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仅在“老协和”工作过一年的马家润，一辈子遵循 “老协和”的严谨传统，完成了自己这代人承上启下的责任。
1950年1月2日，马家润第一天到协和医院上班。2011年夏天，在协和医院行将迎来90年院庆的时刻，81岁的马家润仍然清楚记得自己入职的日子。
马家润是北京人，自幼就与协和结下了缘分。当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出资出人，与政府合作在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事务所进行公共卫生实践，还是东城区小学生的马家润就曾在该所接受检查、接种疫苗。后来因为家庭经济情形越来越不好，不能够同时供他和哥哥一起上学，1948年，还在上高二的马家润不得不辍学在家。当时协和医院复院，正在招人，马家润的父亲托了协和医院的朋友，帮儿子报了名，经过两次体检后，顺利上班了。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清洁工。医院里的熟人安慰他，只要你努力，好好工作，协和是有一些机会的。果然，两个月后，协和医院病案室需要人手，考试内容包括英语，要在报名的十来个人中选一个，马家润报名后，通过了笔试、面试，从此与协和病案结下了不解之缘。
老协和
1950年，刚刚参加工作的马家润还不满20岁。虽然已经解放了，但是协和医院还严格遵守着“老协和”的管理模式。
那时协和人仍然以使用英文为荣，马家润回忆，那时去领个东西，写个条子，都需要用英文，他曾亲眼见到前来查病案的林巧稚大夫一进门，就用流利的英语和时任病案室主任王贤星交流。事实上，一直到1951年被政府接管，协和医院的病历全部是用英文书写，后来才改成中文，而病案的疾病诊断名称则要到1957年才全部改成中文。
协和那时的管理很严格。马家润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到医院上班，从来不迟到。规定走路声音要轻，说话声音要低，绝对不允许穿硬底鞋，特别是高跟鞋。所有在协和工作的员工上班不许吃大蒜、韭菜，也不准吸烟。有人去厕所偷着吸烟被发现后，当即就被开除了。
“老协和”当时与众不同的地方，是用美金折合薪水。马家润记得，中孚银行当时在协和医院里就有一个营业所，可以即时兑换。他最初的薪水是每月17美金，当时约折合人民币七十多元，这比协和外面的普通工人高多了，但还属于协和里最低的水平。马家润记得，当时初级的职员月薪是36美元，共有六个等级。他不晓得高级职员的月薪究竟有多少。但是后来改革工资制度，病案室主任王贤星月工资调整为人民币225块，肯定比他从前拿的工资低。
优厚的薪水之外，还有一流的福利。马家润回忆，那时协和员工的妻子、子女到协和看病都不花钱。医院对住院医师、护士的后勤服务更是周到，衣服被褥的清洁，宿舍的打扫都有专人负责，马家润印象最深的是那时有医生专用的食堂，哪怕是夜晚紧急动完手术，大夫饭厅里还随时有人，预备热饭，“你就干你的事，什么都有人管。” 马家润介绍，彼时协和的医师没有后顾之忧，给病人诊疗，也绝无费用压力，只需考虑怎么更合理地为病人进行诊断治疗，确有需要才开出化验单。
在马家润印象里，当时一般的老百姓并不愿到老协和来看病，来协和就诊者多为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者，但是确有不少穷人来就诊，真正没钱的患者老协和可给予免费诊治。协和医院当年在患者挂号前设立了一个分诊台，挂号分A、B、C、D四档，A档属于特别病人，能够指定某大夫看病，但是化验费、检查费、药费都要提高几倍；B档只需支付正常费用；C档可减免部分费用；D档则完全免费，但是这类病人的经济状况需要由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工作人员进行详细调查和甄别，他们的经济状况往往在病案上有详细记录。协和的工作人员除了帮助其就诊，有时还帮助他们找工作，解决就业困难。马家润还记得那时有一个贫穷的患者腿部残疾，一直在协和看病，每次来都免费。
新协和
1951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正式决定接管协和。协和的旧时代结束，此时马家润恰恰在“老协和”工作了一整年。年轻的他很快接受了新变化，协和的教职工保留原职原薪。为了不让“亲美反动分子”聚集在协和这个 “资产阶级大染缸”，同时国家卫生系统建设也需要借助协和的力量，协和的大量骨干被抽调，协和病案室就抽走了不少人。马家润回忆，当时的解放军总医院开院，从协和调去了大批业务骨干，包括电话员，其病案室的组建、科室主任都是由协和过去的。马家润本人则曾经到职工业余学校工作一年余，1954年1月份又回到了病案室。
协和被接管不久，便由总后卫生部派来了军事代表，参与管理。1955年5月，马家润和同在协和医学院办公室工作的妻子结婚，妻子当时还穿着军装。婚礼是在协和的护士楼食堂举行的，由时任协和医学院校长李宗恩主婚，张之强政委证婚，虽然仪式很简单，但是很风光。马家润的两个孩子此后也在协和医院里出生，全家人都盖上了协和的戳记。
协和之宝
“老主任是我的老师，那一点都不错。‘老协和’的那些事，老主任想起来就会跟我叨叨。”马家润觉得自己最幸运的地方，便是进协和不久便能够在病案室主任王贤星手下工作，而且两人十分投契，马家润在言谈中一直不失尊重和亲切地称他为“老主任”。
老主任是协和医院病案历史的活化石，曾就读于教会学校，并于1918年毕业于长沙雅礼大学，获文学士学位，以后又进入南京金陵大学进修一年，修习拉丁文。早在1919年6月，王贤星便到协和医学院募用处工作。1921年，协和医院建成，开始收治病人，建立了病案室，王贤星调入病案室工作，并于1922年被任命为病案室主任，1942年，日军占领协和期间短暂关闭医院，王贤星曾赴四川，担任了华西医院院长，负责管理协和在四川的医学生。1946年返回协和做复院前的准备工作，1948年5月协和医院恢复开业，他继续担任协和医院病案室主任，一直到1977年，以83岁高龄退休。
王贤星堪称是中国现代病案管理工作的创始人。病案不同于病历，后者是指正在运行的，还没有归档的病案，前者则是指按照规范客观、完整、连续记录患者疾病变化、诊疗经过、治疗效果的档案，由病案管理部门按照规定保存，是医疗、教学、科研的基础材料，也是珍贵的原始历史档案。
1950年夏天，也就是马家润刚调进“老协和”病案室不久，正值酷暑时节，著名教授钟惠澜来到病案室，要总结分析黑热病病案。马家润和同事积极配合，每天下午到病案库房查找病案，一连干了近一个月。库房设在协和楼顶绿琉璃瓦之下的闷顶子内，屋内被晒得热气腾腾，大家不得不脱掉上衣赤膊上阵，终于完成了任务。
马家润在《几度沧桑话病案》一文中回忆，“统计数字表明，协和正式发表的论文，有85%都是依赖病案资料总结完成的，许多科研成果也是依靠病案取得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林巧稚当年为得出中国妇女骨盆大小的正确数值，曾动员了全科医师到病案室，总结了上万份产科病案。当时协和的医生无论任何级别，都可以向病案室提出要求，请其配合查找。医生研究后，再用英文写出文章，邮寄到美国发表。
协和医院因为收存的病案数量多，历史长，内容翔实，能反映医学科学的最新进展，曾与协和的专家教授、图书资料一起，被并称作“协和三宝”，早在上世纪30年代便享誉中外，堪称世界一流水准。王贤星当时曾向医院申请到美国学习病案管理，时任协和医学院校长胡恒德说：“不是你到美国学习，而是美国医生应到协和去学习。”
协和病案极大提供了医学教学、科研的便利，受到协和医生们的重视，同时还为社会历史调查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资料。马家润曾在回忆文章里记述，当年发生在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残酷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三一八惨案，学生遭枪杀，四十多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不少学生当时被送到了北京市各医院救治。1985年共青团中央和共青团北京市委联合调查该运动中的死难者，调查者走访了有关医院，调阅当时受难人员的老病案，结果在其他医院一无所获，只有在协和医院，不仅找出当年被送到老协和抢救治疗的近二十名罹难者的全部病案，而且找到一位尚未弄清姓名便死在协和的学生病案。调查人员很感激，因为老协和病案使得很难调查弄清的问题顺利得到了解决。
协和医院曾经有不少名流显贵来看过病，协和存有孙中山、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等人的病案。此外，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包括林彪和刘亚楼在内，都曾到协和看过病，邓颖超则是林巧稚的老病人，马家润表示，所有的病案协和都一视同仁，只是在近年，一些具备重大历史价值的名人病案才由专人保存。
令人遗憾的是，编号为“9954”的孙中山病案袋中，仅留下了一张借条。1942年，协和被日军侵占后，日本人以“借阅”为名，将孙中山的病案资料全部取走，一直没有归还。
保存病案风波
具有珍贵价值的协和病案得以在乱世中幸存至今，是老主任王贤星以及协和病案室工作人员，包括其它诸多协和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马家润亲历并且继承了“老协和”人保护病案的传统。他在《记王贤星主任二三事》一文中记载，1942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协和，欲销毁近五十万份协和病案。战争爆发前曾到协和病案室和图书馆卧底的日本军官松桥堡，某日告诉王贤星：“你的病案我们准备销毁送造纸厂。”王贤星冒着触怒日本人的危险责问：“这些病案放在那里，对你们日本有什么害处吗？为什么要毁掉，你们太愚蠢了！难道把这些科学的有用的东西当废纸？”老协和人深知这批病案的价值。当年在北平中央医院（后改名为中和医院，市人民医院前身）担任院长的老协和毕业生钟惠澜知道后，紧急出面联络，说不要烧毁，如果要卖我全包了，我去凑钱买下。当时的协和图书馆馆长赵庭范，也曾代为寻找地方存放病案。数月后，松桥堡告诉王星贤：“你的病案决定不销毁了。”
根据马家润的回忆，1960年，国家物资严重匮乏，有领导提出将一些老病案送造纸厂再生造纸支援国家。老主任建议先征求临床科室主任们的意见。结果不久，时任协和医院副院长董炳焜找到王贤星说：“只问你一句话，病案能不能销毁？”王贤星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销毁。”董炳焜说：“你放心吧，我去做工作。”
“文革”期间，病案保存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急境地，一个工人造反派组长厉声厉色指着王贤星质问：“我们工人就要当家，你说，你保存的病案有什么用，应该销毁了吧！”逼得年逾古稀靠边站的王贤星只得说“可以销毁，销毁！”会场一片哑然。马家润急中生智，赶紧指着自己尊敬的老师质问：“你做了这么多年的病案工作，不知道病案是有用的吗？你是说的真心话吗！真的可以都销毁了吗！”尽管老主任当时面色通红，但会议上再没有提销毁病案的事。
20世纪70年代初，又有领导提出销毁部分病案的意见时，马家润向老主任建议，协和的病案已是国家珍贵的档案资料，干脆去征求国家档案部门的意见，结果因为协和病案具有的历史价值，再一次得以保留。
马家润和老主任在动乱年代结下了友谊。“破四旧”期间，老主任叫上马家润，两人一起偷偷地将英文书籍、档案资料藏了起来。马家润则继承了老主任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文革”时期，协和医院所有的化验单上都必须加上毛主席语录，马家润就逐一印上“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语录，有意对其他人再做提醒。
1989年7月4日，王贤星离世，享年96岁，家属遵照其遗嘱将遗体捐献给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1950年初，年轻的马家润迈进“老协和”大门，亲历了“老协和”的最后一年。
2011年，已是耄耋之年的马家润迎来了“新协和”的第一个甲子。
“这一辈子全都为了这个事业。”马家润感慨。
1950年1月2日，马家润第一天到协和医院上班。2011年夏天，在协和医院行将迎来90年院庆的时刻，81岁的马家润仍然清楚记得自己入职的日子。
马家润是北京人，自幼就与协和结下了缘分。当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出资出人，与政府合作在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事务所进行公共卫生实践，还是东城区小学生的马家润就曾在该所接受检查、接种疫苗。后来因为家庭经济情形越来越不好，不能够同时供他和哥哥一起上学，1948年，还在上高二的马家润不得不辍学在家。当时协和医院复院，正在招人，马家润的父亲托了协和医院的朋友，帮儿子报了名，经过两次体检后，顺利上班了。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清洁工。医院里的熟人安慰他，只要你努力，好好工作，协和是有一些机会的。果然，两个月后，协和医院病案室需要人手，考试内容包括英语，要在报名的十来个人中选一个，马家润报名后，通过了笔试、面试，从此与协和病案结下了不解之缘。
老协和
1950年，刚刚参加工作的马家润还不满20岁。虽然已经解放了，但是协和医院还严格遵守着“老协和”的管理模式。
那时协和人仍然以使用英文为荣，马家润回忆，那时去领个东西，写个条子，都需要用英文，他曾亲眼见到前来查病案的林巧稚大夫一进门，就用流利的英语和时任病案室主任王贤星交流。事实上，一直到1951年被政府接管，协和医院的病历全部是用英文书写，后来才改成中文，而病案的疾病诊断名称则要到1957年才全部改成中文。
协和那时的管理很严格。马家润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到医院上班，从来不迟到。规定走路声音要轻，说话声音要低，绝对不允许穿硬底鞋，特别是高跟鞋。所有在协和工作的员工上班不许吃大蒜、韭菜，也不准吸烟。有人去厕所偷着吸烟被发现后，当即就被开除了。
“老协和”当时与众不同的地方，是用美金折合薪水。马家润记得，中孚银行当时在协和医院里就有一个营业所，可以即时兑换。他最初的薪水是每月17美金，当时约折合人民币七十多元，这比协和外面的普通工人高多了，但还属于协和里最低的水平。马家润记得，当时初级的职员月薪是36美元，共有六个等级。他不晓得高级职员的月薪究竟有多少。但是后来改革工资制度，病案室主任王贤星月工资调整为人民币225块，肯定比他从前拿的工资低。
优厚的薪水之外，还有一流的福利。马家润回忆，那时协和员工的妻子、子女到协和看病都不花钱。医院对住院医师、护士的后勤服务更是周到，衣服被褥的清洁，宿舍的打扫都有专人负责，马家润印象最深的是那时有医生专用的食堂，哪怕是夜晚紧急动完手术，大夫饭厅里还随时有人，预备热饭，“你就干你的事，什么都有人管。” 马家润介绍，彼时协和的医师没有后顾之忧，给病人诊疗，也绝无费用压力，只需考虑怎么更合理地为病人进行诊断治疗，确有需要才开出化验单。
在马家润印象里，当时一般的老百姓并不愿到老协和来看病，来协和就诊者多为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者，但是确有不少穷人来就诊，真正没钱的患者老协和可给予免费诊治。协和医院当年在患者挂号前设立了一个分诊台，挂号分A、B、C、D四档，A档属于特别病人，能够指定某大夫看病，但是化验费、检查费、药费都要提高几倍；B档只需支付正常费用；C档可减免部分费用；D档则完全免费，但是这类病人的经济状况需要由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工作人员进行详细调查和甄别，他们的经济状况往往在病案上有详细记录。协和的工作人员除了帮助其就诊，有时还帮助他们找工作，解决就业困难。马家润还记得那时有一个贫穷的患者腿部残疾，一直在协和看病，每次来都免费。
新协和
1951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正式决定接管协和。协和的旧时代结束，此时马家润恰恰在“老协和”工作了一整年。年轻的他很快接受了新变化，协和的教职工保留原职原薪。为了不让“亲美反动分子”聚集在协和这个 “资产阶级大染缸”，同时国家卫生系统建设也需要借助协和的力量，协和的大量骨干被抽调，协和病案室就抽走了不少人。马家润回忆，当时的解放军总医院开院，从协和调去了大批业务骨干，包括电话员，其病案室的组建、科室主任都是由协和过去的。马家润本人则曾经到职工业余学校工作一年余，1954年1月份又回到了病案室。
协和被接管不久，便由总后卫生部派来了军事代表，参与管理。1955年5月，马家润和同在协和医学院办公室工作的妻子结婚，妻子当时还穿着军装。婚礼是在协和的护士楼食堂举行的，由时任协和医学院校长李宗恩主婚，张之强政委证婚，虽然仪式很简单，但是很风光。马家润的两个孩子此后也在协和医院里出生，全家人都盖上了协和的戳记。
协和之宝
“老主任是我的老师，那一点都不错。‘老协和’的那些事，老主任想起来就会跟我叨叨。”马家润觉得自己最幸运的地方，便是进协和不久便能够在病案室主任王贤星手下工作，而且两人十分投契，马家润在言谈中一直不失尊重和亲切地称他为“老主任”。
老主任是协和医院病案历史的活化石，曾就读于教会学校，并于1918年毕业于长沙雅礼大学，获文学士学位，以后又进入南京金陵大学进修一年，修习拉丁文。早在1919年6月，王贤星便到协和医学院募用处工作。1921年，协和医院建成，开始收治病人，建立了病案室，王贤星调入病案室工作，并于1922年被任命为病案室主任，1942年，日军占领协和期间短暂关闭医院，王贤星曾赴四川，担任了华西医院院长，负责管理协和在四川的医学生。1946年返回协和做复院前的准备工作，1948年5月协和医院恢复开业，他继续担任协和医院病案室主任，一直到1977年，以83岁高龄退休。
王贤星堪称是中国现代病案管理工作的创始人。病案不同于病历，后者是指正在运行的，还没有归档的病案，前者则是指按照规范客观、完整、连续记录患者疾病变化、诊疗经过、治疗效果的档案，由病案管理部门按照规定保存，是医疗、教学、科研的基础材料，也是珍贵的原始历史档案。
1950年夏天，也就是马家润刚调进“老协和”病案室不久，正值酷暑时节，著名教授钟惠澜来到病案室，要总结分析黑热病病案。马家润和同事积极配合，每天下午到病案库房查找病案，一连干了近一个月。库房设在协和楼顶绿琉璃瓦之下的闷顶子内，屋内被晒得热气腾腾，大家不得不脱掉上衣赤膊上阵，终于完成了任务。
马家润在《几度沧桑话病案》一文中回忆，“统计数字表明，协和正式发表的论文，有85%都是依赖病案资料总结完成的，许多科研成果也是依靠病案取得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林巧稚当年为得出中国妇女骨盆大小的正确数值，曾动员了全科医师到病案室，总结了上万份产科病案。当时协和的医生无论任何级别，都可以向病案室提出要求，请其配合查找。医生研究后，再用英文写出文章，邮寄到美国发表。
协和医院因为收存的病案数量多，历史长，内容翔实，能反映医学科学的最新进展，曾与协和的专家教授、图书资料一起，被并称作“协和三宝”，早在上世纪30年代便享誉中外，堪称世界一流水准。王贤星当时曾向医院申请到美国学习病案管理，时任协和医学院校长胡恒德说：“不是你到美国学习，而是美国医生应到协和去学习。”
协和病案极大提供了医学教学、科研的便利，受到协和医生们的重视，同时还为社会历史调查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资料。马家润曾在回忆文章里记述，当年发生在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残酷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三一八惨案，学生遭枪杀，四十多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不少学生当时被送到了北京市各医院救治。1985年共青团中央和共青团北京市委联合调查该运动中的死难者，调查者走访了有关医院，调阅当时受难人员的老病案，结果在其他医院一无所获，只有在协和医院，不仅找出当年被送到老协和抢救治疗的近二十名罹难者的全部病案，而且找到一位尚未弄清姓名便死在协和的学生病案。调查人员很感激，因为老协和病案使得很难调查弄清的问题顺利得到了解决。
协和医院曾经有不少名流显贵来看过病，协和存有孙中山、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等人的病案。此外，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包括林彪和刘亚楼在内，都曾到协和看过病，邓颖超则是林巧稚的老病人，马家润表示，所有的病案协和都一视同仁，只是在近年，一些具备重大历史价值的名人病案才由专人保存。
令人遗憾的是，编号为“9954”的孙中山病案袋中，仅留下了一张借条。1942年，协和被日军侵占后，日本人以“借阅”为名，将孙中山的病案资料全部取走，一直没有归还。
保存病案风波
具有珍贵价值的协和病案得以在乱世中幸存至今，是老主任王贤星以及协和病案室工作人员，包括其它诸多协和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马家润亲历并且继承了“老协和”人保护病案的传统。他在《记王贤星主任二三事》一文中记载，1942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协和，欲销毁近五十万份协和病案。战争爆发前曾到协和病案室和图书馆卧底的日本军官松桥堡，某日告诉王贤星：“你的病案我们准备销毁送造纸厂。”王贤星冒着触怒日本人的危险责问：“这些病案放在那里，对你们日本有什么害处吗？为什么要毁掉，你们太愚蠢了！难道把这些科学的有用的东西当废纸？”老协和人深知这批病案的价值。当年在北平中央医院（后改名为中和医院，市人民医院前身）担任院长的老协和毕业生钟惠澜知道后，紧急出面联络，说不要烧毁，如果要卖我全包了，我去凑钱买下。当时的协和图书馆馆长赵庭范，也曾代为寻找地方存放病案。数月后，松桥堡告诉王星贤：“你的病案决定不销毁了。”
根据马家润的回忆，1960年，国家物资严重匮乏，有领导提出将一些老病案送造纸厂再生造纸支援国家。老主任建议先征求临床科室主任们的意见。结果不久，时任协和医院副院长董炳焜找到王贤星说：“只问你一句话，病案能不能销毁？”王贤星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销毁。”董炳焜说：“你放心吧，我去做工作。”
“文革”期间，病案保存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急境地，一个工人造反派组长厉声厉色指着王贤星质问：“我们工人就要当家，你说，你保存的病案有什么用，应该销毁了吧！”逼得年逾古稀靠边站的王贤星只得说“可以销毁，销毁！”会场一片哑然。马家润急中生智，赶紧指着自己尊敬的老师质问：“你做了这么多年的病案工作，不知道病案是有用的吗？你是说的真心话吗！真的可以都销毁了吗！”尽管老主任当时面色通红，但会议上再没有提销毁病案的事。
20世纪70年代初，又有领导提出销毁部分病案的意见时，马家润向老主任建议，协和的病案已是国家珍贵的档案资料，干脆去征求国家档案部门的意见，结果因为协和病案具有的历史价值，再一次得以保留。
马家润和老主任在动乱年代结下了友谊。“破四旧”期间，老主任叫上马家润，两人一起偷偷地将英文书籍、档案资料藏了起来。马家润则继承了老主任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文革”时期，协和医院所有的化验单上都必须加上毛主席语录，马家润就逐一印上“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语录，有意对其他人再做提醒。
1989年7月4日，王贤星离世，享年96岁，家属遵照其遗嘱将遗体捐献给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1950年初，年轻的马家润迈进“老协和”大门，亲历了“老协和”的最后一年。
2011年，已是耄耋之年的马家润迎来了“新协和”的第一个甲子。
“这一辈子全都为了这个事业。”马家润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