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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前中期，福建造船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历经磨难再次发展后的造船业对福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福建造船业；历史影响；清代前中期
清代前中期，在封建政府政策逐步调整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大背景下，福建造船业获得了重新崛起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动力，使得其能在秉承前代造船业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再次发展后的造船业作为手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和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对这一时期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维护福建海疆安全
福建海域位于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地区，是历来兵家争夺的重要海疆。清代前中期，中央政府正是依托福建发达的造船业才得以维护福建海疆的安全。在清郑对峙时期，为加强攻台水师力量，清军在福州造战船数百艘，所造战船比郑氏战船更为坚固便捷。由此，清军也逐渐扭转海战中的颓势，进入转守为攻的阶段，最终统一了台湾。
台湾统一后，中央政府鉴于福建海疆的特殊地位，陆续设置福、漳、台、泉四个官方船厂，形成了修、改、造等能力齐全的官方造船业，从而为福建建立起一支具有强大威慑力的水师舰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支水师舰队在维护本省海域安全、平息海盗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如嘉道年间，蔡牵集团横行东南海疆，劫掠过往商船，福建“海口各商船出洋，要费用洋钱400元，回内地者费用加倍。此项费用俱系给洋盗蔡牵，给则无事，不给则财命沮失”［1］。为消灭巨寇蔡牵，朝廷命福建船厂造霆船30艘，内置大炮400百尊［2］。在霆船的配合下，清军舰队才得以围歼蔡牵集团。此外，福建水师舰队还曾被国家征调用来从水路远征缅甸［3］，并立下赫赫战功。
正是凭借业已成型的官方造船业，福建水师才得以在长时期内保有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海上舰队。这不仅有利于维护海疆的安全，还一定程度上阻延了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
2、促进福建社会经济发展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船舶是福建与外界交流最为便利的交通工具。历史上，闽地先民就有出海贸易的优良传统。清代前中期，开放“海禁”后，福建民人秉承先辈的优良传统，利用发达的民间造船业，“贾舶迭出”。如厦门的商船，“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4］。
随着福建与国内外各港口之间航运的频繁往来及贸易的日益繁荣，福建沿海各地的外向型经济借此契机逐渐发展起来。有清一代，经由福建各港出口的商品主要有茶叶、瓷器、丝绸等物。以茶叶为例，当时，一担茶叶在厦门的价格是8元，但是由商船运到爪哇后，其价格比在厦门多出200～300﹪［5］。巨额的利润必然带动商品的大量外销，拉动市场对这一商品的需求量，进而推动商品产地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连福建的一些小手工艺品也畅销国外，“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线凿，皆于洋船行销”［6］。可见，清代前中期，福建逐步形成了以贸易港口为中心，借助发达的民间造船业，通过海外贸易带动内陆地区发展的经济模式。而在这一模式中，福建的民间造船业无疑起着桥梁的作用。当然，海外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会对民间造船业的造船质量、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推动了民间造船业的整体发展。
除此之外，造船业的发展还有助于解决福建民人的生计问题。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经过“康乾盛世”后，福建的人口大幅度膨胀，使原本就已十分紧张的耕地更加捉襟见肘。在此情况下，出海为生成为福建百姓解决生计的最佳途径。对此，福建总督高其倬在奏请开海禁时，有精辟的阐述：“民之稍富者为船主、为商人，其贫者为头舵、为水手，一船及百人，一年往还得千金，或数百金。即水手之类，亦每人可得二、三十金。”［7］而出海为生又需要以造船业为保障和前提。对于造船业和百姓民生的关系，时人有着深刻的认识，“民富则船多，民穷则船少。船多，则富者日益以富，富者愈多而造船亦多。凡能入海为盗者，皆化而舵工、水手矣；船少，则贫者日益以贫，贫者愈多而造船日少。凡舵工、水手之能入海者，皆化而为盗矣”［8］。由此可知，船舶业已成为福建民人解决生计问题的良策，更是福建百姓财富的重要体现。
毋庸置疑，造船业的发展能极大的促进福建社会经济发展。与其他沿海诸省相较，这种促进作用体现得尤为明显，其情也正如蓝鼎元的《漕粮兼资海运疏》中所言，“臣思天下舟楫之利，无如闽广。而江南则逊浙江，山东又逊江南”。
3、形成别具一格的造船文化
船舶作为福建民人赖以维持生计的重要工具。承载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因而，船舶的打造往往被人们视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了确保船舶能打造坚固及求得精神上的慰籍，具有实用功利性的民间信仰在造船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发挥，由此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造船文化。
造船时，安钉“龙骨”是被认为造船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龙骨是船的第一要件，如人的脊梁。因此，福建船匠在安“龙骨”前首先要选一个黄道吉日。待到安钉龙骨时，有的地方，如闽南一带还在“龙骨”上绑一红布，或在“龙骨”的缝隙处塞一些白
银［9］。此外，在闽南和台湾一带，船匠们以船身内部的形状和船体部位的功能为标准，融合了当地的方言文化，创造性地使用“十二生肖”的命名方法，将海船的各个船体部位取名为“鼠桥、牛栏、虎尾、兔耳、龙骨、水蛇、马脸、羊角、猴楦、鸡冠、狗牙、桅猪”［10］。直至现今，这种独特的命名方式在造船过程中依然为人们所乐用。
然而，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这一时期的中国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国家。虽然封建政府已经逐步意识到海疆防御和海上交通的重要性，但对于造船业的政策依然是有限的开放，对于造船技术的改进则是严格的限制。这种统治政策的恶果在西方殖民者东侵后被充分的暴露在世人的面前，中国战船在西方舰队面前犹如“一堆木材”，远洋帆船航运业也在西方航运势力的排挤下最终一蹶不振。历史已经成为过去，福建造船业不仅是中国造船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整个大清王朝的缩影。它在昙花一现后，便在内外交困中迅速退出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1］《清实录》，第二九册，《仁宗实录（二）》，卷一○八，嘉庆八年二月，中华书局，1986年，第449页
［2］［3］赵尔巽：《清史稿》，卷一百三十五，志一百十，兵六，水师，中华书局，1976年，第3997页
［4］周凯：道光《厦门志》，卷五、卷十五，玉屏书院本，第1页、第5页
［5］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58页
［6］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鹿州初集》，卷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7］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一百四十，同治七年正谊书院刊本
［8］薛凝度：嘉庆《云霄厅志》，第五卷，土田，一砚斋校抄本，第4页
［9］这种作法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上世纪70年代在福建泉州发现的宋代古沉船的龙骨中就发现有“保寿孔”，内放有铁钱、铜钱等物，详见庄为玑、庄景辉的《泉州宋船结构的历史分析》
［10］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一，赤崁笔谈，海船，台湾文献丛刊第4种，第18页
（作者通讯地址：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350007）
关键词：福建造船业；历史影响；清代前中期
清代前中期，在封建政府政策逐步调整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大背景下，福建造船业获得了重新崛起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动力，使得其能在秉承前代造船业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再次发展后的造船业作为手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和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对这一时期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维护福建海疆安全
福建海域位于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地区，是历来兵家争夺的重要海疆。清代前中期，中央政府正是依托福建发达的造船业才得以维护福建海疆的安全。在清郑对峙时期，为加强攻台水师力量，清军在福州造战船数百艘，所造战船比郑氏战船更为坚固便捷。由此，清军也逐渐扭转海战中的颓势，进入转守为攻的阶段，最终统一了台湾。
台湾统一后，中央政府鉴于福建海疆的特殊地位，陆续设置福、漳、台、泉四个官方船厂，形成了修、改、造等能力齐全的官方造船业，从而为福建建立起一支具有强大威慑力的水师舰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支水师舰队在维护本省海域安全、平息海盗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如嘉道年间，蔡牵集团横行东南海疆，劫掠过往商船，福建“海口各商船出洋，要费用洋钱400元，回内地者费用加倍。此项费用俱系给洋盗蔡牵，给则无事，不给则财命沮失”［1］。为消灭巨寇蔡牵，朝廷命福建船厂造霆船30艘，内置大炮400百尊［2］。在霆船的配合下，清军舰队才得以围歼蔡牵集团。此外，福建水师舰队还曾被国家征调用来从水路远征缅甸［3］，并立下赫赫战功。
正是凭借业已成型的官方造船业，福建水师才得以在长时期内保有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海上舰队。这不仅有利于维护海疆的安全，还一定程度上阻延了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
2、促进福建社会经济发展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船舶是福建与外界交流最为便利的交通工具。历史上，闽地先民就有出海贸易的优良传统。清代前中期，开放“海禁”后，福建民人秉承先辈的优良传统，利用发达的民间造船业，“贾舶迭出”。如厦门的商船，“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4］。
随着福建与国内外各港口之间航运的频繁往来及贸易的日益繁荣，福建沿海各地的外向型经济借此契机逐渐发展起来。有清一代，经由福建各港出口的商品主要有茶叶、瓷器、丝绸等物。以茶叶为例，当时，一担茶叶在厦门的价格是8元，但是由商船运到爪哇后，其价格比在厦门多出200～300﹪［5］。巨额的利润必然带动商品的大量外销，拉动市场对这一商品的需求量，进而推动商品产地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连福建的一些小手工艺品也畅销国外，“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线凿，皆于洋船行销”［6］。可见，清代前中期，福建逐步形成了以贸易港口为中心，借助发达的民间造船业，通过海外贸易带动内陆地区发展的经济模式。而在这一模式中，福建的民间造船业无疑起着桥梁的作用。当然，海外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会对民间造船业的造船质量、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推动了民间造船业的整体发展。
除此之外，造船业的发展还有助于解决福建民人的生计问题。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经过“康乾盛世”后，福建的人口大幅度膨胀，使原本就已十分紧张的耕地更加捉襟见肘。在此情况下，出海为生成为福建百姓解决生计的最佳途径。对此，福建总督高其倬在奏请开海禁时，有精辟的阐述：“民之稍富者为船主、为商人，其贫者为头舵、为水手，一船及百人，一年往还得千金，或数百金。即水手之类，亦每人可得二、三十金。”［7］而出海为生又需要以造船业为保障和前提。对于造船业和百姓民生的关系，时人有着深刻的认识，“民富则船多，民穷则船少。船多，则富者日益以富，富者愈多而造船亦多。凡能入海为盗者，皆化而舵工、水手矣；船少，则贫者日益以贫，贫者愈多而造船日少。凡舵工、水手之能入海者，皆化而为盗矣”［8］。由此可知，船舶业已成为福建民人解决生计问题的良策，更是福建百姓财富的重要体现。
毋庸置疑，造船业的发展能极大的促进福建社会经济发展。与其他沿海诸省相较，这种促进作用体现得尤为明显，其情也正如蓝鼎元的《漕粮兼资海运疏》中所言，“臣思天下舟楫之利，无如闽广。而江南则逊浙江，山东又逊江南”。
3、形成别具一格的造船文化
船舶作为福建民人赖以维持生计的重要工具。承载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因而，船舶的打造往往被人们视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了确保船舶能打造坚固及求得精神上的慰籍，具有实用功利性的民间信仰在造船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发挥，由此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造船文化。
造船时，安钉“龙骨”是被认为造船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龙骨是船的第一要件，如人的脊梁。因此，福建船匠在安“龙骨”前首先要选一个黄道吉日。待到安钉龙骨时，有的地方，如闽南一带还在“龙骨”上绑一红布，或在“龙骨”的缝隙处塞一些白
银［9］。此外，在闽南和台湾一带，船匠们以船身内部的形状和船体部位的功能为标准，融合了当地的方言文化，创造性地使用“十二生肖”的命名方法，将海船的各个船体部位取名为“鼠桥、牛栏、虎尾、兔耳、龙骨、水蛇、马脸、羊角、猴楦、鸡冠、狗牙、桅猪”［10］。直至现今，这种独特的命名方式在造船过程中依然为人们所乐用。
然而，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这一时期的中国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国家。虽然封建政府已经逐步意识到海疆防御和海上交通的重要性，但对于造船业的政策依然是有限的开放，对于造船技术的改进则是严格的限制。这种统治政策的恶果在西方殖民者东侵后被充分的暴露在世人的面前，中国战船在西方舰队面前犹如“一堆木材”，远洋帆船航运业也在西方航运势力的排挤下最终一蹶不振。历史已经成为过去，福建造船业不仅是中国造船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整个大清王朝的缩影。它在昙花一现后，便在内外交困中迅速退出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1］《清实录》，第二九册，《仁宗实录（二）》，卷一○八，嘉庆八年二月，中华书局，1986年，第449页
［2］［3］赵尔巽：《清史稿》，卷一百三十五，志一百十，兵六，水师，中华书局，1976年，第3997页
［4］周凯：道光《厦门志》，卷五、卷十五，玉屏书院本，第1页、第5页
［5］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58页
［6］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鹿州初集》，卷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7］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一百四十，同治七年正谊书院刊本
［8］薛凝度：嘉庆《云霄厅志》，第五卷，土田，一砚斋校抄本，第4页
［9］这种作法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上世纪70年代在福建泉州发现的宋代古沉船的龙骨中就发现有“保寿孔”，内放有铁钱、铜钱等物，详见庄为玑、庄景辉的《泉州宋船结构的历史分析》
［10］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一，赤崁笔谈，海船，台湾文献丛刊第4种，第18页
（作者通讯地址：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35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