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4月3日，我国国防部发言人发表声明：“中国已决定释放和遣返全部印度军事人员，现有被俘印军人员总数3213名，其中准将一名，校级军官26名，尉级军官29人。根据气候和交通情况，中国西藏地方和新疆地方的边防部队将分批释放……”至此，那场在雪域高原上行进的卫国戍边战斗，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我方的胜利画上了历史的句号。现在回忆起来，那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的战斗，英勇激烈，艰苦卓绝，历历在目，如同昨日。由于那次战争的胜利，不仅遏止了印度的侵略扩张政策，收复了我国大片被占领土，而且有力打击了国际反华逆流和国内分裂势力，赢得了中印边境50年来的安宁。特别是我军胜利后主动后撤，交还印军俘虏、武器，也为缓和中印关系，恢复正常往来，发展友好贸易，进一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争端创造了条件。
　　关于释放俘虏问题早在战后，中国红十字会就和印方联系，仅释放了600伤病员，至于其余大部分战俘，印方拒绝和我商谈交接问题。我军只好在西藏设了5个战俘营，在新疆设了一个战俘收容所，并以人道主义精神，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为他们治病疗伤，进行感化教育，从各方面优待他们。
　　当时，我国经济还很困难，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但尽量筹措各种物资，让印军被俘人员吃得饱、穿得暖、住得舒适、生活愉快。还让他们自己组织文体活动打篮球、排球、兵乓球，看图书画报、玩扑克牌。特别是我干部战士为他们理发、打扫卫生，这使很多战俘惊讶，因为在印度这都是下等种姓的人干的活。为了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照顾各民族节日，为基督教徒布置了临时教堂，设圣诞树，过了“圣诞节”；为佛教徒准备彩色水和粉，让他们泼水抹红，过了“洒红节”；为印度教徒准备灯架、每人拿着点燃的蜡烛，过“点灯节”；也让锡克族官兵头包白布，吃油炸食品，过“敬神节”；对伊斯兰教徒，更是供应羊肉，做清真食品，保证他们一日五祷。这些都极大地感动了印军被俘官兵，他们说：“我们在这里，不像是当俘虏，好像是来走亲戚。”“恒河水可以作证，我们在中国的生活是愉快而美好的!”此外，还为他们设立专门信箱，让他们写信给家中亲人报平安。在此基础上，也组织他们学习两国来往文件，让他们通过亲身体会，弄清中印边界是非。当这批战俘被遣送回国时，平均体重增加了4公斤。
　　西线战俘营开始设在昆仑山中大红柳滩附近的一个山沟中，营长是南疆军区群众工作处长周树琪大尉，以后总政治部联络部派来位中校副营长。配备了管教干部、翻译、电台、医务、后勤及警卫分队在内的一套人员，接收了100多名俘虏。一天，突然接到前指一个紧急信号，大家紧张起来准备转移，因怕印军派直升飞机来“劫走俘虏”。事后才知是个大笑话，原来是报务员把一个电报字码抄颠倒了，虚惊一场。但昆仑山高，气候严寒，供应困难，加之印度不愿很快接回战俘，所以把这个收容所搬到了昆仑山下，在普沙山谷中的一条河边，搭起了许多帐篷，把俘虏安置下来。
　　我曾经到那里进行过采访，拍下了一些印俘生活的照片，有发香烟、糖果、肥皂、牙膏等日用品的，有学习、吃饭、休息和打球的，特别是他们过节跳舞的欢乐景象至今令人难忘。这里选择几张照片，大家能看到穿着我军发的蓝色棉袄的印度被俘人员，在那里和我军管教人员和睦相处，生活得安详快乐的情景。
　　1963年5月17日，我新疆边防部队在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的斯潘古尔湖以西莫尔多通道上，释放了160名印军俘虏，并移交了三匣已死印俘的骨灰。在西线被俘的两名少校军官，已和东线校级军官一起，被送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参观后，从昆明由印度飞机来接走。为了交接顺利，我普沙俘虏收容所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利用欢迎中国红十字会代表李子英(新疆军区保卫部长)的机会，对印俘们深入细致地进行了训话和教育，然后举行欢送会餐和荧火晚会。登车临别，被俘印军人员和我工作人员握手、拥抱，一再表示感谢，有的甚至流下了热泪。沿途数日，我军派人打前站，事先架好帐篷，生好火炉，烧好开水，准备好饭菜，使印俘在车运途中过得很愉快。他们每天到宿营点时还唱歌、跳舞、打排球玩。在到达斯潘古尔我边防检查站时，又为他们会餐送别。一名印俘得了高山昏迷症，军医朱恒信为他打针输氧，守治了一夜，终于让他清醒过来。第二天平安移交了出去，不少印俘感动地说：“这病要在印度早就没命了!”他们感谢中国兄弟把重症病人救活了。
　　在离边界400米处我方搭了帐篷，印度红十字会代表逐一点名接收印俘。当他们走过我方搭的欢送彩门时，印军被俘人员再次与我方人员拥抱握手，依依告别，有的拿出自己的照片送给中国医生，有的拿出笔记本请我方人员签名。他们说：“谢谢你们，亲爱的中国兄弟!”“你们的友谊将像纪念碑一样刻在我们心中。”与中国朋友热情告别相比，印度接收人员却冷若冰霜。他们回到国内即被关进集中营，受到长期的询问和“反洗脑”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