了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布告”，当然是最准确最可靠最权威的依据，是“及时雨”也是“一把火”啊！“当天晚上，程坦激动得睡不着觉。睡下后又爬起来，就地围着一盆木炭火，摊开几页纸，伏在膝盖上重新编写起来”。最终，程坦严格按照“布告”的内容，“并结合原来所编写的歌词，逐条逐句地加以斟酌，最终修改成一首崭新而又完整的歌。他连夜重新编写出来，第二天早晨就送给军团政治部主任郭述申……”
郭述申事后曾回忆说：“这首歌的歌词，是程坦同志编写的……到达陕北后，中央红军先遣队带来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他（程坦—编者注）为了用革命军队的纪律教育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对刚补入部队的一批新士兵，便依照布告内容，逐条编写成歌词。在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的协助下，把歌词填入原来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土地革命歌》的曲调中。他们送给我看时，我让他们在军团政治部编印的《红旗报》上予以刊登。”
据学者李友唐在《继承革命传统 军歌代代相传——讲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诞生及发展历史》文中所述，解放战争时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又发生较大变化。中共中央于1947年9月22日致电各战区领导人，要求就现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提出意见或建议。刘伯承、邓小平在回电中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思想不应再改变，因为它与我军打仗、生产（或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是相适应的，只是文字上有些不同。”毛泽东遂吸取全军智慧，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了修改。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发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其“三大纪律”为：（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从此，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
也正因为如此，诞生于山城卢氏的《三大注意八项纪律》歌与时俱进地不断得到完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还于1950年和1957年两次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进行修改。1971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重新刊登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报”评论员还发表了《唱好两首革命歌曲》的评论。同年第12期《红旗》杂志也刊登了这两首革命歌曲，并发表“短评”：《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重要教材》。
革命伟人毛泽东也曾两次领唱这首诞生于卢氏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据记载，在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期间，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期间，就曾反复强调要增强团结，遵守纪律，并且多次与南巡随行人员和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起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时毛泽东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去做。”同时，他还逐句讲解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强调部队在整风中要防止和克服骄傲自满和军阀作风。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还建议与会者共同演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由他来亲自领唱。这是他一生中曾两次领唱的唯一的一首歌。
不得不说的是，创作这首歌曲的程坦，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延安回到大别山，开展游击战争。此后，程坦历任豫鄂边区特委书记、鄂豫区党委组织部长等职，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出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湖北革命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监察部、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内务部副部长，民政部顾问等职，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12月26日逝世于北京。
1981年1月8日，程坦的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李先念主持，程子华致悼词，悼词中说：“为了配合当时红军的政治纪律教育，程坦同志编作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首先刊登在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的小报上，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有力武器……”1989年六七月份，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每周一歌》节目中，连续播放一个星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每次播放结束时还都要介绍一遍程坦的生平及这支歌的历史。
而《三大注意八项纪律》歌的诞生地、位于卢氏县西南部官坡镇兰草中学院内的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现已成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是三门峡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友唐：《继承革命传统，军歌代代相传——讲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诞生及发展历史》，中国档案报，2010-7-30。
[2]卢振国：《红二十五军率先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党史博览，2004，(10)。
[3]金光：《兰草小镇》，三门峡日报，2010-6-24。
[4]刘以顺：《毛泽东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诞生和发展》，党史纵览，2007，(8)。
（本文作者：杨飞，西安工业大学教师;王成会，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高级历史教师，卢氏县地方史志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作清
1934年，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围攻下，鄂豫皖苏区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受到严重摧残，民穷财尽，孤军奋战的红二十五军生存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此严峻形势下，程子华送来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立即准备进行战略转移；寻求在具备相关条件的地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减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同时也使主力红军得到发展，留下的部分武装能够长期坚持，也能够保存老根据地；程子华留红二十五军工作。
著名党史学者卢振国在《红二十五军率先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一文中写道：程子华由中央苏区来到鄂东北道委驻地后，就跟郑位三以及程坦、刘华清等人住在一起，先后约有四五十天。“当时他们都在一口锅里搅稀稠，把南瓜叶子当饭吃，生活十分艰苦。苦是很苦，但他们却严守群众纪律。”在程子华谆谆教诲下，程坦已经把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作为政治教育的中心课题。有一次，在给独立团指战员讲政治课时，程坦就讲到不但不能拿工农的一点吃的，还必须勒紧裤带喝稀的，“好节省一把粮食，拿去优待红军家属”。
程坦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红军才子，他原名程宗寿，1906年出生于河南新县箭场河乡红显边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曾参加了著名的黄（安）麻（城）武装起义，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0月，程坦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时，因为身患重病半路上掉了队，但又很快返回苏区，后到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工作。是年11月底，游击总司令吴焕先就任红二十五军军长，遂由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兼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程坦转任中共鄂东北道委秘书长。《红二十五军率先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一文继续写道：就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里，程坦出于秘书长的政治责任感，他在跟程子华作过几次交谈后，渐渐萌生了将“三大注意八项纪律”创作成歌曲的想法。
之后，在刘华清等人的帮助下，程坦即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仿照《土地革命歌》的歌词写法，以9个字排列成句，编成通俗而又押韵的歌词，填入《土地革命歌》的曲调，之后拿到独立团教唱。对于这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歌曲最初的歌词内容，刘华清还记得开头的两句：“红色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注意”。只可惜的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前，鄂东北道委机关和独立团，全部编入红二十五军，独立团的建制也被编散”。因此，最早从该团唱起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没有能够广泛传唱开来。
1934年11月16日，遵照周恩来指示，红二十五军近三千名指战员，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的带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目标是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和豫西的伏牛山区。12月4日，红军从栾川叫河进入卢氏县境汤河一带，准备取道五里川进入陕南。
卢氏位于豫西边陲，地处河南、陕西两省交界，据史料记载，1923年8月至1924年4月的短短八个月时间里，卢氏农民就曾先后三次围城，并最终驱走残暴的陕军，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当红二十五军到达这一具有悠久革命历史的地区后，经过先头部队的侦察，于横涧山区找到了一个去青山街赶集的货郎陈廷贤。在陈廷贤带领下，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掉头北上，于12月8日凌晨出发，经姬家岭到达香子坪、大石河，然后转向西北方向，沿着深山峡谷的隐蔽小道行进在官坡稍作休整，便直奔“铁锁关”下的重镇兰草。此后，红军主力在兰草一带宿营，军部驻扎在兰草学校院内。
据《三门峡日报》所刊之《兰草小镇》一文记载，当时红二十五军经过千余里的转战，虽然走时整齐划一，但由于多次战斗和沿途行军，部队纪律涣散，尤其是沿途征招的新兵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其中有靠“吃粮”混日子的无业游民，还有个别吸食大烟的“刀会”丁勇和那些“反动习气”浓厚的原国民党士兵，违反群众纪律和战场纪律更是屡见不鲜，甚至还出现抢夺老百姓物品的情况。一次，有位战士就因为抢夺群众物品被告到军首长那儿，部队决定按照纪律将其处决。这件事在部队引起了震动，也在当地百姓中引起了震动。正是基于此，红军在兰草驻军休整期间，还开展了“三整”、“三查”运动。三整是：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三查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
在此期间，政治部秘书长程坦与宣传科长刘华清商量后认为，强调纪律是当前首要任务。为配合纪律教育，程坦还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书写了一遍，要求下边贯彻执行。但程坦意识到，光让大家背诵效果不见得很好，尤其是部队中大多数战士不识字，记起来也困难。经过仔细斟酌，程坦将他在鄂东北道委独立团教唱过的那支《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又一次进行了改写，填入《土地革命歌》的曲调，进行哼唱。刘华清看着这首歌，先和程坦合拍并唱，并对个别调子做出修改，便拿到部队中教唱。歌曲诞生后，刘华清还“刻过蜡板，印过歌片，也教部队唱过。”就这样，豫西县城卢氏，因其特殊的历史机缘，成了《三大注意八项纪律》歌的诞生地。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程坦选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是一个较早的文本。有学者曾撰文记述，1927年10月，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不久，为了贯彻“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毛泽东即亲自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为：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一切行动听指挥；六项注意为：上门板，捆禾草，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1930年5月后，毛泽东和朱德又增加“不得胡乱屙屎”、“不搜敌兵腰包”两项，将原来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31年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逐渐成为全军和一切地方武装的纪律，但其措辞并未完全统一。如“一切行动听指挥”在湘鄂赣地区已排在“三大纪律”之首，“八项注意”的第七项改为“不调戏妇女”；第八项“不搜敌兵腰包”在一些部队则换成了“洗澡避女人”。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会师后，为了统一指挥，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10月1日、25日，红十五军团还先后于劳山、榆林桥战斗中，取得俘敌3800余名的重大胜利。与此同时，部队中也补充了一批东北军士兵。因此，如何对部队进行红军纪律教育的问题，又一次提到了日程。《三大注意八项纪律》歌有了进一步的完善。
当时为教育部队，程坦把郑位三（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在长征入陕之初写的《什么是红军》的油印传单，叫刘华清重新刻印出来，发至连队当作教材。“传单只有400来字，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及有关政策纪律，只要当众念上几遍，即可记住，然后结合斗争实践加以领会”。与此同时，中央红军派贾拓夫等先遣人员还到达红十五军团驻地道佐铺，及时送来中央红军《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和《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
卢振国在《红二十五军率先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一文中如此记述：这一内容完整、文字准确、条款分明的“布告”，对于程坦来说，真是如获至宝。就“布告”内容而言，都是他所熟悉的，但却别有一番感受。他最初在鄂东北编写歌词时，没有这样的“布告”为依据，程子华“传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只是根据记忆所及。现时看到了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布告”，当然是最准确最可靠最权威的依据，是“及时雨”也是“一把火”啊！“当天晚上，程坦激动得睡不着觉。睡下后又爬起来，就地围着一盆木炭火，摊开几页纸，伏在膝盖上重新编写起来”。最终，程坦严格按照“布告”的内容，“并结合原来所编写的歌词，逐条逐句地加以斟酌，最终修改成一首崭新而又完整的歌。他连夜重新编写出来，第二天早晨就送给军团政治部主任郭述申……”
郭述申事后曾回忆说：“这首歌的歌词，是程坦同志编写的……到达陕北后，中央红军先遣队带来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他（程坦—编者注）为了用革命军队的纪律教育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对刚补入部队的一批新士兵，便依照布告内容，逐条编写成歌词。在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的协助下，把歌词填入原来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土地革命歌》的曲调中。他们送给我看时，我让他们在军团政治部编印的《红旗报》上予以刊登。”
据学者李友唐在《继承革命传统 军歌代代相传——讲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诞生及发展历史》文中所述，解放战争时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又发生较大变化。中共中央于1947年9月22日致电各战区领导人，要求就现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提出意见或建议。刘伯承、邓小平在回电中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思想不应再改变，因为它与我军打仗、生产（或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是相适应的，只是文字上有些不同。”毛泽东遂吸取全军智慧，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了修改。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发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其“三大纪律”为：（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从此，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
也正因为如此，诞生于山城卢氏的《三大注意八项纪律》歌与时俱进地不断得到完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还于1950年和1957年两次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进行修改。1971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重新刊登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报”评论员还发表了《唱好两首革命歌曲》的评论。同年第12期《红旗》杂志也刊登了这两首革命歌曲，并发表“短评”：《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重要教材》。
革命伟人毛泽东也曾两次领唱这首诞生于卢氏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据记载，在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期间，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期间，就曾反复强调要增强团结，遵守纪律，并且多次与南巡随行人员和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起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时毛泽东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去做。”同时，他还逐句讲解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强调部队在整风中要防止和克服骄傲自满和军阀作风。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还建议与会者共同演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由他来亲自领唱。这是他一生中曾两次领唱的唯一的一首歌。
不得不说的是，创作这首歌曲的程坦，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延安回到大别山，开展游击战争。此后，程坦历任豫鄂边区特委书记、鄂豫区党委组织部长等职，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出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湖北革命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监察部、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内务部副部长，民政部顾问等职，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12月26日逝世于北京。
1981年1月8日，程坦的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李先念主持，程子华致悼词，悼词中说：“为了配合当时红军的政治纪律教育，程坦同志编作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首先刊登在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的小报上，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有力武器……”1989年六七月份，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每周一歌》节目中，连续播放一个星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每次播放结束时还都要介绍一遍程坦的生平及这支歌的历史。
而《三大注意八项纪律》歌的诞生地、位于卢氏县西南部官坡镇兰草中学院内的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现已成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是三门峡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友唐：《继承革命传统，军歌代代相传——讲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诞生及发展历史》，中国档案报，2010-7-30。
[2]卢振国：《红二十五军率先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党史博览，2004，(10)。
[3]金光：《兰草小镇》，三门峡日报，2010-6-24。
[4]刘以顺：《毛泽东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诞生和发展》，党史纵览，2007，(8)。
（本文作者：杨飞，西安工业大学教师;王成会，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高级历史教师，卢氏县地方史志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作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