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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历史演义小说效颦《三国演义》之时,《水浒传》已走出“羽翼信史”的俗套,虽然它也没有完全挣脱对历史的依附,但已不受其束缚,由“以文运事”走向“因文生事”,自由惬意地虚构了众多鲜活的英雄人物。金圣叹批道:“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正道出了该书的魅力所在。在人物塑造方面,《水浒传》也脱离了“脸谱化”扁平、单一的缺点,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真切,注重人物个性的发展与变化的同时,还展现了其多元价值取向影响下复杂的一面。
一、“逼上梁山”——人物性格的变化与发展
受戏剧表演和艺人说书的影响,古典小说在进行人物塑造的时候,容易陷入“脸谱化”的模式,造成人物性格单一呆滞。实际上,人物性格常会因生活经历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众多英雄在“逼上梁山”的过程中,其性格也产生了显著变化。
林冲出场时,因委曲求全,显得有些软弱,甚至爱妻被人调戏都能忍住不发。他虽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谁料对方竟是顶头上司的宠儿。为了自己的前程和家庭。他手软了,满腔怒火只能强压心头,“一双眼睁着瞅那高衙内”,一句话也说不出。当鲁智深要帮他厮打时,林冲还忙作解释:“原来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一时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受到高俅的迫害后,充军路上面对两个公人百般折磨,他仍是忍气吞声,甘愿遭罪。要绑他时,还说:“上下要缚便缚,小人敢道怎的。”要杀时,他“泪如雨下”,哀求饶命。当鲁智深救下他,要杀死公人时,他反而为其求情,梦想自己能最终避过祸难,有朝一日“挣扎得回来”。直到在山神庙里,碰巧听到了陆谦、富安等在放火烧草料场后的对话时,怒火终于爆发,大喝一声“泼贼那里去”,手刃奸人。这时的林冲仿佛破茧成蝶,方才挣脱束缚,痛快淋漓,重显英雄本色。再到后来的火并王伦,林冲的性格就显得异常火爆,甚至有些凶狠了。
武松的性格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他既无家室,又不近女色,加上勇武,与作者心中的英雄吻合,赞为“真天神”。而剛开始时,他也是个“模范市民”,因打虎除害而当上都头。后来为给武大报仇,他先是找到殓尸的何九叔和知情的郓哥,取得人证物证。当知县借故不理后,他也没有立即爆发。而是模拟了整个审讯过程,试图与法律尽量靠拢。当众审理,罪犯供认,专人记录,最后点指画字,证人签名,不同的是他包揽了县官、捕快与刽子手的角色。最后他杀掉的也只是奸夫淫妇,连此案关键人物王婆都没伤害,具有相当强烈的法律意识。当他后来受到张都监的陷害,被逼无奈之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时,他不仅杀掉了蒋门神、张都监与张团练这些主凶,那些无辜下人一个也没有放过,直砍得刀都缺了,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尽兴而去。此时的武松,已是个沽脱脱的绿林好汉,行为肆意,法律观念早已荡然无存。
二、“忠义双全”——人物性格的矛盾与冲突
在传统的儒家伦理价值体系之外,《水浒传》建立了一个江湖价值体系,虽然两者之间有一定联系,但差异与矛盾也是明显的。作者既不能完全抛弃传统价值体系,又无法捏合二者,问题也就出现了。在这种多元价值取向的交织下,我们看到了人物性格复杂的一面。
这一点在宋江身上得到体现。作者试图把他塑造成一个既具江湖义气,又遵从传统儒家伦理的完人。宋江“又且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赢得了“孝义黑三郎”外号。“孝”是儒家文化主导下传统社会伦理的基础。宋江是个孝子,一得知父亲亡故,便不顾一切地赶回家。当他被官兵围住时,放弃反抗,为的是“便断配在他州外府,也须有程限,日后归来,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刺配江州,太公吩咐他休要靠近梁山泊,他主动绕道,虽不巧遇上刘唐,宋江不惜以自刎相抗,都是为了写出他的孝。“义”是《水浒传》建立的江湖价值体系核心,与世俗社会的法律和道德差异较大。宋江“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住,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作及时雨”。江湖上的人只要一听到他的名号,就对其拜服不已,能坐梁山泊第一把交椅,也全得益于此。
然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朋友两肋插刀”之类,虽然义气干云,但夺人财物、取人性命皆视为家常便饭。抢杀的对象既可能是贪官污吏、凶绅恶霸,也有可能是无辜百姓。这对于统治者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宋江的个人理想是希望能有朝一日到朝廷上,凭一刀一枪,搏个封妻荫子。虽然讲究义气送晁盖等人上梁山,但自己一直游离在梁山之外,不敢涉足造反之举。直到一时酒兴,在浔阳楼写下那首诗后,被判死刑,被救后他才不得已上了梁山。所以宋江在四海一家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论称分金银充满江湖习气的梁山泊,也整天想着“招安”,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把“替天行道”变为“顺天护国”等等。
自始至终,他就在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里挣扎,希望取得统一,而最终未能统一,所以落下个两边都不讨好的结局。从江湖价值体系来讲,他虽讲义气,却最终鼓吹接受招安,葬送了梁山泊。从朝廷来讲,他虽然归顺,但始终具有江湖习气,不堪重用。当然,在其他人身上也有这种文化与价值取向冲突不同程度的表现。
三、“千人千面”——人物性格的多样性
《水浒传》描绘了众多的英雄形象,由于他们出身与经历不同,性格各异。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这种性格的差异性表现出来了。金圣叹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即使他们身上皆有的相同的气质特征,也能同中求异,体现出作者高超的创作技巧。“《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
书中主要人物性格鲜明,就连一般的小人物,作者也刻画得入木三分。团头何九叔,怯懦、胆小、圆滑、精明。书中涉及他的文字并不多,但他给武大殓尸前前后后的一举手一投足,不无生动如画。西门庆设酒招待,久经世事的他便已猜出“今日这杯酒,必有蹊跷”。西门庆给十两银子,他既不肯接受,却又不敢不接受,心里直疑忌:“我自去殓武大尸首,他却怎地与我许多银子?”等到进入武大家,见到潘金莲时,心里已明白了几分。一扯开白绢,便知武大死因,何九叔“大叫一声,往后便倒,口里喷出血来”。原来,他“本待声张起来,却怕他没人作主,恶了西门庆,却不是去撩蜂剔蝎?待要胡卢提入了棺殓了,武大有个兄弟,便是前日景阳岗打虎的武都头。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男子,倘或早晚归来,此事必然要发”。何九叔本与此事无涉, 由于职业关系,竟被卷进了矛盾的漩涡之中。为了保全自身,他伪装病发,借此脱身,且保留赃银,偷藏骨殖,掌握一定的证据。当武松手握尖刀胁迫何九叔时,他交出了武大中毒的实物,却不敢说出事实真相,不敢到官府作证。在这组尖锐的对立矛盾斗争中,何九叔小心翼翼地周旋于矛盾冲突的双方之间,充分显示了一个职业团头的圆滑、精细、苟且偷安的性格特征。还有牛二等闲人,在杨志卖刀时的胡搅蛮缠,活脱脱一个光棍无赖的形象。
也许《水浒传》有很多地方吸引我们,但众多英雄形象肯定让人过目难忘。
编辑 姚 晟
一、“逼上梁山”——人物性格的变化与发展
受戏剧表演和艺人说书的影响,古典小说在进行人物塑造的时候,容易陷入“脸谱化”的模式,造成人物性格单一呆滞。实际上,人物性格常会因生活经历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众多英雄在“逼上梁山”的过程中,其性格也产生了显著变化。
林冲出场时,因委曲求全,显得有些软弱,甚至爱妻被人调戏都能忍住不发。他虽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谁料对方竟是顶头上司的宠儿。为了自己的前程和家庭。他手软了,满腔怒火只能强压心头,“一双眼睁着瞅那高衙内”,一句话也说不出。当鲁智深要帮他厮打时,林冲还忙作解释:“原来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一时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受到高俅的迫害后,充军路上面对两个公人百般折磨,他仍是忍气吞声,甘愿遭罪。要绑他时,还说:“上下要缚便缚,小人敢道怎的。”要杀时,他“泪如雨下”,哀求饶命。当鲁智深救下他,要杀死公人时,他反而为其求情,梦想自己能最终避过祸难,有朝一日“挣扎得回来”。直到在山神庙里,碰巧听到了陆谦、富安等在放火烧草料场后的对话时,怒火终于爆发,大喝一声“泼贼那里去”,手刃奸人。这时的林冲仿佛破茧成蝶,方才挣脱束缚,痛快淋漓,重显英雄本色。再到后来的火并王伦,林冲的性格就显得异常火爆,甚至有些凶狠了。
武松的性格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他既无家室,又不近女色,加上勇武,与作者心中的英雄吻合,赞为“真天神”。而剛开始时,他也是个“模范市民”,因打虎除害而当上都头。后来为给武大报仇,他先是找到殓尸的何九叔和知情的郓哥,取得人证物证。当知县借故不理后,他也没有立即爆发。而是模拟了整个审讯过程,试图与法律尽量靠拢。当众审理,罪犯供认,专人记录,最后点指画字,证人签名,不同的是他包揽了县官、捕快与刽子手的角色。最后他杀掉的也只是奸夫淫妇,连此案关键人物王婆都没伤害,具有相当强烈的法律意识。当他后来受到张都监的陷害,被逼无奈之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时,他不仅杀掉了蒋门神、张都监与张团练这些主凶,那些无辜下人一个也没有放过,直砍得刀都缺了,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尽兴而去。此时的武松,已是个沽脱脱的绿林好汉,行为肆意,法律观念早已荡然无存。
二、“忠义双全”——人物性格的矛盾与冲突
在传统的儒家伦理价值体系之外,《水浒传》建立了一个江湖价值体系,虽然两者之间有一定联系,但差异与矛盾也是明显的。作者既不能完全抛弃传统价值体系,又无法捏合二者,问题也就出现了。在这种多元价值取向的交织下,我们看到了人物性格复杂的一面。
这一点在宋江身上得到体现。作者试图把他塑造成一个既具江湖义气,又遵从传统儒家伦理的完人。宋江“又且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赢得了“孝义黑三郎”外号。“孝”是儒家文化主导下传统社会伦理的基础。宋江是个孝子,一得知父亲亡故,便不顾一切地赶回家。当他被官兵围住时,放弃反抗,为的是“便断配在他州外府,也须有程限,日后归来,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刺配江州,太公吩咐他休要靠近梁山泊,他主动绕道,虽不巧遇上刘唐,宋江不惜以自刎相抗,都是为了写出他的孝。“义”是《水浒传》建立的江湖价值体系核心,与世俗社会的法律和道德差异较大。宋江“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住,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作及时雨”。江湖上的人只要一听到他的名号,就对其拜服不已,能坐梁山泊第一把交椅,也全得益于此。
然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朋友两肋插刀”之类,虽然义气干云,但夺人财物、取人性命皆视为家常便饭。抢杀的对象既可能是贪官污吏、凶绅恶霸,也有可能是无辜百姓。这对于统治者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宋江的个人理想是希望能有朝一日到朝廷上,凭一刀一枪,搏个封妻荫子。虽然讲究义气送晁盖等人上梁山,但自己一直游离在梁山之外,不敢涉足造反之举。直到一时酒兴,在浔阳楼写下那首诗后,被判死刑,被救后他才不得已上了梁山。所以宋江在四海一家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论称分金银充满江湖习气的梁山泊,也整天想着“招安”,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把“替天行道”变为“顺天护国”等等。
自始至终,他就在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里挣扎,希望取得统一,而最终未能统一,所以落下个两边都不讨好的结局。从江湖价值体系来讲,他虽讲义气,却最终鼓吹接受招安,葬送了梁山泊。从朝廷来讲,他虽然归顺,但始终具有江湖习气,不堪重用。当然,在其他人身上也有这种文化与价值取向冲突不同程度的表现。
三、“千人千面”——人物性格的多样性
《水浒传》描绘了众多的英雄形象,由于他们出身与经历不同,性格各异。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这种性格的差异性表现出来了。金圣叹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即使他们身上皆有的相同的气质特征,也能同中求异,体现出作者高超的创作技巧。“《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
书中主要人物性格鲜明,就连一般的小人物,作者也刻画得入木三分。团头何九叔,怯懦、胆小、圆滑、精明。书中涉及他的文字并不多,但他给武大殓尸前前后后的一举手一投足,不无生动如画。西门庆设酒招待,久经世事的他便已猜出“今日这杯酒,必有蹊跷”。西门庆给十两银子,他既不肯接受,却又不敢不接受,心里直疑忌:“我自去殓武大尸首,他却怎地与我许多银子?”等到进入武大家,见到潘金莲时,心里已明白了几分。一扯开白绢,便知武大死因,何九叔“大叫一声,往后便倒,口里喷出血来”。原来,他“本待声张起来,却怕他没人作主,恶了西门庆,却不是去撩蜂剔蝎?待要胡卢提入了棺殓了,武大有个兄弟,便是前日景阳岗打虎的武都头。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男子,倘或早晚归来,此事必然要发”。何九叔本与此事无涉, 由于职业关系,竟被卷进了矛盾的漩涡之中。为了保全自身,他伪装病发,借此脱身,且保留赃银,偷藏骨殖,掌握一定的证据。当武松手握尖刀胁迫何九叔时,他交出了武大中毒的实物,却不敢说出事实真相,不敢到官府作证。在这组尖锐的对立矛盾斗争中,何九叔小心翼翼地周旋于矛盾冲突的双方之间,充分显示了一个职业团头的圆滑、精细、苟且偷安的性格特征。还有牛二等闲人,在杨志卖刀时的胡搅蛮缠,活脱脱一个光棍无赖的形象。
也许《水浒传》有很多地方吸引我们,但众多英雄形象肯定让人过目难忘。
编辑 姚 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