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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13日，我作为北京奥申委网站的主编，和奥申委留守人员一起在北京奥申委办公地度过了一个永远难忘的夜晚。当晚10点10分，当电视屏幕聚焦国际奥委会投票现场，传来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一声“北京当选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时，在中华大地上顿时爆发出雀跃欢呼的壮丽景象。
人们在抒发对申奥成功的喜悦心情的同时，也在传诵着一个灿若星光的名字——萨马兰奇。因为，他不仅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在他担任国际奥委会领导职务的26年中为发展奥林匹克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从1979年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到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在这国际奥运史上两件大事所经历的漫长岁月中，无不体现着萨马兰奇对中国的深厚情谊。固然，这两件大事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在国际体育界的地位得到举世公认的事实；但另一方面，萨马兰奇在其中发挥的重要影响和可贵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他真正是我们一位伟大的朋友。所以，萨马兰奇在中国人民心中倍受尊敬自不待言，他的名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尽管他享有西班牙侯爵的高贵称号，但我们根据自己的习惯，更亲切地尊称他为“萨翁”。
与王幼平交朋友情系中国
上个世纪70年代，为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中合法地位的斗争进入关键阶段。萨马兰奇对中国的友谊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的，而在萨马兰奇心目中播下对华友谊第一粒种子的是当年我国驻苏联大使王幼平。当时，兼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萨马兰奇是西班牙驻苏联大使，他们两人_见如故，很快成为驻苏联使团中最要好的朋友。
想到中国在世界最大、最有权威的体育组织的席位尚被台湾占据，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是我国体育工作和外交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王幼平决心通过做萨马兰奇的工作来推动中国返回国际奥委会。经过几年的交往，萨马兰奇对中国有了进一步了解。所以，他对王幼平说，国际奥委会内中国代表权问题未获解决是不合理的，“因为不能忽视8亿中国人民和运动员”，他坚定地说，“我要为改正这种状况而努力”，并提出愿访问中国以实际了解情况，寻求解决途径。萨马兰奇的这种态度，让王幼平和国人看到了中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希望。
说起来还真有缘，我结识这位奥林匹克巨人正是在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斗争的关键时刻开始的。那时，萨马兰奇受国际奥委会的委托，以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第一次来中国访问。我后来把它比喻为萨马兰奇的“破冰之旅”，时间是1978年4月。记得一天组织上通知我，说国家体委有一项重要的接待任务，要我去担任翻译工作。在我去国家体委报到后，方知原来是接待即将来访的萨马兰奇。经体委国际司负责人何振梁和处长张全往向我介绍国际奥委会的情况和萨马兰奇此行的目的，以及接待工作的要求后，我意识到萨马兰奇此访关系重大，我翻译的责任不轻。
说实在的，当时我对奥林匹克运动了解并不多。因为自1958年我国和国际奥委会完全断绝关系以后，国内媒体对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的报道极少。记得1964年我陪团出席一次国际会议乘飞机途经希腊上空时，向空姐询问了关于奥林匹克起源和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些情况，算是领略了旁门之风。这次，为把接待萨马兰奇的工作做好，我又到图书馆阅读了与奥林匹克运动相关的资料来充实自己。
为中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出谋出力
萨马兰奇和夫人是1978年4月21日抵达北京的。在和国家体委副主任路金栋、国际司负责人何振梁见面时，萨马兰奇表示，他此次访华负有重要使命，是为了工作而来的。因此，访问期间他可以一直在北京会谈，同时根据需要参观体育设施。他强调此行的目的不是来游览的。若会谈紧张，可以由他夫人代表他去外地访问。虽说萨马兰奇是“工作狂”是我在好多年以后才听说的，但他那一心扑在工作上的高尚品格一开始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谈开始后，萨马兰奇首先回顾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历史。他说，奥运会是得到世界上广泛承认的体育赛事，也是各国运动员和人民友好交往的文化聚会，从广泛性和参与性上赢得了各国人民的欢迎。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亿青年和数以万计运动员的大国，理应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占有她的位置。奥林匹克运动没有中国的参加是不完整的。萨马兰奇的这番话说得铿锵有力，是他深思熟虑后的肺腑之言，表明了他对中国的真诚友好，而最后一句则清楚地表明了他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的坚强决心。
会谈中最棘手的自然是如何处理台湾问题。针对这种情况，何振梁利用陪同活动的各种机会，向萨马兰奇进一步做工作，从介绍台湾问题的由来，谈到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以及国际奥委会对中国的态度。萨马兰奇在琢磨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在思索着解决问题的方案。
经过9轮会谈，他觉得有了眉目。最后他说，他相信台湾问题在不远的将来会解决。他表示：“当然最彻底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投票驱逐台湾。但这存在失败的风险。”他分析说：“因为国际奥委会有85位委员，虽然只有8位委员来自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他们显然不会同意驱逐台湾。但是，其他委员是否都同他们的政府持一致的立场不好说。因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绝大部分持独立立场，不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因此，表决结果没有把握。”思路敏捷的萨马兰奇转而又提出了另一个解决方案。他说，可以提出要求让台湾改名，去除“中华民国”的称号。他估计台湾不会接受，这样国际奥委会可以顺理成章地把台湾除名或者停止其会籍。他对此显得很有信心，相信既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方案，也是国际奥委会容易操作的办法。所以，他还进而谈到中国合法席位恢复以后，台湾委员的资格如何处理的问题，也谈到中国方面应尽快准备，以便一旦时机来到，便可向国际奥委会推荐一位新的中国委员。
可是，出乎萨马兰奇意料的是，这次会谈最后没有形成结果。因为当时我们对国际奥委会的政策虽有所松动，但仍坚持不由我们提出要求台湾改名。当时主持和萨马兰奇会谈的路金栋对萨马兰奇提出的改名方案未置可否，只表示了相信国际奥委会会找到合适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 萨马兰奇显得有些失望，觉得我方态度比较消极。所以在一次个别场合直率地问我：“汤，从我的判断来看，您的西班牙文讲的很好，用词、语法都很规范。我相信在整个会谈中您不会有漏译或误译的情况发生。但会谈给我的印象似乎中国不急于回到国际奥委会来，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显然，萨马兰奇对我方立场迷惑不解，想搞清楚为什么他那么一番好意的设想没有得到中方积极的响应。我当然也很难做出回答。
我在这种茫然之中把萨马兰奇的反应告诉了陪同何振梁。何振梁当然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所以又找机会婉转地继续做萨马兰奇的工作，并对他为解决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做出的真诚努力表示感谢。这样，才使萨马兰奇对中方的立场有了一些理解，气氛变得较为融洽。
通过几天来的紧张会谈和个别接触，我更清楚地看到，萨马兰奇是一位对世界事务和时代潮流有敏锐观察力的政治家，对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是真诚热情的。后来一连串的重大事件，都无不印证了我的这个评价。我对他强烈的钦佩和崇敬也就油然而生。
萨马兰奇访华回去以后，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和几次全会上又做了大量工作，明确地提出要台湾改名的方案。他说：“国际奥委会应该尽一切努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议第一步要求‘中华民国奥委会’改名，因为它根本不能代表中国。”在萨马兰奇和其他一大批主持正义的朋友们坚决斗争之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终于在1979年10月25日通过了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屈指算来，从1951年准备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开始，这场在国际体育界争取维护中国合法权利、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经历了整整28个年头。
支持北京申奥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和我国在国际体坛地位的节节上升，在中华大地上点燃奥运圣火的憧憬成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亿万民众共同的心愿。而我们的朋友萨马兰奇在1984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国庆活动时，也向中方提出了北京应考虑申办奥运会的建议。
1990年9月22日，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之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在接见已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时，正式把我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愿望告诉了萨马兰奇。萨马兰奇很高兴中国做出如此重大决定，表示愿尽绵薄之力给以帮助。萨马兰奇还在私下对何振梁说：“北京的申办是我的申办。”虽然那次申办仅以两票之差失之交臂，但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萨马兰奇对何振梁说，北京未能获选是可惜的事，但中国是最理解时间相对价值的。他希望北京不久将再次提出申办，并相信中国一定会成功。
其实，萨马兰奇有他目标远大的心愿，他动情地说过：“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还有两件大事要做：一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土地广阔的国家——中国能举办一届奥运会；其二是非洲——唯一一个从未举办过奥运会的大陆也能举办一次。”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萨马兰奇的一大宏愿已经实现。2001年12月14日，即北京奥组委成立的第二天，我在北京奥组委网站收到了萨马兰奇发来的一篇庆贺专文《奥林匹克运动全球化的进程来到北京》。他在文中说：“2001年决定申办2008年奥运会，很明显这并非易事。多伦多和巴黎都是强劲的竞争对手。但北京以重量级的千钧之势横扫莫斯科，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这是一个明智、正确的决定，将奥林匹克精神进一步普及到了中国。”
2010年4月21日，传来了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不幸逝世的消息，悲痛之余，我作小诗一首以志悼念：
世纪巨擘兴奥运，
叶落苍穹忆萨翁。
洞穿沧桑倾伟业，
和平友谊架彩虹。
心系北京圆奥梦，
弘扬理想建奇功。
仙鹤飘起任飞翔，
萨翁精神永称雄！
人们在抒发对申奥成功的喜悦心情的同时，也在传诵着一个灿若星光的名字——萨马兰奇。因为，他不仅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在他担任国际奥委会领导职务的26年中为发展奥林匹克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从1979年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到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在这国际奥运史上两件大事所经历的漫长岁月中，无不体现着萨马兰奇对中国的深厚情谊。固然，这两件大事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在国际体育界的地位得到举世公认的事实；但另一方面，萨马兰奇在其中发挥的重要影响和可贵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他真正是我们一位伟大的朋友。所以，萨马兰奇在中国人民心中倍受尊敬自不待言，他的名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尽管他享有西班牙侯爵的高贵称号，但我们根据自己的习惯，更亲切地尊称他为“萨翁”。
与王幼平交朋友情系中国
上个世纪70年代，为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中合法地位的斗争进入关键阶段。萨马兰奇对中国的友谊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的，而在萨马兰奇心目中播下对华友谊第一粒种子的是当年我国驻苏联大使王幼平。当时，兼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萨马兰奇是西班牙驻苏联大使，他们两人_见如故，很快成为驻苏联使团中最要好的朋友。
想到中国在世界最大、最有权威的体育组织的席位尚被台湾占据，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是我国体育工作和外交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王幼平决心通过做萨马兰奇的工作来推动中国返回国际奥委会。经过几年的交往，萨马兰奇对中国有了进一步了解。所以，他对王幼平说，国际奥委会内中国代表权问题未获解决是不合理的，“因为不能忽视8亿中国人民和运动员”，他坚定地说，“我要为改正这种状况而努力”，并提出愿访问中国以实际了解情况，寻求解决途径。萨马兰奇的这种态度，让王幼平和国人看到了中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希望。
说起来还真有缘，我结识这位奥林匹克巨人正是在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斗争的关键时刻开始的。那时，萨马兰奇受国际奥委会的委托，以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第一次来中国访问。我后来把它比喻为萨马兰奇的“破冰之旅”，时间是1978年4月。记得一天组织上通知我，说国家体委有一项重要的接待任务，要我去担任翻译工作。在我去国家体委报到后，方知原来是接待即将来访的萨马兰奇。经体委国际司负责人何振梁和处长张全往向我介绍国际奥委会的情况和萨马兰奇此行的目的，以及接待工作的要求后，我意识到萨马兰奇此访关系重大，我翻译的责任不轻。
说实在的，当时我对奥林匹克运动了解并不多。因为自1958年我国和国际奥委会完全断绝关系以后，国内媒体对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的报道极少。记得1964年我陪团出席一次国际会议乘飞机途经希腊上空时，向空姐询问了关于奥林匹克起源和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些情况，算是领略了旁门之风。这次，为把接待萨马兰奇的工作做好，我又到图书馆阅读了与奥林匹克运动相关的资料来充实自己。
为中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出谋出力
萨马兰奇和夫人是1978年4月21日抵达北京的。在和国家体委副主任路金栋、国际司负责人何振梁见面时，萨马兰奇表示，他此次访华负有重要使命，是为了工作而来的。因此，访问期间他可以一直在北京会谈，同时根据需要参观体育设施。他强调此行的目的不是来游览的。若会谈紧张，可以由他夫人代表他去外地访问。虽说萨马兰奇是“工作狂”是我在好多年以后才听说的，但他那一心扑在工作上的高尚品格一开始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谈开始后，萨马兰奇首先回顾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历史。他说，奥运会是得到世界上广泛承认的体育赛事，也是各国运动员和人民友好交往的文化聚会，从广泛性和参与性上赢得了各国人民的欢迎。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亿青年和数以万计运动员的大国，理应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占有她的位置。奥林匹克运动没有中国的参加是不完整的。萨马兰奇的这番话说得铿锵有力，是他深思熟虑后的肺腑之言，表明了他对中国的真诚友好，而最后一句则清楚地表明了他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的坚强决心。
会谈中最棘手的自然是如何处理台湾问题。针对这种情况，何振梁利用陪同活动的各种机会，向萨马兰奇进一步做工作，从介绍台湾问题的由来，谈到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以及国际奥委会对中国的态度。萨马兰奇在琢磨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在思索着解决问题的方案。
经过9轮会谈，他觉得有了眉目。最后他说，他相信台湾问题在不远的将来会解决。他表示：“当然最彻底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投票驱逐台湾。但这存在失败的风险。”他分析说：“因为国际奥委会有85位委员，虽然只有8位委员来自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他们显然不会同意驱逐台湾。但是，其他委员是否都同他们的政府持一致的立场不好说。因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绝大部分持独立立场，不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因此，表决结果没有把握。”思路敏捷的萨马兰奇转而又提出了另一个解决方案。他说，可以提出要求让台湾改名，去除“中华民国”的称号。他估计台湾不会接受，这样国际奥委会可以顺理成章地把台湾除名或者停止其会籍。他对此显得很有信心，相信既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方案，也是国际奥委会容易操作的办法。所以，他还进而谈到中国合法席位恢复以后，台湾委员的资格如何处理的问题，也谈到中国方面应尽快准备，以便一旦时机来到，便可向国际奥委会推荐一位新的中国委员。
可是，出乎萨马兰奇意料的是，这次会谈最后没有形成结果。因为当时我们对国际奥委会的政策虽有所松动，但仍坚持不由我们提出要求台湾改名。当时主持和萨马兰奇会谈的路金栋对萨马兰奇提出的改名方案未置可否，只表示了相信国际奥委会会找到合适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 萨马兰奇显得有些失望，觉得我方态度比较消极。所以在一次个别场合直率地问我：“汤，从我的判断来看，您的西班牙文讲的很好，用词、语法都很规范。我相信在整个会谈中您不会有漏译或误译的情况发生。但会谈给我的印象似乎中国不急于回到国际奥委会来，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显然，萨马兰奇对我方立场迷惑不解，想搞清楚为什么他那么一番好意的设想没有得到中方积极的响应。我当然也很难做出回答。
我在这种茫然之中把萨马兰奇的反应告诉了陪同何振梁。何振梁当然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所以又找机会婉转地继续做萨马兰奇的工作，并对他为解决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做出的真诚努力表示感谢。这样，才使萨马兰奇对中方的立场有了一些理解，气氛变得较为融洽。
通过几天来的紧张会谈和个别接触，我更清楚地看到，萨马兰奇是一位对世界事务和时代潮流有敏锐观察力的政治家，对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是真诚热情的。后来一连串的重大事件，都无不印证了我的这个评价。我对他强烈的钦佩和崇敬也就油然而生。
萨马兰奇访华回去以后，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和几次全会上又做了大量工作，明确地提出要台湾改名的方案。他说：“国际奥委会应该尽一切努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议第一步要求‘中华民国奥委会’改名，因为它根本不能代表中国。”在萨马兰奇和其他一大批主持正义的朋友们坚决斗争之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终于在1979年10月25日通过了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屈指算来，从1951年准备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开始，这场在国际体育界争取维护中国合法权利、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经历了整整28个年头。
支持北京申奥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和我国在国际体坛地位的节节上升，在中华大地上点燃奥运圣火的憧憬成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亿万民众共同的心愿。而我们的朋友萨马兰奇在1984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国庆活动时，也向中方提出了北京应考虑申办奥运会的建议。
1990年9月22日，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之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在接见已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时，正式把我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愿望告诉了萨马兰奇。萨马兰奇很高兴中国做出如此重大决定，表示愿尽绵薄之力给以帮助。萨马兰奇还在私下对何振梁说：“北京的申办是我的申办。”虽然那次申办仅以两票之差失之交臂，但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萨马兰奇对何振梁说，北京未能获选是可惜的事，但中国是最理解时间相对价值的。他希望北京不久将再次提出申办，并相信中国一定会成功。
其实，萨马兰奇有他目标远大的心愿，他动情地说过：“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还有两件大事要做：一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土地广阔的国家——中国能举办一届奥运会；其二是非洲——唯一一个从未举办过奥运会的大陆也能举办一次。”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萨马兰奇的一大宏愿已经实现。2001年12月14日，即北京奥组委成立的第二天，我在北京奥组委网站收到了萨马兰奇发来的一篇庆贺专文《奥林匹克运动全球化的进程来到北京》。他在文中说：“2001年决定申办2008年奥运会，很明显这并非易事。多伦多和巴黎都是强劲的竞争对手。但北京以重量级的千钧之势横扫莫斯科，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这是一个明智、正确的决定，将奥林匹克精神进一步普及到了中国。”
2010年4月21日，传来了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不幸逝世的消息，悲痛之余，我作小诗一首以志悼念：
世纪巨擘兴奥运，
叶落苍穹忆萨翁。
洞穿沧桑倾伟业，
和平友谊架彩虹。
心系北京圆奥梦，
弘扬理想建奇功。
仙鹤飘起任飞翔，
萨翁精神永称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