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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领导下台湾同胞在大陆的抗日救亡活动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全面抗日。其所属部队积极投入到抗日前线，英勇杀敌。中共的抗日主张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海内外的许多台籍青年纷纷投奔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或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甚至是沦陷区进行抗日活动。
根据地的抗日台胞
在投奔共产党抗日队伍的台胞中，有一批万里迢迢从国外赶回国内的台籍青年。特别是在当时根据地医疗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一批在国外学习医学的台胞的归来，为抗日武装斗争做了很好的后援。其中，台南县人林栋是这批台胞中的优秀分子。他1943年从日本名古屋大学毕业后，直奔山西太原，转赴太行抗日根据地，先后任过教师、参谋等职，后改任八路军野战总部卫生材料厂研究部主任兼技师。他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制造出大量针、片、丸、散、脱脂棉、吗啡以及中成药品50多种，供应前线边区十万军民防治疾病。林栋后来曾任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总工程师。
杨美华放弃优越的生活，投身艰苦危险的抗战前线的无畏行为，更彰显了这批青年的爱国激情。在高雄出生的杨美华家境很好，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专为日本人办的高雄州立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后入东京日本女子牙科医学院读书。受进步思想影响，1945年2月她只身回国，途中历尽坎坷，经过一个星期的危险旅程到达山东，后投奔根据地。她先在渤海军区三分区野战医院工作，后因部队需要日语翻译而奔赴前线，为瓦解日军作出了贡献。
台湾嘉义大林镇人林思平，以出色的成绩考入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在医院工作进修。1943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他放弃了在日本的优越生活和工作，以“增援日本医疗技术人员”的名义，取道朝鲜回国，同时还动员了白凤洋、黄仁和、杨太山、杨丁铭等人同赴祖国大陆。开始在太原铁路医院当医生，常以医生的身份把一些奇缺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秘密交给地下交通员带到华北抗日根据地。后因被日本特务怀疑，他穿过封锁线，经北平到达晋察冀根据地，在白求恩创建的国际和平医院当医生，抢救了大批伤员。抗战末期，他利用懂日语的优势，向日军宣传八路军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回国参加抗战的台胞中，包括了方方面面的优秀人才。后来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领导者之一的杨诚就是其中的代表。杨诚，台南市人，自幼侨居印尼，30年代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回国，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一二·九”运动，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奔赴延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担任归国华侨救国联合会主任，帮助归侨解决生活困难，鼓舞战斗的勇气。曾担任延安外语学院英语系党支部书记。抗战结束时在军调部任翻译。新中国成立后在三机部工作，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者之一，并担任过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
此外，邱刚明、冯志坚等一大批热血台籍青年也从海外归来，直奔抗日战场。原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就读的台湾省人邱刚明，在抗战爆发后，毅然放弃学业，经华南转赴陕甘宁边区，后参加大别山区残酷的抗日游击战。在台南出生的董克，抗战爆发后，立即放弃了在菲律宾的舒适生活，瞒着家人回到祖国，辗转奔赴延安参加抗战，先在抗大一分校学习工作，后到晋冀鲁豫区委办的《渭河日报》工作，此后又调到太行山的《新华日报》工作。冯志坚是翁泽生烈士的胞妹，从台湾经新加坡到延安，参加抗日，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参加在哈尔滨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此后长期在全国妇联工作。
除归侨外，还有许多在大陆学习的台籍学生及从台湾直接奔赴根据地的台湾青年，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台北市人沈扶，于1938年偕台籍青年李焕之、朱茂泽等经广州同赴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随后因抗战工作需要，被调往八路军总政治部对日部门工作，研究和翻译日军、日本方面的有关资料，管理和教育日军战俘，并兼任野坂参三的翻译，其夫人王芸亦同时在延安工作。沈扶后任台盟总部副秘书长、顾问。而从日军中逃出的李子秀，原系伪满建国大学学生，就读期间被日军征兵，调到东京的一所炮校服役，准备送到侵华战场。他冒着生命危险，历经艰险，从日本取道朝鲜回国，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到晋察冀军区任炮兵教官。他不仅实地演示，还废寝忘食地编写教材，并多次到前线去参加战斗，英勇杀敌。在一次实地训练反坦克地雷的操作中意外触雷，牺牲时年仅26岁。
在大陆抗战的台湾青年中，蔡啸是杰出的代表。1919年出生于台南市郊外的贫苦渔家子弟蔡啸，从小体会到“二等公民”处境的悲惨，1934年春离开台湾来到厦门当学徒。在“赶走日寇、光复台湾”的思想影响下，投奔福建龙岩闽西南抗日游击队，在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的领导下参加了多次战斗。后调入新四军，经过努力学习，逐渐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41年，任营长，拔日军据点，反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剿”，建立地方抗日民主政权。1943年，任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教导大队大队长。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不忘自己的故乡，常搜集、阅读有关台湾的书籍，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1950年为解放台湾而成立的解放军第九兵团“台湾干部训练团”，由蔡啸任团长，为培养干部做了大量工作。他生前曾当选为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台盟总部第二届理事会主席等职。
抗战期间，朱天顺从湖北进入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做对敌工作。在新四军中，嘉义人张志忠也是著名的抗日台胞。他早年参加革命，在福建打游击，后北上抗日，与日军浴血奋战。抗战后期曾任新四军团长。
在北平上学的台湾新竹人苏菁、苏群姐妹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瞒着父母投奔根据地，后分别从事宣传和地下工作，影响了一批人参加到抗战工作中。著名文学家张我军之子、台北板桥人何标，抗战期间在北平读书，与同学组织台风社进行革命宣传。后经河北定县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三个月后被派回北平做瓦解日伪军的工作。在进步青年的影响下，杨泰山、陈明、文英等一大批青年人奔向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力量。 在根据地以外抗战的台胞
在根据地以外的地区，由中共领导的抗日台胞，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和风险，但他们坚强勇敢、机智灵活，甚至视死如归。
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副教授苏子衡，从台湾赴日留学，曾在仙台东北帝国大学学习。在北平工作期间与夫人甘莹及同为北大教授的林耀堂等台籍教师，接受中共的任务，动员各界人士到根据地工作。几年间，他动员、护送了许多抗日志士到达根据地，为中共的抗日武装输送大批干部及各类人才。新中国成立后，苏子衡担任第三届台盟中央主席。在北平的曾名如等人，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送情报、搞联络，成为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向根据地输送人员的一条渠道。
在沦陷区的上海，也活跃着李伟光、刘景浩等一批积极抗日的台胞。
李伟光又名李应章，1920年毕业于台北医专，同年11月到广州观光，受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鼓舞。回台湾后，得到蒋渭水等人的支持，筹组全台湾青年会。1921年10月，台湾的知识分子统一战线性质的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全台湾青年会并入此协会，李伟光亦被选为该会理事。李伟光在家乡二林做医生，看到蔗农受到日本制糖会社的残酷剥削，非常不平。他便向蔗农宣传，组织了二林蔗农组合，向日本制糖会社要求收购甘蔗，给以合理的价格，结果遭到日本当局的武力镇压，这就是发生于1925年10月有名的“二林事件”。李伟光被捕入狱，至1928年才被释放。1930年，李伟光应邀参加台湾民众党的大会，发表演说，受到日方的警告，他遂于1931年冬逃到厦门，开设神州医院。当时，李伟光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以其医院掩护地下党活动。后因地下党遭到破坏，他便于1935年转到上海开设伟光医院，继续将其作为中共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抗战期间秘密支持抗战。1949年后，李伟光任台盟华东总支部主任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代表、台盟总部理事等职。
刘景浩原名吴文中，1906年生于台南，自幼家境贫寒，学习刻苦。早年参加过文化协会组织的农民运动，1922年入日本东京大学法律系就读，同时接触马克思主义。1930年考取日本高等文官并任法官。1937年回国后在北平日伪警察局工作时，因不满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拒绝参与镇压和逮捕无辜百姓，被日本宪兵逐出华北。在上海期间，曾任上海汪伪政权社会局局长、侨务委员会常委等职。此后又任中日实业银行总经理。其间，与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取得联系，并同李政文、于毅夫及新四军代表张执一保持工作关系。他利用其特殊地位掩护中共地下党，并以黄金、房产等支援新四军。他的工作有力地支持了上海的抗日活动。1946年刘景浩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后任旅大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大连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在海南，仅崖县第三支队就有邱德胜、罗金荣、李朝山、邱火荣、郑兴华、赖春枝等数十名台籍战士直接参加抗战。
抗战期间，香港是宣传抗日的重要地区。文人许地山便是利用香港广泛宣传抗日爱国主张的著名台胞。许地山之父许南英在1895年日军侵台时，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统领家乡军队奋勇抗敌，弹尽粮绝后，散尽家财于部属，带着妻子及两岁的许地山奔赴大陆。国恨家仇，使许地山从小就有着抗日思想。1935年他因支持燕京大学学生的抗日活动，被校长司徒雷登解聘教授职务，后到香港大学任中文系主任直至1941年去世。
1938年，由中共领导的、以周恩来任名誉理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许地山与郭沫若、茅盾等人组成理事会。后来，他又与楼适夷在香港建立了分会，许地山任常务干事。其间，他广泛参加各种抗日活动，鼓动人民的抗日热情，协助安排流亡青年的工作生活，转移保护国宝古籍，并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呼吁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他是抗战时期香港文化界的一员主将。
接受中共指导的台湾义勇队
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是以台湾同胞为主体、以抗日救亡为目的、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正式批准的唯一由台湾人组织、以光复台湾为号召的武装力量。它是台籍同胞参加祖国抗日的代表，也是台湾同胞拥护并支持祖国抗战的象征。
1938年夏天，骆耕漠与李友邦相遇后，两人交换了意见。李友邦表示福建北部崇安县（今武夷山市）的同胞可以动员起来，参加抗日战争。骆耕漠报告浙江省委统战委员会后，经中共浙江省委同意，决定协助李友邦先到崇安一带了解情况，开辟抗日救亡的新阵地。
同年秋，中共浙江省委派骆耕漠与张毕来去金华，帮助李友邦筹建台湾义勇队。张毕来为了减少来自国民党方面的麻烦，改称张一之，在台湾义勇队组建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李友邦曾专程去看望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陈仪答应在各方面给予帮助。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答应把集中在崇安的台湾人带到浙江去。
11月，李友邦与张一之来到福建崇安，向在那里垦殖的台胞进行抗战宣传，得到了广大台胞的热烈响应。1939年1月，李友邦将首批报名参加台湾义勇队工作的台胞30多人带到浙江省金华县，其中有6个是小孩子。李友邦把其中的医生组成一个巡回医疗队，在金华县城为群众义务看病；另外一批做政治宣传工作；6个小朋友也组成了台湾少年团，做宣传工作。台湾义勇队就此成立。
1939年4月1日，周恩来因公到东南地区路经金华。在听了浙江省委关于李友邦情况的介绍后，周恩来对他的突出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周恩来郑重地对浙江省委书记刘英说，像李友邦这样的对象，应引导他们理解，暂时留在党外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比到党内更有利于革命。张一之按照组织上的安排，到周恩来住处向其汇报帮助李友邦筹组台湾义勇队的经过，并汇报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批准成立。周恩来当即表示，关于台湾义勇队的事，要充分利用国民党的关系开展工作，并叫张一之“通知李友邦，让李友邦去找黄绍竑（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请黄绍竑帮助他解决政治部批准成立的问题”。周恩来还对张一之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全面抗日。其所属部队积极投入到抗日前线，英勇杀敌。中共的抗日主张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海内外的许多台籍青年纷纷投奔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或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甚至是沦陷区进行抗日活动。
根据地的抗日台胞
在投奔共产党抗日队伍的台胞中，有一批万里迢迢从国外赶回国内的台籍青年。特别是在当时根据地医疗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一批在国外学习医学的台胞的归来，为抗日武装斗争做了很好的后援。其中，台南县人林栋是这批台胞中的优秀分子。他1943年从日本名古屋大学毕业后，直奔山西太原，转赴太行抗日根据地，先后任过教师、参谋等职，后改任八路军野战总部卫生材料厂研究部主任兼技师。他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制造出大量针、片、丸、散、脱脂棉、吗啡以及中成药品50多种，供应前线边区十万军民防治疾病。林栋后来曾任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总工程师。
杨美华放弃优越的生活，投身艰苦危险的抗战前线的无畏行为，更彰显了这批青年的爱国激情。在高雄出生的杨美华家境很好，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专为日本人办的高雄州立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后入东京日本女子牙科医学院读书。受进步思想影响，1945年2月她只身回国，途中历尽坎坷，经过一个星期的危险旅程到达山东，后投奔根据地。她先在渤海军区三分区野战医院工作，后因部队需要日语翻译而奔赴前线，为瓦解日军作出了贡献。
台湾嘉义大林镇人林思平，以出色的成绩考入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在医院工作进修。1943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他放弃了在日本的优越生活和工作，以“增援日本医疗技术人员”的名义，取道朝鲜回国，同时还动员了白凤洋、黄仁和、杨太山、杨丁铭等人同赴祖国大陆。开始在太原铁路医院当医生，常以医生的身份把一些奇缺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秘密交给地下交通员带到华北抗日根据地。后因被日本特务怀疑，他穿过封锁线，经北平到达晋察冀根据地，在白求恩创建的国际和平医院当医生，抢救了大批伤员。抗战末期，他利用懂日语的优势，向日军宣传八路军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回国参加抗战的台胞中，包括了方方面面的优秀人才。后来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领导者之一的杨诚就是其中的代表。杨诚，台南市人，自幼侨居印尼，30年代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回国，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一二·九”运动，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奔赴延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担任归国华侨救国联合会主任，帮助归侨解决生活困难，鼓舞战斗的勇气。曾担任延安外语学院英语系党支部书记。抗战结束时在军调部任翻译。新中国成立后在三机部工作，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者之一，并担任过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
此外，邱刚明、冯志坚等一大批热血台籍青年也从海外归来，直奔抗日战场。原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就读的台湾省人邱刚明，在抗战爆发后，毅然放弃学业，经华南转赴陕甘宁边区，后参加大别山区残酷的抗日游击战。在台南出生的董克，抗战爆发后，立即放弃了在菲律宾的舒适生活，瞒着家人回到祖国，辗转奔赴延安参加抗战，先在抗大一分校学习工作，后到晋冀鲁豫区委办的《渭河日报》工作，此后又调到太行山的《新华日报》工作。冯志坚是翁泽生烈士的胞妹，从台湾经新加坡到延安，参加抗日，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参加在哈尔滨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此后长期在全国妇联工作。
除归侨外，还有许多在大陆学习的台籍学生及从台湾直接奔赴根据地的台湾青年，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台北市人沈扶，于1938年偕台籍青年李焕之、朱茂泽等经广州同赴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随后因抗战工作需要，被调往八路军总政治部对日部门工作，研究和翻译日军、日本方面的有关资料，管理和教育日军战俘，并兼任野坂参三的翻译，其夫人王芸亦同时在延安工作。沈扶后任台盟总部副秘书长、顾问。而从日军中逃出的李子秀，原系伪满建国大学学生，就读期间被日军征兵，调到东京的一所炮校服役，准备送到侵华战场。他冒着生命危险，历经艰险，从日本取道朝鲜回国，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到晋察冀军区任炮兵教官。他不仅实地演示，还废寝忘食地编写教材，并多次到前线去参加战斗，英勇杀敌。在一次实地训练反坦克地雷的操作中意外触雷，牺牲时年仅26岁。
在大陆抗战的台湾青年中，蔡啸是杰出的代表。1919年出生于台南市郊外的贫苦渔家子弟蔡啸，从小体会到“二等公民”处境的悲惨，1934年春离开台湾来到厦门当学徒。在“赶走日寇、光复台湾”的思想影响下，投奔福建龙岩闽西南抗日游击队，在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的领导下参加了多次战斗。后调入新四军，经过努力学习，逐渐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41年，任营长，拔日军据点，反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剿”，建立地方抗日民主政权。1943年，任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教导大队大队长。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不忘自己的故乡，常搜集、阅读有关台湾的书籍，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1950年为解放台湾而成立的解放军第九兵团“台湾干部训练团”，由蔡啸任团长，为培养干部做了大量工作。他生前曾当选为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台盟总部第二届理事会主席等职。
抗战期间，朱天顺从湖北进入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做对敌工作。在新四军中，嘉义人张志忠也是著名的抗日台胞。他早年参加革命，在福建打游击，后北上抗日，与日军浴血奋战。抗战后期曾任新四军团长。
在北平上学的台湾新竹人苏菁、苏群姐妹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瞒着父母投奔根据地，后分别从事宣传和地下工作，影响了一批人参加到抗战工作中。著名文学家张我军之子、台北板桥人何标，抗战期间在北平读书，与同学组织台风社进行革命宣传。后经河北定县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三个月后被派回北平做瓦解日伪军的工作。在进步青年的影响下，杨泰山、陈明、文英等一大批青年人奔向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力量。 在根据地以外抗战的台胞
在根据地以外的地区，由中共领导的抗日台胞，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和风险，但他们坚强勇敢、机智灵活，甚至视死如归。
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副教授苏子衡，从台湾赴日留学，曾在仙台东北帝国大学学习。在北平工作期间与夫人甘莹及同为北大教授的林耀堂等台籍教师，接受中共的任务，动员各界人士到根据地工作。几年间，他动员、护送了许多抗日志士到达根据地，为中共的抗日武装输送大批干部及各类人才。新中国成立后，苏子衡担任第三届台盟中央主席。在北平的曾名如等人，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送情报、搞联络，成为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向根据地输送人员的一条渠道。
在沦陷区的上海，也活跃着李伟光、刘景浩等一批积极抗日的台胞。
李伟光又名李应章，1920年毕业于台北医专，同年11月到广州观光，受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鼓舞。回台湾后，得到蒋渭水等人的支持，筹组全台湾青年会。1921年10月，台湾的知识分子统一战线性质的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全台湾青年会并入此协会，李伟光亦被选为该会理事。李伟光在家乡二林做医生，看到蔗农受到日本制糖会社的残酷剥削，非常不平。他便向蔗农宣传，组织了二林蔗农组合，向日本制糖会社要求收购甘蔗，给以合理的价格，结果遭到日本当局的武力镇压，这就是发生于1925年10月有名的“二林事件”。李伟光被捕入狱，至1928年才被释放。1930年，李伟光应邀参加台湾民众党的大会，发表演说，受到日方的警告，他遂于1931年冬逃到厦门，开设神州医院。当时，李伟光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以其医院掩护地下党活动。后因地下党遭到破坏，他便于1935年转到上海开设伟光医院，继续将其作为中共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抗战期间秘密支持抗战。1949年后，李伟光任台盟华东总支部主任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代表、台盟总部理事等职。
刘景浩原名吴文中，1906年生于台南，自幼家境贫寒，学习刻苦。早年参加过文化协会组织的农民运动，1922年入日本东京大学法律系就读，同时接触马克思主义。1930年考取日本高等文官并任法官。1937年回国后在北平日伪警察局工作时，因不满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拒绝参与镇压和逮捕无辜百姓，被日本宪兵逐出华北。在上海期间，曾任上海汪伪政权社会局局长、侨务委员会常委等职。此后又任中日实业银行总经理。其间，与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取得联系，并同李政文、于毅夫及新四军代表张执一保持工作关系。他利用其特殊地位掩护中共地下党，并以黄金、房产等支援新四军。他的工作有力地支持了上海的抗日活动。1946年刘景浩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后任旅大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大连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在海南，仅崖县第三支队就有邱德胜、罗金荣、李朝山、邱火荣、郑兴华、赖春枝等数十名台籍战士直接参加抗战。
抗战期间，香港是宣传抗日的重要地区。文人许地山便是利用香港广泛宣传抗日爱国主张的著名台胞。许地山之父许南英在1895年日军侵台时，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统领家乡军队奋勇抗敌，弹尽粮绝后，散尽家财于部属，带着妻子及两岁的许地山奔赴大陆。国恨家仇，使许地山从小就有着抗日思想。1935年他因支持燕京大学学生的抗日活动，被校长司徒雷登解聘教授职务，后到香港大学任中文系主任直至1941年去世。
1938年，由中共领导的、以周恩来任名誉理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许地山与郭沫若、茅盾等人组成理事会。后来，他又与楼适夷在香港建立了分会，许地山任常务干事。其间，他广泛参加各种抗日活动，鼓动人民的抗日热情，协助安排流亡青年的工作生活，转移保护国宝古籍，并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呼吁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他是抗战时期香港文化界的一员主将。
接受中共指导的台湾义勇队
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是以台湾同胞为主体、以抗日救亡为目的、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正式批准的唯一由台湾人组织、以光复台湾为号召的武装力量。它是台籍同胞参加祖国抗日的代表，也是台湾同胞拥护并支持祖国抗战的象征。
1938年夏天，骆耕漠与李友邦相遇后，两人交换了意见。李友邦表示福建北部崇安县（今武夷山市）的同胞可以动员起来，参加抗日战争。骆耕漠报告浙江省委统战委员会后，经中共浙江省委同意，决定协助李友邦先到崇安一带了解情况，开辟抗日救亡的新阵地。
同年秋，中共浙江省委派骆耕漠与张毕来去金华，帮助李友邦筹建台湾义勇队。张毕来为了减少来自国民党方面的麻烦，改称张一之，在台湾义勇队组建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李友邦曾专程去看望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陈仪答应在各方面给予帮助。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答应把集中在崇安的台湾人带到浙江去。
11月，李友邦与张一之来到福建崇安，向在那里垦殖的台胞进行抗战宣传，得到了广大台胞的热烈响应。1939年1月，李友邦将首批报名参加台湾义勇队工作的台胞30多人带到浙江省金华县，其中有6个是小孩子。李友邦把其中的医生组成一个巡回医疗队，在金华县城为群众义务看病；另外一批做政治宣传工作；6个小朋友也组成了台湾少年团，做宣传工作。台湾义勇队就此成立。
1939年4月1日，周恩来因公到东南地区路经金华。在听了浙江省委关于李友邦情况的介绍后，周恩来对他的突出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周恩来郑重地对浙江省委书记刘英说，像李友邦这样的对象，应引导他们理解，暂时留在党外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比到党内更有利于革命。张一之按照组织上的安排，到周恩来住处向其汇报帮助李友邦筹组台湾义勇队的经过，并汇报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批准成立。周恩来当即表示，关于台湾义勇队的事，要充分利用国民党的关系开展工作，并叫张一之“通知李友邦，让李友邦去找黄绍竑（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请黄绍竑帮助他解决政治部批准成立的问题”。周恩来还对张一之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