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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炸弹”上办公
气压升降椅,一枚放置在你身边的不定时“炸弹”。
我们每天坐在椅子上处理公务、上网、开会,从没有意识到它的危险性。气压升降椅依靠气缸内的活塞气动杆上下活动控制升降,气缸内的填充气体为高压氮气,当内部气压超过气缸的承受限度时会产生爆炸,爆炸时产生的冲击力甚至可以将椅子的零件炸入人的腹腔,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一些厂家生产零件所用的材质硬度不够,并且将内部的填充气体替换为空气,这些都增加了气压椅爆炸的概率。
如能做到以下几点,气压椅还是很安全的。1.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不能仅以价格作为购买的标准。2.日常使用过程中不要过于频繁的升降。3.不要让椅子靠近发热的东西。4.一旦椅子出现问题,要找专业人员进行检修,不要自己随意拆卸升降椅的气缸。
做到这几点,可以让你远离生命危险,舒适又安全。
胎儿期与幼儿期所发生的一切,能悄悄书写你命运的篇章。
环境如何左右人的健康?生命早期的某些经历何以影响人的一生?南安普敦大学的戴维·巴克尔教授首次发现:某些成年、甚至老年的疾病也许与胎儿期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饥荒:持续的影响
阿姆斯特丹,1944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纳粹德国对荷兰的食物运输进行管制。11月,寒冬来袭。阿姆斯特丹城中饥荒开始了,食物配给额跌到每人每天1000卡,1945年2月,降到580卡(根据西方现代标准,一名健康的普通女性在维持正常运动水平的情况下每日至少需要1800卡的能量)。期间,上万人死于营养不良。
在有关荷兰饥荒的研究中发现,胎儿期经历饥荒的人成年后的许多慢性疾病都与此有联系,其中包括:血糖不耐受(与糖尿病有关的指标)、高血压、高血脂、乳腺癌、精神分裂与认知衰退。
不同的研究小组都发现:中国出生于或在生命早期经历过三年饥荒的人比生于饥荒之后的人更易肥胖,这一现象在女性中尤其明显;高血糖达到生于饥荒前、后人群的2--4倍;患上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可以达到出生于饥荒前、后人群的两倍以上。
科学家们并不满足于找到相关性,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
预测与现实的鸿沟
巴克尔一直在思考,如果心血管疾病真是一种“富贵病”,为什么这种疾病在英国的贫困人群中更为普遍?
在饥荒与慢性病的关系中,胎儿期的经历只是拼图中的一片,要加上后天的成长环境才可窥见全图:出生于荷兰饥荒岁月且成年后患有肥胖症的人,与仅出生于饥荒年份却保持苗条或未经饥荒却患肥胖症的人相比,糖尿病的风险都有提高。相似的,出生于中国三年饥荒且成年后经济条件富足的中国农民中,高血糖的普遍程度达到仅生于饥荒年份或者仅享受成年后富足生活的人群的2--4倍。
为何后天良好的环境反而会恶化胎儿期不良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副作用?
巴克尔提出“节约表型学说”,认为一个生命体如果在胚胎早期因为各种原因发育不良,它会以为自己一生都将面临这种恶劣的条件。为了适应环境,这个生命体往往会发育出一些节省或高效利用能量的性状,以期获得生存的优势。但是如果恶劣的后天环境并未出现,这种现实与预测之间的失衡不但使得那些“高效”的性状毫无用武之地,反而成了危害人体健康的凶器,让人变得肥胖臃肿,无法有效调节血糖,最终患上心血管疾病。
胎儿期的环境对人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营养和代谢,饥荒还有可能导致神经上的病变。科学家们对在“9·11”之后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女性与“9·11”之后并未发展出任何心理疾病的女性进行对比,发现前者所生的孩子的唾液中皮質激素水平明显高于后者,而皮质激素是一种对应心理压力的激素。怀孕的母亲很可能也向胎儿传递了“这个世界很危险”的信号,而后代则多分泌一些对应压力的激素对抗这个危险的世界。
种种研究结果表明,即便我们无法改变出生前已经经历的一切,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健康的饮食,控制体重的增加,进行适度的锻炼,防御慢性疾病。我们的命运里关键的一环依然握在自己的手中。
气压升降椅,一枚放置在你身边的不定时“炸弹”。
我们每天坐在椅子上处理公务、上网、开会,从没有意识到它的危险性。气压升降椅依靠气缸内的活塞气动杆上下活动控制升降,气缸内的填充气体为高压氮气,当内部气压超过气缸的承受限度时会产生爆炸,爆炸时产生的冲击力甚至可以将椅子的零件炸入人的腹腔,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一些厂家生产零件所用的材质硬度不够,并且将内部的填充气体替换为空气,这些都增加了气压椅爆炸的概率。
如能做到以下几点,气压椅还是很安全的。1.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不能仅以价格作为购买的标准。2.日常使用过程中不要过于频繁的升降。3.不要让椅子靠近发热的东西。4.一旦椅子出现问题,要找专业人员进行检修,不要自己随意拆卸升降椅的气缸。
做到这几点,可以让你远离生命危险,舒适又安全。
胎儿期与幼儿期所发生的一切,能悄悄书写你命运的篇章。
环境如何左右人的健康?生命早期的某些经历何以影响人的一生?南安普敦大学的戴维·巴克尔教授首次发现:某些成年、甚至老年的疾病也许与胎儿期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饥荒:持续的影响
阿姆斯特丹,1944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纳粹德国对荷兰的食物运输进行管制。11月,寒冬来袭。阿姆斯特丹城中饥荒开始了,食物配给额跌到每人每天1000卡,1945年2月,降到580卡(根据西方现代标准,一名健康的普通女性在维持正常运动水平的情况下每日至少需要1800卡的能量)。期间,上万人死于营养不良。
在有关荷兰饥荒的研究中发现,胎儿期经历饥荒的人成年后的许多慢性疾病都与此有联系,其中包括:血糖不耐受(与糖尿病有关的指标)、高血压、高血脂、乳腺癌、精神分裂与认知衰退。
不同的研究小组都发现:中国出生于或在生命早期经历过三年饥荒的人比生于饥荒之后的人更易肥胖,这一现象在女性中尤其明显;高血糖达到生于饥荒前、后人群的2--4倍;患上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可以达到出生于饥荒前、后人群的两倍以上。
科学家们并不满足于找到相关性,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
预测与现实的鸿沟
巴克尔一直在思考,如果心血管疾病真是一种“富贵病”,为什么这种疾病在英国的贫困人群中更为普遍?
在饥荒与慢性病的关系中,胎儿期的经历只是拼图中的一片,要加上后天的成长环境才可窥见全图:出生于荷兰饥荒岁月且成年后患有肥胖症的人,与仅出生于饥荒年份却保持苗条或未经饥荒却患肥胖症的人相比,糖尿病的风险都有提高。相似的,出生于中国三年饥荒且成年后经济条件富足的中国农民中,高血糖的普遍程度达到仅生于饥荒年份或者仅享受成年后富足生活的人群的2--4倍。
为何后天良好的环境反而会恶化胎儿期不良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副作用?
巴克尔提出“节约表型学说”,认为一个生命体如果在胚胎早期因为各种原因发育不良,它会以为自己一生都将面临这种恶劣的条件。为了适应环境,这个生命体往往会发育出一些节省或高效利用能量的性状,以期获得生存的优势。但是如果恶劣的后天环境并未出现,这种现实与预测之间的失衡不但使得那些“高效”的性状毫无用武之地,反而成了危害人体健康的凶器,让人变得肥胖臃肿,无法有效调节血糖,最终患上心血管疾病。
胎儿期的环境对人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营养和代谢,饥荒还有可能导致神经上的病变。科学家们对在“9·11”之后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女性与“9·11”之后并未发展出任何心理疾病的女性进行对比,发现前者所生的孩子的唾液中皮質激素水平明显高于后者,而皮质激素是一种对应心理压力的激素。怀孕的母亲很可能也向胎儿传递了“这个世界很危险”的信号,而后代则多分泌一些对应压力的激素对抗这个危险的世界。
种种研究结果表明,即便我们无法改变出生前已经经历的一切,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健康的饮食,控制体重的增加,进行适度的锻炼,防御慢性疾病。我们的命运里关键的一环依然握在自己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