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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9月危机急剧恶化，掀起全球金融海啸，从而最终演化为一场席卷全球的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将全球实体经济拖入了战后最严重的衰退，2009年又引燃了欧洲债务危机的导火索。为避免出现大萧条和经济崩溃，美国政府和美联储联手世界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了多项大规模的救助措施和经济刺激计划。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国际金融市场逐渐趋稳，实体经济逐渐走出了衰退阴影。然而危机过后，世界经济的复苏道路一波三折。据IMF《世界经济展望》，除德国等个别发达国家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特别是长期失业率居高不下，显示出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未来数年的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
金融危机的实体经济根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复杂而多样。
从表面来看，微观上，主要是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对金融监管过度放松、监管缺位，导致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发展、杠杆过度使用，并最终导致了金融市场道德风险失控；宏观上，主要是由于美国长期以来过度举债消费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美国政府巨额的财政赤字、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失衡和全球流动性泛滥并催生了美国和全球资产泡沫，经济的过度泡沫化最终导致了金融泡沫崩溃。
然而从更深层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实体经济背景，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增长乏力是造成国际金融危机的实体经济根源。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和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假说”，世界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的特点，而导致这种波动的主要因素就是那些能够对世界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产业革命的交替发生促进世界经济呈现长周期形态的波动增长。
从长期的视角来看，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已经随着信息产业周期进入下降阶段而渐渐失去活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美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同时其外溢效应也带动了世界经济的较快发展。然而2001年以来，美国IT泡沫破灭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长周期的下降阶段，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空间被压缩。在美国，由于缺乏有利可图的产业投资机会，从信息产业退出的巨额过剩资本进入虚拟金融部门，以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规模与增速远远超过实体经济，吹起资产价格泡沫，从而引发金融系统风险聚积，这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产业经济根源。而当泡沫被戳破时，危机像流感病毒一样传染全球。
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普及，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进程。借助于外国直接投资（FDI）、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产品内分工方式，通过全球生产网络推动了本国的“去工业化”：一方面，美国的制造业跨国公司在控制核心技术或核心价值链的基础上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由生产企业演变为生产性服务企业；另一方面，美国的服务行业将一些附加值较低或美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业务或环节，通过外包或在其他国家建立子公司的方式转移到国外，实现了服务企业内部的进一步专业化分工。因此，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使得美国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海外，特别是转移到新兴经济体。
据统计，从1990年～200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由15%下降到11.7%，而信息、金融与保险、专业服务、教育和医疗等服务业产值比重则由60%上升到66.6%；从就业人数比例来看，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由20%下降到10%，金融和专业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则由30%上升到50%。这种“去工业化”的进程是发达国家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产业向世界梯度转移的自然现象，但是也造成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并且影响到发达国家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从而使其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日益受到侵蚀。正因为如此，当国际金融危机袭来，多数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遭受了重创，而且也导致了危机后经济复苏的乏力。
而与美国等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国一直坚持不懈地推动本国制造业发展，尽管在国际金融危机下一度受到冲击，经济暂时陷入衰退，但是很快就从危机中复苏过来，甚至在欧洲债务危机的漩涡中仍然保持了经济的强劲增长，虽然这不能改变发达国家的整体经济颓势，但是德国却成为了萧瑟的发达国家经济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企业所得税政策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政策因素
美国所引领的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固然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自然产物，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也与其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理论上说，税收政策可以从两个渠道影响实体经济增长。首先是宏观税负，即一国税负的总水平——通常以一定时期（一般为一个财年）的税收总水平占GDP的比例来表示，会通过影响一国的投资、劳动要素供给从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前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思?马斯顿关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宏观税负较低的国家，人均GDP增长率、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的增长幅度、投资增长率、出口增长率、社会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等多项指标，都高于宏观税负较高的国家。他还得出了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税收占GDP的比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下降0.136个百分点。其次，不同国家之间的税制差异会引起流动性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从而影响各国的经济增长。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流动性生产要素有条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优的配置之地，从而会带动税基的全球性流动；另一方面，各国之间的税收差异，也会构成各国之间资本等流动性生产要素收益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成为影响资本等流动性要素跨国流动的重要因素。
在实践中，虽然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减税政策，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宏观税负水平仍然经历了一个稳步上升的过程。根据经合组织资料，从1994年到2007年，成员国中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提高了2.6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则提高了2.7个百分点。而世界银行200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大体在13%～15%，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18%～19%；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22%左右；高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30%。具体而言，主要发达国家在2007年危机爆发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分别为：美国28.3%、日本28.3%、德国36.2%、法国43.5%、英国36.1%。根据马斯顿的研究结论, 较高的宏观税负使投资、劳动等都具有较低的税后收益, 因此，自然不会不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就业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增长。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各国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加深，相对于劳动力要素而言，资本要素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因此，各国为竞争流动性税基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应税率的“向下竞争”。根据经合组织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所得税的法定最高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水平，都出现了普遍的下降。
经过数轮税制改革和减税，目前，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率最高为35%，经税收减免后，本土公司支付的实际税率中位数为23%，跨国公司支付的实际税率中位数为28%。日本的法定企业所得税率为40%，经税收减免后，本土公司的实际税率为37%，跨国公司的实际税率为38%。德国的法定企业所得税率为37％，经税收减免后，本土公司支付的实际税率中位数为16%，跨国公司支付的实际税率中位数为24%。法国的法定基准企业所得税率为35%，经税收减免后，本土公司支付的实际税率中位数为25%，跨国公司支付的实际税率平均为23%。英国的法定企业所得税率是30%，经税收减免后，本土公司支付的实际税率平均为20％，跨国公司支付的实际税率平均为24%。根据经合组织统计资料，日本、美国的法定和实际的企业所得税率分别高居经合组织国家的第一、第二位。而2007年，上述国家的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是：美国11.0%、日本16.8%、德国6.1%、法国6.8%、英国9.4%，同样可以看出，日本和美国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较高。
企业所得税最终是对公司股东资本收益的征税。因此，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的资本跨国流动和企业间竞争的加剧，企业所得税成为了资本跨国流动和跨国公司生产跨国转移的重要因素。由此，高企业所得税率也成为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以及德国等国家保持强大的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政策因素。
发达国家进一步降低所得税刺激经济复苏的空间有限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有几年，但危机发生的实体经济根源还没有得到真正消除。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使世界各国和地区都意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纷纷以此为契机，加快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努力寻求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升级的制高点，新一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由此拉开了大幕。
美国充分意识到，多年“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发展、过度虚拟化的经济结构和靠债务消费维持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已经难以为继，而且导致了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因此，旨在吸引制造业回流、重振本国制造业的“再工业化”战略，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决策者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重振美国经济的重要措施。与此同时，法国、英国也纷纷推出“制造业振兴”、“再工业化”政策。当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进程，绝非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既着眼于应对当前金融经济危机，又更有从战略角度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在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把握主导权等多方面的考虑，因此，实际上是再工业化与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有机结合。
自2008年秋天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实施了五轮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推出的财政支出计划将近20项，其中包括多项减税措施。日本、欧盟国家也推出了多项税收减免和财政刺激方案来稳定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这对于稳定本国乃至全球经济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目前世界范围内，能够带动制造业进入新一轮繁荣期的主导产业并未形成。被寄予厚望的生物、新能源、海洋、空间产业等，在短期内难以彻底取代传统产业而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世界经济新一轮繁荣期在短期内难以到来，复苏的道路上还存在诸多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本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使实体经济走出低迷的泥潭，仍然需要政府大规模的财政支持。为了让美国经济走出阴霾，在企业所得税率较高的情况下，实施较大幅度的减低所得税方案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事实上，2012年2月底，美国白宫和财政部发布了题为《总统企业税收改革框架》的联合报告，建议将美国的公司所得税税率从35%降低到28%。然而，由于经济低迷，以2007年为标准，在2008、2009、2010三个财年内，美国的财政收入总共减少了9122.5亿美元，财政支出却增加了26826.3亿美元，相当于财政状况在三年内急剧恶化了将近17倍。因此，当前美国政府的财政压力已经相当沉重，进一步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其他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也大体如此。因此，在经济复苏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将本国经济引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决策者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金融危机的实体经济根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复杂而多样。
从表面来看，微观上，主要是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对金融监管过度放松、监管缺位，导致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发展、杠杆过度使用，并最终导致了金融市场道德风险失控；宏观上，主要是由于美国长期以来过度举债消费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美国政府巨额的财政赤字、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失衡和全球流动性泛滥并催生了美国和全球资产泡沫，经济的过度泡沫化最终导致了金融泡沫崩溃。
然而从更深层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实体经济背景，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增长乏力是造成国际金融危机的实体经济根源。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和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假说”，世界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的特点，而导致这种波动的主要因素就是那些能够对世界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产业革命的交替发生促进世界经济呈现长周期形态的波动增长。
从长期的视角来看，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已经随着信息产业周期进入下降阶段而渐渐失去活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美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同时其外溢效应也带动了世界经济的较快发展。然而2001年以来，美国IT泡沫破灭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长周期的下降阶段，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空间被压缩。在美国，由于缺乏有利可图的产业投资机会，从信息产业退出的巨额过剩资本进入虚拟金融部门，以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规模与增速远远超过实体经济，吹起资产价格泡沫，从而引发金融系统风险聚积，这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产业经济根源。而当泡沫被戳破时，危机像流感病毒一样传染全球。
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普及，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进程。借助于外国直接投资（FDI）、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产品内分工方式，通过全球生产网络推动了本国的“去工业化”：一方面，美国的制造业跨国公司在控制核心技术或核心价值链的基础上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由生产企业演变为生产性服务企业；另一方面，美国的服务行业将一些附加值较低或美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业务或环节，通过外包或在其他国家建立子公司的方式转移到国外，实现了服务企业内部的进一步专业化分工。因此，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使得美国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海外，特别是转移到新兴经济体。
据统计，从1990年～200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由15%下降到11.7%，而信息、金融与保险、专业服务、教育和医疗等服务业产值比重则由60%上升到66.6%；从就业人数比例来看，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由20%下降到10%，金融和专业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则由30%上升到50%。这种“去工业化”的进程是发达国家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产业向世界梯度转移的自然现象，但是也造成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并且影响到发达国家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从而使其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日益受到侵蚀。正因为如此，当国际金融危机袭来，多数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遭受了重创，而且也导致了危机后经济复苏的乏力。
而与美国等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国一直坚持不懈地推动本国制造业发展，尽管在国际金融危机下一度受到冲击，经济暂时陷入衰退，但是很快就从危机中复苏过来，甚至在欧洲债务危机的漩涡中仍然保持了经济的强劲增长，虽然这不能改变发达国家的整体经济颓势，但是德国却成为了萧瑟的发达国家经济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企业所得税政策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政策因素
美国所引领的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固然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自然产物，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也与其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理论上说，税收政策可以从两个渠道影响实体经济增长。首先是宏观税负，即一国税负的总水平——通常以一定时期（一般为一个财年）的税收总水平占GDP的比例来表示，会通过影响一国的投资、劳动要素供给从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前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思?马斯顿关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宏观税负较低的国家，人均GDP增长率、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的增长幅度、投资增长率、出口增长率、社会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等多项指标，都高于宏观税负较高的国家。他还得出了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税收占GDP的比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下降0.136个百分点。其次，不同国家之间的税制差异会引起流动性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从而影响各国的经济增长。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流动性生产要素有条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优的配置之地，从而会带动税基的全球性流动；另一方面，各国之间的税收差异，也会构成各国之间资本等流动性生产要素收益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成为影响资本等流动性要素跨国流动的重要因素。
在实践中，虽然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减税政策，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宏观税负水平仍然经历了一个稳步上升的过程。根据经合组织资料，从1994年到2007年，成员国中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提高了2.6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则提高了2.7个百分点。而世界银行200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大体在13%～15%，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18%～19%；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22%左右；高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30%。具体而言，主要发达国家在2007年危机爆发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分别为：美国28.3%、日本28.3%、德国36.2%、法国43.5%、英国36.1%。根据马斯顿的研究结论, 较高的宏观税负使投资、劳动等都具有较低的税后收益, 因此，自然不会不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就业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增长。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各国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加深，相对于劳动力要素而言，资本要素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因此，各国为竞争流动性税基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应税率的“向下竞争”。根据经合组织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所得税的法定最高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水平，都出现了普遍的下降。
经过数轮税制改革和减税，目前，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率最高为35%，经税收减免后，本土公司支付的实际税率中位数为23%，跨国公司支付的实际税率中位数为28%。日本的法定企业所得税率为40%，经税收减免后，本土公司的实际税率为37%，跨国公司的实际税率为38%。德国的法定企业所得税率为37％，经税收减免后，本土公司支付的实际税率中位数为16%，跨国公司支付的实际税率中位数为24%。法国的法定基准企业所得税率为35%，经税收减免后，本土公司支付的实际税率中位数为25%，跨国公司支付的实际税率平均为23%。英国的法定企业所得税率是30%，经税收减免后，本土公司支付的实际税率平均为20％，跨国公司支付的实际税率平均为24%。根据经合组织统计资料，日本、美国的法定和实际的企业所得税率分别高居经合组织国家的第一、第二位。而2007年，上述国家的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是：美国11.0%、日本16.8%、德国6.1%、法国6.8%、英国9.4%，同样可以看出，日本和美国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较高。
企业所得税最终是对公司股东资本收益的征税。因此，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的资本跨国流动和企业间竞争的加剧，企业所得税成为了资本跨国流动和跨国公司生产跨国转移的重要因素。由此，高企业所得税率也成为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以及德国等国家保持强大的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政策因素。
发达国家进一步降低所得税刺激经济复苏的空间有限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有几年，但危机发生的实体经济根源还没有得到真正消除。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使世界各国和地区都意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纷纷以此为契机，加快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努力寻求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升级的制高点，新一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由此拉开了大幕。
美国充分意识到，多年“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发展、过度虚拟化的经济结构和靠债务消费维持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已经难以为继，而且导致了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因此，旨在吸引制造业回流、重振本国制造业的“再工业化”战略，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决策者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重振美国经济的重要措施。与此同时，法国、英国也纷纷推出“制造业振兴”、“再工业化”政策。当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进程，绝非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既着眼于应对当前金融经济危机，又更有从战略角度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在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把握主导权等多方面的考虑，因此，实际上是再工业化与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有机结合。
自2008年秋天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实施了五轮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推出的财政支出计划将近20项，其中包括多项减税措施。日本、欧盟国家也推出了多项税收减免和财政刺激方案来稳定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这对于稳定本国乃至全球经济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目前世界范围内，能够带动制造业进入新一轮繁荣期的主导产业并未形成。被寄予厚望的生物、新能源、海洋、空间产业等，在短期内难以彻底取代传统产业而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世界经济新一轮繁荣期在短期内难以到来，复苏的道路上还存在诸多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本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使实体经济走出低迷的泥潭，仍然需要政府大规模的财政支持。为了让美国经济走出阴霾，在企业所得税率较高的情况下，实施较大幅度的减低所得税方案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事实上，2012年2月底，美国白宫和财政部发布了题为《总统企业税收改革框架》的联合报告，建议将美国的公司所得税税率从35%降低到28%。然而，由于经济低迷，以2007年为标准，在2008、2009、2010三个财年内，美国的财政收入总共减少了9122.5亿美元，财政支出却增加了26826.3亿美元，相当于财政状况在三年内急剧恶化了将近17倍。因此，当前美国政府的财政压力已经相当沉重，进一步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其他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也大体如此。因此，在经济复苏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将本国经济引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决策者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