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座，采访开始。立式空调不和谐地发出排风的噪音。
　　康艾黎起身，利落地关掉空调，回头向记者吐了吐舌头。采访室立刻安静了下来，安静得如同康艾黎熟悉的谈判室。
　　康艾黎回到座位上，向记者拉近了椅子，说“Let’s begin。”
　　
　　中国联合商报：在全球资金充沛的背景下，你“把自己投资在了中国”，最大的意義在哪里？
　　康艾黎：来中国，是一种必然。以往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像中国的经济这么有潜力。从一个不起眼的经济体发展到现在的经济体，中国正面临着如何在海外投资的问题。中国现在正处在崛起的时期，但跨境交易的障碍不断提高，尤其是重组跨境交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巨大障碍。
　　整个形势已经发生改变，中国企业的角色将从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吸收者变为海外投资者。艾金岗波在中国的业务主要是通过协调法律及监管环境，帮助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国贸易、资本投资时，克服来自投资国法律、政策和政治层面的障碍。通俗地说，就是为中国企业做“说客”。我呆在这里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也慢慢习惯了这里的环境。
　　
　　中国联合商报：在你最熟悉的中海油竞购优尼科事件中，当时中国外交部曾对此发表过声明，称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是企业间正常的商业并购，它不应成为政治干扰的牺牲品，但最后还是失败了。结合你多年从业经验，你如何才能规避日益敏感的跨国并购政治危机？
　　康艾黎：从历史上来看，国家安全总会形成一种限制，不允许进行跨境交易。现在，外商投资已经成为政治性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经济转型就要影响国内的政客，让他们去思考怎样对应这些障碍，我们必须根据他们的发展状况决定我们现在的投资方向。我的建议是，别等政府帮助你把这些地缘和法规问题解决掉才去投资。
　　
　　中国联合商报：你来中国，主要是继续从事解决国内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政治、经济、法律风险，你对日益增多的走向海外的中国公司有哪些建议？
　　康艾黎：中国大部分企业缺少一种预防意识，应该在海外投资的准备期就开始寻找专业机构，预防可能出现的贸易争端或者资本运作中出现的法律和政策障碍。这其中包括了许多方面：一是任何公司在非本国市场投资时，除了法律、商业因素以外，必须考虑政治和文化因素；二是上述非金融因素要在项目开始的早期被有效地管理起来，越早越好；三是要更加积极地管理舆论，帮助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控制一些不利的观点；四是要明确自己的现状以及竞争对手和并购对象的情况，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挑战和负担。
　　
　　中国联合商报：对于大部分国家和人民担心的并购带来的政治风险，甚而威胁到国家安全的恐惧，你是怎么看待的？
　　康艾黎：投资者不只是买家，日本在70、80年代和韩国近来在北美的收购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日本的投资当时就是要买一些资产，甚至买了洛克菲勒大厦，还买了沙滩，这对美国的安全并没有造成什么威胁，但是会让美国人感觉到自己相比于日本的发展真的很失败。
　　但是日本和韩国很快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他们在美国建立起生产工厂，投资于家庭电子消费品、汽车等自己领先的行业，转型成为投资者。以前他们只是买资产，但现在因为他们在那儿建厂，变得更受欢迎，取得了巨大成功，赚了一大笔钱。
　　中国应该将资金投入到自己熟悉和擅长的领域，如日本、韩国的改变一样，正是因为在汽车、电子消费品等上面的跨国投资，支撑起这些国家的不断发展。
　　
　　中国联合商报：能不能跳出国家保护主义，单从经济层面找到一种纯粹商业行为的并购模式？
　　康艾黎：在敏感领域的管制严格是相互的，如果一家美国公司并购中国资产，中国政府可能就会更为严格了。如果一家美国航空公司想并购一家中国航空公司，中国政府会禁止这样的交易，反过来在美国也有最高收购比例的上限。
　　几个月前，中国的一家石油企业要收购俄亥俄州的石油精炼企业，由一家迪拜公司收购美国机场管理方。很久以前很多人会说这不太可能，但现在有可能，因为投资者非常小心地处理政治、法律、文化上的问题，这不仅符合中国和亚洲的利益，也符合于一个更为繁荣的世界经济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