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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学是博大精深的，决不是被后代封建帝王剪裁过的儒家文化。我们要认清中国国学的真面目，如果说国学是一群高大的山峰，那么儒家只是其中的一座，而不能代表全貌。
近年来国学大倡，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又发生了兴趣，社会出现了读经热、孔子热、读史热。重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举双手欢迎。但当前社会最大的问题是，错把儒学当作国学。我要向大家说明的主要观点是：儒学并不是全部的国学，甚至不能代表国学。
儒学并不代表国学
如果让我描述当前中国对历史的研究状况，那么我认为基本上未离开传统的独尊儒术的模式和思路，如果不跳出这一模式和思路，那么今天的中国社会仍会像过去两千年里一样，走一条狭窄的国学之路。
这种现象我在几年前就感觉不对劲，譬如北京育灵童教育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出版的一套《儿童经典诵读》教材，里面没有一篇法家和墨家的著作，既没有管子的“四维”，也没有墨子的“尚贤”与“节用”。
是法家和墨家著作的文学性不强、语言不美吗？不是！而是法墨两家的思想被远远排斥在外。春秋战国时代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昌盛繁荣的中国先秦思想文化，到了后来只剩下儒家一脉。两千年间，中国人祖祖辈辈诵读的只有儒家一家的书籍。这种状况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和大不幸。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这种文化局面仍然未得到改变，更是悲剧中的悲剧了。
我是儒家人士的后裔，我的祖上仲由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论辈份我是仲由子路的第75代孙，所以我对儒学一直有深厚的感情，但我认为独尊儒术是对中国其他思想学派最大的不公，并与中国近代社会的落伍直接相关。
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必须打破封建文化专制，开拓思想，恢复中国国学的真面目（其中包括恢复儒家人物的真面目），将我国历史上真正优秀的文化传统发扬和恢复起来。
齐文化比鲁文化更具民主精神
战国时代的齐国政治，既讲法治，也讲德治，是个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国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齐文化，到后来让位于以孔子为代表的鲁文化。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管文化受到冷落，使孔文化受到吹捧？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因。
齐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与儒家代表的鲁文化有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起源于周朝的建国之初。大家知道，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地，鲁国是周公的封地，这两个人一个是周朝的国相，一个周武王的弟弟；一个姜姓，一个是姬姓。所以在两个人各自的封地上，便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周公儿子到了鲁国之后，便推行周文化，改造当地的殷文化。而姜太公的儿子到了齐地之后，顺应当地的风俗习惯，遵从当地东夷人的文化传统，所以使齐文化从一开始便带有顺民意、得民心的特点。《管子》开篇第一章就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度，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牧民）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以人为本的文化，最早就体现在齐文化里。不仅是顺民意，而且姜太公的后人特别尊重能人和贤人，因为他们先辈的职业就是国相，是靠辅佐国君起家的，他们也特别重视和尊重贤人和能人来辅佐国政。因此，在齐国的历史中先后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国相，一个是管仲，一个是晏婴。在为政方面，姜氏家族不太重视血缘关系，而是任人唯贤，唯能。这与周公后裔的鲁国形成了较大的不同。鲁国的政治一般要掌握在权贵之手，自三家分鲁之后，鲁国的政权一直操控在鲁君家族手里。后来鲁国出了孔子，一味鼓吹周礼，固守封建特权等级制，维护姬姓家族的天下。这就形成了鲁文化的特点。
了解了这段历史，便可以看出齐国政治的民主性、开放性和鲁国政治的专制性、保守性。管子和鲍叔牙都不是齐国人，但都跑到齐国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这说明当时齐国的招贤纳士风气。
在当时那个种族和种姓家族封建统治时代，齐国的这种做法就是开明的民主政治。所以体现在《管子》这部书里，是大量的民主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当然不能被后来的帝王们所容忍，所以，《管子》一书便被打入冷宫，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一时的显学——管学，从此少有人过问。
管子的反专制精神和约束君权思想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两大传统，一种是约束君权的传统，如管子和墨子都是这一传统；另一种是加强君权专制的传统，如孔丘、范睢和韩非子。这两种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力量不相上下，但秦汉以后，后者占了上风，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君王高度集权专制的道路。
此后，凡是约束君权的思想都被贬到下位，凡是崇君、捧君、擁君的思想都被扬至高位，孔子被捧上了圣位，而管子、老子和墨子都受到冷落。墨家的境地最惨。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管子》一书中有哪些是让封建帝王不高兴的话。在《管子》一书里，有多处体现出反对独裁专制、约束君王统治者的思想。如“形势”一篇中有这样的语言：“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独裁专制的国家，虽然操劳忙碌，也不免动荡不安。独裁专制国家的君主，往往是卑鄙而没有威信的。
在“权修”一篇里，管子再次提到“独王”的危害：“功之不立，名之不章，为之患者三：有独王者，有贫贱者，有日不足者。”这里的意思是，君主搞独裁专制，必然使国家贫穷卑劣，财政收入入不敷出。
在反对君主独裁的同时，管子告戒齐桓公：“君不君则臣不臣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齐国当时的君臣关系，没那么多君道尊严，并不像秦始皇以后那样，君王至高无上，不可约束。国君对大臣都是相当尊重的，齐桓公将管仲称为“仲父”，显示出当时社会的政治关系。
正因为管子是一个反对独裁专制、限制君权和约束君主的人，所以，管子到后来受到韩非子猛烈的攻击。在韩非子眼里，管子对君王的大不敬，是帝王霸业最大的危害。这是先秦文化的两个极端，一个是有限的民主文化，一个是高度的极权专制文化。可悲的是，中国后来走上了一条高度极权专制的道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管子的学说怎么能流行呢？管子思想怎么能被人们熟悉呢？
所以，中国真正的国学是博大精深的，决不是后来被历代封建帝王剪裁过的儒家文化。我们要认清中国国学的真面目，如果说国学是一群高大的山峰，那么儒家只是其中的一座，而不能代表全貌。
墨子反对封建等级制的精神
今天我们要恢复中国国学的真实轮廓，更不能不了解墨家这一学派的思想内容。墨子学派在战国时阵容强大，声势浩大，由于它诉诸平民百姓，深得人民大众的欢迎，因此墨子门徒甚众。
后来墨子和墨学被冷落的原因是由于这一学派独有的遏制帝王思想、反专制精神、环保精神、节用精神、平民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和自由竞争精神。
墨学是战国时期的热学和显学，在社会中的影响不亚于儒家。现存的《墨子》一书中有“亲士”、“修身”、“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五十多篇文章。过去的评论一般认为，兼爱是墨子的核心思想，节用、尚贤为其次。但用现在的眼光看，墨子“尚贤”和“尚同”篇中的政治学思想应当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先来看墨子的平民思想和平等思想，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尚贤”一篇中，在“尚贤上”中，墨子指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这一句话相当重要，在墨子眼里，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不管他出身多么微贱，国家都要起用他、重用他。这对于当时的封建种族等级特权社会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思想。墨子的这一思想，打破了当时的身份等级制和封建等级世袭制，是向封建血缘等级特权制度发起的猛烈攻击和挑战。
墨子特别推崇和赞赏古代圣王，这些圣王主要是指尧舜禹。墨子说：“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尚贤上）”
这段意思是：古时尧推举舜于服泽之北，将政事授给他，而天下太平。禹推举益于阴方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九州太平。汤推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计谋得以实现。文王推举闳（hong）夭、泰颠于猎渔人夫之中，把政事交给了他们，而使西方各小国臣服。所以在那个时候，禄厚位尊的大臣们没有不心怀恐惧、兢兢业业地积极工作的，平民百姓没有不争相努力，提高自己的才能和道德的。
所以，墨子总结出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这一思想对于当时的封建贵族家族统治无疑于一颗重磅炸弹，是对封建秩序的严重颠覆，因此，墨家被打入冷宫是势所必然的。
我说墨子是有民主精神的，但有人不同意，还写文章反驳我。为什么出现这种分歧？主要是那个人可能是拿今天的民主标准去要求古代的民主了。在当时那个时代，让下层人自由地进到上层，国家领导者注意听取下层人的意见，这就是很大的民主了，这比权力由封建贵族家族独揽要好。人类社会的民主制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没有当年那一小步，就没有今天这一大步。所以，“尚贤”和“尚同”篇里的主要思想是民治思想，就是由有德和有智慧的人民来治理国家，而不是由世袭者来管理国家。
试问，墨家的这些思想能被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所容忍吗？大家可以翻开《史记》看一看，关于墨子的叙述只有24个字，只是在“孟子荀卿列传”最后提了一下墨子：“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这与其他诸子连篇累牍的记载比起来，司马迁的做法真是厚此薄彼。是司马迁有意冷落墨子，手头确实没有墨子的记述材料，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我想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从观点上讲，司马迁倾向儒家，可能从心里反感墨家思想，因此，在写《史记》时特意将其省略。要么就是碍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敢记录封建专制统治者不喜欢的学说。从《史记》的撰写已经可以看出当时独尊儒术造成的社会思想“白色恐怖”，可以说汉武帝的专制比秦始皇差不了多少。
墨子的“选天子”思想不能被封建统治者所容
墨子更不被当权者所容的是他的“选天子”思想，墨子比管子更进了一步，不仅大臣要选择，而且连天子也要民主推选。
“尚同上”篇里这样说：“夫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虽然墨子书里未说明天子是怎么个选法，但一个“选”字，表现出墨家的基本思想，那就是反对世袭，反对血缘家族统治。
这种思想与法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看《韩非子》一书就可以知道，法家是千方百计地加强和巩固帝王的权力，而墨家是制约和约束帝王的权力。墨家与儒家也是不同的，儒家把王公贵族等级制视作固定的，不可逾越和改变的，而在墨家眼里，一切权威和权力都可改变，社会是可以变的。平民百姓可以进入上层，王公贵族可以沦为平民。這一切都取决于竞争的结果。
墨子思想是竞争的，社会位置不是固定的，而是通过竞争来变动的，这是对封建家族等级特权制的巨大挑战，墨家思想在当时是颠覆性的，如果不是秦国靠武力统一了六国，墨家思想会得到相当大发展，今天的中国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至于墨子环保思想和科技思想都体现在“节用”、“节葬”、“经说”等篇里，墨子对逻辑和科学实验都有大量的研究，但这样一部墨家著作却不被后人重视，科举读书人只会摇头晃脑背诵《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现象与其说是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的提练和筛选，不如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禁锢与封闭。
中国国学决不能被儒学一叶障目
在国学大倡的时代出现了很多怪事，譬如外交部门要在世界各地建立100个孔子学院，各地纷纷上演祭孔大典，一年一度的孔子节耗费了大量的民力物力。个别学者仍然提倡独尊儒术，甚至试图把儒学奉为“国教”。这些现象都可视为现代封建文化专制的再版。
我决没有贬低儒家学派的意思，而是反对独尊儒术的做法。我曾经写过为儒家辩护的文章，因为儒家精神里也包括独立的民间精神。儒家的真实面目是它的民间性，而不是政府性。在孔子74岁的一生中，只有三年的时间在政府里工作，其他大多数时间是以民间学者的身份出现的。但汉代以后，儒家被捧上了越来越高的地位，儒学被极大地官方化了，成了为官方封建统治服务的一个工具。而古代另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传统被人为地湮没了。
这不是真正的国学状态，21世纪的中国必须恢复真正的国学面貌。特别是要发掘那些与现代和当代精神最接近的思想。譬如墨家，墨家的很多主张都接近于现代，因此，我们要好好挖掘和继承墨家传统、管学传统和法家传统。
法家文化尽管重视功利，但却是相当具有竞争力的一种文化。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要运用法家精神，在国际市场上积极竞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保持儒家文化道德仁义的精华，广采博收，全面吸取诸子百家之长，这样我们便有丰富的知识宝库和思想宝库，这样我们便不会只知道照搬外国，盲目地学习西方。
最后我要说一句，中国文化决不能被儒学一叶障目。如果现在还不改变两千年来独尊儒术的做法，那么中国文化不能前进，中华民族也不能进步。我们的头脑仍然是偏狭的，我们的心理仍然是小器的，我们的作风仍然是专制的，我们的社会仍然是特权与等级的，我们的发展仍然是不平等的。
近年来国学大倡，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又发生了兴趣，社会出现了读经热、孔子热、读史热。重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举双手欢迎。但当前社会最大的问题是，错把儒学当作国学。我要向大家说明的主要观点是：儒学并不是全部的国学，甚至不能代表国学。
儒学并不代表国学
如果让我描述当前中国对历史的研究状况，那么我认为基本上未离开传统的独尊儒术的模式和思路，如果不跳出这一模式和思路，那么今天的中国社会仍会像过去两千年里一样，走一条狭窄的国学之路。
这种现象我在几年前就感觉不对劲，譬如北京育灵童教育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出版的一套《儿童经典诵读》教材，里面没有一篇法家和墨家的著作，既没有管子的“四维”，也没有墨子的“尚贤”与“节用”。
是法家和墨家著作的文学性不强、语言不美吗？不是！而是法墨两家的思想被远远排斥在外。春秋战国时代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昌盛繁荣的中国先秦思想文化，到了后来只剩下儒家一脉。两千年间，中国人祖祖辈辈诵读的只有儒家一家的书籍。这种状况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和大不幸。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这种文化局面仍然未得到改变，更是悲剧中的悲剧了。
我是儒家人士的后裔，我的祖上仲由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论辈份我是仲由子路的第75代孙，所以我对儒学一直有深厚的感情，但我认为独尊儒术是对中国其他思想学派最大的不公，并与中国近代社会的落伍直接相关。
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必须打破封建文化专制，开拓思想，恢复中国国学的真面目（其中包括恢复儒家人物的真面目），将我国历史上真正优秀的文化传统发扬和恢复起来。
齐文化比鲁文化更具民主精神
战国时代的齐国政治，既讲法治，也讲德治，是个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国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齐文化，到后来让位于以孔子为代表的鲁文化。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管文化受到冷落，使孔文化受到吹捧？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因。
齐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与儒家代表的鲁文化有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起源于周朝的建国之初。大家知道，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地，鲁国是周公的封地，这两个人一个是周朝的国相，一个周武王的弟弟；一个姜姓，一个是姬姓。所以在两个人各自的封地上，便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周公儿子到了鲁国之后，便推行周文化，改造当地的殷文化。而姜太公的儿子到了齐地之后，顺应当地的风俗习惯，遵从当地东夷人的文化传统，所以使齐文化从一开始便带有顺民意、得民心的特点。《管子》开篇第一章就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度，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牧民）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以人为本的文化，最早就体现在齐文化里。不仅是顺民意，而且姜太公的后人特别尊重能人和贤人，因为他们先辈的职业就是国相，是靠辅佐国君起家的，他们也特别重视和尊重贤人和能人来辅佐国政。因此，在齐国的历史中先后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国相，一个是管仲，一个是晏婴。在为政方面，姜氏家族不太重视血缘关系，而是任人唯贤，唯能。这与周公后裔的鲁国形成了较大的不同。鲁国的政治一般要掌握在权贵之手，自三家分鲁之后，鲁国的政权一直操控在鲁君家族手里。后来鲁国出了孔子，一味鼓吹周礼，固守封建特权等级制，维护姬姓家族的天下。这就形成了鲁文化的特点。
了解了这段历史，便可以看出齐国政治的民主性、开放性和鲁国政治的专制性、保守性。管子和鲍叔牙都不是齐国人，但都跑到齐国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这说明当时齐国的招贤纳士风气。
在当时那个种族和种姓家族封建统治时代，齐国的这种做法就是开明的民主政治。所以体现在《管子》这部书里，是大量的民主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当然不能被后来的帝王们所容忍，所以，《管子》一书便被打入冷宫，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一时的显学——管学，从此少有人过问。
管子的反专制精神和约束君权思想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两大传统，一种是约束君权的传统，如管子和墨子都是这一传统；另一种是加强君权专制的传统，如孔丘、范睢和韩非子。这两种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力量不相上下，但秦汉以后，后者占了上风，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君王高度集权专制的道路。
此后，凡是约束君权的思想都被贬到下位，凡是崇君、捧君、擁君的思想都被扬至高位，孔子被捧上了圣位，而管子、老子和墨子都受到冷落。墨家的境地最惨。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管子》一书中有哪些是让封建帝王不高兴的话。在《管子》一书里，有多处体现出反对独裁专制、约束君王统治者的思想。如“形势”一篇中有这样的语言：“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独裁专制的国家，虽然操劳忙碌，也不免动荡不安。独裁专制国家的君主，往往是卑鄙而没有威信的。
在“权修”一篇里，管子再次提到“独王”的危害：“功之不立，名之不章，为之患者三：有独王者，有贫贱者，有日不足者。”这里的意思是，君主搞独裁专制，必然使国家贫穷卑劣，财政收入入不敷出。
在反对君主独裁的同时，管子告戒齐桓公：“君不君则臣不臣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齐国当时的君臣关系，没那么多君道尊严，并不像秦始皇以后那样，君王至高无上，不可约束。国君对大臣都是相当尊重的，齐桓公将管仲称为“仲父”，显示出当时社会的政治关系。
正因为管子是一个反对独裁专制、限制君权和约束君主的人，所以，管子到后来受到韩非子猛烈的攻击。在韩非子眼里，管子对君王的大不敬，是帝王霸业最大的危害。这是先秦文化的两个极端，一个是有限的民主文化，一个是高度的极权专制文化。可悲的是，中国后来走上了一条高度极权专制的道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管子的学说怎么能流行呢？管子思想怎么能被人们熟悉呢？
所以，中国真正的国学是博大精深的，决不是后来被历代封建帝王剪裁过的儒家文化。我们要认清中国国学的真面目，如果说国学是一群高大的山峰，那么儒家只是其中的一座，而不能代表全貌。
墨子反对封建等级制的精神
今天我们要恢复中国国学的真实轮廓，更不能不了解墨家这一学派的思想内容。墨子学派在战国时阵容强大，声势浩大，由于它诉诸平民百姓，深得人民大众的欢迎，因此墨子门徒甚众。
后来墨子和墨学被冷落的原因是由于这一学派独有的遏制帝王思想、反专制精神、环保精神、节用精神、平民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和自由竞争精神。
墨学是战国时期的热学和显学，在社会中的影响不亚于儒家。现存的《墨子》一书中有“亲士”、“修身”、“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五十多篇文章。过去的评论一般认为，兼爱是墨子的核心思想，节用、尚贤为其次。但用现在的眼光看，墨子“尚贤”和“尚同”篇中的政治学思想应当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先来看墨子的平民思想和平等思想，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尚贤”一篇中，在“尚贤上”中，墨子指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这一句话相当重要，在墨子眼里，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不管他出身多么微贱，国家都要起用他、重用他。这对于当时的封建种族等级特权社会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思想。墨子的这一思想，打破了当时的身份等级制和封建等级世袭制，是向封建血缘等级特权制度发起的猛烈攻击和挑战。
墨子特别推崇和赞赏古代圣王，这些圣王主要是指尧舜禹。墨子说：“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尚贤上）”
这段意思是：古时尧推举舜于服泽之北，将政事授给他，而天下太平。禹推举益于阴方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九州太平。汤推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计谋得以实现。文王推举闳（hong）夭、泰颠于猎渔人夫之中，把政事交给了他们，而使西方各小国臣服。所以在那个时候，禄厚位尊的大臣们没有不心怀恐惧、兢兢业业地积极工作的，平民百姓没有不争相努力，提高自己的才能和道德的。
所以，墨子总结出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这一思想对于当时的封建贵族家族统治无疑于一颗重磅炸弹，是对封建秩序的严重颠覆，因此，墨家被打入冷宫是势所必然的。
我说墨子是有民主精神的，但有人不同意，还写文章反驳我。为什么出现这种分歧？主要是那个人可能是拿今天的民主标准去要求古代的民主了。在当时那个时代，让下层人自由地进到上层，国家领导者注意听取下层人的意见，这就是很大的民主了，这比权力由封建贵族家族独揽要好。人类社会的民主制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没有当年那一小步，就没有今天这一大步。所以，“尚贤”和“尚同”篇里的主要思想是民治思想，就是由有德和有智慧的人民来治理国家，而不是由世袭者来管理国家。
试问，墨家的这些思想能被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所容忍吗？大家可以翻开《史记》看一看，关于墨子的叙述只有24个字，只是在“孟子荀卿列传”最后提了一下墨子：“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这与其他诸子连篇累牍的记载比起来，司马迁的做法真是厚此薄彼。是司马迁有意冷落墨子，手头确实没有墨子的记述材料，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我想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从观点上讲，司马迁倾向儒家，可能从心里反感墨家思想，因此，在写《史记》时特意将其省略。要么就是碍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敢记录封建专制统治者不喜欢的学说。从《史记》的撰写已经可以看出当时独尊儒术造成的社会思想“白色恐怖”，可以说汉武帝的专制比秦始皇差不了多少。
墨子的“选天子”思想不能被封建统治者所容
墨子更不被当权者所容的是他的“选天子”思想，墨子比管子更进了一步，不仅大臣要选择，而且连天子也要民主推选。
“尚同上”篇里这样说：“夫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虽然墨子书里未说明天子是怎么个选法，但一个“选”字，表现出墨家的基本思想，那就是反对世袭，反对血缘家族统治。
这种思想与法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看《韩非子》一书就可以知道，法家是千方百计地加强和巩固帝王的权力，而墨家是制约和约束帝王的权力。墨家与儒家也是不同的，儒家把王公贵族等级制视作固定的，不可逾越和改变的，而在墨家眼里，一切权威和权力都可改变，社会是可以变的。平民百姓可以进入上层，王公贵族可以沦为平民。這一切都取决于竞争的结果。
墨子思想是竞争的，社会位置不是固定的，而是通过竞争来变动的，这是对封建家族等级特权制的巨大挑战，墨家思想在当时是颠覆性的，如果不是秦国靠武力统一了六国，墨家思想会得到相当大发展，今天的中国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至于墨子环保思想和科技思想都体现在“节用”、“节葬”、“经说”等篇里，墨子对逻辑和科学实验都有大量的研究，但这样一部墨家著作却不被后人重视，科举读书人只会摇头晃脑背诵《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现象与其说是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的提练和筛选，不如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禁锢与封闭。
中国国学决不能被儒学一叶障目
在国学大倡的时代出现了很多怪事，譬如外交部门要在世界各地建立100个孔子学院，各地纷纷上演祭孔大典，一年一度的孔子节耗费了大量的民力物力。个别学者仍然提倡独尊儒术，甚至试图把儒学奉为“国教”。这些现象都可视为现代封建文化专制的再版。
我决没有贬低儒家学派的意思，而是反对独尊儒术的做法。我曾经写过为儒家辩护的文章，因为儒家精神里也包括独立的民间精神。儒家的真实面目是它的民间性，而不是政府性。在孔子74岁的一生中，只有三年的时间在政府里工作，其他大多数时间是以民间学者的身份出现的。但汉代以后，儒家被捧上了越来越高的地位，儒学被极大地官方化了，成了为官方封建统治服务的一个工具。而古代另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传统被人为地湮没了。
这不是真正的国学状态，21世纪的中国必须恢复真正的国学面貌。特别是要发掘那些与现代和当代精神最接近的思想。譬如墨家，墨家的很多主张都接近于现代，因此，我们要好好挖掘和继承墨家传统、管学传统和法家传统。
法家文化尽管重视功利，但却是相当具有竞争力的一种文化。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要运用法家精神，在国际市场上积极竞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保持儒家文化道德仁义的精华，广采博收，全面吸取诸子百家之长，这样我们便有丰富的知识宝库和思想宝库，这样我们便不会只知道照搬外国，盲目地学习西方。
最后我要说一句，中国文化决不能被儒学一叶障目。如果现在还不改变两千年来独尊儒术的做法，那么中国文化不能前进，中华民族也不能进步。我们的头脑仍然是偏狭的，我们的心理仍然是小器的，我们的作风仍然是专制的，我们的社会仍然是特权与等级的，我们的发展仍然是不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