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林、高秀山、杨科分别是路遥《人生》（1982）、戴吉坤《栀子花开》（2009）和阎连科《风雅颂》（2008）中的主人公。他们都来自农村，出身贫寒，却饱腹才华，凭借着自身的努力都曾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在爱情婚姻和事业前途上，他们都经受了伤痛与无奈。三部作品真实生动地表现出主人公们在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传统道德规范与现代爱情理想、事业前途与爱情婚姻相冲突的背景下的成长困惑与艰难抉择，而这背后又有着深层的城乡差异和身份自我体认的困境。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这套颇具思考意义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悖论，笔者认为用来概括高加林式城乡交叉地带知识青年在城市与乡村、事业与爱情两难抉择时取舍难定、得陇望蜀的遭遇十分切合。
　　一、公共领域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两难冲突
　　（一）身在农村心却向往着城市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开始进行现代化转型，城乡开始了融合态势，这成为无数乡下人实现进城梦想的一大契机。文学对这一态势的把握几乎是同时的。20世纪80年代初，路遥提出了“城乡交叉地带”概念，意指新旧时代交叉带来的城市和农村在生活方式及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交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他们是“城乡交叉地带知识青年”，不仅把他们指向物质时空现实下的知识青年，即在转型时间的交叉和城乡空间的交叉，更指向处于这种心理现实之下的青年，即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知识分子非城非乡的漂浮感。
　　《人生》中的高加林、《栀子花开》中的高秀山、《风雅颂》中的杨科，他们父辈都是农民，乡下人是他们的最初身份。当时，乡下人进城有两个途径：招工、高考。但无一例外，三部小说的主人公都选择了后者，并对前者有着很大的抵触心理。《人生》中，高加林手提馍篮在县城街上遇到老同学黄亚萍和张克南，显露出羞愧与狼狈，跑到图书馆看了一天的书。《栀子花开》中，高秀山弟弟高考因几分差距没有当成大学生，先后在农村养猪、烤酒。当他说出自己想要外出打工时，高秀山立即反应，“你能干啥？打工都是苦力活！”“打工你不行，还是我在信上说的，当民办教师也行嘛”。在他们眼中，拥有知识资本才能真正建构城市主流身份，而打工者身份并不能改变其在城里人面前的卑微角色。
　　对于城乡交叉地带知识青年，通过接受现代教育掌握一定的知识，通过文化资本来获得良好工作机会是他们跨越城乡壁垒，心理上真正融入城市的唯一途径。三部小说中，高加林在县城读了高中，高秀山在省城读了大学，杨科则在京城一直读到博士，并且在大学中任教。对于他们来说，知识就是一跃龙门的文化资本，是走出乡村、进入城市建构主流身份的凭借。因此，他们无一不通过知识的积累，积极渴望着将拥有着的文化资本转换成社会资本。
　　（二）身在城市心却住着故乡
　　寒门才子如其所愿已然进入城市，但他们时时不能忘记生他养他的那一方土地，故乡的身影与他们如影相随。在高秀山的心里，“山那边就是自己的家乡。故乡的一切景致就像在眼前”。除了在感情上对故乡有着眷恋之外，从形而上的方面来说，城乡交叉地带知识青年都有着原生的乡村传统意识和阶级固化的小农心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他们身体是城市的，灵魂仍是乡村的。在工厂效益逐渐陷入滑坡的情况下，高秀山仍然以“铁饭碗”为名拒绝了王志一起到深圳下海的邀请，并且在与吴馨结婚后，面临下岗危机，却仍然不为自主创业提议所动。在面对晋升教授的难题时，杨科不屑于走旁门左道，而是认为“可毕竟，我是来自于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耙耧山脉人，坚韧、执着、忍让、奋斗的美德，在我身上如种子早已埋在了土里那样，只要捕捉到点滴的阳光和雨水，就必然会生根、开花和结果”。他有着优秀学者杰出才能，却缺乏驾驭新环境下游戏规则的能力。
　　现代化的精神思想和文化资本使他们与乡村格格不入，而原生的乡村传统意识和固有思维模式也使得他们始终融入不了城市文化中，他们是传统与现代的混合体。从乡土传统里携带的勤劳、刻苦、勤奋等只是暂时、表面地使他们获得城市生存环境的接受，却不能从根本上转变为城里人，当他们的乡土意识和传统思维真正触碰现代化模式按钮时，冲突随即而至，两难的精神困惑也接踵而来。
　　二、私人领域乡村佳人和城市佳人的得陇望蜀
　　如果说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冲突更多地指向公共领域，那么爱情婚姻的选择则更多地指向私人领域。作为先天优势不足的城乡交叉地带知识青年，本就缺少与同龄青年在事业和经济上的竞争力，这也严重影响其寻找与自身才智相匹配且两情相悦的理性配偶的难度，陷入两难选择的尴尬自责与得陇望蜀的困惑中。
　　这些乡村才子原先在乡下都有过青梅竹马，《人生》中的刘巧珍、《栀子花开》中的李惠芹、《风雅颂》中的付玲珍，她们都具有温柔贤惠、美丽善良、勇于牺牲、痴情不改等的共同特点。在男主人公陷于人生低谷，她们陪伴其左右，甚至倾其所有去帮助男主人公渡过难关;当男主人公摆脱困境，未来可期时，她们又甘愿退出，成全他们走向更宽广的道路。而双方关系的确立、维系、破裂都与才子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有无息息相关。
　　三部小说在前面设定上都使用了“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情节模式，或是为了惩罚负心汉，这些负心汉又被城市佳人所抛弃，这就是“负心汉又被城市女子所负”的情节模式。《人生》中，黄亚萍权衡了感情的利弊，在心里割断了与高加林继续的可能性。《栀子花开》中，闵洁到深圳工作后，果断提出了分手。《风雅颂》中，赵茹萍红杏出墙，与副校长通奸。在这里，“城乡矛盾”依然难辞其咎。城乡矛盾使乡村才子抛弃乡村佳人，而又是因为城乡矛盾，乡村才子又被城市佳人所拋弃。
　　从《人生》的男强女弱到《栀子花开》的男女对等再到《风雅颂》的男弱女强，标志着拥有知识资本的乡村才子在城市身份逐渐弱化衰颓，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凭借再次宰割乡村佳人的情感，苛求贞洁和期望痴情来重建他们男性中心意识。即使如此，也仍挽救不了代表知识资本的他们被城市经济资本碾压，陷入城市身份边缘化的轨迹。因而，私人领域乡村才子在乡村佳人与城市佳人选择的得陇望蜀表现的边缘化与他们在公共领域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两难冲突被边缘化的趋势有着一致性。
　　三、结语
　　以高加林为代表的城乡交叉地带知识青年在公共领域面对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两难冲突和在私人领域面对乡村佳人和城市佳人的得陇望蜀都最终指向城乡差异和身份认同的问题，现实的城乡矛盾和心理的身份认同都使得他们的都市自我追寻之路更加坎坷，亟待用新型的文化身份解决冲突与走出困境。
　　（辽宁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