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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案例进行分析，提出“情节严重”的相关问题，对有关“情节严重”认定争议的两种观点进行分析，指出单层次与多层次混合模式是当前相对科学的情节严重认定标准;最后分析了“情节严重”司法解释的改进。
关键词：公民个人信息;问题研究
一、前言
运用得当，科技对社会发展的助推作用是突飞猛进的，相反也可能是毁灭性的。在大数据时代，高效的数据处理技术不仅是各大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所争取的，也是不法分子所觊觎的，部分不法分子通过对“大数据”资源的分析、处理甚至是篡改从而直接威胁特定团体的个人信息安全。在大数据时代，保护好个人信息，不仅对个人人身和财产安全，而且对社会稳定和生产生活秩序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问题的提出
刑法对情节的表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刑法分则中明确规定“情节严重”作为基本犯既遂形态的犯罪构成必备要素，是区分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基本认定标准。如本罪规定行为人构成本罪既遂必须达到出售、提供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程度，有学者称为“情节犯”。另一种是在犯罪构成要件表述完毕后增加“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的条款，只把情節作为区分同一犯罪中的重罪与轻罪的标准，不影响定罪，如拐卖妇女、儿童罪。
结合司法实践，我们看到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着受侵害风险增大，犯罪主体趋向一般化，侵害手段隐蔽且多样化，侵害后果加重等困境，是我国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面临的新壁垒。这些新问题、新类型犯罪给公安机关立案、检察院起诉、法院定罪、量刑等司法活动增加了难度，给法律和司法结果的可预测性增加了不确定因素。因此，完善“情节严重”这一构罪要素的认定标准非常有必要。
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的认定
（一）有关“情节严重”认定的争议
目前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的纷争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采用单层次的认定标准。该观点认为“情节严重”的认定应当在同一层次进行，但对判断要素的内容和数量概括上学者们有分歧。有学者认为“情节严重”一般指因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获利数额较大;出售、提供多人信息;多次出售、提供个人信息;以及公民个人信息被出售、提供给他人后，给公民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或者严重影响到公民个人正常生活，或者被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等情形。①另有学者认为判断“情节严重”需要考虑：公民个人信息的具体数额;行为人在获取信息后，是否将信息用于下游犯罪;行为人获取信息后造成的直接危害结果;信息的来源方式;注意引诱侦查对嫌疑人主观恶性判断上的影响。
笔者认为，两种单层次认定标准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都存在缺陷，即犯罪情节单一且达到严重程度时按照这种标准定罪极为明了，但定罪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评价过程，不单要考虑行为的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还要从行为人的行为、对象、犯罪动机、主观恶性等方面综合考量。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采取多层次的认定标准，但具体概括也有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单一标准作为基础标准不容动摇，但需要依靠接近标准加以辅助。如首先以单一标准定性，当未达到该标准但有接近该标准的几个情节的也应构成情节严重。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分目的、数量两个层次。具体表现为当行为人直接以实施不法行为为目的时，不考虑数量的层次，直接认定为情节严重。
但是上述认定标准均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第一种意见可能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第二种忽略了手段非法本就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之一;第三种意见从目的和数量两个层次分阶梯的认定标准比较新颖，但须知犯罪目的不是认定犯罪行为单一要素，还需要与其他要素相结合。
（二）“情节严重”司法解释的改进
1.重塑司法解释行使理念
最高司法机关应当充分重视区分司法解释权与立法权，由于我国现实条件并不可实现三权分立，“情节严重”是全国人大及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入罪条件，因此适用罪名、量刑尺度不能更改，坚持“立法权行使规则与司法解释权行使规则”的理念，能够防止在司法解释制定时出现司法解释的立法化，同时也可以规避司法解释的不合理性。
同时，应当坚持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情节严重”一方面是入罪条件的适用情形，同时也是量刑条件的适用情形。
2.完善司法解释相关制度
一是完善“情节严重”司法解释内容意见征求制度。目前刑法中有多条是把情节严重作为入罪条件和量刑条件，但是“情节严重”属于概念性词语，最高司法机关在确定其具体内容时应当向基层征求建议，例如在制定司法解释时，还需要参考国务院制定的部门规章，这也是符合法律统一性原则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听取其他行政机关、法学专家的意见，确保“情节严重”司法解释内容的完整性。
二是完善“情节严重”司法解释公开制度。“情节严重”是一个抽象的词语，司法解释公开制度的完善将确保诉讼参与人充分理解“情节严重”的具体规定，这一方面是符合法治民主化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司法改革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有利于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注释：
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人格权犯罪问题”课题组：《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司法认定》，载于《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1期，第153页。
参考文献：
[1]李胜葵，王洪淼.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适用问题探究[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31（04）：75-77.
[2]石聚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的法理重述[J].法学研究，2018，40（02）：62-75.
[3]李玉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实践与思考[J].法律适用，2016（09）：11-16.
[4]王肃之.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适用标准的完善[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4（03）：25-28.
[5]利子平，周建达.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初论[J].法学评论，2012，30（05）：146-152.
关键词：公民个人信息;问题研究
一、前言
运用得当，科技对社会发展的助推作用是突飞猛进的，相反也可能是毁灭性的。在大数据时代，高效的数据处理技术不仅是各大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所争取的，也是不法分子所觊觎的，部分不法分子通过对“大数据”资源的分析、处理甚至是篡改从而直接威胁特定团体的个人信息安全。在大数据时代，保护好个人信息，不仅对个人人身和财产安全，而且对社会稳定和生产生活秩序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问题的提出
刑法对情节的表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刑法分则中明确规定“情节严重”作为基本犯既遂形态的犯罪构成必备要素，是区分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基本认定标准。如本罪规定行为人构成本罪既遂必须达到出售、提供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程度，有学者称为“情节犯”。另一种是在犯罪构成要件表述完毕后增加“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的条款，只把情節作为区分同一犯罪中的重罪与轻罪的标准，不影响定罪，如拐卖妇女、儿童罪。
结合司法实践，我们看到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着受侵害风险增大，犯罪主体趋向一般化，侵害手段隐蔽且多样化，侵害后果加重等困境，是我国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面临的新壁垒。这些新问题、新类型犯罪给公安机关立案、检察院起诉、法院定罪、量刑等司法活动增加了难度，给法律和司法结果的可预测性增加了不确定因素。因此，完善“情节严重”这一构罪要素的认定标准非常有必要。
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的认定
（一）有关“情节严重”认定的争议
目前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的纷争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采用单层次的认定标准。该观点认为“情节严重”的认定应当在同一层次进行，但对判断要素的内容和数量概括上学者们有分歧。有学者认为“情节严重”一般指因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获利数额较大;出售、提供多人信息;多次出售、提供个人信息;以及公民个人信息被出售、提供给他人后，给公民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或者严重影响到公民个人正常生活，或者被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等情形。①另有学者认为判断“情节严重”需要考虑：公民个人信息的具体数额;行为人在获取信息后，是否将信息用于下游犯罪;行为人获取信息后造成的直接危害结果;信息的来源方式;注意引诱侦查对嫌疑人主观恶性判断上的影响。
笔者认为，两种单层次认定标准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都存在缺陷，即犯罪情节单一且达到严重程度时按照这种标准定罪极为明了，但定罪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评价过程，不单要考虑行为的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还要从行为人的行为、对象、犯罪动机、主观恶性等方面综合考量。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采取多层次的认定标准，但具体概括也有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单一标准作为基础标准不容动摇，但需要依靠接近标准加以辅助。如首先以单一标准定性，当未达到该标准但有接近该标准的几个情节的也应构成情节严重。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分目的、数量两个层次。具体表现为当行为人直接以实施不法行为为目的时，不考虑数量的层次，直接认定为情节严重。
但是上述认定标准均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第一种意见可能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第二种忽略了手段非法本就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之一;第三种意见从目的和数量两个层次分阶梯的认定标准比较新颖，但须知犯罪目的不是认定犯罪行为单一要素，还需要与其他要素相结合。
（二）“情节严重”司法解释的改进
1.重塑司法解释行使理念
最高司法机关应当充分重视区分司法解释权与立法权，由于我国现实条件并不可实现三权分立，“情节严重”是全国人大及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入罪条件，因此适用罪名、量刑尺度不能更改，坚持“立法权行使规则与司法解释权行使规则”的理念，能够防止在司法解释制定时出现司法解释的立法化，同时也可以规避司法解释的不合理性。
同时，应当坚持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情节严重”一方面是入罪条件的适用情形，同时也是量刑条件的适用情形。
2.完善司法解释相关制度
一是完善“情节严重”司法解释内容意见征求制度。目前刑法中有多条是把情节严重作为入罪条件和量刑条件，但是“情节严重”属于概念性词语，最高司法机关在确定其具体内容时应当向基层征求建议，例如在制定司法解释时，还需要参考国务院制定的部门规章，这也是符合法律统一性原则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听取其他行政机关、法学专家的意见，确保“情节严重”司法解释内容的完整性。
二是完善“情节严重”司法解释公开制度。“情节严重”是一个抽象的词语，司法解释公开制度的完善将确保诉讼参与人充分理解“情节严重”的具体规定，这一方面是符合法治民主化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司法改革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有利于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注释：
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人格权犯罪问题”课题组：《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司法认定》，载于《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1期，第153页。
参考文献：
[1]李胜葵，王洪淼.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适用问题探究[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31（04）：75-77.
[2]石聚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的法理重述[J].法学研究，2018，40（02）：62-75.
[3]李玉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实践与思考[J].法律适用，2016（09）：11-16.
[4]王肃之.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适用标准的完善[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4（03）：25-28.
[5]利子平，周建达.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初论[J].法学评论，2012，30（05）：146-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