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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伯元喜藏古砖，有斋室号“八砖吟馆”。其《毗陵吕氏古砖文字拓本跋》云：“曩余在浙得汉晋八砖，聚之一室为‘八砖吟馆’。”阮亨《瀛舟笔谈》卷十二亦言：“家兄在浙江时，曾集所藏八砖，自黄龙以至兴宁，极为修整，因于节署东偏别立‘八砖吟馆’，与同人觞其中。”
伯元后将所藏汉晋古砖悉改制成砚，其《定香亭笔谈》卷四云：“浙西碑石无汉晋古刻，惟砖文独多，予得西汉五凤五年砖一、东汉永康元年砖一、西晋建兴四年砖二、东晋咸和二年砖一、兴宁二年砖一，皆制为砚。又有奉华堂砚，南宋宫中物也。”
莫轻区区五凤砖
伯元所藏古砖改制砚中，以西汉五凤五年砖砚名声最著。
嘉庆三年，伯元将所藏砖砚携至京师，翁方纲见之，专门为其中之五凤五年砖作《五凤五年砖记并诗》（见《定香亭笔谈》卷四。翁氏集则以“五凤砖记”“五凤五年砖歌”为题，收录《复初斋文集》卷五、《复初斋诗集》卷五十二），极为推许，谓此一砖也，可以见工度，可以见史法，可以见书势，并云：“莫轻区区一方墣，多少宝刻难齐肩。”
翁氏记中，还提及一方“五凤二年石”（其任提督广东学政时，曾以端石摹刻此石碑文，是砚后归纪昀）。历史上，有一桩关于“五凤二年”碑刻是砖是石的公案，朱彝尊认为是砖，翁方纲以其为石。故翁氏《五凤五年砖记并诗》末二句云：“欲为竹垞解嘲否？五凤此刻方真砖。”下注：“竹垞以曲阜五凤二年石目为砖。”翁氏意：五凤二年之刻为石，五凤五年之刻才为砖。
李富孙《校经庼文稿》卷十七之《汉五凤三年砖砚拓本跋》，有述阮伯元所藏五凤砖砚之来由。跋云：“右汉五凤三年砖，家作舟族祖得于海盐城外古寺颓垣中，有‘五凤三年造’阳文篆一行。喜剧携归，因属友人吾君竹房斫为砚，篆文在右侧，并识有‘竹房琢’三字。钱萚石（载）少宗伯见之作铭辞，张君芑堂（燕昌）为镌于上下侧方。后归仪征阮云台师，以为古砖第一品。大兴翁覃溪学士赋长歌一篇……而以竹房竟为元之吾邱衍，则繇未知得砚之所自也……此砚砖，宜为云台师鉴赏而宝爱之。”
据李氏言，是砚乃其“家作舟族祖得于海盐城外古寺颓垣中”而“属友人吾君竹房斫为砚”。翁方纲在《五凤砖记》中云：“萚石家澉浦，芑堂家海盐，皆吾子行居游之地，而萚石、芑堂若皆不知有吾竹房者，何也？”翁氏所言之吾子行、吾竹房，即元人吾邱衍，其字子行，号竹房。翁氏把此“竹房”当作彼“竹房”，方有此疑问，故李富孙谓翁氏“而以竹房竟为元之吾邱衍，则繇未知得砚之所自也”。
不过，此砖阮伯元及翁方纲皆称“五凤五年砖”，而李富孙称之“五凤三年”。查翁氏记，云“五凤五年”之“下‘五’字视上‘五’字稍长”，李氏或把下“五”字作成“三”字解读？尝见某拍卖会有阮伯元临五凤砖轴，伯元落款中有云：“余藏五凤四字砖，覃溪先生审以为五年。”看来“五年”之“五”字并不直观，故观者对同一砖有不同之解读。
李富孙（1764—1843），字既汸，一字芗沚，浙江嘉兴人，嘉庆六年拔贡生。阮伯元抚浙，李富孙肄业诂经精舍。著有《校经庼文稿》等。
又，阮伯元学生陈文述《颐道堂诗选》卷一，有《西汉五凤五年砖砚歌为云台师作，用覃溪光禄韵》，诗末有句云：“此砖书势兼史法，老辈考定推翁（方纲）钱（载）。亦如阳官马印太平镜，好事往往哦长篇。竹房误认嗜古失，未必难跂曾洪肩。”亦言及误认竹房。
陈文述（1771—1843），初名文杰，字谱香，又字隽甫、云伯，后改名文述，号退庵，又号碧城外史、颐道居士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庆五年举人。少以诗名， 阮伯元以杭州诸生之诗，文述为第一。曾入伯元幕下，后官知县，多惠政。
犹剩青陵台一寸
阮伯元署河南巡抚时，曾得一古砖，上有古文字三，伯元经考证，知为“青陵台”三字。
陈文述《颐道堂诗选》卷九《青陵台砖砚歌》序中，述及此砚之出处：“阮云台师抚豫，得古砖于卫辉之野。”有古篆三字，经考证，“则是青陵台砖也。青陵台为宋康王思舍人韩凭妻所筑，事见古乐府。《太平寰宇记》以为在河南道济州郓城县，《一统志》以为在开封府封邱县界。其为六国时砖无疑。师制为研，搨本见示，因作此诗。”诗云：“芙蓉匣底樱桃雨，苔花绣篆凝香乳。怨女贞魂不可磨，一片青陵台下土。”“汉宫有客珍残瓦，金谷何人识故砖。玉蟾蜍水涵清泪，欲起苏卿谭轶事。乐府谁繙乌鹊歌，香魂不化鸳鸯字。彤管新编待补亡，千秋古墨自生香。西行莫更寻铜雀，漳水东流自夕阳。”
舒位《瓶水斋诗集》卷十四，亦有《青陵台砖砚歌》，序云：“砚为阮云台中丞所藏”，上有三字，“中丞以《六书正伪》考之，知为古文‘青陵台’字也。”诗云：“琵琶歇绝胭脂晕，犹剩青陵台一寸。鸲鹆纹斑碧血飞，鸳鸯篆小黄泥印。石不能言镜不圆，谁从香径更怀砖。昔年杨柳楼台下，今日琉璃砚匣边。磨洗烟苔扫落叶，密字相思粉蛾贴。只应泪滴玉蟾蜍，定有魂飞惊蛱蝶。东南初日照扶桑，西北浮云墨渖香。但看金谷楼头月，莫管铜台瓦上霜。”是诗作于嘉庆十五年。
舒位（1765—1816），字立人，小字犀禅，号铁云。大兴（今属北京市）人，生于吴县（今江苏苏州）。乾隆五十三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游食四方，以馆幕为生。博学，工诗，善书画。著有《瓶水斋诗集》及杂剧多种。
古砖瓦砚藏尚多
阮伯元所藏古砖瓦砚，尚有多种。阮亨《瀛舟笔谈》卷十二记：“兄（指伯元）于嘉庆甲子（九年）得阳曲申氏所藏二十余瓦，以‘千秋万岁’等九瓦入贡内府，余皆藏之祠塾，曾拓其文为谱研第二图。”
伯元有破琴研，传为宋复古殿瓦所琢。嘉庆四年，翁方纲作《破琴研诗四首》，诗云：“复古瓦追复古画，淞江梦接浙江潮。偃松来证苏斋偈，古寺禅心未寂寥（自注：芸台侍郎得此研于浙中，相传宋复古殿瓦所琢）。”“十三弦漫七弦论，万籁空山静吐吞。本自无弦何有破？墨云一片古松根。”“多事覃溪刻隶书，天风环珮意何如。尚嫌不及阳冰篆，谁省缄题智永初？”“岳色河声笔绝尘，邢房短轴仿谁因？淡交一笑依迦叶，重觌平生竺道人（自注：昔年得吴莲洋手书此事，因乞宋芝山画之）。”（《复初斋诗集》卷五十三） 伯元又曾购得黄易以武梁祠祠阙碎石所琢之砚。嘉庆十三年翁方纲作《徐星伯编修购得秋庵所拓武梁祠像》诗中，有句云：“昨得阮公札，研背金铭骥。”下有注云：“此祠阙碎石有画一马，旁题‘此金’二字，余不可辨，黄秋庵琢为研，今为阮中丞所购得也。”（《复初斋诗集》卷六十二）
黄秋庵即黄易，字大易，号小松、秋庵、秋影庵主等，斋堂有小松斋、秋影庵、小蓬莱阁诸名。能诗、工书、善画、精篆刻。喜集金石文字，广搜碑刻，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等。黄易于乾隆五十一年访得武梁祠堂画像原石，据其《秋庵得碑十二图》之《紫云山探碑图》记：“紫云山石室零落，古碑有孔，拓视乃汉敦煌长史武斑碑及武梁祠堂画像……次第搜得前后左三石室，祥瑞图、武氏石阙、孔子见老子画像诸石……”翁氏所云“祠阙碎石”之“祠阙”，当即黄易所云之“武氏石阙”。是砚为阮伯元在黄易去世后第六年所购得。
天津博物馆藏有“清黄易摹武梁祠画像石砚”，砚面右上角有刻字云：“汉武氏石室碎石柱，因材为研，补刻缺字。黄易。”背面摹刻两人物及一鸟头，砚四侧皆有铭刻（见蔡鸿茹《中华古砚100讲》之第24讲）。津博所藏之黄易砚拓片，《广仓砚录》有录。则黄易以武梁祠碎石所制之砚，原或不止一方，津博所藏之砚，是由“武氏石室碎石柱”所制；而阮伯元所得之砚，是以“祠阙碎石”制成。
阮伯元又尝得隋宫瓦。嘉庆十八年，伯元作《隋宫瓦》诗，云：“隋宫黄土迷芜城，大雷小雷春草生。玉勾金钗掘已尽，荒原还有耕夫耕。我过芜城见耕者，拾得隋时故宫瓦。但有双环四出纹，惜无文字周迴写。回雁宫，芳林门，知是何方檐溜痕？流珠堂，成象殿，建瓴形势分明见。一规翠，阅千年，只宜琢就圆池砚。麝煤响搨写隋书，护儿先录来家传。”（《 揅经室四集》诗卷十）则此片隋宫瓦，伯元亦已改制成砚。
《兰千山馆名砚目录》收录一方“吴凤凰三年砖砚”，砚匣上有铭云：“八砖精舍珍藏。”（隶书）“汉富贵砖世多有之，吴砖较为难得。今是砖‘凤皇三年’字迹明显，知出于吴代无疑。宝而藏之，俾子孙世守勿替焉。道光八年，阮元。”（行书）镌“阮元印”。砚之一侧，有廷济款铭，云：“吴孙皓以凤皇纪年，是砖必出于吴。今芸台相国罗而致之八砖精舍中，洵瑰宝也。廷济。”
是砚之疑点在：
一者，“八砖精舍”乃张廷济之斋名，阮伯元为之书额；而阮伯元藏砖之室名“八砖吟馆”。二人乃“当事人”，斋名绝不会有张冠李戴之误。此砚若为阮伯元搜罗得来后赠给张廷济，因而致（作“送给”解）张氏之八砖精舍中，尚可解释；若是伯元自己珍藏、“致（作‘放置’解）之八砖精舍中”，张廷济为之题铭，则二人皆错题斋名，难以解释。考量二人题铭之用语，若赠物与人，即使自己觉得物有多珍，礼数上一般不会要求对方对获赠之物要好好“珍藏”“宝而藏之，俾子孙世守勿替”。若用于自铭自勉或寄语后代，则为砚铭中所常见。故撇开斋名不论，两则题铭在语气上以后一种情形更为合适。唯一能说得过去的是：阮伯元得砚后，在砚匣上题了“汉富贵砖世多有之”云云之行书铭自藏，后把此砚送给了张廷济，张在砚匣阮铭右边补上了“八砖精舍珍藏”六字隶书，并在砚侧题铭。然随之问题又出现：难道伯元题砚匣时，已想好日后把此砚赠送给他人，于是在匣面右边提前预留了让他人刻字的位置？而张叔未题铭，只言“珍藏”“瑰宝”，无一表示感激之字，合常理否？
二者，阮伯元之题铭，时在“道光八年”，张廷济之铭虽无时间款，但从张氏“今芸台相国罗而致之八砖精舍中”之“今”字，可推测：一是阮伯元“罗”砚与“致”砚之时间相距不远，二是张叔未题铭与阮伯元“罗而致之”之时间亦应相差不远，均应约在伯元题铭之道光八年或稍后。然伯元直至道光十二年八月方有协办大学士之任，在此之前皆不可称“相国”。道光八年时，伯元在云贵总督任上，其此前二十五年及此后十五年，四十余年间与张氏皆未见面（据阮伯元《张叔未眉寿图说》），伯元若真赠砚张氏，要托寄，确需费时较长，但再长也不至于要五年。
是砚存疑。
伯元后将所藏汉晋古砖悉改制成砚，其《定香亭笔谈》卷四云：“浙西碑石无汉晋古刻，惟砖文独多，予得西汉五凤五年砖一、东汉永康元年砖一、西晋建兴四年砖二、东晋咸和二年砖一、兴宁二年砖一，皆制为砚。又有奉华堂砚，南宋宫中物也。”
莫轻区区五凤砖
伯元所藏古砖改制砚中，以西汉五凤五年砖砚名声最著。
嘉庆三年，伯元将所藏砖砚携至京师，翁方纲见之，专门为其中之五凤五年砖作《五凤五年砖记并诗》（见《定香亭笔谈》卷四。翁氏集则以“五凤砖记”“五凤五年砖歌”为题，收录《复初斋文集》卷五、《复初斋诗集》卷五十二），极为推许，谓此一砖也，可以见工度，可以见史法，可以见书势，并云：“莫轻区区一方墣，多少宝刻难齐肩。”
翁氏记中，还提及一方“五凤二年石”（其任提督广东学政时，曾以端石摹刻此石碑文，是砚后归纪昀）。历史上，有一桩关于“五凤二年”碑刻是砖是石的公案，朱彝尊认为是砖，翁方纲以其为石。故翁氏《五凤五年砖记并诗》末二句云：“欲为竹垞解嘲否？五凤此刻方真砖。”下注：“竹垞以曲阜五凤二年石目为砖。”翁氏意：五凤二年之刻为石，五凤五年之刻才为砖。
李富孙《校经庼文稿》卷十七之《汉五凤三年砖砚拓本跋》，有述阮伯元所藏五凤砖砚之来由。跋云：“右汉五凤三年砖，家作舟族祖得于海盐城外古寺颓垣中，有‘五凤三年造’阳文篆一行。喜剧携归，因属友人吾君竹房斫为砚，篆文在右侧，并识有‘竹房琢’三字。钱萚石（载）少宗伯见之作铭辞，张君芑堂（燕昌）为镌于上下侧方。后归仪征阮云台师，以为古砖第一品。大兴翁覃溪学士赋长歌一篇……而以竹房竟为元之吾邱衍，则繇未知得砚之所自也……此砚砖，宜为云台师鉴赏而宝爱之。”
据李氏言，是砚乃其“家作舟族祖得于海盐城外古寺颓垣中”而“属友人吾君竹房斫为砚”。翁方纲在《五凤砖记》中云：“萚石家澉浦，芑堂家海盐，皆吾子行居游之地，而萚石、芑堂若皆不知有吾竹房者，何也？”翁氏所言之吾子行、吾竹房，即元人吾邱衍，其字子行，号竹房。翁氏把此“竹房”当作彼“竹房”，方有此疑问，故李富孙谓翁氏“而以竹房竟为元之吾邱衍，则繇未知得砚之所自也”。
不过，此砖阮伯元及翁方纲皆称“五凤五年砖”，而李富孙称之“五凤三年”。查翁氏记，云“五凤五年”之“下‘五’字视上‘五’字稍长”，李氏或把下“五”字作成“三”字解读？尝见某拍卖会有阮伯元临五凤砖轴，伯元落款中有云：“余藏五凤四字砖，覃溪先生审以为五年。”看来“五年”之“五”字并不直观，故观者对同一砖有不同之解读。
李富孙（1764—1843），字既汸，一字芗沚，浙江嘉兴人，嘉庆六年拔贡生。阮伯元抚浙，李富孙肄业诂经精舍。著有《校经庼文稿》等。
又，阮伯元学生陈文述《颐道堂诗选》卷一，有《西汉五凤五年砖砚歌为云台师作，用覃溪光禄韵》，诗末有句云：“此砖书势兼史法，老辈考定推翁（方纲）钱（载）。亦如阳官马印太平镜，好事往往哦长篇。竹房误认嗜古失，未必难跂曾洪肩。”亦言及误认竹房。
陈文述（1771—1843），初名文杰，字谱香，又字隽甫、云伯，后改名文述，号退庵，又号碧城外史、颐道居士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庆五年举人。少以诗名， 阮伯元以杭州诸生之诗，文述为第一。曾入伯元幕下，后官知县，多惠政。
犹剩青陵台一寸
阮伯元署河南巡抚时，曾得一古砖，上有古文字三，伯元经考证，知为“青陵台”三字。
陈文述《颐道堂诗选》卷九《青陵台砖砚歌》序中，述及此砚之出处：“阮云台师抚豫，得古砖于卫辉之野。”有古篆三字，经考证，“则是青陵台砖也。青陵台为宋康王思舍人韩凭妻所筑，事见古乐府。《太平寰宇记》以为在河南道济州郓城县，《一统志》以为在开封府封邱县界。其为六国时砖无疑。师制为研，搨本见示，因作此诗。”诗云：“芙蓉匣底樱桃雨，苔花绣篆凝香乳。怨女贞魂不可磨，一片青陵台下土。”“汉宫有客珍残瓦，金谷何人识故砖。玉蟾蜍水涵清泪，欲起苏卿谭轶事。乐府谁繙乌鹊歌，香魂不化鸳鸯字。彤管新编待补亡，千秋古墨自生香。西行莫更寻铜雀，漳水东流自夕阳。”
舒位《瓶水斋诗集》卷十四，亦有《青陵台砖砚歌》，序云：“砚为阮云台中丞所藏”，上有三字，“中丞以《六书正伪》考之，知为古文‘青陵台’字也。”诗云：“琵琶歇绝胭脂晕，犹剩青陵台一寸。鸲鹆纹斑碧血飞，鸳鸯篆小黄泥印。石不能言镜不圆，谁从香径更怀砖。昔年杨柳楼台下，今日琉璃砚匣边。磨洗烟苔扫落叶，密字相思粉蛾贴。只应泪滴玉蟾蜍，定有魂飞惊蛱蝶。东南初日照扶桑，西北浮云墨渖香。但看金谷楼头月，莫管铜台瓦上霜。”是诗作于嘉庆十五年。
舒位（1765—1816），字立人，小字犀禅，号铁云。大兴（今属北京市）人，生于吴县（今江苏苏州）。乾隆五十三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游食四方，以馆幕为生。博学，工诗，善书画。著有《瓶水斋诗集》及杂剧多种。
古砖瓦砚藏尚多
阮伯元所藏古砖瓦砚，尚有多种。阮亨《瀛舟笔谈》卷十二记：“兄（指伯元）于嘉庆甲子（九年）得阳曲申氏所藏二十余瓦，以‘千秋万岁’等九瓦入贡内府，余皆藏之祠塾，曾拓其文为谱研第二图。”
伯元有破琴研，传为宋复古殿瓦所琢。嘉庆四年，翁方纲作《破琴研诗四首》，诗云：“复古瓦追复古画，淞江梦接浙江潮。偃松来证苏斋偈，古寺禅心未寂寥（自注：芸台侍郎得此研于浙中，相传宋复古殿瓦所琢）。”“十三弦漫七弦论，万籁空山静吐吞。本自无弦何有破？墨云一片古松根。”“多事覃溪刻隶书，天风环珮意何如。尚嫌不及阳冰篆，谁省缄题智永初？”“岳色河声笔绝尘，邢房短轴仿谁因？淡交一笑依迦叶，重觌平生竺道人（自注：昔年得吴莲洋手书此事，因乞宋芝山画之）。”（《复初斋诗集》卷五十三） 伯元又曾购得黄易以武梁祠祠阙碎石所琢之砚。嘉庆十三年翁方纲作《徐星伯编修购得秋庵所拓武梁祠像》诗中，有句云：“昨得阮公札，研背金铭骥。”下有注云：“此祠阙碎石有画一马，旁题‘此金’二字，余不可辨，黄秋庵琢为研，今为阮中丞所购得也。”（《复初斋诗集》卷六十二）
黄秋庵即黄易，字大易，号小松、秋庵、秋影庵主等，斋堂有小松斋、秋影庵、小蓬莱阁诸名。能诗、工书、善画、精篆刻。喜集金石文字，广搜碑刻，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等。黄易于乾隆五十一年访得武梁祠堂画像原石，据其《秋庵得碑十二图》之《紫云山探碑图》记：“紫云山石室零落，古碑有孔，拓视乃汉敦煌长史武斑碑及武梁祠堂画像……次第搜得前后左三石室，祥瑞图、武氏石阙、孔子见老子画像诸石……”翁氏所云“祠阙碎石”之“祠阙”，当即黄易所云之“武氏石阙”。是砚为阮伯元在黄易去世后第六年所购得。
天津博物馆藏有“清黄易摹武梁祠画像石砚”，砚面右上角有刻字云：“汉武氏石室碎石柱，因材为研，补刻缺字。黄易。”背面摹刻两人物及一鸟头，砚四侧皆有铭刻（见蔡鸿茹《中华古砚100讲》之第24讲）。津博所藏之黄易砚拓片，《广仓砚录》有录。则黄易以武梁祠碎石所制之砚，原或不止一方，津博所藏之砚，是由“武氏石室碎石柱”所制；而阮伯元所得之砚，是以“祠阙碎石”制成。
阮伯元又尝得隋宫瓦。嘉庆十八年，伯元作《隋宫瓦》诗，云：“隋宫黄土迷芜城，大雷小雷春草生。玉勾金钗掘已尽，荒原还有耕夫耕。我过芜城见耕者，拾得隋时故宫瓦。但有双环四出纹，惜无文字周迴写。回雁宫，芳林门，知是何方檐溜痕？流珠堂，成象殿，建瓴形势分明见。一规翠，阅千年，只宜琢就圆池砚。麝煤响搨写隋书，护儿先录来家传。”（《 揅经室四集》诗卷十）则此片隋宫瓦，伯元亦已改制成砚。
《兰千山馆名砚目录》收录一方“吴凤凰三年砖砚”，砚匣上有铭云：“八砖精舍珍藏。”（隶书）“汉富贵砖世多有之，吴砖较为难得。今是砖‘凤皇三年’字迹明显，知出于吴代无疑。宝而藏之，俾子孙世守勿替焉。道光八年，阮元。”（行书）镌“阮元印”。砚之一侧，有廷济款铭，云：“吴孙皓以凤皇纪年，是砖必出于吴。今芸台相国罗而致之八砖精舍中，洵瑰宝也。廷济。”
是砚之疑点在：
一者，“八砖精舍”乃张廷济之斋名，阮伯元为之书额；而阮伯元藏砖之室名“八砖吟馆”。二人乃“当事人”，斋名绝不会有张冠李戴之误。此砚若为阮伯元搜罗得来后赠给张廷济，因而致（作“送给”解）张氏之八砖精舍中，尚可解释；若是伯元自己珍藏、“致（作‘放置’解）之八砖精舍中”，张廷济为之题铭，则二人皆错题斋名，难以解释。考量二人题铭之用语，若赠物与人，即使自己觉得物有多珍，礼数上一般不会要求对方对获赠之物要好好“珍藏”“宝而藏之，俾子孙世守勿替”。若用于自铭自勉或寄语后代，则为砚铭中所常见。故撇开斋名不论，两则题铭在语气上以后一种情形更为合适。唯一能说得过去的是：阮伯元得砚后，在砚匣上题了“汉富贵砖世多有之”云云之行书铭自藏，后把此砚送给了张廷济，张在砚匣阮铭右边补上了“八砖精舍珍藏”六字隶书，并在砚侧题铭。然随之问题又出现：难道伯元题砚匣时，已想好日后把此砚赠送给他人，于是在匣面右边提前预留了让他人刻字的位置？而张叔未题铭，只言“珍藏”“瑰宝”，无一表示感激之字，合常理否？
二者，阮伯元之题铭，时在“道光八年”，张廷济之铭虽无时间款，但从张氏“今芸台相国罗而致之八砖精舍中”之“今”字，可推测：一是阮伯元“罗”砚与“致”砚之时间相距不远，二是张叔未题铭与阮伯元“罗而致之”之时间亦应相差不远，均应约在伯元题铭之道光八年或稍后。然伯元直至道光十二年八月方有协办大学士之任，在此之前皆不可称“相国”。道光八年时，伯元在云贵总督任上，其此前二十五年及此后十五年，四十余年间与张氏皆未见面（据阮伯元《张叔未眉寿图说》），伯元若真赠砚张氏，要托寄，确需费时较长，但再长也不至于要五年。
是砚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