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甘肃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也是佛教完成中国本土化的地方。漫长的岁月给甘肃留下了大批的佛教艺术珍宝。
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佛教艺术是甘肃文化的一大特色,然而众人只知甘肃佛教洞窟多,但对于馆藏文物却鲜为人知。
2008年,在江西省博物馆举行的“西风东渐——甘肃佛教造像艺术珍品展”是甘肃省佛教艺术珍品的首次亮相!
首次亮相
从2008年12月28日开始,100多件来自甘肃的佛教艺术珍品在江西省博物馆精彩亮相。这100多件佛教艺术珍品大部分来自甘肃省博物馆,也有一部分来自天水麦积山石窟、泾川县博物馆等地。展览从2008年12月28日开始,到2009年3月31日结束,整整三个月时间内,100多件佛教艺术珍品让江南地区的观众大开眼界。人们看到了1700年间佛教在中国流传变化的全过程,也见识了佛教初入中国时的文化碰撞和交融。
这次在江西展出的100多件佛教艺术珍品,是从甘肃省丰富馆藏文物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时间跨越东汉至明清近1700年的历史,全方位展示了我国瑰丽的佛教文化和登峰造极的雕塑艺术。
甘肃是佛教东渐的必经之路。佛教传入中国的线路有三条:其一,从东南亚传入云南等地;其二,经过尼泊尔等国传入西藏、甘肃,唐代高僧道宣著有《释迦方志》,详细记录了这条路的状况,这条路正是后世所称的唐蕃古道;其三,沿着丝绸之路向东传播,这是佛教东传中最繁忙的一条道路。
甘肃省博物馆馆长俄军说:“这种传播是缓慢的,是逐渐的渗透。所以我们把这次在江西的展览命名为‘西风东渐——甘肃佛教造像艺术珍品展’,西风东渐其实说的就是佛教从西往东传播的这个过程。”
佛教东渐过程中在甘肃境内完成了本土化,也给甘肃留下了大量的造像艺术珍宝,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就是玉、石、金、铜、铁、木、泥和瓷等各种质地的佛造像。这些造像最为常见的有释迦牟尼、观音、文殊、普贤、天王、度母等。
由于地理和交通上的因素,佛教传入江南地区的时间总体上比较晚,江南的佛教兴盛是在南北朝时期。在江南地区,南北朝以前的佛造像非常少见。因此,在江西省博物馆举行的展览,受到了当地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
佛国瑰宝
1700年在时光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对参观的观众而言,只不过十几分钟而已,而对佛教来说,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这些首次亮相的佛教艺术珍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1700年间佛教西风东渐的变化过程。
这些佛教造像艺术珍品中,第一件值得提及的文物就是东汉佛造像。这件佛像高28厘米,佛跪坐在莲台之上,衣着、发式都是汉代所常见。看上去不是很精美,佛像模糊,比例失调,带有浓重的中国神仙色彩。可惜的是这件佛像是甘肃省博物馆的旧藏,其出处已无从得知。专家们从风格上判断,它是汉代的佛像。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代表作品,价值非常高。
南北朝以前的造像带着很浓厚的希腊色彩,大多混杂于表现世俗生活以及神仙道术的图像中,其形象均未脱“神仙像”的窠臼,仅被人们当作一般的神祇来奉祀。而这尊佛像受到汉代画像石的影响,造型稚拙古朴,显示出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原始的一面。
到了魏晋时期,佛像艺术进入初创阶段,佛造像尚处在模仿、吸收的过程中,仍保持了印度式造像的风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犍陀罗风格。在公元初期的几个世纪中,犍陀罗艺术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东渐中国、朝鲜、日本,为远东佛教艺术提供了最初的佛像范式。
这次展出的艺术珍品中,有一件是西秦时期泥塑造像的复制品,原像在炳灵寺169窟,它体现了一种典型的中西结合的形式。
到了北朝时期,造像碑大为流行,佛教徒从中国传统的碑刻艺术中找到了灵感,开始在石碑上开龛造像。
这次展出的文物中有一个北周时期的佛造像碑,高44厘米,宽31厘米,厚8.7厘米,上方是五个翩翩飞舞的飞天,中间的佛祖结跏而坐,边上各有三个菩萨。下方则是一个类似中国传统特色的狮子抢绣球,两个人牵着狮子。这是造像碑流行时期的见证。
到了唐代,佛教中国本土化依然在进行中。此次参展的武威出土的唐代梵文彩绘陶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梵文的影响。这座陶塔高66厘米,底径35.7厘米,塔身呈八角形,基座呈圆柱形,每个转角处及上下端用朱红色画出倚柱以及木枋,基座下画满了莲花,塔顶可以揭开放入骨灰,塔的四个角落写有梵文。这种融合了印度和中国色彩的陶塔在国内非常罕见。
在这次展出的文物中,佛骨舍利金银棺是其中最为抢眼的展品。
公元601年10月,隋文帝将佛骨舍利藏于泾州大兴国寺。公元690年10月,武则天诏令全国各地兴建大云寺。为了执行这个诏令,泾州的地方官员和僧人们整修了寺院,在隋代大兴国寺原址上兴建泾州大云寺,并把原塔基下的舍利石函取出,选择了当时最珍贵的珠玉、宝石,做成铜、银、金棺,并以琉璃瓶盛放14粒佛祖骨舍利,再配以石函,于公元694年重新安葬于地宫,建塔供奉。 这个唐代舍利宝函金银棺由金棺、银椁、铜函三件组成。金棺装饰精巧华丽,棺盖和棺身通体用金片、珍珠与绿松石镶嵌成盛开的莲花,周围饰以金片组成的六朵小莲花;银椁前、后面上圆下方,两侧前高后低似卧梯,整个椁形与敦煌莫高窟盛唐壁画“涅变”中所绘椁形极为相似;铜函为方形,子母口扣合,口沿下配有锁具。铜函装银椁,银椁装金棺,层层套装,结构严谨,制作工艺精美绝伦。
1964年12月,泾川县城关公社水泉寺村社员群众犁地时无意间发现了大云寺塔基地宫,发掘地宫出土盛放舍利的石函、镏金铜匣、银椁、金棺、琉璃瓶和瓶内珍藏的14粒佛祖骨舍利,震惊了佛教考古界。
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佛教艺术是甘肃文化的一大特色,然而众人只知甘肃佛教洞窟多,但对于馆藏文物却鲜为人知。
2008年,在江西省博物馆举行的“西风东渐——甘肃佛教造像艺术珍品展”是甘肃省佛教艺术珍品的首次亮相!
首次亮相
从2008年12月28日开始,100多件来自甘肃的佛教艺术珍品在江西省博物馆精彩亮相。这100多件佛教艺术珍品大部分来自甘肃省博物馆,也有一部分来自天水麦积山石窟、泾川县博物馆等地。展览从2008年12月28日开始,到2009年3月31日结束,整整三个月时间内,100多件佛教艺术珍品让江南地区的观众大开眼界。人们看到了1700年间佛教在中国流传变化的全过程,也见识了佛教初入中国时的文化碰撞和交融。
这次在江西展出的100多件佛教艺术珍品,是从甘肃省丰富馆藏文物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时间跨越东汉至明清近1700年的历史,全方位展示了我国瑰丽的佛教文化和登峰造极的雕塑艺术。
甘肃是佛教东渐的必经之路。佛教传入中国的线路有三条:其一,从东南亚传入云南等地;其二,经过尼泊尔等国传入西藏、甘肃,唐代高僧道宣著有《释迦方志》,详细记录了这条路的状况,这条路正是后世所称的唐蕃古道;其三,沿着丝绸之路向东传播,这是佛教东传中最繁忙的一条道路。
甘肃省博物馆馆长俄军说:“这种传播是缓慢的,是逐渐的渗透。所以我们把这次在江西的展览命名为‘西风东渐——甘肃佛教造像艺术珍品展’,西风东渐其实说的就是佛教从西往东传播的这个过程。”
佛教东渐过程中在甘肃境内完成了本土化,也给甘肃留下了大量的造像艺术珍宝,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就是玉、石、金、铜、铁、木、泥和瓷等各种质地的佛造像。这些造像最为常见的有释迦牟尼、观音、文殊、普贤、天王、度母等。
由于地理和交通上的因素,佛教传入江南地区的时间总体上比较晚,江南的佛教兴盛是在南北朝时期。在江南地区,南北朝以前的佛造像非常少见。因此,在江西省博物馆举行的展览,受到了当地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
佛国瑰宝
1700年在时光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对参观的观众而言,只不过十几分钟而已,而对佛教来说,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这些首次亮相的佛教艺术珍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1700年间佛教西风东渐的变化过程。
这些佛教造像艺术珍品中,第一件值得提及的文物就是东汉佛造像。这件佛像高28厘米,佛跪坐在莲台之上,衣着、发式都是汉代所常见。看上去不是很精美,佛像模糊,比例失调,带有浓重的中国神仙色彩。可惜的是这件佛像是甘肃省博物馆的旧藏,其出处已无从得知。专家们从风格上判断,它是汉代的佛像。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代表作品,价值非常高。
南北朝以前的造像带着很浓厚的希腊色彩,大多混杂于表现世俗生活以及神仙道术的图像中,其形象均未脱“神仙像”的窠臼,仅被人们当作一般的神祇来奉祀。而这尊佛像受到汉代画像石的影响,造型稚拙古朴,显示出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原始的一面。
到了魏晋时期,佛像艺术进入初创阶段,佛造像尚处在模仿、吸收的过程中,仍保持了印度式造像的风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犍陀罗风格。在公元初期的几个世纪中,犍陀罗艺术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东渐中国、朝鲜、日本,为远东佛教艺术提供了最初的佛像范式。
这次展出的艺术珍品中,有一件是西秦时期泥塑造像的复制品,原像在炳灵寺169窟,它体现了一种典型的中西结合的形式。
到了北朝时期,造像碑大为流行,佛教徒从中国传统的碑刻艺术中找到了灵感,开始在石碑上开龛造像。
这次展出的文物中有一个北周时期的佛造像碑,高44厘米,宽31厘米,厚8.7厘米,上方是五个翩翩飞舞的飞天,中间的佛祖结跏而坐,边上各有三个菩萨。下方则是一个类似中国传统特色的狮子抢绣球,两个人牵着狮子。这是造像碑流行时期的见证。
到了唐代,佛教中国本土化依然在进行中。此次参展的武威出土的唐代梵文彩绘陶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梵文的影响。这座陶塔高66厘米,底径35.7厘米,塔身呈八角形,基座呈圆柱形,每个转角处及上下端用朱红色画出倚柱以及木枋,基座下画满了莲花,塔顶可以揭开放入骨灰,塔的四个角落写有梵文。这种融合了印度和中国色彩的陶塔在国内非常罕见。
在这次展出的文物中,佛骨舍利金银棺是其中最为抢眼的展品。
公元601年10月,隋文帝将佛骨舍利藏于泾州大兴国寺。公元690年10月,武则天诏令全国各地兴建大云寺。为了执行这个诏令,泾州的地方官员和僧人们整修了寺院,在隋代大兴国寺原址上兴建泾州大云寺,并把原塔基下的舍利石函取出,选择了当时最珍贵的珠玉、宝石,做成铜、银、金棺,并以琉璃瓶盛放14粒佛祖骨舍利,再配以石函,于公元694年重新安葬于地宫,建塔供奉。 这个唐代舍利宝函金银棺由金棺、银椁、铜函三件组成。金棺装饰精巧华丽,棺盖和棺身通体用金片、珍珠与绿松石镶嵌成盛开的莲花,周围饰以金片组成的六朵小莲花;银椁前、后面上圆下方,两侧前高后低似卧梯,整个椁形与敦煌莫高窟盛唐壁画“涅变”中所绘椁形极为相似;铜函为方形,子母口扣合,口沿下配有锁具。铜函装银椁,银椁装金棺,层层套装,结构严谨,制作工艺精美绝伦。
1964年12月,泾川县城关公社水泉寺村社员群众犁地时无意间发现了大云寺塔基地宫,发掘地宫出土盛放舍利的石函、镏金铜匣、银椁、金棺、琉璃瓶和瓶内珍藏的14粒佛祖骨舍利,震惊了佛教考古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