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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自孔夫子以来,统治阶级就以“资治”、“劝惩”做为文史著述的基本宗旨。至司马迁才提出“发愤”一说,强调了以作者的主体爱憎情感为基点(即不以统治者意志为依归)的批判精神和理想追求,带有明显的离经叛道色彩。再至蒲松龄又把司马迁的“发愤”说援入文言小说创作,他把自己的创作情境概括为“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十个大字,进一步发扬了司马迁的伟大战斗精神。吴昌炽的《客窗闲话》,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许奉思的《兰苕馆外史》等一样,也是这一创作路线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