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有诗为证》，我想起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我”第一次出门接触社会，便陷入社会的险恶与人心的丑陋之中，美好的期盼在远行之始便破碎一地。在《有诗为证》中，这种由美好向丑陋的转化同样使得“我”的精神世界发生巨变，最终令“我”走向了毁灭的悲剧。在这篇作品中，余同友书写了一个男人内心深处对美的执着与渴望，呼唤我们时代的诗意，传达出对美的丧失的愤怒，以及对周遭大量丑的萦绕的反感与抵抗。美的丧失与丑的萦绕是造成小说中“我”精神分裂的主要原因，更是这篇小说的核心密码。
　　《有诗为证》在叙事上颇具特色。作品中的“我”在公交车上捡到一本诗集，并因为里面的诗句而不断回忆起往日时光。显然，“诗集”作为一个最为重要的道具与意象，它承接着所有故事的发展与起落。也正是因为“诗集”的存在，使得《有诗为证》在叙事上呈现出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小说文本与诗歌文本的互文。在小说中，诗人老黄创作的《8月25日晚乘117》与诗集里手写的《不！那是一匹黑色马》你们的车灯没关》《咒语》等诗歌文本与小说文本互为观照，形成了一种文本内互文性。《不！那是一匹黑色马》中“我”驳斥王小二，坚信那是一匹黑色马的姿态与小说文本中的“我”对美的执着与渴望相互辉映。《咒语》中“我”用咒语杀死一株豹纹竹芋，这一“最后的秘密”与小说文本中的“我”杀死妻子伍小卷相互观照。二是现在与过去的交替。小说文本一边是“我”此刻的生活状态，一方面是在读诗的过程中，回忆起小时候看魔术、大学时候追求初恋、观看艳舞表演与人打架等事件，现在与过去在小说中交替呈现，紧密相连。三是最后抖露的“包袱”令整篇小说亮色大增——原来“我”捡来的诗集正是“我”自己写的，原来“我”离家出走失联的妻子正是“我”杀死的。随着谜底的揭晓，小说的意义指向顿时清晰、广阔起来。“我”一边寻找诗集主人却“遗忘”这是由“我”所写，“我”反复拨打妻子电话却“遗忘”妻子已经被“我”杀死。“我”精神分裂症这一事实的确定，颇具魔幻色彩，出人意料，却又合乎逻辑情理。小说前半部分所叙述的片段因这一谜底的揭开而有效凝结为一体，小说的力量陡然涌现而出。
　　《有诗为证》中现实中的“我”身上始终弥漫着一层灰色的阴霾。“我35岁了，已经是个大叔了，可我这一辈子竟然从来没有捡到过一件财物，除了小学时捡到过同桌的半块橡皮擦，所以那天在公交车上捡到那本笔记本算是平淡人生中的一个意外。”35岁，正应当是一个男人精力最佳、最具男性魅力的时候。然而“我”的精神状态却始终是灰暗的——“大叔”“平淡人生”，以及之后反复出现的“疲惫”“迷迷糊糊”“一心想睡一觉”“我很烦”等等。这与曾经的“我”截然不同，二者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曾经的“我”就是喜欢说“不”，坚信一切美的存在——戴礼帽的男人的表演是魔术，而绝不是玩杂耍；暗恋的女生如同仙女一般纯洁而美丽。在我看来，造成小说中的“我”如此精神状态的根本原因，便是美的丧失与丑的萦绕。
　　“我”的内心一直有一颗善于发现美并期盼拥抱美的心灵。正是因为如此，表演者从口中不断拉出的彩条在“我”眼中如同彩虹，是美丽的魔术，而不是王小二口中的杂耍；当有人大力诋毁这一美丽的魔术之时，“我”不惜与他人大打出手；当初恋女神口中说出“一泡屎”的时候，“我”断然割断对她的爱慕。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我”身上存留的是人爱美的天性。然而，伴随着美的不断丧失，丑陋之物的不断出现，“我”心中烦闷，最后性情大变，逐步走向毁灭。
　　在小说中，“丑陋”“脏”“恶俗”“腔肠动物”等词语不时出现。“我”对丑有着极强的抵触，因而在得知小卷已不是处女时，“我”默默无言；与小卷做爱时，“我”感觉是与一群腔肠动物共处，恶心到干呕；小烟在“我”看来是丑陋的，因而抱在一起连性欲也没有。当小卷带回一株丑陋的豹纹竹芋（且这是南美男子送给小卷的），并为这一盆植物而呵斥于“我”时，“我”想到曾看见小卷与南美来的傻大个拥抱、告别，这种对周遭萦绕的丑的抵触达到了顶点。于是“我”将小卷杀害，仿佛杀死了小卷，杀死了豹纹竹芋，便杀死了所有的丑。事实上，在“我”的心中，小卷由曾经的女神变为了“不贞”的丑陋之物——正是因为对美的极致追求与对丑的极致厌恶，才导致了“我”精神的分裂与悲剧的形成。
　　期盼美，然而美在不断丧失；厌恶丑，然而丑无处不在，萦绕不绝。所以，“我”杀人即杀丑。“我”杀死植物，不是用烟，而是用咒语——这咒语便是“我”心中对美的深深执念与对丑的极致厌恶。小说标题是《有诗为证》，而诗是美好的化身，“我”要用它证明“我”杀人杀丑的合理性。“我”精神分裂症患者与杀人者这一身份的确立，使得《有诗为证》这一小说指向了更为宽广的所在。论述至此，“我”的杀人举动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而带给我们哲学与美学意蕴的深层思索。由此，《有诗为证》也从个体事件超脱而出，成为一个带有丰富意义指向的文本。
　　責任编辑 李国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