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成果，雙特徵顯現
　　 轉眼間，澳門回歸已經邁入第二十個年頭，而回顧澳門20年來的發展，可以觀察出幾個重要特徵：
　　 第一個特徵即是澳門的經濟在回歸以來得到了飛速發展，無論是總體GDP還是人均GDP、居民收入中位數都是不斷增長，民眾明顯感受與分享了經濟發展的紅利。而在這樣一個事實的基礎上，有一點應該引起社會的關注，那就是20年來澳門的整體社會、經濟、政治處於非常穩定的狀態，社會大眾普遍將這種情形視為理所當然，事實上，社會的穩定成為了澳門20年整體發展的基礎保障。環視澳門總體經濟，其實這20年來無論在國際、國內層面都曾經歷過一些起伏，包括2003年SARS（非典）肆虐、2008年次債危機，2009年歐債危機等，而這些國際、國內情勢的波動實際上對澳影響不大，使得澳門總體處於個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因此可以連貫性地沿著這種軌跡不斷向前發展。因此，穩健是澳門經濟社會20年來發展的重要表現特徵。
　　 而澳門社會內部發展中其實也出現過起伏，比如過去經歷過連續27個月博彩收入下降的局面，也受到過內地經濟情勢發展以及其他地區外部形勢的影響，在當時確實造成了社會人心的浮動，最後在各項政策的推動助力下，經濟發展又漸趨穩定平和。同時，近十多年來，本澳經濟受惠於內地多項政策影響，尤其是自由行政策的開放，為澳門帶來大量的觀光人流量，進一步為澳門旅遊博彩業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加上澳門自2002年以來決定在內部開放賭權，引入競爭機制，隨後陸續引進外資，將自身的博彩業做大做強，做出了自身的特色，這是澳門20年經濟發展的主要脈絡，也正是由於博彩快速發展，為澳門積累了充沛的財政盈餘，也因為“錢袋子”的充足才能推動諸多事項，例如完善社會福利政策、加速基礎建設等，使得全民能夠真切地分享社會發展的紅利。
　　 第二個特徵是中央與澳門準確地定位了這座城市的發展方向，比如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樣的定位使得城市的發展能夠走在一個相對穩定而且不會出現重大偏差的道路之上。因此自由行等政策開放以來，澳門加大了對於國內、國際的開放程度，使得澳門進一步邁向國際化與現代化，遊客人數也逐年突破新高，世界各地的人前來澳門感受旅遊觀光與博彩的特殊魅力。但，不可諱言，由於博彩業的開放，十多年來的獨大發展，不僅造成了經濟、產業結構上的“獨大”，同時也給社會發展帶來副作用，或者衍生出一些“副產品”，比如博彩近乎壟斷式的擴張發展對其他行業產生了實質的擠佔影響，澳門其它產業都相對萎縮，絕大部分的就業機會均圍繞著博彩與旅遊，包含製造業等在內的傳統產業由於周遭地區的產業擠壓以及澳門本身地域、人口等客觀環境的限制，一直發展不起來。雖然近年來，政府也提出要發展中醫藥、文創、會展等多元產業，但目前來看政府希望扶持的這些產業仍然在一個緩慢地探索發展期，成效還有待後續觀察，整體的產業結構並不能有效地突破現有困境。而博彩一支獨大，其它產業多元不足的情形也正是澳門發展20年來的一個客觀特徵表現，也是中央與澳門自身期待能夠有所突破的一個局面。
　　“一國兩制”，澳門好經驗
　　 作為“一國兩制”的國家特別行政區，澳門的發展是舉世矚目的，澳門的發展經驗是否能夠持續，而這種發展又能否成為一種模式值得其他地區參考、借鑒，都成為近年來外界關注的話題之一。事實上，如果談“澳門模式”，這種說法就可能有些超前，因為目前的澳門並沒有一些普世模式可以讓其它地區複製，反而在回歸的20年中，倒是有些經驗可以供其它地區參考與深思。
　　 其一，澳門良好地處理了自身與中央的關係，中央政府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政策與制度在澳門得到了相對完好的貫徹和實施。處理好澳門與中央的關係，是澳門經驗重要組成部分，不可小覷。因為相對暢順的溝通、政策的宣講與執行，加深了中央與特區的互信程度，澳門藉助國家發展大局中的政策規劃，能夠搭上高速發展的列車，尋求自身的展示舞臺，獲取發展紅利。如果失去了這一層屏障，澳門將無法在一個內外部穩定的環境中扭轉澳葡時代的混亂局面，在20年來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
　　 其二，澳門較好地處理了民生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不至於兩者的發展落差太大，讓民眾無法感受到社會發展帶給他們的益處。例如十年來，澳門每年進行現金分享計劃，2018年亦調高了相應的標準，這樣的經驗在其它地區可能難以完全複製，但我們要看到，由於經濟發展過快，貧富差距擴大、收入分配較大的不均衡都是客觀事實，特區政府主動出面採取一些政策來平衡社會發展，保持相對和諧，事實證明，這是一個相對成功的經驗，雖然社會上針對具體做法有不同的聲音，但是在發展中平衡民生與社會福利的思路依然是得到絕大部分居民的認可。
　　 第三個經驗在於澳門非常注重不同文化、文明之間的融合，這一點，澳門擁有經驗當之無愧。過去四、五百年的發展之中澳門保留了以中華傳統文化為主體的地區文化，同時又能夠積極接納外來文化，不排斥、不對抗，尋求多元文化的和諧相處，最終造就了濠江這片土地四百年來中西文化並生並存並榮的奇景，這樣的文化融合也為今天國家與西方社會尤其是與葡語系國家的往來架起了關鍵的溝通橋樑與對話平台，不僅在新時期賦予了澳門新的發展角色與地位，也實實在在地助益國家的對外經貿、文化交往等，一舉多得。
　　 所以在澳門，我們不會看到因為彼此種族、宗教信仰、文化理念不同而互相攻擊或者產生極大對立，這是澳門獨特的優勢與重要經驗，所以在澳門這個優勢的基礎上，國家在2018年進一步調整、擴展了澳門的定位，在原有的“一中心、一平台”的基礎上賦予了澳門文化傳播基地的新定位與角色，這也足以證明澳門經驗對於地區發展、國家對外發展都能夠提供一種正向思考與啟發。澳門在新時期，更要在自身經驗探索、總結的基礎上尋求到更大的發展。
　　戰略考量，講好中國故事
　　 尤其是，提出構建“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設想，國家是有戰略層面的考量。現今中國已走向全球，我們面臨著怎麼樣講好中國故事，怎麼樣讓世界理解、接納中國崛起事實的挑戰，這更是一個相當嚴峻的議題且不容易完成。外部對中國崛起，很多地區、國家都仍有疑慮，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就是迫在眉睫的需求，而澳門恰恰具備這樣的優勢，如同上述提及的，澳門可以藉助在過去幾百年中西文化交流的經驗，加上語言優勢、一國兩制的法律制度、生活模式以及本身的地方文化等來講述中國發展的故事，使得外部更容易接受，也讓外國人能夠更好地理解中國發展與中國故事。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澳門自然就成為了中國的文化傳播基地與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平台。澳門具有獨特的文化優勢，未來勢必要在這樣的基礎與期待之上，深化城市的文化內涵與外在演繹。一座城市的偉大與持續，不在於一時的金錢財富，而在於是否有著獨特且不可取代的文化，讓城市保持持久的生命活力。澳門既保留中國傳統文化，又接納了西方文化，和諧融合的基礎上更產生了多元的本土文化，例如其中的土生葡人文化，就是中華文化與葡國文化嫁接之後的一種新的文化形態。因此從歷史、現實等角度上觀察，澳門的確可以肩負起國家此項關鍵戰略，向世界來表達中國和平崛起的概念。
　　 港澳作為中華文明圈內的兩個傳統自由港，完全可以承擔這樣的任務，但由於香港的問題比澳門複雜，殖民地文化的底蘊更深厚，某種程度對於中國、乃至中華文化存在部分抗拒、排斥的心態，因此回歸以來，在政治、文化上表現出不少衝突，所以澳門在現階段上就凸顯了不可替代的關鍵地位。
　　沉疴舊疾，提升治理能力
　　 澳門的巨大變化，離不開政府這個引航者，澳門特區政府的施政在過去的20年來也尤其受到國際、國內社會的關注，在取得明顯成就的同時，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總體來看，外界對澳門政府的施政評價較高，且經濟發展數據位列全球前茅，居民整體生活品質有了顯著提升，這應該歸功於過去四屆政府的努力。但在發展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問題，比較突出有兩個方面：其一就是對民生方面的關注、改善與民眾的期待還有一大段差距。雖然澳門人均GDP已經超過9萬美元，相對應的生活品質應該更好，但由於住房、醫療、交通等便民事項上遲遲未有大的突破，因此市民對於政府的施政也存在不少失落與批評的聲音。2019年年底即將換屆的新一屆政府應該要主動關注這些民生關鍵問題，找到平衡與解決的方法。而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樣的任務對於現任與新一屆政府而言，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其二，在澳門社會飛速的變化發展之中，政府的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特區政府擁有3萬多公務人員，政府出臺的每一項公共政策都實際影響到民生，影響到澳門社會政經等方方面面的發展，足見政府的重要作用。但不時爆出的貪腐案件、個別政策不得民心引發反彈巨浪、輕軌常年的拖沓，以及法律制度的嚴重滯後無法滿足市民與社會發展需要等等這些問題，都可以看到政府的管治能力仍然有不少薄弱之處，未來如何有效地看到澳門的癥結所在，提出高效且有力的改善舉措才是提升治理能力的關鍵。
　　 尤其是法制的問題，在過去20年被反復提及，也被賦予了重要的期待，但民眾似乎對此仍有諸多不滿。法制建設總體而言可能是受到既得利益團體的阻礙，並不願意有重大改變，這樣的阻力也導致現行法律制度改革進展一直相對緩慢。而隨著社會發展，不少新問題湧現，法律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最終也會被這些問題所倒逼，繼而出現政策調整，以期望逐步完善現有法律體系。
　　 過去幾年，在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中我們經常會聽到“又廢除了幾百、上千條法律條例”等等的表述，某種程度上反應出澳門現行的法律體系是多麼滯後，這也說明澳門的發展現況已然在倒逼政府、立法會等去主動改變法律制度。事實上，不合理的法律制度與諸多規範為市民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成本，整個社會都在承擔這些成本，雖然這不是澳門獨有，很多地區、國家也都出現過類似情況，但學習其它先進地區、國家的經驗，來主動完善法律體系，服務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確實需要快馬加鞭。雖然這需要一個過程，但因為不少法律還是澳葡時代陳舊的產物，所以短期內的大破大立亦是可能需要採取的“霹靂手段”。
　　變革年，魄力推動改革
　　 2019年對於澳門、中國乃至全球而言，都是關鍵的一年，如今國際形勢進入一個不穩定時期，舊有的增長方式和國際秩序也都在發生變革，目前世界經濟的增長前景也並不被看好。因此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澳門實際上面臨的國際、國內與區內的形勢並不有利，在此更應該做出一個長遠規劃。特區政府做五年規劃也是近來才發生的事情，過去澳門從來沒有五年規劃，都是一年一年的施政方向，畢竟市場經濟下並不強調此種長遠規劃，但面臨複雜的情勢，提出澳門特區發展的五年規劃本身就是一個進步，開始形成戰略，值得肯定。但應該規劃什麼？必須清晰明確城市發展的定位，即“一中心，一平臺”加上一個基地，那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如何達成規劃，說得再好若做不到就會淪為紙上談兵的空談。而落實這樣的長遠規劃，需要幾個關鍵“抓手”（因素）來配合。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人才。澳門的發展需要人才，如今也有人才引進制度，但長期以保護為主的保守政策局限了澳門未來發展的可能。其次，澳門面臨著大灣區建設的機遇，當周邊地區都在突飛猛進朝此發展之時，澳門若不抓住這個機遇，真正以實際行動加快融入大灣區，最終有可能被邊緣化。深圳、東莞、惠州、廣州等城市都在急劇整合，相比之下澳門參與力度顯得不足，一旦錯過了這班列車，十年之後，澳門經濟真的會面臨邊緣化危機。因此新政府未來的決策者以及澳門現在的精英管理層，應該對此高度重視。
　　 再者，特區政府也要加快步伐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尤其需要完善法律制度，加強公務員隊伍專業素養與治理能力的提升，加強反腐力度，大力解決百姓所關注的民生重大問題，樹立緊迫意識，從而有智慧、有魄力地來對澳門進行改革、改善，才有可能在快速的區域整合與競爭中，站穩腳跟，繼續保持澳門的可持續高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