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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20岁时，因青梅竹马的未婚妻过世，到宁波天童寺出家，3个月后还俗到了上海。张大千拼搏于上海画界时，仿石涛的画到了连行家都无法鉴别真伪的程度。那时，宁波富商李茂昌也是被他“骗”过的富贾之一。当李茂昌把花了50块大洋买回的“真迹”给心爱的女儿李秋君看时，她笑着说画是假的，但作画之人天分极高，将来成就之大，将是划时代的。
听了女儿的话，李茂昌果真开始在上海画界寻找起这位高人来，可是万般苦寻之下，他见到的却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小伙子。听罢对方的叙述，张大千哈哈大笑，为了感谢李茂昌两年来苦苦寻觅自己的苦心，他一定坚持要把大洋退还给对方。李茂昌大洋没有收，倒是交到了一个心胸坦荡的小兄弟。
后来李茂昌几次邀请张大千到宁波自己的府上小住，实际上是有意让他跟女儿相识。李茂昌的三女儿李秋君，从小精通琴棋书画，姿容雅丽，性格温婉，是远近闻名的才女。那日，张大千应李茂昌之约到宁波来散心。他在客厅等主人时，被一巨幅《荷花图》所吸引，一枝残荷，一根秃茎，一汪淤泥，飘逸脱俗。张大千长出了一口气，叹道：“画界果真是天外有天啊！看此画，技法气势是一男子，但字体瑰丽，意境脱俗又有女风，实在让我弄不明白。”
李茂昌笑道：“看来兄弟你是十分青睐此画了，可想见见画主？”张大千赶紧说道：“我想拜师还来不及呢，只是不知道这位鸥湘堂主是否还在世上。”李茂昌笑着告诉他，画主不但在世，而且晚上就能见到。
张大千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了一天。直到晚宴开始时，客厅的门被“砰”的一声撞开，只见夕阳的余晖中站着一位清丽绝伦的年轻女子。这女子看来是跑来的，她的发髻松散，还未来得及整理，脸上带着奔跑后的红晕。李茂昌指着还没有喘过气来的女儿笑道：“秋儿，这就是你一直崇拜无比的张大千。”说完，他向张大千笑道：“大千弟，见过你‘师傅’吧……”
几秒钟过后，张大千终于反应了过来，他站起来，几步跑到了李秋君的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口中果真喊着：“晚辈蜀人张爰见过师傅。”一段旷世奇恋就此拉开了序幕……
那次见面后，在李茂昌的“撮合”下，张大千干脆在李秋君所居后楼的“鸥湘堂”里设了自己的画室，两个人除了分室而眠之外，几乎形影不离。
那时，张大千正值青春年少，风流倜傥，男欢女爱的事情做过不少，这些连李茂昌都心知肚明。可唯独对这位三小姐，却从来不敢越雷池半步。
其实，相处这半年来，张大千无时无刻不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相见恨晚。”原来，张大千在自己的表妹去世后，心灰意冷之际就在家乡由母亲做主娶了亲，第二年又纳了妾。而这位李家三小姐，又如何能够屈尊为自己的妾？
张大千本性洒脱，不是一个多愁善感之人，但他却背着李秋君偷偷地刻下了“秋迟”一方印。
在和张大千相逢之后，李秋君也陷入了无尽的苦恼之中：是打破常规，让自己这个富家大小姐屈尊嫁给一个穷书生做妾？还是永不逾男女界限，一生保持兄妹知己的关系？一次，李秋君见张大千在给四川的妻妾写家书，试探性地对张大千说，如果他能再收一个大小姐为妾，该是福分无边了。哪知张大千在听罢李秋君的话后，愣怔了几秒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竟一声未吭。
第二天，张大千来到了自己的画室，他第一次紧闭了画室，不让任何人进来。直到傍晚，张大千才打开了画室的门。等李秋君端茶进来时，张大千还是早上的姿势：原来，他就这样在画室中静坐了一天。还没等李秋君说话，张大千竟“扑通”一声给她跪下，把李秋君吓得倒退了半步。张大千说道：“三妹，我虽然年少轻狂，但是我深深地知道，我这一生将为画而活，为画而死。抛开男女情事不谈，我一生最近的红颜知己，除你之外再无一人。但是，我若纳你为妾，将使一代才女受辱，而我也必遭天谴……”
从此，李秋君把一生挚爱深深地埋在了心里，在张大千面前没有再提过谈婚论嫁之事，而是以妹妹自居。
上世纪30年代初，李秋君跟随张大千来到了上海，在国立美术学校任教。李秋君一如既往地照顾张大千的起居，甚至亲手缝制张大千的衣服。张大千云游四方时，干脆由李秋君代选门徒，徒弟们也敬李秋君为“师娘”，李秋君也并不拒绝。
就这样，李秋君终身未嫁。怕三妹寂寞，抗战前夕，张大千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心瑞、心沛过继给了三妹做养女，李秋君把她们视如亲生骨肉，尽心疼爱教育。
在李秋君的鼓励下，张大千决定远赴敦煌写生，这次敦煌之行对张大千的一生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虽然敦煌苦旅使张大千蒙受了“古文化破坏者”的不白之冤，但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绘画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连徐悲鸿也感叹“五百年来一大千”，毕加索在看了张大千晚年的作品后，曾发出“真正的艺术在东方”的悲叹。
不管张大千在哪里，他从未中断过与李秋君的联系：无论是在黄山，在四川，还是在遥远的敦煌，每到一处，他一定把艺术感受写成文字，传送给远方的三妹，与她共同探讨艺术上的话题。他们将这种通信习惯持续了近40年，直到张大千于1949年去了东南亚，彼此失去了联系为止。
1939年，虽然国内战局颇紧，但是张大千还是惦记着远在上海的三妹，偕新婚四夫人雯波一起从成都到上海为李秋君庆贺50岁大寿。当时，张大千已经患上了糖尿病。临行前，李秋君拉住雯波夫人的手，把自己亲自为张大千书写的菜谱交给她，对她说：“好妹妹，你能够每天在他的身边照顾他，有多好，我就是不能够啊！他是国宝，一切要以他的身体为上！”
抗战期间，在沦陷区上海的李秋君同何香凝女士一起组织了灾童救护所，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孤儿。而张大千则万分惦念远在沦陷区的三妹，多次劝她赶快到自己的身边，怕“战乱纷纷，骨肉分离”。但是，李秋君无法离开上海，一是惦记在念书的两个养女，二是不愿给张大千的生活增加负担。
1945年8月，远在成都的张大千听到了抗战胜利的消息后，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挥笔画下了一幅歌颂祖国山河美好的巨幅山水画《苍莽幽翠图》，并且盖上了“秋迟”之印。他盖上此印有两层意思：一是因为他深知此画将是他一生之杰作；二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让远在上海的李秋君看到，遥寄思念之意，以此纪念他们一生的情意。随后，他将此画交给了好友谢稚柳，希望谢稚柳把这幅作品拿到上海展览时，李秋君能看到略寄相思。遗憾的是，在谢稚柳还未来得及将这幅画展示给李秋君，1952年《苍莽幽翠图》就被没收，直到1984年才归还给谢稚柳先生，这时，张大千早已远在海外，李秋君终其一生，也未能见到这幅画。
1949年，张大千从东南亚到南美旅居，思念一生挚爱的张大千每到一个国家，就要收集一点那里的泥土，然后装在信封里，写上“三妹亲展”。到张大千去世时，他已经有了十几个从来没有被打开的信封。后来，通过在香港的李秋君的弟弟转来的他给李秋君的信中这样写道：“三妹，听说你最近缠绵病榻，我心如刀割。人生最大憾事为生不能同衾死不能同穴。你我虽合写了墓志铭，但究竟死后能否同穴，实在令我心忧。一生曾蒙无数红颜厚爱，然与三妹相比，六宫粉黛无不黯然失色。今日犹记初逢时你一副可爱娇憨模样，铭心刻骨，似在昨日……恨海峡相隔，正是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尘蜡苔痕梦里情啊！”
张大千与李秋君自1949年分别以后，再未见上一面。1971年，李秋君去世时，张大千正在香港举办画展。当听到最爱的人先去的消息时，张大千顿时神思恍惚，长跪不起。此后，他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身边弟子经常听他说的一句话是：“三妹一个人啊……”
2004年3月，《苍莽幽翠图》几经周折，终于由谢稚柳的后人奉出拍卖。这幅张大千的一生力作浮出后，“秋迟”的来历才得以最终解密，从而曝光了这段旷世绝恋。
责编/高翔
听了女儿的话，李茂昌果真开始在上海画界寻找起这位高人来，可是万般苦寻之下，他见到的却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小伙子。听罢对方的叙述，张大千哈哈大笑，为了感谢李茂昌两年来苦苦寻觅自己的苦心，他一定坚持要把大洋退还给对方。李茂昌大洋没有收，倒是交到了一个心胸坦荡的小兄弟。
后来李茂昌几次邀请张大千到宁波自己的府上小住，实际上是有意让他跟女儿相识。李茂昌的三女儿李秋君，从小精通琴棋书画，姿容雅丽，性格温婉，是远近闻名的才女。那日，张大千应李茂昌之约到宁波来散心。他在客厅等主人时，被一巨幅《荷花图》所吸引，一枝残荷，一根秃茎，一汪淤泥，飘逸脱俗。张大千长出了一口气，叹道：“画界果真是天外有天啊！看此画，技法气势是一男子，但字体瑰丽，意境脱俗又有女风，实在让我弄不明白。”
李茂昌笑道：“看来兄弟你是十分青睐此画了，可想见见画主？”张大千赶紧说道：“我想拜师还来不及呢，只是不知道这位鸥湘堂主是否还在世上。”李茂昌笑着告诉他，画主不但在世，而且晚上就能见到。
张大千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了一天。直到晚宴开始时，客厅的门被“砰”的一声撞开，只见夕阳的余晖中站着一位清丽绝伦的年轻女子。这女子看来是跑来的，她的发髻松散，还未来得及整理，脸上带着奔跑后的红晕。李茂昌指着还没有喘过气来的女儿笑道：“秋儿，这就是你一直崇拜无比的张大千。”说完，他向张大千笑道：“大千弟，见过你‘师傅’吧……”
几秒钟过后，张大千终于反应了过来，他站起来，几步跑到了李秋君的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口中果真喊着：“晚辈蜀人张爰见过师傅。”一段旷世奇恋就此拉开了序幕……
那次见面后，在李茂昌的“撮合”下，张大千干脆在李秋君所居后楼的“鸥湘堂”里设了自己的画室，两个人除了分室而眠之外，几乎形影不离。
那时，张大千正值青春年少，风流倜傥，男欢女爱的事情做过不少，这些连李茂昌都心知肚明。可唯独对这位三小姐，却从来不敢越雷池半步。
其实，相处这半年来，张大千无时无刻不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相见恨晚。”原来，张大千在自己的表妹去世后，心灰意冷之际就在家乡由母亲做主娶了亲，第二年又纳了妾。而这位李家三小姐，又如何能够屈尊为自己的妾？
张大千本性洒脱，不是一个多愁善感之人，但他却背着李秋君偷偷地刻下了“秋迟”一方印。
在和张大千相逢之后，李秋君也陷入了无尽的苦恼之中：是打破常规，让自己这个富家大小姐屈尊嫁给一个穷书生做妾？还是永不逾男女界限，一生保持兄妹知己的关系？一次，李秋君见张大千在给四川的妻妾写家书，试探性地对张大千说，如果他能再收一个大小姐为妾，该是福分无边了。哪知张大千在听罢李秋君的话后，愣怔了几秒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竟一声未吭。
第二天，张大千来到了自己的画室，他第一次紧闭了画室，不让任何人进来。直到傍晚，张大千才打开了画室的门。等李秋君端茶进来时，张大千还是早上的姿势：原来，他就这样在画室中静坐了一天。还没等李秋君说话，张大千竟“扑通”一声给她跪下，把李秋君吓得倒退了半步。张大千说道：“三妹，我虽然年少轻狂，但是我深深地知道，我这一生将为画而活，为画而死。抛开男女情事不谈，我一生最近的红颜知己，除你之外再无一人。但是，我若纳你为妾，将使一代才女受辱，而我也必遭天谴……”
从此，李秋君把一生挚爱深深地埋在了心里，在张大千面前没有再提过谈婚论嫁之事，而是以妹妹自居。
上世纪30年代初，李秋君跟随张大千来到了上海，在国立美术学校任教。李秋君一如既往地照顾张大千的起居，甚至亲手缝制张大千的衣服。张大千云游四方时，干脆由李秋君代选门徒，徒弟们也敬李秋君为“师娘”，李秋君也并不拒绝。
就这样，李秋君终身未嫁。怕三妹寂寞，抗战前夕，张大千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心瑞、心沛过继给了三妹做养女，李秋君把她们视如亲生骨肉，尽心疼爱教育。
在李秋君的鼓励下，张大千决定远赴敦煌写生，这次敦煌之行对张大千的一生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虽然敦煌苦旅使张大千蒙受了“古文化破坏者”的不白之冤，但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绘画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连徐悲鸿也感叹“五百年来一大千”，毕加索在看了张大千晚年的作品后，曾发出“真正的艺术在东方”的悲叹。
不管张大千在哪里，他从未中断过与李秋君的联系：无论是在黄山，在四川，还是在遥远的敦煌，每到一处，他一定把艺术感受写成文字，传送给远方的三妹，与她共同探讨艺术上的话题。他们将这种通信习惯持续了近40年，直到张大千于1949年去了东南亚，彼此失去了联系为止。
1939年，虽然国内战局颇紧，但是张大千还是惦记着远在上海的三妹，偕新婚四夫人雯波一起从成都到上海为李秋君庆贺50岁大寿。当时，张大千已经患上了糖尿病。临行前，李秋君拉住雯波夫人的手，把自己亲自为张大千书写的菜谱交给她，对她说：“好妹妹，你能够每天在他的身边照顾他，有多好，我就是不能够啊！他是国宝，一切要以他的身体为上！”
抗战期间，在沦陷区上海的李秋君同何香凝女士一起组织了灾童救护所，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孤儿。而张大千则万分惦念远在沦陷区的三妹，多次劝她赶快到自己的身边，怕“战乱纷纷，骨肉分离”。但是，李秋君无法离开上海，一是惦记在念书的两个养女，二是不愿给张大千的生活增加负担。
1945年8月，远在成都的张大千听到了抗战胜利的消息后，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挥笔画下了一幅歌颂祖国山河美好的巨幅山水画《苍莽幽翠图》，并且盖上了“秋迟”之印。他盖上此印有两层意思：一是因为他深知此画将是他一生之杰作；二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让远在上海的李秋君看到，遥寄思念之意，以此纪念他们一生的情意。随后，他将此画交给了好友谢稚柳，希望谢稚柳把这幅作品拿到上海展览时，李秋君能看到略寄相思。遗憾的是，在谢稚柳还未来得及将这幅画展示给李秋君，1952年《苍莽幽翠图》就被没收，直到1984年才归还给谢稚柳先生，这时，张大千早已远在海外，李秋君终其一生，也未能见到这幅画。
1949年，张大千从东南亚到南美旅居，思念一生挚爱的张大千每到一个国家，就要收集一点那里的泥土，然后装在信封里，写上“三妹亲展”。到张大千去世时，他已经有了十几个从来没有被打开的信封。后来，通过在香港的李秋君的弟弟转来的他给李秋君的信中这样写道：“三妹，听说你最近缠绵病榻，我心如刀割。人生最大憾事为生不能同衾死不能同穴。你我虽合写了墓志铭，但究竟死后能否同穴，实在令我心忧。一生曾蒙无数红颜厚爱，然与三妹相比，六宫粉黛无不黯然失色。今日犹记初逢时你一副可爱娇憨模样，铭心刻骨，似在昨日……恨海峡相隔，正是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尘蜡苔痕梦里情啊！”
张大千与李秋君自1949年分别以后，再未见上一面。1971年，李秋君去世时，张大千正在香港举办画展。当听到最爱的人先去的消息时，张大千顿时神思恍惚，长跪不起。此后，他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身边弟子经常听他说的一句话是：“三妹一个人啊……”
2004年3月，《苍莽幽翠图》几经周折，终于由谢稚柳的后人奉出拍卖。这幅张大千的一生力作浮出后，“秋迟”的来历才得以最终解密，从而曝光了这段旷世绝恋。
责编/高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