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商业环境和技术环境的深刻变革，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和研究者开始关注知识资源对企业获取战略优势的重要意义。在我国，知识管理实践已经从最初的“认知级”阶段，发展为“重用级”阶段，知识管理已经成为我国企业界的共识。另一方面，知识管理的模式，也逐渐从最初的以“技术”管理为核心的模式，过渡到以“人”的管理为核心的模式。由于知识分享不仅可以提高企业内员工私有知识的利用效率，而且可以进一步促进企业组织内知识的创新，因此，知识分享成为企业知识管理关注的焦点。在已有的关于员工知识分享的研究中，人们注意到信任是影响员工知识分享决策的关键性因素。例如，Standing & Benson(2000)通过对大量员工的访谈后，总结认为，“信任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分享双方没有信任，人们就不可能分享他们的知识。人们之所以很少分享是因为他们不信任别人。”(p.343)。基此，本文将员工知识分享中的信任问题，列入本文研究的核心议题。在对已有研究文献评述的基础上，本文将员工知识分享信任问题分解为相互关联的三个子问题：其一是分享信任的维度构成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其二是分享信任的作用效果问题，即分享信任对分享决策的影响问题；其三是分享信任的前因问题，即影响员工分享信任的关键因素问题。它们构成了研究员工知识分享信任问题的完整系统。在此基础上，本文以知识分享中的供给方为研究对象，结合理论分析和调查访谈，提出了四类共计30个研究假设，并以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员工(主要是来自高知识密集度行业的员工)为研究样本，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研究数据，利用SPSS11.5和AMOS5.0软件工具，实证研究了上述研究假设。通过实证研究，本文有如下系列的研究结论：1)关于员工分享信任的维度及其关系的问题。依据Mayer，et al(1995)的理论，本文从信任的风险管理特征出发，依据知识分享中的风险特征，将员工分享信任定义为一个三维度结构，它包括情感信任、认知信任和制度信任，其中情感信任是基于供给方对双方的情感认知，认知信任是基于供给方对接受方在分享过程中的可靠性和可信性的认知，而制度信任是供给方基于对企业知识分享环境(包括制度和文化)的认知。在此基础上，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分享信任的三个维度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其中制度信任对于认知信任具有正向的影响，认知信任对于情感信任具有正向的影响，这验证了Ford(2001)、McAllister(1995)全部以及Rousseau et al(1998)的部分观点，本文还发现，制度信任对于情感信任的培育和提高，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2)关于员工分享信任与分享决策的关系问题。首先，与传统的分享决策不同，本文认为员工知识分享决策是一个三维构建概念，它包括分享内容决策、分享模式决策和分享投入决策。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分享内容对于分享模式和分享投入的选择，具有正向的影响，分享模式决策也影响到人们关于分享投入的决策。其次，分享中供给方对接受方的信任，包括认知信任、情感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其分享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情感信任影响员工对分享内容和分享模式的决策，认知信任影响到员工对分享内容、分享模式和分享投入的决策，制度信任也同样影响到分享决策的三个维度。从影响程度来看，员工分享决策的主要影响来自认知信任，其次是情感信任，制度信任的影响最弱。上述研究结论表明，正如Huber(2001)所认为的，知识分享行为更多的是一种私人行为，行为决策的影响，主要受到分享双方对彼此的情感和可靠性的理性认知，由于分享行为是一类风险行为，因此，基于理性的认知信任成为影响分享决策的主要因素。3)关于员工知识分享信任的影响因素问题。本文通过现场访谈的方式，发现影响分享信任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三类：接受方个体特征因素、分享双方的关系特征因素和组织环境因素，本文重点考察了其中6个因素，其中个体品质因素划分为善良品质和正直品质。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接受方的个体特征，包括能力、善良品质和正直品质，对于分享信任具有积极的影响，从而验证了Mayer，et al(1995)提出的一般信任模型，而且我们发现，接受方的能力和正直品质主要影响到供给方的认知信任，而其善良品质则影响到供给方对之的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另一方面，本文发现，分享双方的关联强度，对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双方的竞争，则对认知信任具有负面的影响效应。结论验证了Bouty(2000)、Schradner(1995)、Tsai(2002)等关于关联强度和竞争是影响分享信任的关键因素的研究结论。最后，关于组织环境特征对员工分享信任的影响研究中，本文发现，组织公平对于供给方的制度信任，具有显著的影响，而组织沟通的开放程度，则显著影响到供给方的认知信任、情感信任和制度信任三个维度。作为上述三个核心问题的拓展和延伸，本文还探索了另外两个重要问题：4)信任方(供给方)个体特征对于分享信任水平的控制作用。Mayer，et al(1995)、Jarvenpaa，et al(1998)等人的研究认为，信任方的个体特征对信任具有影响作用。本文将之作为控制变量，进行了考察。通过方差分析和层次回归分析，本文发现，反映供给方人口特征的性别、年龄和工龄，对其分享信任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而职位和学历的影响则相对较弱。具体来看，相对于男性，女性倾向于制度信任和情感信任，而男性倾向于认知信任。此外，员工年龄越大，工龄越长，学历越高，越倾向于认知信任。尽管如此，本文发现，供给方自身特征对其分享信任变异的解释能力较低，它们对于分享信任的三个维度，即情感信任、认知信任和制度信任的解释能力，分别为4.9％，7.5％和15.4％。5)在本文研究的信任前因中，许多因素被认为是影响分享决策的关键因素。这从理论上意味着，信任变量在这些因素与分享决策间，充当着某种中介的作用。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本文发现，接受方的品质特征，主要是通过影响供给方对之的信任，间接地影响到供给方的分享决策，因此，信任变量在接受方个人品质与分享决策的关系中，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而接受方的个体能力，既对供给方的分享决策具有直接的影响，也部分通过影响分享信任而间接地影响到供给方的分享决策，因而信任在其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个体关系中，本文发现，正如Bouty(2000)所提出的，双方的关联强度对分享决策，既有直接影响效应，也通过影响分享信任，而间接地影响分享决策，因此信任在关联强度与分享决策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相对而言，本文发现，竞争关系对分享决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分享信任而间接实施的，竞争与分享决策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一发现对于学术界关于竞争是否会影响分享行为决策，以及如何影响分享决策的争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最后，在组织环境特征方面，我们发现，尽管组织公平与员工的分享决策关系密切，但在引入信任变量后，组织公平与分享决策不再具有直接的影响效应，因此可以判断，信任在其中发挥着完全中介的作用，而组织沟通则既与分享决策具有直接的关系，也存在通过信任变量，间接地影响到分享决策，因此信任在组织沟通和分享决策的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的作用。上述研究结论，既具有相当的理论发现，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结合相关理论结论，对中国企业的知识分享管理的实践，提出了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