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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蒋介石早年参加革命，从一个敢死队队长的小人物最终成为国民政府首脑，其间人生机遇的捕捉与放纵、政治境遇的跌宕起伏及历史决断时刻的果敢与犹豫，使其成为饱受争议的人物。分析其复杂的政治生涯，除了客观环境、主观努力及阴错阳差的历史偶然性外，其颇具特点的心理特点和性格特征，亦是观察的一个重要视角。鉴于以往此方面研究的不足，本文试图从心理史学的角度，对他心理特点和性格特征的形成、表现及对人生境遇的影响，做一粗浅的分析。
【关键词】：蒋介石；性格特征；政治命运
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过于武断，那么说性格影响命运则较为客观，特别是对蒋介石这样手握实权，掌握国家命运的“大人物”，他的性格不仅影响他的人生，更会使历史进程产生“波动”。所以研究蒋介石的性格便有助于透视历史的本愿，从而加深对历史的理解。
（一）
蔣介石最明显的心理特点和性格特征，就是自卑与自尊的交错。这与他幼年性格形成时期家庭境遇的变故有很大关系。蒋家在族邻原本很受人尊重。他的祖父蒋肇聪“以学者著称于乡里”[1]，其父亲则“是诚实的村中争端的调解人、一个深受邻居信任的和事老”。[2]但在蒋介石7-8岁的2年间，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原有的家族声望随之而去，他们孤儿寡母时常遭人欺侮：“乡有无主滞粮，县官令甲首中户摊赔，公家与焉，庄书嗾里猾故加苛派，差役票传公到案，勒迫承认。王太夫人以为奇辱。”[3]就连之前尊重他们的乡邻也冷眼旁观，不出手相助。蒋介石曾回忆“十岁之年，父丧未满一年，是年夏初……乡间洪水浸屋三尺，为从来所罕见，家中惟寡母与孤儿二人，……吾乃闻吾母叹曰：如汝父在，近邻铺中人皆早来协助，而你父亦自在家处置一切，决不至如今之孤苦伶仃。”[4]童年境遇的巨大落差使年幼的蒋介石深刻体会到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直到成年之后他仍念念不忘，“身世与人情之薄，悲叹无以，愁闷不堪。”[5]
母爱被分割是蒋介石自卑心理形成的另一原因。蒋介石是母亲王彩玉的第一个儿子，蒋母曾把全部的母爱给予他，蒋介石之后蒋母又有三个孩子，对他的母爱自然会减少，尤其是对瑞青的关爱超过其他人。蒋介石就曾说：“吾弟兄行为最末，而天赋殊姿，兄辈均莫能及，已故先妣爱之尤笃。”[6]而当时他仍旧沉溺于自己9岁父亲去世后母子相依为命的情景而不能自拔。只有到他弟弟死后，母亲才再次把全部的爱放在蒋介石身上，“期望中正自立之心亦于是益切矣”[7]再有就是蒋介石对祖父的情感。他在父亲去世前由祖父抚养，祖父对他疼爱有加，“中正少善病，公临床珍视，甚至终夕不寐，如吾母今日之抚韦儿者。故中正疾，多赖公手而得愈……”[8]祖父的离世又使他失去了另一份挚爱。这一切难免会使蒋介石失落和自卑。
家庭变故带来的巨大心理落差，使少年时期的蒋介石往往以自傲掩饰自卑，以自卑充实自傲，从而做出许多荒唐离奇的事情。“幼时好耍甚，门临清溪，常出游泳，山洪暴至，险遭灭顶。去冬见檐下缸结坚冰，圆如明镜，喜极，耸身捞取之，倒植其底，几冻死。” 16岁时，他的老师毛思诚这样形容他：“其戏嬉也，以讲舍为舞台，以同学为玩物，狂态不可一世。”[9]这就难怪邻里称他为“瑞元无赖”了。
为了回报母亲对自己过高的期望，蒋介石開始产生强烈的自尊心。他立志雪耻，重耀门楣。最初他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15岁赴奉化县城应童子试，结果没有考中。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止，这又堵死了蒋介石科举仕途的幻想。于是他东渡日本学习，开始走上另一条求取功名的道路。
（二）
童年家庭变故和母爱缺乏，使蒋介石产生的自卑心理以及随之而来的强烈自尊心，在参加革命后有增无减。这在社会行为上的表现即是孤傲与多疑。1919年蒋介石在他日记中写道：“今日抵东京，无人招待，心甚疑奇。投宿于内幸町旭馆，招待不周，又起被侮之惧”，“上午下女有嫌容之形。心甚愤激，实则自不知礼，只怕被侮，自不立志，怨人怠慢也。凡事当先自立，然后不怕人侮也”。[10]1927年蒋介石下野后再次东渡日本，“日本记者竟以亡命视余，对国人欺辱，令人愤慨”。[11] 蒋介石的这些激烈反应，自然有政治和社会的深厚背景，正如她所说，“自满清甲午以来，凡与日人交涉者，类皆腐败卑劣，暴弃自私之徒，故使日人视我中国人为可轻侮”；“中国人妄自菲薄，一般外交人员大都如此，则中国人焉得不为人所轻视耶。”当另一方面也有他自身的性格原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日本因招待不周就觉得别人看不起自己，自卑与自尊心即起，“不排除为自卑情绪作怪”。[12]
强烈的自尊心使蒋介石过分的关注自身，形成以自我为中心、孤傲且多疑的性格，以至难以处理好人际关系。孙中山就说他“性刚而疾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13]他自己也认识到为人处世“在乎极端，故有生死患难之至友，而无虚酬敷衍普通之交好”。[14]一方面，他一旦信任某人，就会为之付出狭义之情。但这只包括竺绍康、陈其美、孙中山、宋美龄等少数几个人。陈其美1916年被袁世凯暗杀后，他更是悲痛不已：“自此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15]他甚至自觉“除中师外，诚意待我者，屈指为谁，昔日以为可信之人，而今愈不可信矣，天下事惟求诸己者为足恃也”；“人世间惟一中师为可亲，此外则家中小孩子，余皆厌物也。”[16]看来除了离世的孙中山，他已经没有可信之人了。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游荡状态，即使对孙中山委派的工作也不热心，动辄辞职。1918——1924年，他14次辞职，而原因多是因被人猜疑、被上司怀疑、对部下不信任，等等。“既不见信于总座，又不见谅于军长，…...是诚怀疑于上，受辱于下”，[17]大有孤家寡人之感，故异常孤独与失望。
这种多疑的性格与现实无奈的交错，往往使他疑人也用，用人也疑，结果无法处理好关系而导致友情破裂。他在给张静江的信中曾说：“自苦天资顽钝，素性暴躁，对于爱我诸公，恒未能奉若神明，而且时出侮辱之言行，既伤感情，复灰友心”[18]，并感叹“交友之难，知人之不易，倾轧之祸甚于壅蔽，媚嫉之患烈于党争，此岂愚如中正者所能忍受哉。”[19]。
【关键词】：蒋介石；性格特征；政治命运
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过于武断，那么说性格影响命运则较为客观，特别是对蒋介石这样手握实权，掌握国家命运的“大人物”，他的性格不仅影响他的人生，更会使历史进程产生“波动”。所以研究蒋介石的性格便有助于透视历史的本愿，从而加深对历史的理解。
（一）
蔣介石最明显的心理特点和性格特征，就是自卑与自尊的交错。这与他幼年性格形成时期家庭境遇的变故有很大关系。蒋家在族邻原本很受人尊重。他的祖父蒋肇聪“以学者著称于乡里”[1]，其父亲则“是诚实的村中争端的调解人、一个深受邻居信任的和事老”。[2]但在蒋介石7-8岁的2年间，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原有的家族声望随之而去，他们孤儿寡母时常遭人欺侮：“乡有无主滞粮，县官令甲首中户摊赔，公家与焉，庄书嗾里猾故加苛派，差役票传公到案，勒迫承认。王太夫人以为奇辱。”[3]就连之前尊重他们的乡邻也冷眼旁观，不出手相助。蒋介石曾回忆“十岁之年，父丧未满一年，是年夏初……乡间洪水浸屋三尺，为从来所罕见，家中惟寡母与孤儿二人，……吾乃闻吾母叹曰：如汝父在，近邻铺中人皆早来协助，而你父亦自在家处置一切，决不至如今之孤苦伶仃。”[4]童年境遇的巨大落差使年幼的蒋介石深刻体会到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直到成年之后他仍念念不忘，“身世与人情之薄，悲叹无以，愁闷不堪。”[5]
母爱被分割是蒋介石自卑心理形成的另一原因。蒋介石是母亲王彩玉的第一个儿子，蒋母曾把全部的母爱给予他，蒋介石之后蒋母又有三个孩子，对他的母爱自然会减少，尤其是对瑞青的关爱超过其他人。蒋介石就曾说：“吾弟兄行为最末，而天赋殊姿，兄辈均莫能及，已故先妣爱之尤笃。”[6]而当时他仍旧沉溺于自己9岁父亲去世后母子相依为命的情景而不能自拔。只有到他弟弟死后，母亲才再次把全部的爱放在蒋介石身上，“期望中正自立之心亦于是益切矣”[7]再有就是蒋介石对祖父的情感。他在父亲去世前由祖父抚养，祖父对他疼爱有加，“中正少善病，公临床珍视，甚至终夕不寐，如吾母今日之抚韦儿者。故中正疾，多赖公手而得愈……”[8]祖父的离世又使他失去了另一份挚爱。这一切难免会使蒋介石失落和自卑。
家庭变故带来的巨大心理落差，使少年时期的蒋介石往往以自傲掩饰自卑，以自卑充实自傲，从而做出许多荒唐离奇的事情。“幼时好耍甚，门临清溪，常出游泳，山洪暴至，险遭灭顶。去冬见檐下缸结坚冰，圆如明镜，喜极，耸身捞取之，倒植其底，几冻死。” 16岁时，他的老师毛思诚这样形容他：“其戏嬉也，以讲舍为舞台，以同学为玩物，狂态不可一世。”[9]这就难怪邻里称他为“瑞元无赖”了。
为了回报母亲对自己过高的期望，蒋介石開始产生强烈的自尊心。他立志雪耻，重耀门楣。最初他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15岁赴奉化县城应童子试，结果没有考中。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止，这又堵死了蒋介石科举仕途的幻想。于是他东渡日本学习，开始走上另一条求取功名的道路。
（二）
童年家庭变故和母爱缺乏，使蒋介石产生的自卑心理以及随之而来的强烈自尊心，在参加革命后有增无减。这在社会行为上的表现即是孤傲与多疑。1919年蒋介石在他日记中写道：“今日抵东京，无人招待，心甚疑奇。投宿于内幸町旭馆，招待不周，又起被侮之惧”，“上午下女有嫌容之形。心甚愤激，实则自不知礼，只怕被侮，自不立志，怨人怠慢也。凡事当先自立，然后不怕人侮也”。[10]1927年蒋介石下野后再次东渡日本，“日本记者竟以亡命视余，对国人欺辱，令人愤慨”。[11] 蒋介石的这些激烈反应，自然有政治和社会的深厚背景，正如她所说，“自满清甲午以来，凡与日人交涉者，类皆腐败卑劣，暴弃自私之徒，故使日人视我中国人为可轻侮”；“中国人妄自菲薄，一般外交人员大都如此，则中国人焉得不为人所轻视耶。”当另一方面也有他自身的性格原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日本因招待不周就觉得别人看不起自己，自卑与自尊心即起，“不排除为自卑情绪作怪”。[12]
强烈的自尊心使蒋介石过分的关注自身，形成以自我为中心、孤傲且多疑的性格，以至难以处理好人际关系。孙中山就说他“性刚而疾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13]他自己也认识到为人处世“在乎极端，故有生死患难之至友，而无虚酬敷衍普通之交好”。[14]一方面，他一旦信任某人，就会为之付出狭义之情。但这只包括竺绍康、陈其美、孙中山、宋美龄等少数几个人。陈其美1916年被袁世凯暗杀后，他更是悲痛不已：“自此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15]他甚至自觉“除中师外，诚意待我者，屈指为谁，昔日以为可信之人，而今愈不可信矣，天下事惟求诸己者为足恃也”；“人世间惟一中师为可亲，此外则家中小孩子，余皆厌物也。”[16]看来除了离世的孙中山，他已经没有可信之人了。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游荡状态，即使对孙中山委派的工作也不热心，动辄辞职。1918——1924年，他14次辞职，而原因多是因被人猜疑、被上司怀疑、对部下不信任，等等。“既不见信于总座，又不见谅于军长，…...是诚怀疑于上，受辱于下”，[17]大有孤家寡人之感，故异常孤独与失望。
这种多疑的性格与现实无奈的交错，往往使他疑人也用，用人也疑，结果无法处理好关系而导致友情破裂。他在给张静江的信中曾说：“自苦天资顽钝，素性暴躁，对于爱我诸公，恒未能奉若神明，而且时出侮辱之言行，既伤感情，复灰友心”[18]，并感叹“交友之难，知人之不易，倾轧之祸甚于壅蔽，媚嫉之患烈于党争，此岂愚如中正者所能忍受哉。”[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