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post-truth）一词并非新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被媒体和学界所采用。但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美国总统大选等大事件背景下，这个词在媒体上的使用频率突然暴增，从一个边缘词汇变为主流词汇。牛津词典部总裁加斯帕·格拉斯沃表示，“后真相”或许将成为“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词汇之一”。

从“事实胜于雄辩”到“雄辩胜于事实”

　　 进入21世纪以后，“后真相”作为形容词，常与politics（政治）连用，构成另一个热词：post-truth politics（后真相政治）。
　　 “后真相政治”被当作一种政治文化，是当今国际政坛出现的一种新趋势。这个表达随着政治情势的演变，成为当今政治文化的主要修辞。简言之，“后真相政治”刚好与“事实胜于雄辩”相反，强调的是“雄辩胜于事实”，也即意见压倒事实，立场胜过是非。对待一件事一个人，人们把情感和感觉置于首位，证据、事实和真相反而置于次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政治生态中，这一表达较为准确地描述了政治派别之争。
　　 在传统的民主政治中，人们按理性决策模型，根据已知的事实，形成各自的观点;再基于这种观点，在某些议题或事项上持特定的立场和态度;尔后，又再根据该立场和态度，选择支持某一政党或团体。然而，在“后真相政治”时代，人们却把这一传统颠倒了过来——首先选择的是代表某种立场的政党或团体，对这一群体在各类议题上的价值观照单全收，然后才形成自己的观点，最后从事实中选择能支持自己观点的那一部分，并加以放大和渲染，而把一切不利于自己观点的部分，统统舍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真相政治”的本质就是对既有的政治体制和民主决策机制的挑战。

感觉比事实更真实

　　 英国脱欧公投与美国总统大选是“后真相”议题广泛流行的触发点。综合来看，“后真相”特征在英国脱欧公投与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是突出个体，重视情感冲击，强调感觉真实。
　　 其二是平民姿态，标签化表达，与非既得利益者结群。
　　 其三是不实信息泛滥，特定个体或群体利益导向。
　　 总体而言，“后真相”时代已经来临，其影响已经并将继续体现在几个方面：从政治和文化生态来看，未来将是一个更为多元复杂的时代，国际关系、政权体制都将展现出更为微妙复杂的格局。从民众心理来看，对政府、媒体等既有处于信息链上游的机构和人群的信任度将会持续下降。正如《经济学人》所说，“后真相政治”源于民众对主流媒体、精英阶层乃至专家等失去信任。英国益普索·莫里调查机构（Ipsos Mori）相关调查也显示，英国人认为发型师甚至路人都比商业领袖、记者、政府官员可信两倍。从传播层面来看，对新媒体以及新媒体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亟待深化和拓展。

新媒体广泛应用的阶段性产物

　　 “后真相”现象为什么于今为烈？很多研究都指向了新媒体的广泛应用。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形象地诠释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博弈。
　　 特朗普胜选后，很多学者从传播效果上探寻“后真相”与新媒体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主要观点有：
　　 1.社交媒体尽管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信息但却强化了认知偏差。
　　 2.“回音室效应”让人们越来越封闭，而不是更加开放和包容。
　　 3.算法主导的媒体逻辑让人们生活在自己的“过滤气泡”中。
　　 4.“你说什么我都不信”，信任危机浮现。
　　 综上所述，“后真相”及“后真相政治”的出现是当代社会、技术、文化的综合产物，尤其是新媒体广泛应用后的一个阶段性产物。数字技术高速发展，感觉比事实更真实，观点比事实更多，“后真相”是拟态媒介环境中个体自适应的结果，不能用单一准则对其进行评判。“后真相政治”的出现则是社交媒体时代西方政治对民意操控的试水。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后真相政治”的出现是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从中获利的，则是能够及时对技术变化、社会民众心理和行为变化有意图地加以把控的一方。
　　 据披露，特朗普的胜选与其聘用了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营销公司密切相关。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名叫亚历山大·尼克斯。2014年5月他曾利用大数据工具对乌克兰民众成功实施了心理干预，帮助亿万富翁波罗申科以54.7%的得票率当选乌克兰新总统。尼克斯受雇于特朗普后，从不同来源大量购买了美国人的个人数据，例如土地登记、汽车购置、购物数据、奖金卡、俱乐部会员资格、书报刊订阅、教堂在册名录等等，掌握了总数多达2.2亿美国人的个人数据。然后，他将这些个人数据与共和党的选民名册以及在线数据进行汇总，把选民分成32种不同性格的人群。在特朗普和希拉里第三次总统辩论那天，尼克斯联系广告公司在脸书上针对不同人群发布了17.5万个各不相同的宣传特朗普观点的广告。尼克斯说：“不同的人看到的广告标题、颜色、字体都是不同的，这种广告能覆盖哪怕最小的受众群体，甚至具体到个人。”可以说，尼克斯此举就是一场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心理操纵，极大地影响了美国选民的投票意向。这在传统媒体时代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未来“后真相”事件会越来越多

　　 “后真相”一词的流行背后折射出幾点值得关注的变化。其一是媒介环境与社会环境趋于高度一体化;其二是社交媒体与人际网络在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其三是媒体专业性的严重不足乃至缺位为虚假信息的泛滥提供了机会;第四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可以说，一个全新的政治格局乃至历史时代正在到来。
　　 尽管“后真相”这一表述目前主要被用来形容欧美的政治现象，但是在新媒体条件下，其背后所暗含的社会大众的心理、情绪和行为也频频在中国显现。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网民中通过智能手机获取新闻信息的已达93.5%，手机加网络成为获取新闻来源的第一渠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社交媒体与社会建立联系，因此，受社交媒体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例如在微信中各种假新闻盛行，即使是在相关权威机构出面辟谣后，被辟的谣言仍然还是在被不断地转发。新闻聚合类网站也基于个性化算法每天向用户推送大量信息。一些新闻客户端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基于数据挖掘的推荐引擎产品”。这样的新媒体，通过迎合而非均衡性地提供信息，有可能让用户的视野变得更狭窄更封闭。出现这样的状况，并不仅仅是媒体生态环境所引发的，而是和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心态相互纠缠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
　　 可以预判，伴随着媒体技术、智能技术的发展，未来“后真相”事件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越来越多。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媒体、传播、宣传亟待突破固有思维局限，寻找出应对之策。
　　（摘自《传媒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