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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的起源》是著名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成名作，也是人类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在这里，食人的恶俗与神牛的信仰一样，残酷的战争与慷慨的宾宴一样，尽管人类意识将这些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和精神，但是哈里斯告诉我们，意义和精神只不过是在历史的巨轮上渺小的人类聊以自我安慰自我鼓励的虚妄象征，而这艘巨轮的源源不竭的动力只有一个——生存。
关键词：自由;生存;生殖压力
对于一个虔信人的自由意志，膜拜人的精神力量的年轻人来说，读这样一种极致又精美无暇的文化唯物论无疑是极具冲击性甚至是颠覆性的，尽管哈里斯本人一再强调他并非完全否认人在历史演变中的自由选择的能力，但根据他在本书的严谨论证，历史留给人类自由选择的空间即使是有，也只能说是微乎其微。
对于某些骄傲的人类，这的确是难以接受的，他们说，多少伟大的艺术作品一遍遍证明着，精神使人达到多高的峰巅，人类明明可以自我主宰，他们大声的叫嚷：“我命由我不由天”，如果你说一切都只是为了生存，那么你看，我现在就可以毁灭！噢，人类的自尊心啊，真是个神奇的东西，自尊使人自强，也常常使人自堕，使人爱一切，也常常使人恨一切，关键在于得尊重他，你得让他觉得自己是那么回事，因此你不能对他说，你看你只是我牵的一条狗，那样，他会愤怒，他的自尊心会使他滑向另一个方向。如果他是一条狗，他希望走在前面，尽管主人仍在后面用锁链牵着他。这就是自由意志，人类自尊心的产物而已。
面对一些学者发出的关于自由意志的诘问，哈里斯近乎怜悯的说到“既然进化的改变时不能完全预测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显然还存在着所谓自由意志发挥的余地“当一种生产模式达到了其增长极限，需要很快采用新的生产模式时，便是我们自由选择度最大的时代“这里的辩解我认为是无力的，采用新的生产模式也只是为了继续在新的人口规模下生存，如果结局已定，道路已定，留给人类自由选择的空间仅仅在于模式的选择，进行这种选择的意志叫自由意志吗？当然不是。对于这个自由与生存的难题，我倒是有一解。
哈里斯自己辩解道”我毫无困难得既相信历史决定论，又相信人类有实施道德选择的自由意志的能力。“ 事实上我坚持认为，和物质发展进程与价值观之间正常因果关系正好相反的难以预测而似乎不可能的历史事件仍有发生的可能。但是说我们人类有能力按照我们自由选择的标准去创造文化和历史并不等于说历史就是这一能力的体现，事实远非如此。“这无疑带有一丝诡辩论的色彩，就我自己而言，我当然相信人的自由意志，但是说到人类的自由意志这里就要打一个问号了。维特根斯坦说，对于人有自由意志的最好证明就是人的自杀，直接通过否定本身的存在来否定自己并不是被缚于因果链上的一只小虫，而是自由的人。是的，人可以通过自我毁灭来证明他的自由，但是人类不行，无数的个人可以选择无数不同的道路，他们不仅可以顺着生命走还可以逆着生命走，但是人类，作为一个群体，他走的是一条单行道，生存下去，别无选择。因此，我们大可一边相信人的自由意志一边欣赏哈里斯，毕竟自由是属于人的，但从来不属于人群。
1战争与和平
哈里斯对战争的解释是这样的，为了保持合理的生态人口关系，对原始人来说战争是必要的，战争的第一种作用是将人口驱散至更为广阔的地域内，降低整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开拓出一片无人区，而“无人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起到了保护动植物物种的重要作用。第二因为战事频繁，所以男婴比女婴更有价值，这就导致了杀害女婴行为，从而抑制女性数量，是女性而不是男性的人数决定着生殖率，因而这就达到了抑制人数增长的目的。他说：“总而言之，为了限制人口，避免生活水平跌落到勉强糊口的水准上，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不得不付出的某些代价就是战争和杀害女婴。因此，用人口压力来解释战争和杀害女婴的行为，比其他方法更有说服力”于是，在这里，战争就是为了扩散人口和减少人口，不得不说，哈里斯这套理论是新奇又充满想象力的，但是现实往往不如理论简洁美妙。如果战争起源的机制是这样的，那么现代战争没理由会与他起源的机制不同，那么这套逻辑能解释现代战争吗，如果能，那么是否当人类解决了生殖压力我们将告别战争迎来永久的和平？其二，如果我们警惕默顿所言，很多功能主义者常常将一件事情产生的效果与这件事原因混淆，哈里斯在这里建构的逻辑关系则很难逃过这种质疑，战争的确导致了部落的人口减少，但是如果我们说战争的起源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为了减少人口，那这是人为的建构的虚假因果关系。因此，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审慎看本书的其他文章，对于哈里斯建构的种种因果关系是我们都需要存疑的。战争起到了减少生殖压力的作用，但战争为何产生则可能另有原因。如果我们采用心理学的观点解释战争，正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作的努力那样，是人性的某些弱点导致我们互相杀戮，那么我们发现文化的演化是由人心的某些力量在推动，这是与哈里斯截然相反的另一条理论路线，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简而言之，我依然深信，人类并非大自然的牵线木偶，在任何客观要素影响人类行为时，始终是要经过人类主观意识的思考与加工的，在讨论任何因果决定论时我们不可忽视这重要的一环。
2食人魔与神牛
我们看到哈里斯对食人王国触目惊心的描述“阿兹台克神灵的主要食物来源是战俘，这些人被推上金字塔的台阶来到庙宇，4个祭司抓住他们，将其四肢伸开按在石头祭坛上，第五个祭司用一把黑石刀将其胸膛横切开来然后把牺牲者的心据说常是仍在跳动的心掏了出来，经烧烤后献给神灵”这是可怕的恐怖的宗教恶魔。而在大洋彼岸的另一边，古老的印度人将他们的牛供奉为神靈，甚至禁绝一切肉类成为素食主义者，这是印度人宣称的精神对物质的的胜利。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似乎看到人性的两个极端，从对自己刨膛破肚的魔鬼，到悲悯一切生命的天使，人类在不同的环境中为何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反差，文学家们是乐于看到这样的反差的，因为这美妙地展示了同时寄居在人心中的神性与魔性，而这正是身处这二者之间的人性的美妙之处。但是哈里斯开展的严密的分析，精确的数字无情地将这些幻想的美感扫地出门，他说，印度的素食主义远不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墨西哥低谷的食人宗教也不是邪恶力量的吞噬，他们都只是生殖力对生产力的胜利。人们要用牛来拖犁，整个靠天吃饭的农业运行离不开牛，就这样，在宗教戒荤戒律，牛成了中心角色，牛作为唯一幸存下来的牲畜，也是唯一潜在的肉类来源，杀牛而食其肉构成对整个食物生产 模式的威胁，因此，印度禁食牛肉的原因和中东禁食猪肉的原因是相同的：消除其对人的诱惑。而对另一边的残酷的食人习俗哈里斯的论证是这样的，阿兹台克人的食人习俗并非是履行例行仪式，对人肉略加品尝，人体的一切可食用部分都被利用了，和人们吃家畜的情况如出一辙，我们可以说，在国家扶持的宗教体制中，祭司充当了操刀手的角色，这一体制的机能，就是对以人肉形式出现的大量动物蛋白进行生产和分配。于是，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的“上帝与魔鬼围绕美这个东西在人心的战场上展开的战斗”在哈里斯这里彻底取消了，既然都是为了生存，那么善与饿，爱与恨，美与否都只是人类虚妄的幻想。现实的主题只有一个，人类就是如何在给定的环境中获得足够的营养。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人类精神真是这么因地制宜，随机应变，我们可以设想印度的神牛还留在神坛上的时间不多了，正如猪于穆斯林，按照哈里斯的理论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合理的即“猪肉成为穆斯林的禁忌还能坚持多久”正如韦伯对马克思的唯物论的反驳即文化有时候也有对生产模式的形塑作用，在文化的发展中，我们也需要将这一点考虑进去。但是在这里，我们无法反驳哈里斯的论证是因为他的理论并非着力解释文化的演化，而是文化的起源。 3水利与专制
在水利陷阱这一章，哈里斯将威特福格尔的水利理论与他的生产强化理论嵌合，威认为水利农业生产为专制主义提供了土壤而根据哈里斯的理论，正是生育压力孕育了水利农业，于是这里的逻辑链就很清楚了。有生育压力催生的水利农业其扩张和强化只能靠大型水利工程，在沒有机器的情况下只能靠蚂蚁一般的劳动大军来进行这种工程建设，因此，工业化以前的水利农业周而复始的导致极端专制的农业管理官僚体制的演变，河流越大，其流域的粮食生产潜力也越大。但河流越大，利用其潜力的问题也越大。为了进行这些宏伟的事业，就需要有服从少数强有力领袖的干部按照一个宏大计划去征集协同指挥一支劳动大军并安排他们的食宿。因此，水利网络和设施越大，这一体系的整体效率就越高，就越容易产生一人专权独尊的农业管理等级体制。就这一理论而言，中国的农业专制因有其特定生产模式的基础，哈里斯似乎有一种宿命论似的悲哀。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滋养哺育了一代一代无数的中华儿女，孕育了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这样的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养育出中国人成为这个世界上强大且独特的存在，但是又正是同样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在几千年中压制个人意志和才智的专制政府形式。这也不禁让人想到当今中东的局势，丰富的石油资源不使他们不费力气而获得世界上大量的财富却也是他们停滞于此一直未能发展出更先进的现代组织形式。这一切，不知是上帝的恩赐还是诅咒。距哈利斯写成此书时隔已近半个世纪。中国已不再是那个落后的农业国，我们已经实现了生产模式的转型，如果中国封建专制来自水利生产模式的需求，那么按照哈里斯的理论，当今的工业生产，市场经济的组织方式再没有理由需要一个压制无数创造性的个人意志的专制政权，自由与民主应该才是是符合我们当前生产模式的意识形态，但是中国是否会在自由与民主的道路上走下去还是退回过去几千年的专制形式，这一点，还有待时间来证明。在本章结尾处，哈里斯不无伤感的说到，一个社会为了解决效率降低的问题而明确选择了某一种技术生态战略后，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它往往无法补救其不明智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这一意味深长的警醒不应只让我们伤怀过去，我们应带着这样的自觉意识面对未来。在生产模式面临变换的临界，是人类面临自由选择的时刻，是我们所谓的伟大的创造欲大显身手的时刻，是人类精神引领历史的时刻，这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理性，想象，和精神在众多选择中作出明智的决策。当今摆在我们面前的众多选择，人工智能，基因改造，当我们前行，争论，犹豫时应记起哈里斯的这句话。
本书最后，哈里斯说，作为一个文化决定论者，很多人有时指责他将人的价值降低为一种机械的反应，指责他将人描绘为一种不折不扣的木偶，但是这些教条实际上和他对文化过程的理解是不沾边的，他只是坚持认为，文化和生态上的限制性和可能性总是制约引导着个人的行为，持续不断的生产生殖模式大体上决定了上述导引渠道的性质。”过去的历史为外力所决定的性质使人忧虑重重，害怕未来也同样为外力所决定，但他们的忧虑不免失当了，只有意识到过去历史为外力所决定的性质，我们才可能期待未来较少依赖那不自觉的非人力量。“是的，这或许是哈里斯面对指责他贬低人类价值的最好回应。崇信人类精神的斗士不一定非要证明在过去的历史中人类的精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相反我们需要认识到过去那些非人的力量对我们的影响，然后带着这样的认识用希望与信念创造未来，这才是对人类精神最好的证明。
参考文献
[1]哈里斯，《文化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88
关键词：自由;生存;生殖压力
对于一个虔信人的自由意志，膜拜人的精神力量的年轻人来说，读这样一种极致又精美无暇的文化唯物论无疑是极具冲击性甚至是颠覆性的，尽管哈里斯本人一再强调他并非完全否认人在历史演变中的自由选择的能力，但根据他在本书的严谨论证，历史留给人类自由选择的空间即使是有，也只能说是微乎其微。
对于某些骄傲的人类，这的确是难以接受的，他们说，多少伟大的艺术作品一遍遍证明着，精神使人达到多高的峰巅，人类明明可以自我主宰，他们大声的叫嚷：“我命由我不由天”，如果你说一切都只是为了生存，那么你看，我现在就可以毁灭！噢，人类的自尊心啊，真是个神奇的东西，自尊使人自强，也常常使人自堕，使人爱一切，也常常使人恨一切，关键在于得尊重他，你得让他觉得自己是那么回事，因此你不能对他说，你看你只是我牵的一条狗，那样，他会愤怒，他的自尊心会使他滑向另一个方向。如果他是一条狗，他希望走在前面，尽管主人仍在后面用锁链牵着他。这就是自由意志，人类自尊心的产物而已。
面对一些学者发出的关于自由意志的诘问，哈里斯近乎怜悯的说到“既然进化的改变时不能完全预测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显然还存在着所谓自由意志发挥的余地“当一种生产模式达到了其增长极限，需要很快采用新的生产模式时，便是我们自由选择度最大的时代“这里的辩解我认为是无力的，采用新的生产模式也只是为了继续在新的人口规模下生存，如果结局已定，道路已定，留给人类自由选择的空间仅仅在于模式的选择，进行这种选择的意志叫自由意志吗？当然不是。对于这个自由与生存的难题，我倒是有一解。
哈里斯自己辩解道”我毫无困难得既相信历史决定论，又相信人类有实施道德选择的自由意志的能力。“ 事实上我坚持认为，和物质发展进程与价值观之间正常因果关系正好相反的难以预测而似乎不可能的历史事件仍有发生的可能。但是说我们人类有能力按照我们自由选择的标准去创造文化和历史并不等于说历史就是这一能力的体现，事实远非如此。“这无疑带有一丝诡辩论的色彩，就我自己而言，我当然相信人的自由意志，但是说到人类的自由意志这里就要打一个问号了。维特根斯坦说，对于人有自由意志的最好证明就是人的自杀，直接通过否定本身的存在来否定自己并不是被缚于因果链上的一只小虫，而是自由的人。是的，人可以通过自我毁灭来证明他的自由，但是人类不行，无数的个人可以选择无数不同的道路，他们不仅可以顺着生命走还可以逆着生命走，但是人类，作为一个群体，他走的是一条单行道，生存下去，别无选择。因此，我们大可一边相信人的自由意志一边欣赏哈里斯，毕竟自由是属于人的，但从来不属于人群。
1战争与和平
哈里斯对战争的解释是这样的，为了保持合理的生态人口关系，对原始人来说战争是必要的，战争的第一种作用是将人口驱散至更为广阔的地域内，降低整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开拓出一片无人区，而“无人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起到了保护动植物物种的重要作用。第二因为战事频繁，所以男婴比女婴更有价值，这就导致了杀害女婴行为，从而抑制女性数量，是女性而不是男性的人数决定着生殖率，因而这就达到了抑制人数增长的目的。他说：“总而言之，为了限制人口，避免生活水平跌落到勉强糊口的水准上，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不得不付出的某些代价就是战争和杀害女婴。因此，用人口压力来解释战争和杀害女婴的行为，比其他方法更有说服力”于是，在这里，战争就是为了扩散人口和减少人口，不得不说，哈里斯这套理论是新奇又充满想象力的，但是现实往往不如理论简洁美妙。如果战争起源的机制是这样的，那么现代战争没理由会与他起源的机制不同，那么这套逻辑能解释现代战争吗，如果能，那么是否当人类解决了生殖压力我们将告别战争迎来永久的和平？其二，如果我们警惕默顿所言，很多功能主义者常常将一件事情产生的效果与这件事原因混淆，哈里斯在这里建构的逻辑关系则很难逃过这种质疑，战争的确导致了部落的人口减少，但是如果我们说战争的起源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为了减少人口，那这是人为的建构的虚假因果关系。因此，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审慎看本书的其他文章，对于哈里斯建构的种种因果关系是我们都需要存疑的。战争起到了减少生殖压力的作用，但战争为何产生则可能另有原因。如果我们采用心理学的观点解释战争，正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作的努力那样，是人性的某些弱点导致我们互相杀戮，那么我们发现文化的演化是由人心的某些力量在推动，这是与哈里斯截然相反的另一条理论路线，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简而言之，我依然深信，人类并非大自然的牵线木偶，在任何客观要素影响人类行为时，始终是要经过人类主观意识的思考与加工的，在讨论任何因果决定论时我们不可忽视这重要的一环。
2食人魔与神牛
我们看到哈里斯对食人王国触目惊心的描述“阿兹台克神灵的主要食物来源是战俘，这些人被推上金字塔的台阶来到庙宇，4个祭司抓住他们，将其四肢伸开按在石头祭坛上，第五个祭司用一把黑石刀将其胸膛横切开来然后把牺牲者的心据说常是仍在跳动的心掏了出来，经烧烤后献给神灵”这是可怕的恐怖的宗教恶魔。而在大洋彼岸的另一边，古老的印度人将他们的牛供奉为神靈，甚至禁绝一切肉类成为素食主义者，这是印度人宣称的精神对物质的的胜利。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似乎看到人性的两个极端，从对自己刨膛破肚的魔鬼，到悲悯一切生命的天使，人类在不同的环境中为何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反差，文学家们是乐于看到这样的反差的，因为这美妙地展示了同时寄居在人心中的神性与魔性，而这正是身处这二者之间的人性的美妙之处。但是哈里斯开展的严密的分析，精确的数字无情地将这些幻想的美感扫地出门，他说，印度的素食主义远不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墨西哥低谷的食人宗教也不是邪恶力量的吞噬，他们都只是生殖力对生产力的胜利。人们要用牛来拖犁，整个靠天吃饭的农业运行离不开牛，就这样，在宗教戒荤戒律，牛成了中心角色，牛作为唯一幸存下来的牲畜，也是唯一潜在的肉类来源，杀牛而食其肉构成对整个食物生产 模式的威胁，因此，印度禁食牛肉的原因和中东禁食猪肉的原因是相同的：消除其对人的诱惑。而对另一边的残酷的食人习俗哈里斯的论证是这样的，阿兹台克人的食人习俗并非是履行例行仪式，对人肉略加品尝，人体的一切可食用部分都被利用了，和人们吃家畜的情况如出一辙，我们可以说，在国家扶持的宗教体制中，祭司充当了操刀手的角色，这一体制的机能，就是对以人肉形式出现的大量动物蛋白进行生产和分配。于是，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的“上帝与魔鬼围绕美这个东西在人心的战场上展开的战斗”在哈里斯这里彻底取消了，既然都是为了生存，那么善与饿，爱与恨，美与否都只是人类虚妄的幻想。现实的主题只有一个，人类就是如何在给定的环境中获得足够的营养。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人类精神真是这么因地制宜，随机应变，我们可以设想印度的神牛还留在神坛上的时间不多了，正如猪于穆斯林，按照哈里斯的理论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合理的即“猪肉成为穆斯林的禁忌还能坚持多久”正如韦伯对马克思的唯物论的反驳即文化有时候也有对生产模式的形塑作用，在文化的发展中，我们也需要将这一点考虑进去。但是在这里，我们无法反驳哈里斯的论证是因为他的理论并非着力解释文化的演化，而是文化的起源。 3水利与专制
在水利陷阱这一章，哈里斯将威特福格尔的水利理论与他的生产强化理论嵌合，威认为水利农业生产为专制主义提供了土壤而根据哈里斯的理论，正是生育压力孕育了水利农业，于是这里的逻辑链就很清楚了。有生育压力催生的水利农业其扩张和强化只能靠大型水利工程，在沒有机器的情况下只能靠蚂蚁一般的劳动大军来进行这种工程建设，因此，工业化以前的水利农业周而复始的导致极端专制的农业管理官僚体制的演变，河流越大，其流域的粮食生产潜力也越大。但河流越大，利用其潜力的问题也越大。为了进行这些宏伟的事业，就需要有服从少数强有力领袖的干部按照一个宏大计划去征集协同指挥一支劳动大军并安排他们的食宿。因此，水利网络和设施越大，这一体系的整体效率就越高，就越容易产生一人专权独尊的农业管理等级体制。就这一理论而言，中国的农业专制因有其特定生产模式的基础，哈里斯似乎有一种宿命论似的悲哀。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滋养哺育了一代一代无数的中华儿女，孕育了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这样的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养育出中国人成为这个世界上强大且独特的存在，但是又正是同样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在几千年中压制个人意志和才智的专制政府形式。这也不禁让人想到当今中东的局势，丰富的石油资源不使他们不费力气而获得世界上大量的财富却也是他们停滞于此一直未能发展出更先进的现代组织形式。这一切，不知是上帝的恩赐还是诅咒。距哈利斯写成此书时隔已近半个世纪。中国已不再是那个落后的农业国，我们已经实现了生产模式的转型，如果中国封建专制来自水利生产模式的需求，那么按照哈里斯的理论，当今的工业生产，市场经济的组织方式再没有理由需要一个压制无数创造性的个人意志的专制政权，自由与民主应该才是是符合我们当前生产模式的意识形态，但是中国是否会在自由与民主的道路上走下去还是退回过去几千年的专制形式，这一点，还有待时间来证明。在本章结尾处，哈里斯不无伤感的说到，一个社会为了解决效率降低的问题而明确选择了某一种技术生态战略后，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它往往无法补救其不明智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这一意味深长的警醒不应只让我们伤怀过去，我们应带着这样的自觉意识面对未来。在生产模式面临变换的临界，是人类面临自由选择的时刻，是我们所谓的伟大的创造欲大显身手的时刻，是人类精神引领历史的时刻，这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理性，想象，和精神在众多选择中作出明智的决策。当今摆在我们面前的众多选择，人工智能，基因改造，当我们前行，争论，犹豫时应记起哈里斯的这句话。
本书最后，哈里斯说，作为一个文化决定论者，很多人有时指责他将人的价值降低为一种机械的反应，指责他将人描绘为一种不折不扣的木偶，但是这些教条实际上和他对文化过程的理解是不沾边的，他只是坚持认为，文化和生态上的限制性和可能性总是制约引导着个人的行为，持续不断的生产生殖模式大体上决定了上述导引渠道的性质。”过去的历史为外力所决定的性质使人忧虑重重，害怕未来也同样为外力所决定，但他们的忧虑不免失当了，只有意识到过去历史为外力所决定的性质，我们才可能期待未来较少依赖那不自觉的非人力量。“是的，这或许是哈里斯面对指责他贬低人类价值的最好回应。崇信人类精神的斗士不一定非要证明在过去的历史中人类的精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相反我们需要认识到过去那些非人的力量对我们的影响，然后带着这样的认识用希望与信念创造未来，这才是对人类精神最好的证明。
参考文献
[1]哈里斯，《文化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