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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近年来史料运用的更加便利，国、共、美三方以各种方式披露的资料和档案增多，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也就变得更加充分。今天我们侧重就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的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等问题进行讲解和讨论。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既是中国单独抗击日本侵略的时期，也是中美关系承前启后，由疏到密的转变期。关于这个时期，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在这个阶段，中美双方的政策是如何演变的。
关键词：抵抗;参与;建立
鉴于以往资料和档案的单一和不充分，传统观点对国民政府对美政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偏颇和误解。而近年来随着研究条件的改善，以往陈旧的框架和对不同观点的束缚被打破，这一领域取得了比较客观和系统的研究成果。下面我们就基于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在单独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美政策的发展进行详细解读。在单独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美政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以抵抗求妥协”的总方针下提出的对美政策
这一政策的目的大抵是希望通过武装抵抗，向日本显示“抗战决心”，并促成列强的干预，一旦日本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那么国民政府即可与它达成妥协，迅速结束战争。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国民政府最初的对美政策含有两项目标：①促使美英合作，出面干涉，以此对日本施加压力，实现中日妥协;② 为争取美国同情中国抗战制造舆论，要求美国支持中国抗战，并对日本进行制裁。这一政策的实行确实争取到了美国的舆论同情，但也仅仅是舆论同情而已。除了精神上的鼓励，美国并未作出其他实质性的举动。
二、“苦撑带变”时期的对美政策
1938年初，蒋介石确定了中国的外交应以开展对美外交为主，即将对美外交取代对英外交，居于中国外交的首要位置。不得不说这是国民政府作出的一个重大而又正确的觉得。自晚清开关以来，英国长期以列强的带头人，瓜分中国的领头羊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活跃在中国的外交舞台上。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德日美的崛起和后来居上，以及英国自身的国力限制，实际上英国在远东已经处于一种虚弱状态，这个热爱朗姆酒和炸鱼的老大帝国正经历着它的中年危机，前有美苏的崛起，后有德意的虎视眈眈，可以说不仅是事业不顺，而且是后院起火，已无力再继续充当首席列强的角色。英国的对外政策也如同他们现任首相张伯伦一样，外强中干而色厉内荏，而中日战争的爆发更是把这种虚弱一下子暴露出来。在这一时期围绕着远东危机的若干交涉活动也都表面了，如果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英国也不能有所作为。国民政府根据这一变化的情况，在日益重视对美关系的基础上，于1938年逐步完成了政策转变，最终确立了以对美外交为首要重点的外交政策。并在这一政策为基点，制定了以下基点对美方针：①促成美国修正“中立法”;②尽快争取美国财政援华;③促请美国对日实行“隔离”，限制美日贸易。④期待中美英三国在亚洲合作，并以美国牵制英国，防止欧洲战争爆发后英日妥协。为了加强对美的外交工作，国民政府于1938年9月派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0月12日中国外交部在给胡适的电报中，明确对美的工作目标：修改中立法，争取美国财政援华，促请美国对日实行隔离政策，期待中美英三国在亚洲合作。国民政府官员在美国到处做各界人士的工作，除了与美国官方进行外交接触外，中国方面还在美国积极展开民间外交，用来推动美国舆论界和政界向中国期待的目标转变。通过这一阶段的外交努力和战争形势的发展，美国对国民政府开始做出回应，例如在汪伪政权成立后，美国政府便率先发表不予承认的严正声明。斥责日本用武力在中国扶植的傀儡政权，并且在声明中宣告：“12年前，美国政府和其他政府一样，承认了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政府有理由相信，现在建都于重庆的这个国民政府曾经是，并且现仍继续是大部分中国人民所服从与拥护的。美国政府当然继续承认这个政府为中国的政府。”而在欧战爆发及日汪密约签订后，美国政府于1940年3月8日向国民政府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贷款援助。这些援助尽管数量不大，但却意味着美国开始承担起支持蒋介石，支持国民政府的义务。
三、中美关系新格局建立的时期
1940年9月起，日本开始推行“南进政策”，进军印度支那，实施其“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亚洲形势危急。与此同时，1940年的欧洲战局形势亦是急转直下。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德意志的军队俨然已成为一部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在迅速打败了丹麦、荷兰、比利时后，又很快占领了法国，席卷了整个西欧，并下令渡海作战，攻击英国本土。在此情况下，德、意、日三国法西斯缔结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这个条约中，规定“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除此之外三国还声明这些条款不影响各自与苏联间现存的政治地位。显然，这个军事同盟并没有按照英法美所希望的那样去进攻苏联，而是把矛头指向了美国。而此后1941年的4月13日，苏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更是加剧了美日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成功利用了日趋尖锐的美日矛盾，获取了美国的全面支持。除此之外，他还要求美国应建立一个庞大的援华体系，用以解决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维持他的政权。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中美外交中，国民政府出于内政、外交两方面的需要，对于谋求两国关系改善的心情始终比美国政府更急迫，也更主动。而国民政府这些努力和活动也确实对两国关系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中美关系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对美国来言，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大国第一次不是凭借武力，而是受到中国统治阶级的邀请，以朋友的面目出现的，在实行援助的名义下，以空前的规模扩大着自己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里的势力。而与此同时，美国也明确承担起了支持蒋介石政府的义务，成为对中国最有影响的国家。我们要看到在此时的历史条件下，国民政府的对美政策，在客观上确实存在着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一面，包含着有益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因素。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从长远上看，蒋介石还企图利用美国的力量来加强他在国内的统治，这就使他的对美政策始终带着狭隘的阶级局限，在这种局限下的对美政策不仅不能给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反而为中美未来关系的发展留下了巨大隐患。
总的来看，美国的政策是逐渐变化的，它对日绥靖妥协的背景和动机也是错综复杂，而非一成不变的，随着美日矛盾的不断激化，美国对日政策逐渐由绥靖向强硬转化;对华政策则由消极转向提供援助。
关键词：抵抗;参与;建立
鉴于以往资料和档案的单一和不充分，传统观点对国民政府对美政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偏颇和误解。而近年来随着研究条件的改善，以往陈旧的框架和对不同观点的束缚被打破，这一领域取得了比较客观和系统的研究成果。下面我们就基于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在单独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美政策的发展进行详细解读。在单独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美政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以抵抗求妥协”的总方针下提出的对美政策
这一政策的目的大抵是希望通过武装抵抗，向日本显示“抗战决心”，并促成列强的干预，一旦日本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那么国民政府即可与它达成妥协，迅速结束战争。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国民政府最初的对美政策含有两项目标：①促使美英合作，出面干涉，以此对日本施加压力，实现中日妥协;② 为争取美国同情中国抗战制造舆论，要求美国支持中国抗战，并对日本进行制裁。这一政策的实行确实争取到了美国的舆论同情，但也仅仅是舆论同情而已。除了精神上的鼓励，美国并未作出其他实质性的举动。
二、“苦撑带变”时期的对美政策
1938年初，蒋介石确定了中国的外交应以开展对美外交为主，即将对美外交取代对英外交，居于中国外交的首要位置。不得不说这是国民政府作出的一个重大而又正确的觉得。自晚清开关以来，英国长期以列强的带头人，瓜分中国的领头羊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活跃在中国的外交舞台上。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德日美的崛起和后来居上，以及英国自身的国力限制，实际上英国在远东已经处于一种虚弱状态，这个热爱朗姆酒和炸鱼的老大帝国正经历着它的中年危机，前有美苏的崛起，后有德意的虎视眈眈，可以说不仅是事业不顺，而且是后院起火，已无力再继续充当首席列强的角色。英国的对外政策也如同他们现任首相张伯伦一样，外强中干而色厉内荏，而中日战争的爆发更是把这种虚弱一下子暴露出来。在这一时期围绕着远东危机的若干交涉活动也都表面了，如果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英国也不能有所作为。国民政府根据这一变化的情况，在日益重视对美关系的基础上，于1938年逐步完成了政策转变，最终确立了以对美外交为首要重点的外交政策。并在这一政策为基点，制定了以下基点对美方针：①促成美国修正“中立法”;②尽快争取美国财政援华;③促请美国对日实行“隔离”，限制美日贸易。④期待中美英三国在亚洲合作，并以美国牵制英国，防止欧洲战争爆发后英日妥协。为了加强对美的外交工作，国民政府于1938年9月派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0月12日中国外交部在给胡适的电报中，明确对美的工作目标：修改中立法，争取美国财政援华，促请美国对日实行隔离政策，期待中美英三国在亚洲合作。国民政府官员在美国到处做各界人士的工作，除了与美国官方进行外交接触外，中国方面还在美国积极展开民间外交，用来推动美国舆论界和政界向中国期待的目标转变。通过这一阶段的外交努力和战争形势的发展，美国对国民政府开始做出回应，例如在汪伪政权成立后，美国政府便率先发表不予承认的严正声明。斥责日本用武力在中国扶植的傀儡政权，并且在声明中宣告：“12年前，美国政府和其他政府一样，承认了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政府有理由相信，现在建都于重庆的这个国民政府曾经是，并且现仍继续是大部分中国人民所服从与拥护的。美国政府当然继续承认这个政府为中国的政府。”而在欧战爆发及日汪密约签订后，美国政府于1940年3月8日向国民政府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贷款援助。这些援助尽管数量不大，但却意味着美国开始承担起支持蒋介石，支持国民政府的义务。
三、中美关系新格局建立的时期
1940年9月起，日本开始推行“南进政策”，进军印度支那，实施其“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亚洲形势危急。与此同时，1940年的欧洲战局形势亦是急转直下。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德意志的军队俨然已成为一部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在迅速打败了丹麦、荷兰、比利时后，又很快占领了法国，席卷了整个西欧，并下令渡海作战，攻击英国本土。在此情况下，德、意、日三国法西斯缔结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这个条约中，规定“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除此之外三国还声明这些条款不影响各自与苏联间现存的政治地位。显然，这个军事同盟并没有按照英法美所希望的那样去进攻苏联，而是把矛头指向了美国。而此后1941年的4月13日，苏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更是加剧了美日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成功利用了日趋尖锐的美日矛盾，获取了美国的全面支持。除此之外，他还要求美国应建立一个庞大的援华体系，用以解决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维持他的政权。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中美外交中，国民政府出于内政、外交两方面的需要，对于谋求两国关系改善的心情始终比美国政府更急迫，也更主动。而国民政府这些努力和活动也确实对两国关系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中美关系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对美国来言，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大国第一次不是凭借武力，而是受到中国统治阶级的邀请，以朋友的面目出现的，在实行援助的名义下，以空前的规模扩大着自己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里的势力。而与此同时，美国也明确承担起了支持蒋介石政府的义务，成为对中国最有影响的国家。我们要看到在此时的历史条件下，国民政府的对美政策，在客观上确实存在着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一面，包含着有益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因素。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从长远上看，蒋介石还企图利用美国的力量来加强他在国内的统治，这就使他的对美政策始终带着狭隘的阶级局限，在这种局限下的对美政策不仅不能给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反而为中美未来关系的发展留下了巨大隐患。
总的来看，美国的政策是逐渐变化的，它对日绥靖妥协的背景和动机也是错综复杂，而非一成不变的，随着美日矛盾的不断激化，美国对日政策逐渐由绥靖向强硬转化;对华政策则由消极转向提供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