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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去潘家园,跟在熙熙攘攘的人潮后,无意中在一个地摊上淘得一套李剑农在国立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任教时编写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线装,字体优雅,装帧精美,1943年由蓝田书报合作社出版发行,发行人粱尚彝,惜不全,存二册六本(每册装订为三本)。我一听摊主的口音就知道是湖南人,而且还对此书此人略知一二。此书今天来自湖南,摆在一个曾经在湖南师范大学度过了最宝贵年华的一介书生眼前,多少是一份缘,一份穿越近七十年时光的眷恋。心有惆怅,本应置于湖南师大的博物馆或校史馆显赫之处(该校的图书馆、历史文化学院的资料室和校史馆均无此书)的珍贵之物,竟然在岁月的冲刷下,飘落在北京的地摊之上。尽管价格不菲,但想到这就是那操浓重的邵阳口音、着中式长袍和布鞋的大史学家的心血结晶,作为晚辈、同乡、校友的我,当然要毅然收下。
李剑农(1880---1963)号德生,湖南邵阳人。著名史学家,早年入湖南中路师范(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史地科学习。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0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期间与孙中山等人建立联系,参与同盟会的一些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回国参加革命。曾为上海《民国报》编写《武汉革命始末记》等,为革命制造舆论。后《民国报》被查封,报社人员皆遭通缉,于1913年7月赴英国留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旁听并作自由研究。1916年夏回国,先在上海任《中华新报》编辑员,专写政论,宣传政治改良,鼓吹联省自治。1921年,湖南赵恒惕特聘他等十三名省内外知名人士,负责起草湖南省宪法,后任湖南省务院长兼教育司长。1924年11月,因政见分歧而离职。1927年夏,任上海太平洋书店编译主任。在此期间,除编译《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等书外,主要精力从事戊戌以来中国政治史的研究。1930年撰写并在太平洋书店出版了《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引起关注。同年秋,任武汉大学中国近代政治史讲席,后任文法学院教授兼史学系主任。在武大任教时,以《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为教学参考资料。唯讲学涉及的时间范畴则以近百年政治史为范围,上至鸦片战争起,下至甲午战争止。于是,另编写三章内容,与《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相衔接构成在武汉大学的教学讲义。此讲义除了用作教学参考书外,未正式出版。
抗战期间,武大迁四川,李未随迁,而回湖南老家。1940年出任创办于老家不远的湖南蓝田(今安化县)的国立师范学院中国近代政治史讲席。任教期间,应教学和学生的要求,把《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和后撰的三章内容合并,交由国立师范学院的史地学会,于1942年印刷出版,名《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此书一出,即大受欢迎,很快售罄,而“各处尚有来函索购者”,于是又交蓝田书报合作社印刷发行,时在1943年。笔者淘得的即该版本。这一版本有完整的“前言”——卷头语:
十余年前,予曾述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起戊戌变法,至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止。脱稿后,适承乏国立武汉大学中国近代政治史讲席,即用前述为同学参考之资。唯讲授课程,以近百年为范围,因复从鸦片战争起至甲午战争时止,草草编制讲稿三章,略与前述三十年史相衡接。但讲授时,资料之搜集考证既欠周密,编制亦甚不善,舛误尤属难免,除由学校既发受课之同学外,不敢刊行问世。近复承乏国立师范学院中国近代政治史讲席,史地系同学以参考书不易购得,请将前编之讲稿及三十年政治史合印为一,名曰《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暂应急需。予不能却,遂许由本院史地学会印行。然误谬之处,自不能免,尚乞读者进而教正之为幸。
民国三十一年五月 李剑农识
很显然,这是为史地学会印行的版本写的前言。但该版本到底是由谁出版的,尚不得而知(我们已无法找到史地学会版),但从下面的“字迹既甚模糊,讹误之字又多”来看,该版本很可能不是由正规的有质量的出版印刷机构出版付印的,也许就是学生们自己内部印刷使用。
除此之外,书报合作社版值得关注之处是,紧接“卷头语”之后有一小段“再版补充语”:
去岁由史地学会印行之本,字迹既甚模糊,讹误之字又多,谬蒙读者垂爱,甚感惭愧。兹以各处尚有来函索购者,而史地学会已无存书,蓝田书报合作社愿意再承印,遂复付梓。讹误之字虽勉为校正。但怒尚不能免,乞读者垂谅。
民国三十二年月 著者附识。
史地学会版既无存书,又有读者需要,于是作者就交给书报合作社出版。这个蓝田书报合作社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呢?据考证,1938年,国民政府在湖南安化县蓝田成立国立师范学院。为开展社会教育,国立师院在蓝田镇上设立了民众教育馆。时安化县是湖南省政府指定的“合作实验县”,推广合作业务的人员,经常到民众教育馆宣传合作的重要性,并希望蓝田文教界有一个自己的合作社。馆内的兼职教师梁尚彝、专职教师钟莘夫等欣然应命,于1939年创办了蓝田书报消费合作社。由梁尚彝(曾任国立师范学院第二民众学校训育主任)任经理。当时,蓝田处于湘中腹地,交通不便,而蓝田及其附近由于抗战而迁来的几十所大中小学校(包括长沙的长郡、周南、大麓、妙高峰等中学)的师生亟需要图书报刊。合作社为适应读者要求,除了书报纸张笔墨等文化用品供应外,还开展了出版业务,共出版了书刊三十多种,包括《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等。为了扩大发行,合作社还派人赴邵阳、衡阳两地设立分销处。该时期,蓝田书报社不但执蓝田出版业、印刷业之牛耳,即使在西南大后方书业界也是一支劲旅。
然而,有意思的是,以后发行的各种版本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都没有这一段“附识”,看来都不是以这个蓝田书报合作社版本为原本的,而是以另一个也创立于当地的蓝田启明书店出版发行的版本(1946)为基础,而启明书店版似乎直接以史地学会版为本,都跳过了书报社版。
据查,《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在国内有这么一些版本:1942年的国立师范学院史地学会版,1943年的蓝田书报合作社版,1946年的蓝田启明书店版,1947和1948年的商务版,2002年和2007年的复旦大学版,2006年的武汉大学版,2008年的湖南教育版。在启明版、商务版、湖南教育版、武汉大学版、复旦版等所有版本中都只有作者1942年为史地学会准备印行而写的“卷头语”,没有1943年为书报社准备出版而加的“附识”,似乎说明目前所依据的各版本应该是1942年的“史地学会”版,由它而出了蓝田启明书店版,然后所有的都依启明书店版。过程是:史地版(1942)—启明版(1946)一商务版(1947)一复旦版(2002,2007)一武汉版(2006)一湖南教育版(2008,以复旦版为依据),偏偏漏掉了书报合作社版(1943年),当然,包括其中提供重要信息的“附识”。这既可以判断书报社版的价值,也让人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印制比较精美的书报合作社版没有被出版界和研究者关注?为什么蓝田书报合作社1943年线装版没有沿袭下来?
在国家图书馆和湖南省图书馆我们查到了此书,但均只是两册九章,不全,和我收到的一样。为找到完整的有十四章的蓝田书报合作社版,我们查阅了多家图书馆,一直没有进展,费力不小,但均无此书的完整版(台湾的一家图书馆也只有两册书)。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突然一个想法冒了出来:难道当时书报社没有出齐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只出版了两册?因为看着自己在潘家园淘得的此书,品相不错,印刷也很完整,保存得很好,不像分离过的景象。再看国家图书馆的两册,小心翼翼的被管理员捧出来,装在一个盒子里,看样子也是完整的。如果后五章没有出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从时任经理的梁尚彝的回忆中,我们找到了可能的原因。他在《抗战时期的蓝田书报社》一文中写到:1944年合作社改组,改为股份有限公司,由张有晋任董事长,梁志超任经理。在梁尚彝任内,印行有《冰莹创作选》(应为《冰莹近作自选集卜笔者)、《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外历史教学挂图》等书。
也许,李剑农的《近百年政治史》只印了两册九章,就遇改组,梁尚彝不再负责,改组后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后面的五章未能如愿出版。
当然,有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到1944年5月间,日本发动了长衡会战,国立师范学院和其他文教机构被迫放弃蓝田而转移(国立师范学院转移到淑浦),书报合作社以及后来改名的宇宙书局也可能被迫转移并很快迁到长沙,从而放弃了继续完整出版该书的计划。
半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以后各版没有以蓝田书报社版本为依据的现象了。
李剑农(1880---1963)号德生,湖南邵阳人。著名史学家,早年入湖南中路师范(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史地科学习。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0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期间与孙中山等人建立联系,参与同盟会的一些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回国参加革命。曾为上海《民国报》编写《武汉革命始末记》等,为革命制造舆论。后《民国报》被查封,报社人员皆遭通缉,于1913年7月赴英国留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旁听并作自由研究。1916年夏回国,先在上海任《中华新报》编辑员,专写政论,宣传政治改良,鼓吹联省自治。1921年,湖南赵恒惕特聘他等十三名省内外知名人士,负责起草湖南省宪法,后任湖南省务院长兼教育司长。1924年11月,因政见分歧而离职。1927年夏,任上海太平洋书店编译主任。在此期间,除编译《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等书外,主要精力从事戊戌以来中国政治史的研究。1930年撰写并在太平洋书店出版了《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引起关注。同年秋,任武汉大学中国近代政治史讲席,后任文法学院教授兼史学系主任。在武大任教时,以《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为教学参考资料。唯讲学涉及的时间范畴则以近百年政治史为范围,上至鸦片战争起,下至甲午战争止。于是,另编写三章内容,与《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相衔接构成在武汉大学的教学讲义。此讲义除了用作教学参考书外,未正式出版。
抗战期间,武大迁四川,李未随迁,而回湖南老家。1940年出任创办于老家不远的湖南蓝田(今安化县)的国立师范学院中国近代政治史讲席。任教期间,应教学和学生的要求,把《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和后撰的三章内容合并,交由国立师范学院的史地学会,于1942年印刷出版,名《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此书一出,即大受欢迎,很快售罄,而“各处尚有来函索购者”,于是又交蓝田书报合作社印刷发行,时在1943年。笔者淘得的即该版本。这一版本有完整的“前言”——卷头语:
十余年前,予曾述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起戊戌变法,至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止。脱稿后,适承乏国立武汉大学中国近代政治史讲席,即用前述为同学参考之资。唯讲授课程,以近百年为范围,因复从鸦片战争起至甲午战争时止,草草编制讲稿三章,略与前述三十年史相衡接。但讲授时,资料之搜集考证既欠周密,编制亦甚不善,舛误尤属难免,除由学校既发受课之同学外,不敢刊行问世。近复承乏国立师范学院中国近代政治史讲席,史地系同学以参考书不易购得,请将前编之讲稿及三十年政治史合印为一,名曰《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暂应急需。予不能却,遂许由本院史地学会印行。然误谬之处,自不能免,尚乞读者进而教正之为幸。
民国三十一年五月 李剑农识
很显然,这是为史地学会印行的版本写的前言。但该版本到底是由谁出版的,尚不得而知(我们已无法找到史地学会版),但从下面的“字迹既甚模糊,讹误之字又多”来看,该版本很可能不是由正规的有质量的出版印刷机构出版付印的,也许就是学生们自己内部印刷使用。
除此之外,书报合作社版值得关注之处是,紧接“卷头语”之后有一小段“再版补充语”:
去岁由史地学会印行之本,字迹既甚模糊,讹误之字又多,谬蒙读者垂爱,甚感惭愧。兹以各处尚有来函索购者,而史地学会已无存书,蓝田书报合作社愿意再承印,遂复付梓。讹误之字虽勉为校正。但怒尚不能免,乞读者垂谅。
民国三十二年月 著者附识。
史地学会版既无存书,又有读者需要,于是作者就交给书报合作社出版。这个蓝田书报合作社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呢?据考证,1938年,国民政府在湖南安化县蓝田成立国立师范学院。为开展社会教育,国立师院在蓝田镇上设立了民众教育馆。时安化县是湖南省政府指定的“合作实验县”,推广合作业务的人员,经常到民众教育馆宣传合作的重要性,并希望蓝田文教界有一个自己的合作社。馆内的兼职教师梁尚彝、专职教师钟莘夫等欣然应命,于1939年创办了蓝田书报消费合作社。由梁尚彝(曾任国立师范学院第二民众学校训育主任)任经理。当时,蓝田处于湘中腹地,交通不便,而蓝田及其附近由于抗战而迁来的几十所大中小学校(包括长沙的长郡、周南、大麓、妙高峰等中学)的师生亟需要图书报刊。合作社为适应读者要求,除了书报纸张笔墨等文化用品供应外,还开展了出版业务,共出版了书刊三十多种,包括《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等。为了扩大发行,合作社还派人赴邵阳、衡阳两地设立分销处。该时期,蓝田书报社不但执蓝田出版业、印刷业之牛耳,即使在西南大后方书业界也是一支劲旅。
然而,有意思的是,以后发行的各种版本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都没有这一段“附识”,看来都不是以这个蓝田书报合作社版本为原本的,而是以另一个也创立于当地的蓝田启明书店出版发行的版本(1946)为基础,而启明书店版似乎直接以史地学会版为本,都跳过了书报社版。
据查,《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在国内有这么一些版本:1942年的国立师范学院史地学会版,1943年的蓝田书报合作社版,1946年的蓝田启明书店版,1947和1948年的商务版,2002年和2007年的复旦大学版,2006年的武汉大学版,2008年的湖南教育版。在启明版、商务版、湖南教育版、武汉大学版、复旦版等所有版本中都只有作者1942年为史地学会准备印行而写的“卷头语”,没有1943年为书报社准备出版而加的“附识”,似乎说明目前所依据的各版本应该是1942年的“史地学会”版,由它而出了蓝田启明书店版,然后所有的都依启明书店版。过程是:史地版(1942)—启明版(1946)一商务版(1947)一复旦版(2002,2007)一武汉版(2006)一湖南教育版(2008,以复旦版为依据),偏偏漏掉了书报合作社版(1943年),当然,包括其中提供重要信息的“附识”。这既可以判断书报社版的价值,也让人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印制比较精美的书报合作社版没有被出版界和研究者关注?为什么蓝田书报合作社1943年线装版没有沿袭下来?
在国家图书馆和湖南省图书馆我们查到了此书,但均只是两册九章,不全,和我收到的一样。为找到完整的有十四章的蓝田书报合作社版,我们查阅了多家图书馆,一直没有进展,费力不小,但均无此书的完整版(台湾的一家图书馆也只有两册书)。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突然一个想法冒了出来:难道当时书报社没有出齐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只出版了两册?因为看着自己在潘家园淘得的此书,品相不错,印刷也很完整,保存得很好,不像分离过的景象。再看国家图书馆的两册,小心翼翼的被管理员捧出来,装在一个盒子里,看样子也是完整的。如果后五章没有出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从时任经理的梁尚彝的回忆中,我们找到了可能的原因。他在《抗战时期的蓝田书报社》一文中写到:1944年合作社改组,改为股份有限公司,由张有晋任董事长,梁志超任经理。在梁尚彝任内,印行有《冰莹创作选》(应为《冰莹近作自选集卜笔者)、《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外历史教学挂图》等书。
也许,李剑农的《近百年政治史》只印了两册九章,就遇改组,梁尚彝不再负责,改组后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后面的五章未能如愿出版。
当然,有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到1944年5月间,日本发动了长衡会战,国立师范学院和其他文教机构被迫放弃蓝田而转移(国立师范学院转移到淑浦),书报合作社以及后来改名的宇宙书局也可能被迫转移并很快迁到长沙,从而放弃了继续完整出版该书的计划。
半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以后各版没有以蓝田书报社版本为依据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