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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或将爆发光棍危机，上千万男性将打光棍。”当这条新闻被各大媒体热炒时，桂林广大农村的男青年早已在为讨老婆难发愁。
城乡的巨大落差导致城乡婚姻资源不对称，农村青年娶妻难上加难。同时，彩礼、结婚花费的有增无减，让农村男性及其家庭不堪重负，更加剧了农村的“光棍危机”。
四兄弟三个光棍
阳朔县葡萄镇厄头村离桂阳公路不远，56岁的黄金莲（化名）是当地一位媒人。近几年，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的传统婚俗日益减少，她也变得几乎无事可做。
2015年10月6日，村口的诸葛家托黄金莲为家中的两个儿子找对象。黄金莲摆摆手说：“村里的女子不是出去打工就是嫁出去了，难找啊。”
诸葛家的儿子一个30岁，另一个26岁，都在广东打工。“想在国庆这几天趁着不少人回村，为两个儿子找个对象，最好过年能结婚。”两人的母亲说。
厄头村有1000多人口，村里22岁至30岁的男性有100多人，他们多在阳朔县城、桂林市区和珠三角打工，至少有一半人还未成家。此外，村里还有9个40岁以上的光棍。
在与厄头村相邻的老村、水胆村，情况类似。
老村27岁的村民诸葛仁栋（化名）家境一般，同龄人的孩子都读书了，他仍娶不到老婆。他家方圆50米内有十来户人家，像他这样的大龄单身男青年还有五六个。
根据记者走访了解到的数字，这三个村还未结婚的适婚男性有180多人，占了三个村总人口的10%左右。
在去年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中，将农村的光棍分为四种类型：历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经济贫困型、缘分宿命型。
历史塑造型光棍数量不多，他们普遍年龄较大，由于历史原因未婚。
而其他未婚适龄男青年，基本涵盖了农村光棍的另三种类型。
身心缺陷型的光棍在三个村子里都有，他们有的智障，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身体残疾。
经济贫困型光棍是目前农村光棍中最主要的类型。
男多女少的天平倾斜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末，中国大陆男性人口70079万人，比女性多3376万，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206：100。
正是基于这些数字，专家预计中国的“光棍危机”可能于2020年后全面爆发。
李相龙在阳朔县的一些乡村从事劳务输出多年，一些工厂青睐16岁到35岁的女工，前几年，招女工相对容易，“贴完告示，人就跟着来了。”而这两年，招女工如同“挖人”。上个月，本地一个衣架厂让李相龙去招人，要求最好是女工。但来应聘的人几乎让李相龙没得挑，“来了7个人，只有1个是女的。”
广西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肖富群认为，造成农村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局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思想仍根深蒂固。从记者走访的几个村庄来看，人们骨子里还是愿意生男孩。因为男孩不仅意味着增加劳动力，还意味着承包到更多的土地。
做了多年媒人的黄金莲说，当地农村的姑娘大都到县城、城市里去了，她们绝大多数不会再回到农村成家，“在城市里见了世面，或者受到了好的教育，谁还会回到穷地方来找对象？”
一项调查发现，同样是受过中等职业以上教育的农村男女青年，大约有70%的男性在城市无法扎根时会选择回乡择偶，但仅有30%的女性会选择回乡择偶。
“稀缺”加重经济负担
“过去是皇帝女儿不愁嫁，现在是农村女子不愁嫁。”农村结婚年龄段女少男多的现实，往往让女性一方在谈婚论嫁阶段处于“强势”，由此产生了农村婚姻的“高消费”，把不少农村男青年挡在了幸福的门外。
桂北的资源县两水苗族乡凤水村深处大山之中。村里的光棍邹董（化名）觉得娶妻生子只是一个梦。
前几年，常年染病的双亲花光了邹董家中所有的积蓄。由于要在家照顾父母，他必须留在山里，守着四处漏风的老屋。送走双亲后，他发现村里的姑娘大多进城打工了，山外的姑娘没有几个愿意嫁到山里来。
邹董说，在当地结婚起码要有个像样的房子，“最差也得是两层楼房，至少6间房。”他算了一笔账，按照当地的物价水平，单是建房成本就要15万元，算上流水席、首饰这些结婚的其他花费，“讨个老婆至少要20万元。”而他的主要收入是不到四亩的辣椒，一年最多也就收入2万元，“不吃不喝也要攒10年，讨老婆难过登天。”
而在桂南一些农村地区，彩礼成了最沉重的花销。在阳朔葡萄镇的几个村子里，6万元是村民口中的“最低消费”，多的要8万元、10万元。
2013年，当地一位小伙迎娶一位广东姑娘时，20万元的彩礼“刷新”了当地的彩礼记录。加上到阳朔一家五星级饭店摆酒的费用，以及承包对方亲朋的路费、房费等，一共花了将近30万元。
3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一位村民算了一笔账，如果一家有一个儿子结婚，半辈子的积蓄全没了。
幸亏这位小伙的父母在镇上经营小本生意，有一定积蓄。但谁家的孩子结婚时拉高了标准，其他人就会争相效仿和攀比，如同传染病蔓延。在附近的农村，因孩子结婚，年迈的父母负债累累的比比皆是。
葡萄镇老村村民诸葛春花（化名）已经60岁了，可还承包了花生地，日晒雨淋，为的就是两个儿子的婚事。去年，她还清了为大儿子操办婚事借的款，在几个月前终于把婚事办了。可现在，她又要为小儿子的婚事发愁，“女方要求在县城买一套130平方米的商品房，再买一辆小车，一共要30来万。”诸葛春花只能妥协，为小儿子的婚事借款12万元。
危机集聚社会风险
农村的“光棍危机”并不是一部分农村男性被挤出婚姻这么简单，倾斜的性别天平背后，是更加严峻的社会问题。
根据2013年《中国的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显示，大量失婚青年的存在，客观上激发了买婚、骗婚、买卖妇女等犯罪行为。接受调查的364个村庄中，约30%曾发生过骗婚。
在一个常态的社会中，性别结构失衡所带来的男性人口过剩问题，分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风险更多地集中在个体和人口领域。但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和社会转型的利益矛盾，则可能将性别失衡的风险进一步加剧和扩大。
为扭转这一现象，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关爱女孩”等行动综合治理人口出生性别比，试点地区的独女户家庭或者双女户家庭会得到特别的经济资助。但有专家担心，在男尊女卑的现实中，部分农村地区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都难获保障，这些经济杠杆政策在执行中如何才能确保不走样？
天平已经倾斜，也不乏治理药方，却无法改变千万级数光棍即将到来的现实。尽管在性别失衡的源头上，我国仍然缺乏行之有效的对策，对已经存在的光棍问题，在社保和经济发展方面，整个社会仍可以有所作为。
广西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肖富群建议，可以考虑在养老保险制度上给予失婚人群特殊支持。同时，政府可以通过技能培训帮助农村男青年提高生存能力，并通过建立更大范围、有针对性的农村婚姻信息交换平台，帮助更多农村光棍找到合适的配偶。
（霍君摘自《桂林晚报》2015年10月30日，图/欣生）
城乡的巨大落差导致城乡婚姻资源不对称，农村青年娶妻难上加难。同时，彩礼、结婚花费的有增无减，让农村男性及其家庭不堪重负，更加剧了农村的“光棍危机”。
四兄弟三个光棍
阳朔县葡萄镇厄头村离桂阳公路不远，56岁的黄金莲（化名）是当地一位媒人。近几年，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的传统婚俗日益减少，她也变得几乎无事可做。
2015年10月6日，村口的诸葛家托黄金莲为家中的两个儿子找对象。黄金莲摆摆手说：“村里的女子不是出去打工就是嫁出去了，难找啊。”
诸葛家的儿子一个30岁，另一个26岁，都在广东打工。“想在国庆这几天趁着不少人回村，为两个儿子找个对象，最好过年能结婚。”两人的母亲说。
厄头村有1000多人口，村里22岁至30岁的男性有100多人，他们多在阳朔县城、桂林市区和珠三角打工，至少有一半人还未成家。此外，村里还有9个40岁以上的光棍。
在与厄头村相邻的老村、水胆村，情况类似。
老村27岁的村民诸葛仁栋（化名）家境一般，同龄人的孩子都读书了，他仍娶不到老婆。他家方圆50米内有十来户人家，像他这样的大龄单身男青年还有五六个。
根据记者走访了解到的数字，这三个村还未结婚的适婚男性有180多人，占了三个村总人口的10%左右。
在去年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中，将农村的光棍分为四种类型：历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经济贫困型、缘分宿命型。
历史塑造型光棍数量不多，他们普遍年龄较大，由于历史原因未婚。
而其他未婚适龄男青年，基本涵盖了农村光棍的另三种类型。
身心缺陷型的光棍在三个村子里都有，他们有的智障，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身体残疾。
经济贫困型光棍是目前农村光棍中最主要的类型。
男多女少的天平倾斜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末，中国大陆男性人口70079万人，比女性多3376万，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206：100。
正是基于这些数字，专家预计中国的“光棍危机”可能于2020年后全面爆发。
李相龙在阳朔县的一些乡村从事劳务输出多年，一些工厂青睐16岁到35岁的女工，前几年，招女工相对容易，“贴完告示，人就跟着来了。”而这两年，招女工如同“挖人”。上个月，本地一个衣架厂让李相龙去招人，要求最好是女工。但来应聘的人几乎让李相龙没得挑，“来了7个人，只有1个是女的。”
广西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肖富群认为，造成农村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局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思想仍根深蒂固。从记者走访的几个村庄来看，人们骨子里还是愿意生男孩。因为男孩不仅意味着增加劳动力，还意味着承包到更多的土地。
做了多年媒人的黄金莲说，当地农村的姑娘大都到县城、城市里去了，她们绝大多数不会再回到农村成家，“在城市里见了世面，或者受到了好的教育，谁还会回到穷地方来找对象？”
一项调查发现，同样是受过中等职业以上教育的农村男女青年，大约有70%的男性在城市无法扎根时会选择回乡择偶，但仅有30%的女性会选择回乡择偶。
“稀缺”加重经济负担
“过去是皇帝女儿不愁嫁，现在是农村女子不愁嫁。”农村结婚年龄段女少男多的现实，往往让女性一方在谈婚论嫁阶段处于“强势”，由此产生了农村婚姻的“高消费”，把不少农村男青年挡在了幸福的门外。
桂北的资源县两水苗族乡凤水村深处大山之中。村里的光棍邹董（化名）觉得娶妻生子只是一个梦。
前几年，常年染病的双亲花光了邹董家中所有的积蓄。由于要在家照顾父母，他必须留在山里，守着四处漏风的老屋。送走双亲后，他发现村里的姑娘大多进城打工了，山外的姑娘没有几个愿意嫁到山里来。
邹董说，在当地结婚起码要有个像样的房子，“最差也得是两层楼房，至少6间房。”他算了一笔账，按照当地的物价水平，单是建房成本就要15万元，算上流水席、首饰这些结婚的其他花费，“讨个老婆至少要20万元。”而他的主要收入是不到四亩的辣椒，一年最多也就收入2万元，“不吃不喝也要攒10年，讨老婆难过登天。”
而在桂南一些农村地区，彩礼成了最沉重的花销。在阳朔葡萄镇的几个村子里，6万元是村民口中的“最低消费”，多的要8万元、10万元。
2013年，当地一位小伙迎娶一位广东姑娘时，20万元的彩礼“刷新”了当地的彩礼记录。加上到阳朔一家五星级饭店摆酒的费用，以及承包对方亲朋的路费、房费等，一共花了将近30万元。
3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一位村民算了一笔账，如果一家有一个儿子结婚，半辈子的积蓄全没了。
幸亏这位小伙的父母在镇上经营小本生意，有一定积蓄。但谁家的孩子结婚时拉高了标准，其他人就会争相效仿和攀比，如同传染病蔓延。在附近的农村，因孩子结婚，年迈的父母负债累累的比比皆是。
葡萄镇老村村民诸葛春花（化名）已经60岁了，可还承包了花生地，日晒雨淋，为的就是两个儿子的婚事。去年，她还清了为大儿子操办婚事借的款，在几个月前终于把婚事办了。可现在，她又要为小儿子的婚事发愁，“女方要求在县城买一套130平方米的商品房，再买一辆小车，一共要30来万。”诸葛春花只能妥协，为小儿子的婚事借款12万元。
危机集聚社会风险
农村的“光棍危机”并不是一部分农村男性被挤出婚姻这么简单，倾斜的性别天平背后，是更加严峻的社会问题。
根据2013年《中国的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显示，大量失婚青年的存在，客观上激发了买婚、骗婚、买卖妇女等犯罪行为。接受调查的364个村庄中，约30%曾发生过骗婚。
在一个常态的社会中，性别结构失衡所带来的男性人口过剩问题，分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风险更多地集中在个体和人口领域。但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和社会转型的利益矛盾，则可能将性别失衡的风险进一步加剧和扩大。
为扭转这一现象，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关爱女孩”等行动综合治理人口出生性别比，试点地区的独女户家庭或者双女户家庭会得到特别的经济资助。但有专家担心，在男尊女卑的现实中，部分农村地区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都难获保障，这些经济杠杆政策在执行中如何才能确保不走样？
天平已经倾斜，也不乏治理药方，却无法改变千万级数光棍即将到来的现实。尽管在性别失衡的源头上，我国仍然缺乏行之有效的对策，对已经存在的光棍问题，在社保和经济发展方面，整个社会仍可以有所作为。
广西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肖富群建议，可以考虑在养老保险制度上给予失婚人群特殊支持。同时，政府可以通过技能培训帮助农村男青年提高生存能力，并通过建立更大范围、有针对性的农村婚姻信息交换平台，帮助更多农村光棍找到合适的配偶。
（霍君摘自《桂林晚报》2015年10月30日，图/欣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