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发生于高端金融体系的裁员潮不同，中国实体经济首先出现了大面积的就业困境，表现为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区域，加工型企业因海外订单减少而大量倒闭，工人失业；继而固定投资的回落将失业潮蔓延至建设领域，目前，以餐饮娱乐为代表的服务业也开始承受裁员压力。中国失业人员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以农民工为主的底层就业者。2007年，中国农民工达到2.26亿人，若十之有一丢失工作，那将是2000多万之巨，中国解决就业任务艰巨。
　　中国建立在外需基础上的产能泡沫破裂，酿造了此次失业大潮，并随着投资与消费的进一步回落而恶化。令人担忧的是，中国遭遇了最为棘手的周期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的双重压力。众所周知，中国依靠制造业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接近极限，也就是说，出口和投资已经没有继续大幅增加就业的可能。但是，由于过去几年压低要素价格而进行透支性的产能与固定资产投资，酿成经济泡沫，并伴生了“就业泡沫”，经济一旦下行，就业泡沫破裂会放大失业潮。
　　在当前周期性失业因素爆发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失业趋势，即转型造成的结构性失业。所谓转型，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由出口和投资拉动转换到消费；经济结构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这意味着产业工人和建设工人岗位需求将停滞，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因成本提高或技术升级而淘汰一部分产能，这自然带来大量失业。目前即使停止转型，外部紧缩的周期性因素也会令中国遭受的失业压力比正常经济结构国家大几倍，原因就是没有实现转型，导致投资拉动空间小，服务业潜力不足，难以挖掘就业机会。
　　中国就业脆弱性在于增长方式与经济结构的失衡，虽然投资和出口在上升周期很容易提供更多就业，但是在下行周期失业也同样快速和严重，此外，企业结构的二元性也是就业弹性小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国有资本密集型大型企业，单位投资吸收就业较少；另一种就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制造业企业，尽管它们解决了主要的就业，但因缺乏政策公平性对待而生存能力极为脆弱，如持续的货币紧缩鼓励了银行抛弃中小企业，而且，这部分企业更是转型打击的重点对象。
　　长期来看，增加就业并减少失业弹性需要发展第三产业，但在当前消费能力与意愿下降的背景下，服务业不可能逆势而上，难当大任。服务业需要建立在消费型经济之上，中国经济没有实现内需型经济的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合理，制造业工资过低以及缺乏保障性住宅，导致产业民工无法成为城市消费群体，而被地产价格压垮的中产阶级也无法增加消费，这都限制了城市与城市消费规模的扩大，也就无法拥有繁荣的服务业。
　　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也不像投资与出口那样立竿见影，中国居民消费平均增长率大概在10%左右，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未来一个时期减速已成定局，就业压力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为了减缓当前失业压力，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拉动内需，并适当扶持优质的中小企业，如暂缓执行严格的《劳动法》。长期看，必须加强收入分配改革，并加速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为向消费型社会转型而努力。
　　目前的失业潮主要发生在民工身上，而他们返乡至少“有产”保障：个人住宅以及耕地，而城市失业人口则很难拿到足够糊口的政府补贴。目前，农业成为返乡劳动力的蓄水池，尽管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相悖，但是，在目前难以提供更多工作岗位之时，大幅增加农业生产的收入与补贴，可以起到社会与经济稳定的作用，这既是权宜之策，也应是长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