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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基金在引领学科发展、培养科学人才、促进基础研究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面对正在发生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科学基金需要进一步明确其战略定位和历史使命。本文通过回顾科学基金的发展历程，展现科学基金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中的独特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当前情境下科学基金面临的挑战，以及科学基金在新时代战略定位的重塑以及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本文为进一步深化科技治理体制改革，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科学基金;科技治理体系;新时代;战略定位;历史使命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1）02-0089-08
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但是我国科技发展水平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们的发展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进一步拉大的严峻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是党中央立足全局，面向未来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风起云涌，以及中美之间由贸易战升级为包含科技战在内的全面对抗的形势，作为我国资助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渠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基金”）的战略定位需要进一步梳理，这样才能更好地承担起属于新时代科学基金的历史使命。这种转变是继承性、时代性和持续聚焦的结果，是科学基金自身发展逻辑的必然，也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国家科技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要求。新时代进一步明确科学基金的战略定位及历史使命，一方面有利于凝聚改革共识，鼓舞科学基金工作者为基金改革事业砥砺前行;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汇聚政府、产业及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为基金事业添砖加瓦。
一、科学基金机构的发展及演变
科学基金运行机制（以下简称“科学基金制”）的创立及作为科学基金的管理单位——基金委的成立被认为是“推进科研经费由计划管理体制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竞争机制转变的重要标志”。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解放了思想，为科技体制改革奠定信念基础，而1986年成立的基金委则在制度层面及组织层面改变了国家科研资源配置方式，实现了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制度变革。
1986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科学基金制从探索试行发展为正式制度，成为“我国科学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1]这份文件同时也规定了基金委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协调和资助基础研究，发现和培养人才，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研究不以短期内的专门或特定的应用为目的，研究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而且研究周期较长。因此，除非有专门的科技政策对基础研究进行保护，不然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在需要短期看到效果的压力下都会排斥基础研究。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采用科学基金制，成立基金委，以国家成立专门机构提供专门资金的方式来支持基础研究，这是一种重大的制度创新。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以一般行政管理的模式支持基础研究，科学基金制“只资助不控制”，即科研人员可以自由选题，资助决定基于同行专家的评议结果，这种制度既为科研提供资金保障，又“确保科学制度的活力、创造性与独立性”[2]。
作为挂靠中国科学院的单位，科学基金在设立之初，就建立了以学科为基础的组织架构，建立了包括数学物理科学部、化学科学部、生命科学部、地球科学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和信息科学部等6个学部。随着我国各学科领域的发展，基金对组织架构不断完善，1996年增设管理科学部，2009年设立医学科学部。在发展过程中，科学基金的职能部门也逐步完善，2000年12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明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同年，基金委开展职能局（室）和直属单位改革，具体体现在强化办公室的政务协调职能，突出了计划局、政策局、国际合作局的宏观管理职能，加强人事局在人力资源配置和开发方面的作用，新组建财务局，加强财务管理。2001年，成立信息中心，提高科学基金网络管理水平，推进政务管理信息化建设。2004年5月，基金委纪检监察审计局成立。2004年11月26日，国际交流中心并入机关服务中心，终止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与基金委的挂靠关系。2018年3月17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规定：“将科学技术部、国家外国专家局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科学技术部对外保留国家外国专家局牌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改由科学技术部管理。”2018年，第八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确立了构建新时代科学基金体系的改革目标和深化改革方案，推进以“明确资助导向、完善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为主要任务的系统性深层次改革，力图建立“理念先进、制度规范、公正高效”的新时代科学基金体系[3]，得到了国内外充分的肯定和支持[4]。
回顾科学基金3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基金是在改革中诞生，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不断自我调整和完善。科学基金制以及基金委的成立加深了人们对基础研究及其组织管理的理解与认识，也对我国科学事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科學基金的独特作用
作为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事业单位，基金委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科研项目管理单位，更是一个高水平专业化学术管理机构，在引领学科发展、培养科学人才、促进基础研究发展上起到关键作用。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报告》指出：“科学基金在中国的基础研究和科学系统发展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在推动中国科技进步、促进学科发展、培养青年科学家、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与其他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与资助机构相比，基金委的机构特殊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金委的成立使得在国家层面有了资助基础研究的组织和制度安排
与国内其他资助机构相比，基金委的最主要职责是支持基础研究，尤其是对自由探索、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的资助，以发展中国的科学文化和增强中国的创新能力。在完善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科学问题凝练机制方面，与国家科研资助体系中其他资助项目相比，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仍主要关注“卡脖子”问题背后涉及的基础科学问题研究。
（二）基金委发现和培养了高水平多样化的科研人才队伍，为国家基础研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基金委陆续设立针对不同群体的人才类资助项目，包括面向35岁以下科研人员的青年科学基金（1987年）、面向科技竞争力薄弱地区科研人员的地区科学基金（1989年）、支持留学人员回国合作交流的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基金（1992年）、支持45岁以下学术带头人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994年）、支持高水平科研团队的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2000年）等等，这些人才项目不仅培养了青年科研人员，特别是培育了一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还为科研竞争力薄弱地区培养了骨干科研力量。基金委着力培育优秀科研人才和创新团队，已经形成了覆盖不同年龄段、满足不同层次科研需求的人才资助体系，为我国培养基础研究人才、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6]。
（三）科学基金制代表着新型的科研管理制度，即兼具学术性和管理性的资助管理模式
与传统的按照行政拨款的科研管理制度相比，“依靠专家”和“择优竞争”是科学基金制的突出特色，而“择优”必须基于专家进行的同行评议，因此“依靠专家”可以说是科学基金工作的核心价值之一[3]。这种价值导向改变了科学政策文化，推动了我国科学共同体建设，进一步巩固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制度基础。
三、科学基金面临的时代挑战
当前，正在发生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对我国源头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迫切的需求。中美贸易摩擦下凸显的“卡脖子问题”更是让我们深刻意识到，这些问题很多是由于我们的原创支撑不足和前瞻部署不够所导致。世界各国对于科技人才培养更加重视，我国在人才引进和交流方面面临新的复杂形势。科学基金在引领学科发展、培养科学人才、促进基础研究发展方面起到过关键作用，但是现在科学基金面临严峻的时代挑战。面对历史性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我们必须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一）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和力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
科学基金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是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时指出的那样，“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将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将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7]与此同时，各国竞相抢占科技创新战略制高点，比如美国“创新战略2015”、欧洲“欧洲归来”、德国“工业4.0战略”、日本“再兴战略”、俄罗斯“创新国家战略”、印度“制造业国家战略”等都代表国际间的科技竞争越演越烈。而以中美贸易战为开端的大国博弈依旧持续，在人才和技术等关键领域，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封锁愈加疯狂。比如2019年11月19日，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发布《对美国研究界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报告指出：包括“千人计划”在内的200多个中国人才招募计划已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能源部（DOE）、美国国务院签证服务部、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联邦调查局（FBI）和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七个联邦机构造成巨大威胁，为应对中国引进人才的威胁，这个报告提议制定“打击非法和法外转移美国智力资本”、“遏制跟监控中美科技交流”等一系列手段[8]。
（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换，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共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強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9]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需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如图1所示，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各国的研发人员密度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正向关系。当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后，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就需要更加重视科技的作用，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在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内高质量发展提出新需求的大背景下，基础研究被赋予了新的重大使命，经济与科技融合发展亟需基础研究提供高质量源头创新[10]。
（三）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基础研究的范式发生变化
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对基础研究提出新要求。基础研究包括自然科学一般原理与规律的研究，工程技术、农学、医学等应用科学一般原理的研究，重要的（产品、工艺）技术与方法的建立及原理的研究，以及重要的基础资料的系统收集与整理分析。基础研究又可以分为战略性基础研究和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前者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开展研究工作，后者以科学家自由探索为主。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了基础研究科学范式变革，并对基础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尽管以科学家自由探索为代表的“无用之用”依然重要，但是解决全球性重大挑战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已成为科学共同体的重大使命和责任。科学家好奇心驱使和实际需求牵引有机结合的双轮驱动模式正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如图2所示，面向重大战略需求，解决全球性的科学问题，聚焦科技前沿，注重学科交叉等特点成为基础研究范式变革的鲜明特色。知识的生产从以学科为中心转变为以问题和需求为中心，这就要求我们加强重大科学问题的凝练机制，同时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交叉互融[11][12]。 （四）新时代资源配置发生转变，协同创新日趋重要
过去150年来，科学与产业的关系在不断演变[13]。第一阶段是科学顾问时代（1820—1880），在这个阶段科学与产业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第二阶段是企业实验室时代（1880—1940），这是个科学与产业应用紧密结合的时代，产生了如贝尔实验室等影响至今的重要研究机构。第三个阶段是军方支持时代（1940—1980），企业实验室研究从应用科学转向了基础研究。第四阶段以合同外包为特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产业从单一内部或封闭的研究资源转变为多个外部或开放的资源，基础研究的资源配置从单一投入主体转变成多元投入，创新的主体也从单一主体主导的创新转变为多个主体的协同创新、开放创新。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需要科学基金更好地发挥平台功能，引导社会资源更好地投入基础研究，形成多元投入的良好格局。
四、科学基金战略定位的重塑
在科学基金成立之初，国务院于1986年发布的《通知》规定科学基金的任务是：根据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和规划，有效地运用科学基金，指导、协调和资助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发现和培养人才，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1993年7月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二章第十六条规定科学基金的使命是“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培养科学技术人才”。2007年12月29日对该法进行修订，但是对科学基金定位的论述并没有改变。这一定位也与《通知》对科学基金任务的规定一脉相承。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报告》指出：“科学基金在中国的基础研究和科学系统发展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是中国科技进步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推动中国科技进步、促进学科发展、培养青年科学家、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18年1月31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8〕4号），该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源头创新的重要作用，更加聚焦基础学科和前沿探索，支持人才和团队建设。加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与国家其他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的衔接，推动基础研究成果共享，发挥好基础研究的基石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作出了系列重要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要加强应用基础研究，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等强化基础研究的文件，充分体现出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时代要求和殷切期望。
面对新时代对基础研究提出的新要求，需要在充分把握党中央和国家对基础研究要求与期望的基础上找准自己的定位，勇于担当，坚决承担起加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使命。结合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相关政策以及科学基金从成立之初的功能定位，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引领性的作用，但是科学基金因为自身定位的不够准确，已经不能很好地回应时代的挑战以及党中央和国家的期待。
（一）作为国家政府体系中专注于基础研究资助管理的专业化学术管理机构，科学基金机构定位的特殊性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和充分落实
如图3所示：尽管基金委从一开始就发挥指导和引领基础研究的作用，但是人们，尤其是国家科技领域之外的人员通常认为基金委的工作仅仅是按照项目指南组织专家评审，强调的是计划性和组织性。基金委部分功能与其他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在定位方面并未得到有效区分。经过30多年的有效运行，人们已经认可科学基金是个高效的科研资助管理机构，但是人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在实践中科学基金已经成长为一个功能齐全，富有战略性、政策性和导向性的科研领导机构。在新时代应该更进一步突出科学基金的领导功能，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科学基金对基础研究的战略引领功能，以及为国家科技发展提供政策咨询的作用。
（二）从工作方式来看，科学基金沿用至今的资助工作原则，依然是“自下而上，自由探索”
鼓励科学家自由探索在新时代依然重要，但是新时代基础研究的应用属性越来越明显。经济和科技的进一步交融对基础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面临基础研究发展范式的改变，科学基金需要增强源头创新能力、解决国家重大需求问题和“卡脖子”核心技术背后的关键科学问题的独特战略引领作用，加强科学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完善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科学问题凝练机制以及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科学问题凝练机制，真正做到基础研究的“两条腿走路”。
（三）从人员需求来看，科学基金的有效运转缺乏一批懂科学、会管理的高素质战略型科技人才
如图4所示，新时代的项目主任不仅是指派项目负责组织评审的科研秘书，更应该是关注学科的发展与前沿，对学科整体情况有一个了解，对学科专家有一定了解的战略科学家。项目主任应从战略层面上反思与总结学科发展规律，并对学科发展进行规划。由于基金委实行的是专家决策体制，作为项目主任只是评审过程的组织者，而不承担实质性决策责任，面临管理的学科领域较宽，难以全面了解所管理学科和学科专家等问题。在专业技术能力上，新时代的项目主任不仅需要能与一流科学家直接对话，而且需要能从宏观上把握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并能甄别出具有前瞻性和交叉性的科研方案。同时，在管理能力上，項目主任担负着受理项目申请，组织专家评审，跟踪资助项目的开展，并对项目的绩效进行评价等职责，需要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高超的管理艺术。因此，优秀的科学基金管理者应该是学科发展的战略专家、高绩效的管理专家、勤政廉政的典范，兼具驾驭学科发展和管理复杂项目的双重能力。
（四）从科学共同体视角来看，科学基金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科技创新是无数科学工作者协作的产物，“科学共同体”正是这种协作的平台。基金委作为科学基金工作的组织者，其战略和政策水平、宏观组织和执行能力关系全局，是科学基金共同体建设最重要最核心的运转枢纽[14]。当前，在政府宏观治理和具体的科学家承担项目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中间治理部门，而这应该是由基金委承担的。科学基金应该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自治的作用。 （五）从国际交往来看，科学基金在推动中国与国际科学界建立联系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挖掘
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从“互补合作”向“竞争合作”快速转变。在弱化官方色彩的基础上，基金委可以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通过探索与美国民间基金会建立合作，与非英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资助机构加强合作，在未来科学领域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科技外交的独特作用。
（六）从塑造科研文化来看，科学基金弘扬科学精神的功能亟待增强
在建立严谨、尊重知识、强调科研诚信的科学文化生态体系上，科学基金应发挥引导和规范的作用。尤其在强调新科技突变的特殊情况下，如何建立更好的科学生态环境，需要科学家诚信、负责任、敢担当、可持续。
（七）从引领社会投入来看，科学基金的多重职能有待进一步厘清
作为事业单位，基金委是财政全额拨款，但在新时代鼓励多元投入的背景下，科学基金要发挥基础研究的引领作用，也承担着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的职责，此外，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科学基金的部分功能又与那些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类似。基金委经费全部来自国家财政，难以随着科学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加大管理资源投入。比如基金委资助经费已从成立之初（1986年）的8000万元增长至2019年的307.52亿元，2019年度集中受理的项目申请达24万余项[15]。如果不改变现有的管理，未来基金委发展中工作人员少申请数量多的矛盾将越来越严重。
当前形势下，在管理好科研经费分配的基础上，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基础和知识源泉，科学基金应该进一步发挥独特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在自身定位上从专业化的管理者，进一步丰富为卓越的战略性科研领导机构，以基金改革求卓越科学，更好地推动我国基础研究进步。
五、新时代科学基金的历史使命
与新时代科学基金战略定位相适应，科学基金的历史使命也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学基金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产物，并随之不断走向成熟。在科学基金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当初改革的初衷，而且对促进基础研究、培育优秀的科研人才、推动国际合作，以及调整国家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新时代，科学基金的定位、使命和愿景如图5所示。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科学基金的历史使命，更好地发挥科学基金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一）促进知识生产，拓宽人类的认知边界
促进知识生产是科学基金最为基本和核心的使命。科学基金通过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提高我们对解决当前困扰人类发展问题的认识。科学基金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充分认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之间的非线性互动关系，在鼓励科学家自由探索的同时，通过完善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科学问题凝练机制以及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科学问题凝练机制，充分发挥科学基金的前瞻引领作用。这些科学问题的解决需要不同学科的交叉共融，通力合作才有可能。
（二）直面经济问题，解决产业发展中的科学问题
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卡脖子”科技现象背后的基础科学问题还没得到解决。科学基金的第二個历史使命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直面经济主战场中的关键问题，深入探究重大战略需求与关键技术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为顺利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一方面科学基金需要完善国家重大需要背后科学问题的凝练机制，另一方面需要完善成果引用的贯通机制，打通产学研之间的壁垒，把科学基金转换为国家创新增长的引擎，未来可以进一步思考科学基金事业如何对接国家的“双创”战略。
（三）培育科研人才，吸引公众投身科研
科技的繁荣和发展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科研人才。科学基金的第三个历史使命是培育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所需要的高水平多样化的科研人才队伍。如今我国的科技人才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但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仍十分缺乏[16]。科学基金经费较为充裕，各类人才项目已经较成体系的情况下，如何更有效地识别人才、培养人才仍然是值得科学基金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与此同时，科学基金还需要做好宣传和科普工作，激发和提升公众支持和投身科学技术研究的兴趣和关注，以及更好地利用科学基金这个平台，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形成多元投入的良好格局，为科技发展创造宽松支持的良好社会环境。
（四）推动国际交流，打造科技发展全球网络
国际科技合作是新形势下推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路径，也是我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中美两国竞争态势转变，发达国家与我国科技交流有所警惕和顾虑的新形势下，科学基金作为非政府部门，应该以它相对独立的身份地位，在新时代的国际交流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新时代的国际交流，不仅需要走出去，也需要引进来，科学基金需要构建国际人才吸纳平台，吸引海内外学者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事业共同努力。
（五）维护科学文化，构建科学共同体生态圈
科学基金是我国科学共同体的建设者、维护者和领导者。科学基金向上对接国家各大部委，并接受科技部的领导，向下对接全国3000多个依托单位，是我国创新体系中的中枢神经系统。科学基金这种超级联结者的地位使得科学基金对我国的科技领域有持久而广泛的影响。科学基金提倡什么、否定什么，对科学共同体的所有参与者都有重要影响。作为国家和科学之间的“超级中介”，科学基金有责任和有义务去维护一个健康、开放、创新的科学共同体生态圈，在科研诚信、同行评议、女科学家优先等制度创新和科学文化培养中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
科学基金需要积极承担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才能更好地发挥以下这五大作用。第一，作为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的主要渠道，发挥推动我国基础研究进步、增强源头创新能力、解决国家重大需求问题和“卡脖子”核心技术背后的关键科学问题的独特战略引领作用。第二，作为培育科研人才的重要平台，发挥发现、培养、激励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的独特伯乐作用。第三，作为兼具官方和民间性质的科学资助机构，发挥促进国际科学合作、引领开放创新的独特科技外交作用。第四，作为科学共同体中的超级联结者，发挥引领企业和各类主体协同创新、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独特核心枢纽作用。第五，作为我国资助规模最大的科技计划之一，发挥弘扬科研文化和科学精神、规范科技伦理和科研诚信的独特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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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Position and Historical Mission of NSFC in the New Era
XU Zhi-xing1，LAI De-sheng2
（1.Business School，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2.Party School of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NSFC plays a key role in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s，cultivating scientific talent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In the face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creasingly fier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NSFC needs to further clarify its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historical miss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NSFC，shows the unique role of NSFC played in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then it further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NSFC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as well as NSFC’s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its historical mission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furthe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
Key Words：NSFC;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anagement system;new era;strategic positioning;historical mission
责任编辑：梁 坤
收稿日期： 2020-08-2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科学基金机构定位与治理机制改革研究”（项目批准号：71843003）
作者简介： 许志星，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创业;赖德胜，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教育经济与管理。
关键词：科学基金;科技治理体系;新时代;战略定位;历史使命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1）02-0089-08
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但是我国科技发展水平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们的发展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进一步拉大的严峻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是党中央立足全局，面向未来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风起云涌，以及中美之间由贸易战升级为包含科技战在内的全面对抗的形势，作为我国资助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渠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基金”）的战略定位需要进一步梳理，这样才能更好地承担起属于新时代科学基金的历史使命。这种转变是继承性、时代性和持续聚焦的结果，是科学基金自身发展逻辑的必然，也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国家科技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要求。新时代进一步明确科学基金的战略定位及历史使命，一方面有利于凝聚改革共识，鼓舞科学基金工作者为基金改革事业砥砺前行;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汇聚政府、产业及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为基金事业添砖加瓦。
一、科学基金机构的发展及演变
科学基金运行机制（以下简称“科学基金制”）的创立及作为科学基金的管理单位——基金委的成立被认为是“推进科研经费由计划管理体制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竞争机制转变的重要标志”。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解放了思想，为科技体制改革奠定信念基础，而1986年成立的基金委则在制度层面及组织层面改变了国家科研资源配置方式，实现了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制度变革。
1986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科学基金制从探索试行发展为正式制度，成为“我国科学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1]这份文件同时也规定了基金委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协调和资助基础研究，发现和培养人才，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研究不以短期内的专门或特定的应用为目的，研究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而且研究周期较长。因此，除非有专门的科技政策对基础研究进行保护，不然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在需要短期看到效果的压力下都会排斥基础研究。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采用科学基金制，成立基金委，以国家成立专门机构提供专门资金的方式来支持基础研究，这是一种重大的制度创新。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以一般行政管理的模式支持基础研究，科学基金制“只资助不控制”，即科研人员可以自由选题，资助决定基于同行专家的评议结果，这种制度既为科研提供资金保障，又“确保科学制度的活力、创造性与独立性”[2]。
作为挂靠中国科学院的单位，科学基金在设立之初，就建立了以学科为基础的组织架构，建立了包括数学物理科学部、化学科学部、生命科学部、地球科学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和信息科学部等6个学部。随着我国各学科领域的发展，基金对组织架构不断完善，1996年增设管理科学部，2009年设立医学科学部。在发展过程中，科学基金的职能部门也逐步完善，2000年12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明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同年，基金委开展职能局（室）和直属单位改革，具体体现在强化办公室的政务协调职能，突出了计划局、政策局、国际合作局的宏观管理职能，加强人事局在人力资源配置和开发方面的作用，新组建财务局，加强财务管理。2001年，成立信息中心，提高科学基金网络管理水平，推进政务管理信息化建设。2004年5月，基金委纪检监察审计局成立。2004年11月26日，国际交流中心并入机关服务中心，终止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与基金委的挂靠关系。2018年3月17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规定：“将科学技术部、国家外国专家局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科学技术部对外保留国家外国专家局牌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改由科学技术部管理。”2018年，第八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确立了构建新时代科学基金体系的改革目标和深化改革方案，推进以“明确资助导向、完善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为主要任务的系统性深层次改革，力图建立“理念先进、制度规范、公正高效”的新时代科学基金体系[3]，得到了国内外充分的肯定和支持[4]。
回顾科学基金3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基金是在改革中诞生，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不断自我调整和完善。科学基金制以及基金委的成立加深了人们对基础研究及其组织管理的理解与认识，也对我国科学事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科學基金的独特作用
作为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事业单位，基金委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科研项目管理单位，更是一个高水平专业化学术管理机构，在引领学科发展、培养科学人才、促进基础研究发展上起到关键作用。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报告》指出：“科学基金在中国的基础研究和科学系统发展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在推动中国科技进步、促进学科发展、培养青年科学家、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与其他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与资助机构相比，基金委的机构特殊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金委的成立使得在国家层面有了资助基础研究的组织和制度安排
与国内其他资助机构相比，基金委的最主要职责是支持基础研究，尤其是对自由探索、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的资助，以发展中国的科学文化和增强中国的创新能力。在完善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科学问题凝练机制方面，与国家科研资助体系中其他资助项目相比，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仍主要关注“卡脖子”问题背后涉及的基础科学问题研究。
（二）基金委发现和培养了高水平多样化的科研人才队伍，为国家基础研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基金委陆续设立针对不同群体的人才类资助项目，包括面向35岁以下科研人员的青年科学基金（1987年）、面向科技竞争力薄弱地区科研人员的地区科学基金（1989年）、支持留学人员回国合作交流的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基金（1992年）、支持45岁以下学术带头人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994年）、支持高水平科研团队的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2000年）等等，这些人才项目不仅培养了青年科研人员，特别是培育了一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还为科研竞争力薄弱地区培养了骨干科研力量。基金委着力培育优秀科研人才和创新团队，已经形成了覆盖不同年龄段、满足不同层次科研需求的人才资助体系，为我国培养基础研究人才、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6]。
（三）科学基金制代表着新型的科研管理制度，即兼具学术性和管理性的资助管理模式
与传统的按照行政拨款的科研管理制度相比，“依靠专家”和“择优竞争”是科学基金制的突出特色，而“择优”必须基于专家进行的同行评议，因此“依靠专家”可以说是科学基金工作的核心价值之一[3]。这种价值导向改变了科学政策文化，推动了我国科学共同体建设，进一步巩固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制度基础。
三、科学基金面临的时代挑战
当前，正在发生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对我国源头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迫切的需求。中美贸易摩擦下凸显的“卡脖子问题”更是让我们深刻意识到，这些问题很多是由于我们的原创支撑不足和前瞻部署不够所导致。世界各国对于科技人才培养更加重视，我国在人才引进和交流方面面临新的复杂形势。科学基金在引领学科发展、培养科学人才、促进基础研究发展方面起到过关键作用，但是现在科学基金面临严峻的时代挑战。面对历史性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我们必须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一）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和力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
科学基金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是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时指出的那样，“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将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将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7]与此同时，各国竞相抢占科技创新战略制高点，比如美国“创新战略2015”、欧洲“欧洲归来”、德国“工业4.0战略”、日本“再兴战略”、俄罗斯“创新国家战略”、印度“制造业国家战略”等都代表国际间的科技竞争越演越烈。而以中美贸易战为开端的大国博弈依旧持续，在人才和技术等关键领域，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封锁愈加疯狂。比如2019年11月19日，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发布《对美国研究界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报告指出：包括“千人计划”在内的200多个中国人才招募计划已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能源部（DOE）、美国国务院签证服务部、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联邦调查局（FBI）和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七个联邦机构造成巨大威胁，为应对中国引进人才的威胁，这个报告提议制定“打击非法和法外转移美国智力资本”、“遏制跟监控中美科技交流”等一系列手段[8]。
（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换，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共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強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9]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需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如图1所示，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各国的研发人员密度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正向关系。当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后，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就需要更加重视科技的作用，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在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内高质量发展提出新需求的大背景下，基础研究被赋予了新的重大使命，经济与科技融合发展亟需基础研究提供高质量源头创新[10]。
（三）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基础研究的范式发生变化
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对基础研究提出新要求。基础研究包括自然科学一般原理与规律的研究，工程技术、农学、医学等应用科学一般原理的研究，重要的（产品、工艺）技术与方法的建立及原理的研究，以及重要的基础资料的系统收集与整理分析。基础研究又可以分为战略性基础研究和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前者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开展研究工作，后者以科学家自由探索为主。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了基础研究科学范式变革，并对基础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尽管以科学家自由探索为代表的“无用之用”依然重要，但是解决全球性重大挑战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已成为科学共同体的重大使命和责任。科学家好奇心驱使和实际需求牵引有机结合的双轮驱动模式正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如图2所示，面向重大战略需求，解决全球性的科学问题，聚焦科技前沿，注重学科交叉等特点成为基础研究范式变革的鲜明特色。知识的生产从以学科为中心转变为以问题和需求为中心，这就要求我们加强重大科学问题的凝练机制，同时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交叉互融[11][12]。 （四）新时代资源配置发生转变，协同创新日趋重要
过去150年来，科学与产业的关系在不断演变[13]。第一阶段是科学顾问时代（1820—1880），在这个阶段科学与产业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第二阶段是企业实验室时代（1880—1940），这是个科学与产业应用紧密结合的时代，产生了如贝尔实验室等影响至今的重要研究机构。第三个阶段是军方支持时代（1940—1980），企业实验室研究从应用科学转向了基础研究。第四阶段以合同外包为特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产业从单一内部或封闭的研究资源转变为多个外部或开放的资源，基础研究的资源配置从单一投入主体转变成多元投入，创新的主体也从单一主体主导的创新转变为多个主体的协同创新、开放创新。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需要科学基金更好地发挥平台功能，引导社会资源更好地投入基础研究，形成多元投入的良好格局。
四、科学基金战略定位的重塑
在科学基金成立之初，国务院于1986年发布的《通知》规定科学基金的任务是：根据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和规划，有效地运用科学基金，指导、协调和资助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发现和培养人才，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1993年7月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二章第十六条规定科学基金的使命是“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培养科学技术人才”。2007年12月29日对该法进行修订，但是对科学基金定位的论述并没有改变。这一定位也与《通知》对科学基金任务的规定一脉相承。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报告》指出：“科学基金在中国的基础研究和科学系统发展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是中国科技进步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推动中国科技进步、促进学科发展、培养青年科学家、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18年1月31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8〕4号），该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源头创新的重要作用，更加聚焦基础学科和前沿探索，支持人才和团队建设。加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与国家其他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的衔接，推动基础研究成果共享，发挥好基础研究的基石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作出了系列重要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要加强应用基础研究，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等强化基础研究的文件，充分体现出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时代要求和殷切期望。
面对新时代对基础研究提出的新要求，需要在充分把握党中央和国家对基础研究要求与期望的基础上找准自己的定位，勇于担当，坚决承担起加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使命。结合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相关政策以及科学基金从成立之初的功能定位，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引领性的作用，但是科学基金因为自身定位的不够准确，已经不能很好地回应时代的挑战以及党中央和国家的期待。
（一）作为国家政府体系中专注于基础研究资助管理的专业化学术管理机构，科学基金机构定位的特殊性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和充分落实
如图3所示：尽管基金委从一开始就发挥指导和引领基础研究的作用，但是人们，尤其是国家科技领域之外的人员通常认为基金委的工作仅仅是按照项目指南组织专家评审，强调的是计划性和组织性。基金委部分功能与其他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在定位方面并未得到有效区分。经过30多年的有效运行，人们已经认可科学基金是个高效的科研资助管理机构，但是人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在实践中科学基金已经成长为一个功能齐全，富有战略性、政策性和导向性的科研领导机构。在新时代应该更进一步突出科学基金的领导功能，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科学基金对基础研究的战略引领功能，以及为国家科技发展提供政策咨询的作用。
（二）从工作方式来看，科学基金沿用至今的资助工作原则，依然是“自下而上，自由探索”
鼓励科学家自由探索在新时代依然重要，但是新时代基础研究的应用属性越来越明显。经济和科技的进一步交融对基础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面临基础研究发展范式的改变，科学基金需要增强源头创新能力、解决国家重大需求问题和“卡脖子”核心技术背后的关键科学问题的独特战略引领作用，加强科学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完善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科学问题凝练机制以及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科学问题凝练机制，真正做到基础研究的“两条腿走路”。
（三）从人员需求来看，科学基金的有效运转缺乏一批懂科学、会管理的高素质战略型科技人才
如图4所示，新时代的项目主任不仅是指派项目负责组织评审的科研秘书，更应该是关注学科的发展与前沿，对学科整体情况有一个了解，对学科专家有一定了解的战略科学家。项目主任应从战略层面上反思与总结学科发展规律，并对学科发展进行规划。由于基金委实行的是专家决策体制，作为项目主任只是评审过程的组织者，而不承担实质性决策责任，面临管理的学科领域较宽，难以全面了解所管理学科和学科专家等问题。在专业技术能力上，新时代的项目主任不仅需要能与一流科学家直接对话，而且需要能从宏观上把握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并能甄别出具有前瞻性和交叉性的科研方案。同时，在管理能力上，項目主任担负着受理项目申请，组织专家评审，跟踪资助项目的开展，并对项目的绩效进行评价等职责，需要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高超的管理艺术。因此，优秀的科学基金管理者应该是学科发展的战略专家、高绩效的管理专家、勤政廉政的典范，兼具驾驭学科发展和管理复杂项目的双重能力。
（四）从科学共同体视角来看，科学基金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科技创新是无数科学工作者协作的产物，“科学共同体”正是这种协作的平台。基金委作为科学基金工作的组织者，其战略和政策水平、宏观组织和执行能力关系全局，是科学基金共同体建设最重要最核心的运转枢纽[14]。当前，在政府宏观治理和具体的科学家承担项目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中间治理部门，而这应该是由基金委承担的。科学基金应该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自治的作用。 （五）从国际交往来看，科学基金在推动中国与国际科学界建立联系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挖掘
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从“互补合作”向“竞争合作”快速转变。在弱化官方色彩的基础上，基金委可以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通过探索与美国民间基金会建立合作，与非英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资助机构加强合作，在未来科学领域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科技外交的独特作用。
（六）从塑造科研文化来看，科学基金弘扬科学精神的功能亟待增强
在建立严谨、尊重知识、强调科研诚信的科学文化生态体系上，科学基金应发挥引导和规范的作用。尤其在强调新科技突变的特殊情况下，如何建立更好的科学生态环境，需要科学家诚信、负责任、敢担当、可持续。
（七）从引领社会投入来看，科学基金的多重职能有待进一步厘清
作为事业单位，基金委是财政全额拨款，但在新时代鼓励多元投入的背景下，科学基金要发挥基础研究的引领作用，也承担着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的职责，此外，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科学基金的部分功能又与那些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类似。基金委经费全部来自国家财政，难以随着科学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加大管理资源投入。比如基金委资助经费已从成立之初（1986年）的8000万元增长至2019年的307.52亿元，2019年度集中受理的项目申请达24万余项[15]。如果不改变现有的管理，未来基金委发展中工作人员少申请数量多的矛盾将越来越严重。
当前形势下，在管理好科研经费分配的基础上，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基础和知识源泉，科学基金应该进一步发挥独特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在自身定位上从专业化的管理者，进一步丰富为卓越的战略性科研领导机构，以基金改革求卓越科学，更好地推动我国基础研究进步。
五、新时代科学基金的历史使命
与新时代科学基金战略定位相适应，科学基金的历史使命也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学基金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产物，并随之不断走向成熟。在科学基金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当初改革的初衷，而且对促进基础研究、培育优秀的科研人才、推动国际合作，以及调整国家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新时代，科学基金的定位、使命和愿景如图5所示。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科学基金的历史使命，更好地发挥科学基金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一）促进知识生产，拓宽人类的认知边界
促进知识生产是科学基金最为基本和核心的使命。科学基金通过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提高我们对解决当前困扰人类发展问题的认识。科学基金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充分认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之间的非线性互动关系，在鼓励科学家自由探索的同时，通过完善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科学问题凝练机制以及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科学问题凝练机制，充分发挥科学基金的前瞻引领作用。这些科学问题的解决需要不同学科的交叉共融，通力合作才有可能。
（二）直面经济问题，解决产业发展中的科学问题
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卡脖子”科技现象背后的基础科学问题还没得到解决。科学基金的第二個历史使命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直面经济主战场中的关键问题，深入探究重大战略需求与关键技术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为顺利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一方面科学基金需要完善国家重大需要背后科学问题的凝练机制，另一方面需要完善成果引用的贯通机制，打通产学研之间的壁垒，把科学基金转换为国家创新增长的引擎，未来可以进一步思考科学基金事业如何对接国家的“双创”战略。
（三）培育科研人才，吸引公众投身科研
科技的繁荣和发展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科研人才。科学基金的第三个历史使命是培育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所需要的高水平多样化的科研人才队伍。如今我国的科技人才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但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仍十分缺乏[16]。科学基金经费较为充裕，各类人才项目已经较成体系的情况下，如何更有效地识别人才、培养人才仍然是值得科学基金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与此同时，科学基金还需要做好宣传和科普工作，激发和提升公众支持和投身科学技术研究的兴趣和关注，以及更好地利用科学基金这个平台，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形成多元投入的良好格局，为科技发展创造宽松支持的良好社会环境。
（四）推动国际交流，打造科技发展全球网络
国际科技合作是新形势下推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路径，也是我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中美两国竞争态势转变，发达国家与我国科技交流有所警惕和顾虑的新形势下，科学基金作为非政府部门，应该以它相对独立的身份地位，在新时代的国际交流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新时代的国际交流，不仅需要走出去，也需要引进来，科学基金需要构建国际人才吸纳平台，吸引海内外学者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事业共同努力。
（五）维护科学文化，构建科学共同体生态圈
科学基金是我国科学共同体的建设者、维护者和领导者。科学基金向上对接国家各大部委，并接受科技部的领导，向下对接全国3000多个依托单位，是我国创新体系中的中枢神经系统。科学基金这种超级联结者的地位使得科学基金对我国的科技领域有持久而广泛的影响。科学基金提倡什么、否定什么，对科学共同体的所有参与者都有重要影响。作为国家和科学之间的“超级中介”，科学基金有责任和有义务去维护一个健康、开放、创新的科学共同体生态圈，在科研诚信、同行评议、女科学家优先等制度创新和科学文化培养中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
科学基金需要积极承担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才能更好地发挥以下这五大作用。第一，作为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的主要渠道，发挥推动我国基础研究进步、增强源头创新能力、解决国家重大需求问题和“卡脖子”核心技术背后的关键科学问题的独特战略引领作用。第二，作为培育科研人才的重要平台，发挥发现、培养、激励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的独特伯乐作用。第三，作为兼具官方和民间性质的科学资助机构，发挥促进国际科学合作、引领开放创新的独特科技外交作用。第四，作为科学共同体中的超级联结者，发挥引领企业和各类主体协同创新、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独特核心枢纽作用。第五，作为我国资助规模最大的科技计划之一，发挥弘扬科研文化和科学精神、规范科技伦理和科研诚信的独特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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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Position and Historical Mission of NSFC in the New Era
XU Zhi-xing1，LAI De-sheng2
（1.Business School，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2.Party School of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NSFC plays a key role in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s，cultivating scientific talent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In the face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creasingly fier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NSFC needs to further clarify its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historical miss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NSFC，shows the unique role of NSFC played in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then it further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NSFC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as well as NSFC’s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its historical mission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furthe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
Key Words：NSFC;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anagement system;new era;strategic positioning;historical mission
责任编辑：梁 坤
收稿日期： 2020-08-2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科学基金机构定位与治理机制改革研究”（项目批准号：71843003）
作者简介： 许志星，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创业;赖德胜，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教育经济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