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东方文学及东方文学史建构可以划分为三种模式,其中长期流行的第一种“社会学模式”,其特点是把“非西方”的文学(亚非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将来自西方的社会历史学框架模式运用于东方文学,使文学史从属于一般社会历史。第二种“文化学模式”则把一般社会历史作为文学史背景,既承认社会历史对文学的影响,更注意文学性、审美性的凸显,其本质视角是审美文化,其宗旨是揭示东方文学不同于一般社会历史的独特发展规律。“东方学模式”可以作为第三种模式,是把东方文学作为“东方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和揭示文学的东方元素、东方特性以及文学中的东方认同,总结东方文学的共同性和共通性,包括共同发展规律、共用语言、共同题材或主题以及共同诗学,从而由第一种模式的“非西方的”文学史、第二种模式的“在东方的”文学史,直至发展到“东方的”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