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冬，15岁的我随父母来到上海，听说有所有名的贵族学校叫做“上海圣约翰青年中学”（人称“约青”）。这所初级中学有宽敞的教学大楼，设施齐全，还有当时少有的健身房、室内篮球场。校园内有小桥流水，环境优美。我十分羡慕。后来我知道，这是一所始建于1911年的老学校，由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瞿同庆在毗邻兆丰花园（今中山公园）东北处创建。上海名人黄楚九、刘鸿生等均捐款相助。首任校长即是瞿同庆。学校校门开在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1486弄内。由于当时从圣约翰大学（人称“约大”）毕业的学生，多能继续赴美留学深造，所以尽管学费不菲，还是有不少人把子女送入约大附属高中圣约翰中艺（人称“约中”），以便日后能进入约大读书。“约青”创办后，这条出国留学的“育人”链就延伸到初中了（顺便说一下，最初的“约青”还设有小学部）。当时的“约青”只收男生，不收女生。
　　“约青”的教师都是学问渊博、人品高尚的好老师，其中教语文的大多是前清举人、秀才，如汪想因是1905年秀才，曾任“约大”中文教员，1920—1931年在“约青”执教达11年，长于国文、古诗词，此外还有王燕荪、郭翘然和侯壁轩等；教英文和数理的老师都是“约大”毕业的优秀人才，有王成志（“约大”毕业后，毕生从事教育事业，1927—1958年一直在“约青”和后来的和平中学任教，曾任约青校长）、赵耕书、蒋兴琳等；美术老师周湘曾被清末帝师翁同龢称为“今之石（指石涛）谷（指黄山谷）”，他是中国油画艺术的先驱，今人熟知的刘海粟早年曾师从于他。学校的著名匾额“自强不息”即由周湘先生在去世前二年的1931年所题。曾在国民政府任高级官员的俞大维、俞鸿钧早年从“约大”毕业后也在“约青”教过英文。上世纪40年代入“约青”任教的有顾正武、陈济琳、瞿鸿仁、邓明源、朱长庆、苏栋亮、胡汝栋、邱冠准等。宽厚儒雅、学识渊博、严谨负责、诲人不倦是这些老师的共同特点。
　　“约青”的学生中，不乏名门之后。如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之子李赣驹（现任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等。在约青毕业和就读过的还有贝聿铭（建筑大师）、王荣光（曾任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姚依林（曾任国务院副总理）、赵家梁（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任中共约大支部书记，解放后曾任高岗、贾拓夫、李富春秘书）、袁之敏（空军泌尿外科专业组组长、北京市卫生局顾问）、曹桂生（驻美大使馆公使衔政务参赞，曾任驻纽约总领事。1954年曾随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王子成（1981年任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1984年回国任公安部外事局局长）、李肇基（曾任中共约大支部书记，参加过朝鲜战争停战谈判、1954年日内瓦会议，是1955年4月“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遇难烈士之一）、郭慕孙（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名誉所长）、林德彬（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主任）、诸德辉（知名小麦专家）、冯锡良（长期任英文《中国日报》总编辑）、温业湛（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程瑞声（毛泽东、周恩来的缅文翻译，曾任驻印度、缅甸大使）等优秀人物。
　　在学校90周年校庆前夕，赵家梁校友深情地写信给母校回忆难忘的“约青”岁月：“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学校的干预很多，约青则想方设法顶住，所以约青一直保持私立、较为独立、少受干扰、比较自由的政治气氛和办学环境。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约青毅然把新楼二层腾出来，接纳十九路军伤兵住下，学生可以随时为伤兵慰问、服务，与伤病员自由交谈，影响很大很好，激励了同学们的抗日爱国思想。约青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反共错误政策，1932年的全校辩论比赛出了一个‘安内乎，攘外乎’的题目，引起了热烈讨论，使大家更加认清了国民党的错误政策，很好地教育了大家。共产党员吉鸿昌将军率部在百灵庙、古北口等地浴血奋战，抗击日寇；东北义勇军在关外英勇抗日，同学们钦佩之余，多次发起慰问活动，响应热烈。还邀请包括名演员金山、金焰等人的电影明星队与约青校队在新建的健身房举行篮球义赛，将门票收入慰劳抗日将士。那年，主要因国民党政府失职，造成黄河决口，河南大水，哀鸿遍野。当时华洋义赈会进行大规模救灾活动，约青同学积极响应，踊跃捐献钱物。爱国、民主的思想，在同学中相当普遍、活跃。课余饭后，大家可以自由交谈、自由讨论，也可以自由阅读书刊，讨论时事。学校附近有一家小书店，从中可以买到一些进步书刊如《新生》杂志等，不少同学常去浏览、购阅。1935年上学期，同学苏栋亮（引者注：后来成为约青及和平中学深受学生欢迎的地理教师）、王渠成等一起出版了一份名为《辅仁》的油印刊物，宣传爱国和民主，在同学中发行，受到师生的赞许和支持。当年的约青同学中，有许多先后在抗日战争中直接或间接为祖国出力，比如颜季清、郭渭森、朱人驹、黄维光、袁之敏等。至于先后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约青同学为数也不少，据不完全统计，仅三十年代的约青毕业生中就有李肇基、郁镐、王渠成、严敦煊、顾毓麟、韩申生、邝日安、郑广伯、王保元（王子成）、夏禹思、袁之敏等。抗战胜利后，圣约翰大学的第一届中共支部的四名成员中，就有三个毕业于约青，他们是李肇基、郁镐和赵家梁（蒋慧明）。”
　　1958年春，当26岁的我以教师身份走进约青中学时，学校早已由私立改为公立。为纪念1953年7月朝鲜停战，和平来临，改名为“上海市和平中学”，校门也于1957年间改在新开的华阳路上了。这条新开的华阳路，由石块铺就，上海人称“弹格路”，二十年后的1978年铺成柏油路。和平中学已是一所拥有高、初中的完全中学了，约40个班级，学生二千人左右。遇入学高峰，教室不足，学校实行“两部制”，分上、下午上课。
　　我进学校时适逢教育革命，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体做法是全校师生投入政治活动中去，走出课堂，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我带领同学参加过“天山一条街”的建设。在1958年秋，大炼钢铁运动中，全校停课，几乎每个班级都在校园里筑炉生火，“叮叮铛铛”地炼起“钢”，好不热闹。我们还参加过人民公社的劳动。 　　1958年冬以后，学校的教学活动渐归正常。应该讲在当时，教师仍是受尊敬的。1960年代初，我班级有个女生，她的父亲是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她很普通，跟其他同学一样。一天她因为赶着去看电影而忘记值日扫地。第二天下午她的母亲被通知到学校。她母亲也是一位老革命，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见了我首先表示完全支持老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当即要求女儿补扫。接下来她向我介绍了女儿的优缺点，希望加强教育。后来毕业时，我给副市长写信，说你的女儿劳动观点较差，建议毕业后送到农村劳动。这位副市长很快亲笔回信，完全赞同我的建议。与这件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发生在解放前的一件事：一次地理老师苏栋梁在课堂上批评了一个捣乱的学生。事后听说他的父亲是警察局长，吓得苏老师如惊弓之鸟，跑到苏州躲了好几天。
　　“文革”开始，学校不能幸免，一切都乱了套。1967年3月“复课闹革命”，1968年夏秋，工宣队（由上海无线电三厂工人组成，一年后由上海冷轧带钢厂工人替换）和军宣队进校，实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文革”折腾了整整十年，抓阶级斗争，批师道尊严，没有抓出一个阶级敌人，有的只是“冤、假、错”案。在“破四旧”的疯狂中，校园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沪西商界、民众捐赠建造的“六角亭”，被无知狂热的红卫兵破坏了。亭前石柱铜面的日晷太阳钟是三十年代毕业生赠予母校勉励后生珍惜光阴的，刻有“寸阴是竞”，也被砸得面目全非。周湘手书的“自强不息”匾幸由老教师强旭初（1929年入约青，是当时最年轻的老师）和爱校如家的老工友周友华冒着极大风险取下，藏于旧木料中才得以保存下来。随着十年动乱结束，“自强不息”匾重见天日。学校的教学秩序逐渐步入正轨。只是学校的老教学大楼已在“文革”前一年划归华阳路第二小学。新建于足球场北的教学大楼内又传出琅琅读书声。
　　1986年市政府决定将和平中学改为中等职业学校，名“上海市中等职业教育中心”，接受世界银行贷款。目前学校名为 “上海现代职业技术学校（华阳路校区）”，共设有计算机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等八大专业。
　　学校已经走过了102个年头的历程，如同邻近中山公园内植于1861年的参天梧桐一样，默默地注视着新的征程，为新的人生祝福。高悬在礼堂的“自强不息”匾，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尽阅学校沧桑，激励着一代代的后来者。
　　（作者为上海市长宁区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