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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20世纪末期，以陈平原、黄子平和钱理群对于新文学史的建构，文学史的写作呈现的多元的态势。而在文学史中，关于旧体诗的讨论和关注程度在新世纪之交前后显得格外明显。学术界对于旧体诗的生命力、合法性、现代性等旧体诗词诸多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本文意在从旧体诗词的传承与断裂、旧体诗词的发展状况以及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三个方面来展开讨论。希望通过这三个方面对20世纪“潜在写作”下的旧体诗词有个大致的梳理和整体感知。
关键词：潜在写作；传承；断裂；现代性
在未进入正文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论文题目中的“潜在写作”加以阐释和区别。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陈思和教授，他意在说明当代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即有许多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利的作家，在万马齐喑的时代，依然保持了对文学的热爱和创作的激情，他们写出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社会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近言之，“潜在写作”是在没有写作自由的特定时代下的地下写作。而笔者所论述的20世纪“潜在写作”下的旧体诗词是意指在20世纪至今关于旧体诗的书写有着庞大的人群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极大地关注度和争议。
一、旧体诗词的传承与断裂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中，“旧体诗词”或者说“旧诗”的概念是与“新诗”的概念是同步产生的，谁也离不开谁。这里就涉及到了旧体诗词的传承问题了。中国是个有着诗歌传统的古老国度。反观中国诗歌史，“古体诗”和“近体诗”的概念是相对而言的，就如同今天“新诗”和“旧诗”的概念是相对而言一样。唐宋元明清的人照样古体诗，有时创作出来的作品照样比近体诗要好。近代的黄遵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在对待旧诗词的问题上，应该用辩证的思维去看待，“旧”的并不比“新”的差，“新”的也不全都比“旧”的好。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一些浸染着新思潮的诗人们在进行新诗创作时也同样汲取着“旧诗”的养料。新月派的闻一多所倡导诗歌要遵循的三美（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也一定程度上传统了旧体格律诗的一些理论；“新潮社”的主将，“白话诗”的主要倡导者康白情先生在进行诗歌创作中对于意象的选择大都从《诗经》中寻找端倪，且具有诗情画意：还有五四时期诗人朱湘对于古代民歌（民谣）的化用都是出神入化的……
实际上，在中国诗歌发展进入20世纪以来，诗歌的种类一直是不断增加的。我们只能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因为，旧诗体的存在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甚至消失的。在“新诗”的表层激流下，作为百年的旧体诗词去一直在延续着民族诗歌的脉络和文学传统。无论如何，“新诗”的诞生不能以“旧体诗词”的死亡为条件。实际上，“新诗”的诞生和成长离不开“旧体诗词”，就如同“近体诗”的诞生和成长离不开“古体诗”一样。同样，词的诞生与成长离不开诗，曲的诞生与成长也离不开词。既然唐宋以来，中国诗坛能够诗词曲并存，那么“旧体诗词”与“新诗”也非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它们在对立的关系中也有着相互交融、互补和融合的可能性。“旧体诗词”与“新诗”应该是“历时性出现，共时性存在”的关系。
然而，“旧体诗词”在五四时期遭遇了断裂与沉沦的状况。自1917年，陈独秀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来，“新诗”站了起来，而与此同时，“旧体诗词”沉沦下去了。对于“沉沦”这一状况，我们不能说旧体诗词的创作因此中断，而是“旧体诗词”的主流地位的丧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诗”的合法地位是建立在“旧体诗词”的“非法性”基础上来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于“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口号的提出和践行，也对处于主导地位的“旧体诗词”的一次沉重打击。再者，对于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他们所倡导的文学革命颇有些“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自负。其中，就陈独秀而言，无论其对于文学革命的预期，还是后世学者对新文学的解读大都收到了与进化论相结合的线性史观的影响口。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激进主义策略对于“旧体诗词”处于“主流诗坛”的合法地位有了更为强劲的理论依据。当然，旧体诗词的书写还是继续进行着的，至此具有了某种“潜在写作”下的意味了。
二、旧体诗词的发展状况
五四以来，旧体诗词一直处在被压抑和被遮蔽的艰难状态下生存着和发展着。当然，大多数时候，人们将旧体诗词的创作归结于新文学家们的业余爱好。其实，民国时期许多学者，尤其是那些传统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学者，很多时候都在业余时间进行着旧体诗词的创作。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抑或各民主党派，都不缺乏对旧体诗词创作的优秀写手。还有许多政治家或军事干将都热衷于对于旧体诗词的创作。更不用说一些从事艺术工作的一些画家或音乐家，他们都有着对于旧体诗创作的热情。实际上，大多数进行旧体诗创作的写手们，他们大都有着自己的正式工作或职业，大都是把旧体诗的创作当做工作之余的“闲事”去做。回顾那些文學史家所书写的现当代文学史中，我们可以察觉到进入20世纪以来，大致出现了这样几次就于旧体诗词创作的高潮期。在五四之前，辛亥时期的“南社”对于旧体诗词创作的推动；抗战时期的旧体诗词的创作高潮以及文化大革命后期“天安门诗抄”事件。这些都是把处于边缘状态下发展的旧体诗词的创作推向高潮的特殊创作时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旧体诗词的非常态化的创作高潮。总体来说，自五四以来，对于旧体诗词的发展状态，还是处于被压抑被遮蔽的状态下生存者和发展着。
自20世纪80年代，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其生存环境来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其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华诗词学会的成立，以及随后的会刊《中华诗词》的创办。就目前的发展态势而言，现在《中华诗词》的发行量已经远远超过以发行新诗的《诗刊》的发行量。《中华诗词》以发行旧体诗词为主，也刊发少量新诗。《中华诗词》和《诗刊》这两个刊物的此消彼长，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新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诗坛的话语生态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历史嬗变。不过，在当前旧体诗词出现繁荣的态势下，也隐藏着危机。虽然《中华诗刊》的发行量远远超过《诗刊》的发行量，也不能足以证明旧体诗词的创作质量远大于新诗的创作质量。刊物的发行量仅仅是一个数量指标，是质量评估的一个参数而已。由于旧体诗的创作人群很庞大，活跃的人也很多。更重要的是，旧体诗的作者，不像新诗作者那样，大多局限在文学界，而是遍布社会各界。他们对于他们在吟唱之时，自娱、自况的意味浓，在创作上所寄托的名利之心，普遍也比新诗界要淡泊得多。但他们似乎更渴望交流，不少的人，都是用手机写旧体诗，然后用短信的方式发给朋友们，收到的朋友也多以短信回应。用这种现代的技术形式写旧体诗词，已成当代一大文化景观，这对一种文化、语言的传承，对一种世道人心的观察与体悟，是大有益处的。但是，当代人写的旧体诗，大多还是陷入了无病呻吟、为文而造情、“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套路之中，多半是用自己的舌头唱古人的歌。虽然不少人也掌握了一些旧体诗的技巧和用典，但多半也是文字游戏，陈词滥调，是一种根据旧体诗词规则进行重新组装的语言表演，所以，真正出彩的、有新意的创作，是极少的。他们对于旧体诗词的创作并未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就像徐志英教授所言：“在我看来，能不能人文学史，主要看作品对于当时的社会影响，有社会影响的可以入，看不出社会影响的，可以不入。”一种旧的文学形式，有时也还是能够表达当代生活和当代情感的，重要的是作者如何处理当下这些复杂的经验，并为这些经验找寻到合适的语言和形式，由此建立起一种有新创造性的说话方式。这些方面都是旧体诗词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面临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旧体诗词入史的问题
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目前尚未完全进入到主流文学史视野之中。即使是有限的进入，也并没有被真正的整合其中，尚未根本地改变既定的文学史的秩序。如果说旧体诗词创作呈现“边缘化”形式，这是有人加以反驳的；但如果讲关于旧体诗词的专业化研究呈现“边缘化”的状态，这确实是没有疑问的。之所以会出现研究边缘化的状态，从根本上说上研究者对于当前旧体诗词的创作普遍不太满意，形式化、商业化、概念化的旧体诗词创作导致当代旧体诗词的深度研究乏善可陈。不过，话说回来，任何一种文学创作，在没有进行经典化之前都是泥沙俱下的。研究者需要慧眼来关注一些优秀的文学创作，并且有义务去发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中一些优秀诗人的优秀创作。目前学界有两类学者对于旧体诗词研究有所关注。第一类是古典文学学者研究旧体诗词。他们主要是将旧体诗词研究作为古典诗词的余绪或“尾巴”来加以考量。第二类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涉足并且呼吁对于旧体诗词的研究。总体来说，现当代文学学界对于20世纪旧体诗词的研究还是有限的，更多的还是古代文学学者的介入，他们认为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延伸性的组成部分。所以，作为一个古代文学学科和现当代文学学科交叉地带的旧体诗词研究陷入了一个相对于尴尬和“灰色”的境地。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界，长期以来流行这一个观念，就是旧体诗词不易表达现代人的现代性体验。实际上，毫无疑问，用旧体诗词来表达现代人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体验难度确实很大，因为旧体诗词提供给诗人施展的空间普遍比新诗提供的空间要小得多。自由体的新诗由于少了形式格律的限制，虽然在表达现代人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生命体验上有其自由表达、无拘无束的长处，但其短处也经常被人们所诟病的，诸如不够含蓄，不够凝练，缺少余味等等。而优秀的旧体诗词对于现代意象的捕捉、东西方典故的运用，现代写作表现手法的运用，也在汲取新诗的长处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己，從而更好地传达现代人的思绪和感情。旧体诗词的艺术形式还有生命力，还足以作为新的思想感情的载体。况且国内学者对于现代性的质疑也由来已久，我们对于一些文学样式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也很难有个明确的回答。钱理群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序言中大致的说到：中国现代文学必须要用现代汉语来传达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口问题在于，现代人就只能表达现代性的思想和情绪？现代人同样也可以表达传统性或古典l生的思想感情状态。所以，我们会发现经过修订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把一些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写进文学史中。后来南京大学的丁凡和董建等人主编的《新编当代文学史稿》把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也写进文学史里面了。作为武侠小说等通俗文学类型的文学样式在多数人看来是反现代性的。但经过一些学者的论述，一些传统性很强的文学样式或文学思潮具备了现代性，继而可以堂而皇之的写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那么，据此推理，旧体诗词为何不能写入现当代文学史中呢？这是个值得玩味的问题。
关键词：潜在写作；传承；断裂；现代性
在未进入正文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论文题目中的“潜在写作”加以阐释和区别。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陈思和教授，他意在说明当代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即有许多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利的作家，在万马齐喑的时代，依然保持了对文学的热爱和创作的激情，他们写出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社会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近言之，“潜在写作”是在没有写作自由的特定时代下的地下写作。而笔者所论述的20世纪“潜在写作”下的旧体诗词是意指在20世纪至今关于旧体诗的书写有着庞大的人群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极大地关注度和争议。
一、旧体诗词的传承与断裂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中，“旧体诗词”或者说“旧诗”的概念是与“新诗”的概念是同步产生的，谁也离不开谁。这里就涉及到了旧体诗词的传承问题了。中国是个有着诗歌传统的古老国度。反观中国诗歌史，“古体诗”和“近体诗”的概念是相对而言的，就如同今天“新诗”和“旧诗”的概念是相对而言一样。唐宋元明清的人照样古体诗，有时创作出来的作品照样比近体诗要好。近代的黄遵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在对待旧诗词的问题上，应该用辩证的思维去看待，“旧”的并不比“新”的差，“新”的也不全都比“旧”的好。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一些浸染着新思潮的诗人们在进行新诗创作时也同样汲取着“旧诗”的养料。新月派的闻一多所倡导诗歌要遵循的三美（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也一定程度上传统了旧体格律诗的一些理论；“新潮社”的主将，“白话诗”的主要倡导者康白情先生在进行诗歌创作中对于意象的选择大都从《诗经》中寻找端倪，且具有诗情画意：还有五四时期诗人朱湘对于古代民歌（民谣）的化用都是出神入化的……
实际上，在中国诗歌发展进入20世纪以来，诗歌的种类一直是不断增加的。我们只能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因为，旧诗体的存在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甚至消失的。在“新诗”的表层激流下，作为百年的旧体诗词去一直在延续着民族诗歌的脉络和文学传统。无论如何，“新诗”的诞生不能以“旧体诗词”的死亡为条件。实际上，“新诗”的诞生和成长离不开“旧体诗词”，就如同“近体诗”的诞生和成长离不开“古体诗”一样。同样，词的诞生与成长离不开诗，曲的诞生与成长也离不开词。既然唐宋以来，中国诗坛能够诗词曲并存，那么“旧体诗词”与“新诗”也非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它们在对立的关系中也有着相互交融、互补和融合的可能性。“旧体诗词”与“新诗”应该是“历时性出现，共时性存在”的关系。
然而，“旧体诗词”在五四时期遭遇了断裂与沉沦的状况。自1917年，陈独秀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来，“新诗”站了起来，而与此同时，“旧体诗词”沉沦下去了。对于“沉沦”这一状况，我们不能说旧体诗词的创作因此中断，而是“旧体诗词”的主流地位的丧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诗”的合法地位是建立在“旧体诗词”的“非法性”基础上来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于“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口号的提出和践行，也对处于主导地位的“旧体诗词”的一次沉重打击。再者，对于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他们所倡导的文学革命颇有些“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自负。其中，就陈独秀而言，无论其对于文学革命的预期，还是后世学者对新文学的解读大都收到了与进化论相结合的线性史观的影响口。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激进主义策略对于“旧体诗词”处于“主流诗坛”的合法地位有了更为强劲的理论依据。当然，旧体诗词的书写还是继续进行着的，至此具有了某种“潜在写作”下的意味了。
二、旧体诗词的发展状况
五四以来，旧体诗词一直处在被压抑和被遮蔽的艰难状态下生存着和发展着。当然，大多数时候，人们将旧体诗词的创作归结于新文学家们的业余爱好。其实，民国时期许多学者，尤其是那些传统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学者，很多时候都在业余时间进行着旧体诗词的创作。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抑或各民主党派，都不缺乏对旧体诗词创作的优秀写手。还有许多政治家或军事干将都热衷于对于旧体诗词的创作。更不用说一些从事艺术工作的一些画家或音乐家，他们都有着对于旧体诗创作的热情。实际上，大多数进行旧体诗创作的写手们，他们大都有着自己的正式工作或职业，大都是把旧体诗的创作当做工作之余的“闲事”去做。回顾那些文學史家所书写的现当代文学史中，我们可以察觉到进入20世纪以来，大致出现了这样几次就于旧体诗词创作的高潮期。在五四之前，辛亥时期的“南社”对于旧体诗词创作的推动；抗战时期的旧体诗词的创作高潮以及文化大革命后期“天安门诗抄”事件。这些都是把处于边缘状态下发展的旧体诗词的创作推向高潮的特殊创作时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旧体诗词的非常态化的创作高潮。总体来说，自五四以来，对于旧体诗词的发展状态，还是处于被压抑被遮蔽的状态下生存者和发展着。
自20世纪80年代，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其生存环境来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其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华诗词学会的成立，以及随后的会刊《中华诗词》的创办。就目前的发展态势而言，现在《中华诗词》的发行量已经远远超过以发行新诗的《诗刊》的发行量。《中华诗词》以发行旧体诗词为主，也刊发少量新诗。《中华诗词》和《诗刊》这两个刊物的此消彼长，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新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诗坛的话语生态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历史嬗变。不过，在当前旧体诗词出现繁荣的态势下，也隐藏着危机。虽然《中华诗刊》的发行量远远超过《诗刊》的发行量，也不能足以证明旧体诗词的创作质量远大于新诗的创作质量。刊物的发行量仅仅是一个数量指标，是质量评估的一个参数而已。由于旧体诗的创作人群很庞大，活跃的人也很多。更重要的是，旧体诗的作者，不像新诗作者那样，大多局限在文学界，而是遍布社会各界。他们对于他们在吟唱之时，自娱、自况的意味浓，在创作上所寄托的名利之心，普遍也比新诗界要淡泊得多。但他们似乎更渴望交流，不少的人，都是用手机写旧体诗，然后用短信的方式发给朋友们，收到的朋友也多以短信回应。用这种现代的技术形式写旧体诗词，已成当代一大文化景观，这对一种文化、语言的传承，对一种世道人心的观察与体悟，是大有益处的。但是，当代人写的旧体诗，大多还是陷入了无病呻吟、为文而造情、“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套路之中，多半是用自己的舌头唱古人的歌。虽然不少人也掌握了一些旧体诗的技巧和用典，但多半也是文字游戏，陈词滥调，是一种根据旧体诗词规则进行重新组装的语言表演，所以，真正出彩的、有新意的创作，是极少的。他们对于旧体诗词的创作并未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就像徐志英教授所言：“在我看来，能不能人文学史，主要看作品对于当时的社会影响，有社会影响的可以入，看不出社会影响的，可以不入。”一种旧的文学形式，有时也还是能够表达当代生活和当代情感的，重要的是作者如何处理当下这些复杂的经验，并为这些经验找寻到合适的语言和形式，由此建立起一种有新创造性的说话方式。这些方面都是旧体诗词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面临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旧体诗词入史的问题
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目前尚未完全进入到主流文学史视野之中。即使是有限的进入，也并没有被真正的整合其中，尚未根本地改变既定的文学史的秩序。如果说旧体诗词创作呈现“边缘化”形式，这是有人加以反驳的；但如果讲关于旧体诗词的专业化研究呈现“边缘化”的状态，这确实是没有疑问的。之所以会出现研究边缘化的状态，从根本上说上研究者对于当前旧体诗词的创作普遍不太满意，形式化、商业化、概念化的旧体诗词创作导致当代旧体诗词的深度研究乏善可陈。不过，话说回来，任何一种文学创作，在没有进行经典化之前都是泥沙俱下的。研究者需要慧眼来关注一些优秀的文学创作，并且有义务去发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中一些优秀诗人的优秀创作。目前学界有两类学者对于旧体诗词研究有所关注。第一类是古典文学学者研究旧体诗词。他们主要是将旧体诗词研究作为古典诗词的余绪或“尾巴”来加以考量。第二类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涉足并且呼吁对于旧体诗词的研究。总体来说，现当代文学学界对于20世纪旧体诗词的研究还是有限的，更多的还是古代文学学者的介入，他们认为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延伸性的组成部分。所以，作为一个古代文学学科和现当代文学学科交叉地带的旧体诗词研究陷入了一个相对于尴尬和“灰色”的境地。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界，长期以来流行这一个观念，就是旧体诗词不易表达现代人的现代性体验。实际上，毫无疑问，用旧体诗词来表达现代人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体验难度确实很大，因为旧体诗词提供给诗人施展的空间普遍比新诗提供的空间要小得多。自由体的新诗由于少了形式格律的限制，虽然在表达现代人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生命体验上有其自由表达、无拘无束的长处，但其短处也经常被人们所诟病的，诸如不够含蓄，不够凝练，缺少余味等等。而优秀的旧体诗词对于现代意象的捕捉、东西方典故的运用，现代写作表现手法的运用，也在汲取新诗的长处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己，從而更好地传达现代人的思绪和感情。旧体诗词的艺术形式还有生命力，还足以作为新的思想感情的载体。况且国内学者对于现代性的质疑也由来已久，我们对于一些文学样式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也很难有个明确的回答。钱理群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序言中大致的说到：中国现代文学必须要用现代汉语来传达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口问题在于，现代人就只能表达现代性的思想和情绪？现代人同样也可以表达传统性或古典l生的思想感情状态。所以，我们会发现经过修订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把一些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写进文学史中。后来南京大学的丁凡和董建等人主编的《新编当代文学史稿》把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也写进文学史里面了。作为武侠小说等通俗文学类型的文学样式在多数人看来是反现代性的。但经过一些学者的论述，一些传统性很强的文学样式或文学思潮具备了现代性，继而可以堂而皇之的写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那么，据此推理，旧体诗词为何不能写入现当代文学史中呢？这是个值得玩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