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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5日-28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联合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国际研讨会”，主题集中为“语言变化”。21世纪的语言学更快地向跨学科合作发展，近十年来，在国际顶尖学刊《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上发表的与语言学有关的研究基本上都分属于演化语言学领域和语言的大脑认知研究领域，而这两个方面可以统一到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上来，本质上都是要回答语言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特性以及演化过程。从人类复杂系统角度来进行语言研究是语言学新的学科增长点。
北大中文系主任陈跃红教授为会议致开幕辞，阐述了语言学科对中文系的重要性，2013年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联合大学系统设立了三方合作的“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联合研究中心，之后，又为中心申请到经费购置研究设备，包括脑电仪、眼动仪等，在研究经费和人员配备上大力支持语言学学科进一步发展跨学科的前沿研究。
会议历时四天，涵盖了8个重要的研究维度。会议采用的模式是每个研究维度一个学者主讲，与会者参与讨论，力图把每个维度上的关键和问题分辨清楚，从而激发和引领进一步的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联合研究中心主任王士元教授做了开幕报告《复杂系统与音节语言的形成》。王教授阐述了从生物演化和文化演化的角度结合来看人类的发展以及语言发展的必要性，语言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其形成与演化的机制不能外在于生物体的结构与功能，也不能独立于社群的互动与沟通。从最新《科学》杂志发表的蝙蝠唱歌，联系到人类语言的音响特质;从黑猩猩的合作采食树叶，到人类的协作;从人类的直立行走，到发音空间的扩展;从语音变化到语言谱系的构建;从绝对音高的觉识到相对音高的运用，王士元教授生动的讲述了人类语言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历程，别开生面，而又引人入胜。与会学者与王教授一起兴致勃勃的讨论了一些关键概念，如扩展适应（exaptation）、有序异质（orderly heterogeneity）、语言联盟、平行发展与祖征遗传等。
台湾中研院孙天心研究员主讲的题目是《藏缅语中的特殊演变类型》，从藏缅语变化的丰富实例出发，探讨其中的音韵变化机制和词句法的演变。音韵方面涉及声调、嗓音类型、音段的“雀巢鸠占”、韵尾增生和因位变韵等，其中提到的不少主流演变之外的规律，如音节长短与声调高低区分的关联，音节的互动造成声调的变化，后起的“无中生有”，等等，都令人大开眼界。词句法方面，孙教授系统介绍了词干创新、动词人称范畴创新和动词限定形式创新，提示在语言的比较研究中要注意分辨后起的创新与早期的遗留，观察周边的语言影响，仔细分析方言的分布等，说明了在具体研究语言结构的演变时，无论是语音的，还是词句法的，都不能囿于成见，而要通过仔细的内部和外部比较的考察，来确定演变的轨迹与方向。讨论期间，大家就汉语和藏缅语的语序发展，如何确定一个音变是接触造成的，声调衍生的机制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北京大学中文系王洪君教授主讲了《文白叠置与语言变化》，从文白叠置这样汉语方言中引人注目的现象切入分析，提出对语音变化的独到观察。王教授首先明确文白异读是通语对地方语造成影响的一种语言接触类型，结合历史说明了文白异读的传播方式。根据文白异读造成语音变化的机制，提出叠置式音变的特点，并将之与王士元教授提出的词汇扩散进行区分，确立为语言变化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共时差异的音韵史拟测应有的目标是不同时代通语的面貌以及与方言的互动关系，尽可能逼近历史原貌、补正文献。进一步的，在探讨语言变化时要区分条件式演变阶的先后和叠置层的早晚;也要区分扩散式演变的断阶与文白叠置造成的层次。王教授特别阐明了析层拟测法与历史比较并不矛盾，二者可以相互配合使用，但如何将之扩展到不同类型的方言乃至民族语言则值得进一步探讨。王士元教授等提出王洪君教授的研究可以应用到世界语言的比较中去，词汇扩散理论的发展史可资借鉴。与会者对叠置这一模型的适用性，汉语方言历史，以及方言与民族语言形成与发展的异同等进行了仔细的研讨。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中心主任陈保亚教授主讲了他和田祥胜、汪锋在语言接触方面的最新进展，题为《语言接触的方向性看回辉话形成机制——语言与基因的双重证据》。报告提出：一种特殊类型的语言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关键要分清语言接触的方向。母语干扰导致目标语言简化，借贷导致母语繁化。基于语言接触的方向，通过词阶分析和同构性，可以区分下面两种情况：（1）特殊类型语言的形成是一种语言处在目标语言的地位并始发语言强烈干扰的结果。（2）特殊类型语言的形成是一种语言处在始发语言地位并大量借用目标语言成分的结果。为了更好的表述接触的方向性，需要严格区分两个概念：目标语和始发语。目标语是单语者的语言，通常是强势语;始发语是双语者的母语，通常是弱势语。海南三亚凤凰镇的回辉话的系属和演变机制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语言接触的方向性。基于田野调查获得的回辉话语言材料，结合相关的回辉人基因分析，陈教授等认为：回辉话是黎族对占语进行母语干扰形成的，包括黎族转用占语过程。母语干扰能使语言类型发生大的改变，回辉话的形成是一个典型性的语言事例，是目标语言占语受始发语言黎语强烈干扰的结果。讨论中，大家对回辉人的婚姻制度，基因分析与语言人群的关系，以及语言接触造成语言演变速率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香港中文大学双语儿童习得研究中心主任叶彩燕教授（Virginia Yip）和香港大学语言学系马诗帆教授（Stephen Matthews）从双语儿童的习得情况出发，考察其对语言变化的影响机制，他们的题目是《双语发展作为语法变化的一种机制》（Bilingual development as a mechanism of grammatical change）。他们先介绍了语言习得对于语言变化研究的重要性，而双语习得的材料汇集尤为难得。他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设立的双语儿童研究中心致力于整合包括音频和视像在内的多维度材料，在此基础上推动双语儿童习得的机制研究。在语言接触的研究中，双语习得早就被视作一种可能的语言变化诱因，但其显著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叶、马二位教授的研究表明，双语习得中跨语言的影响在语法变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广东话影响英语，造成wh-小句的内置，以及关系子句前置等情况，不仅在粤语-英语的双语儿童的英语表达中出现，而且在中式洋泾浜英语和新加坡英语中都有平行例证。由此可见，一些语言的底层干扰特征可能正是经由儿童的双语习得机制传递而来，比如，广东话中的侗台语底层以及苗瑶语底层。这一研究与陈保亚教授等的报告指向同样的问题，并且互为补充，从音韵变化到语法变化，从成人语言到儿童习得，综合起来，正好展示一个比较完整的语言接触历程。二位教授的材料包括他们自己的三个孩子的语言表达，与会者对其中的语言接触细节等都很感兴趣，讨论了如何控制各种语言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等。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音乐律实验室主任孔江平教授主讲了他和李永宏博士关于语言变化的计量分析，题目是《语言音位结构负担量计量研究》。报告首先给出了研究的宏观背景，人类演化时间单位以百万年计，人类语言产生时间以万年计，文字产生的时间以千年计，那么人类语言能力的变化是否等于人类的演化时间？语言的基因就体现在我们的大脑中语言的认知能力。王士元先生1967年开始的音位功能负担量（functional load）研究和郑锦全先生提出的“词涯八千”提示了一种计算语言认知能力的可能，为此，孔教授和他的团队设计了语言音位负担量的计算方法，通过音位负担比值和平均音位负担量的计算，来呈现13个藏语方言以及汉语中古音和20个汉语方言在演化中的情形，据此，提出了一个假说：音位负担量（语言信息量）恒定。这一假说的前提条件是：人类语言能力相同;在短期内语言能力变化不大。恒定表现为一个区间，给语言的音变、演化和自组织提供了空间。如，语言接触，语言接触破坏了音位结构，降低了平均音位负担量。这个变化区间可以从微观的语音变化的词汇扩散历程等现象表现出来。讨论期间，与会学者讨论了Zip定律以及其语言学意义，音位负担与结构协和的关系，计算方法与区间的划定等。可喜的是，这样的计量研究和语言接触、语言演化、结构制约、具体语言（如藏缅语）的实际变化等可以联合起来，呈现出良好的前景。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默斯特校区沈钟伟教授从语言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观念出发，讨论了如何进行汉语动态研究，也着重强调了横向传递的重要维度。他的报告分为两个题目，即，《复杂适应系统和汉语动态研究》，《横向传递和方言形成》。语言是个永远在变动的系统。汉语方言的形成、出现、发展都是语言系统变化的表现。要研究语言和语言变化，首先要认识语言的本质。沈教授以现代科学中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对汉语作为一个动态系统进行探讨，力图为音韵和方言研究提供新的视野。报告强调严格区分个人语言和语言系统，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强调的正是系统中个体的作用，因而促使我们对语言的基本性质做出新的认识。语言存在于个人语言之中，语言研究尤其是语言动态研究必须重视个人语言的作用。语言在变化中产生了方言的区分，汉语方言是汉语在不同地区发展变化的结果，原因可以分成来自语言内部的“纵向传递”和来自语言外部的“横向传递”。沈教授认为，汉语方言的历史形成的事实和“纵向传递”理论观点完全不合，通过进一步综合分析，提出汉语方言形成不但不是“纵向传递”的结果，也不是“纵向-横向传递”的综合结果，而是“横向传递”的结果。由于印欧历史语言学的纵向传递模式只揭示了语言历史的一部分，对语言横向传递的探索不但可以为汉语方言形成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更可以为历史语言学补上不可或缺的内容。
泰国马希隆大学教授许家平（Weera Ostapirat）讨论了侗台语中的语言演变和接触的情况，题目是《台/加岱语和汉台语假说》（Tai/Kra‐Dai Languages and the Sino‐Tai hypothesis）。许教授在报告中给出了台语支以及仡央语等的语音对应，并分析了台语和汉语有语音对应的情况，对照原始侗台语与南岛语的对应情况，结合词阶法的比例对照，认为汉语和台语的关系最有可能是接触关系，而非同源关系，因为二者之间越基本的词汇对应越少，而侗台语和南岛语之间最有可能是同源关系，因为二者之间越基本的词汇对应越多。许教授认为在汉台比较中要注意几个问题，包括汉语的单音节迷思，汉台关系语素不能追溯到原始侗台语阶段，汉语和原始侗台语重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等。讨论中，涉及到汉语和南岛语的关系问题，单音节语言与一个半音节语言的相互转化问题，语言比较中方法论问题（如，群体比较Mass-comparison;系统比较等），以及苗瑶语的系属地位问题。
王士元教授做了简短的会议总结，赞赏了会议议题的前沿性，以及学者间热烈讨论与互相启发的良好氛围，希望以“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为主题的研究能吸引更多学者的参入，在国际上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汪锋 撰】
北大中文系主任陈跃红教授为会议致开幕辞，阐述了语言学科对中文系的重要性，2013年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联合大学系统设立了三方合作的“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联合研究中心，之后，又为中心申请到经费购置研究设备，包括脑电仪、眼动仪等，在研究经费和人员配备上大力支持语言学学科进一步发展跨学科的前沿研究。
会议历时四天，涵盖了8个重要的研究维度。会议采用的模式是每个研究维度一个学者主讲，与会者参与讨论，力图把每个维度上的关键和问题分辨清楚，从而激发和引领进一步的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联合研究中心主任王士元教授做了开幕报告《复杂系统与音节语言的形成》。王教授阐述了从生物演化和文化演化的角度结合来看人类的发展以及语言发展的必要性，语言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其形成与演化的机制不能外在于生物体的结构与功能，也不能独立于社群的互动与沟通。从最新《科学》杂志发表的蝙蝠唱歌，联系到人类语言的音响特质;从黑猩猩的合作采食树叶，到人类的协作;从人类的直立行走，到发音空间的扩展;从语音变化到语言谱系的构建;从绝对音高的觉识到相对音高的运用，王士元教授生动的讲述了人类语言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历程，别开生面，而又引人入胜。与会学者与王教授一起兴致勃勃的讨论了一些关键概念，如扩展适应（exaptation）、有序异质（orderly heterogeneity）、语言联盟、平行发展与祖征遗传等。
台湾中研院孙天心研究员主讲的题目是《藏缅语中的特殊演变类型》，从藏缅语变化的丰富实例出发，探讨其中的音韵变化机制和词句法的演变。音韵方面涉及声调、嗓音类型、音段的“雀巢鸠占”、韵尾增生和因位变韵等，其中提到的不少主流演变之外的规律，如音节长短与声调高低区分的关联，音节的互动造成声调的变化，后起的“无中生有”，等等，都令人大开眼界。词句法方面，孙教授系统介绍了词干创新、动词人称范畴创新和动词限定形式创新，提示在语言的比较研究中要注意分辨后起的创新与早期的遗留，观察周边的语言影响，仔细分析方言的分布等，说明了在具体研究语言结构的演变时，无论是语音的，还是词句法的，都不能囿于成见，而要通过仔细的内部和外部比较的考察，来确定演变的轨迹与方向。讨论期间，大家就汉语和藏缅语的语序发展，如何确定一个音变是接触造成的，声调衍生的机制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北京大学中文系王洪君教授主讲了《文白叠置与语言变化》，从文白叠置这样汉语方言中引人注目的现象切入分析，提出对语音变化的独到观察。王教授首先明确文白异读是通语对地方语造成影响的一种语言接触类型，结合历史说明了文白异读的传播方式。根据文白异读造成语音变化的机制，提出叠置式音变的特点，并将之与王士元教授提出的词汇扩散进行区分，确立为语言变化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共时差异的音韵史拟测应有的目标是不同时代通语的面貌以及与方言的互动关系，尽可能逼近历史原貌、补正文献。进一步的，在探讨语言变化时要区分条件式演变阶的先后和叠置层的早晚;也要区分扩散式演变的断阶与文白叠置造成的层次。王教授特别阐明了析层拟测法与历史比较并不矛盾，二者可以相互配合使用，但如何将之扩展到不同类型的方言乃至民族语言则值得进一步探讨。王士元教授等提出王洪君教授的研究可以应用到世界语言的比较中去，词汇扩散理论的发展史可资借鉴。与会者对叠置这一模型的适用性，汉语方言历史，以及方言与民族语言形成与发展的异同等进行了仔细的研讨。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中心主任陈保亚教授主讲了他和田祥胜、汪锋在语言接触方面的最新进展，题为《语言接触的方向性看回辉话形成机制——语言与基因的双重证据》。报告提出：一种特殊类型的语言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关键要分清语言接触的方向。母语干扰导致目标语言简化，借贷导致母语繁化。基于语言接触的方向，通过词阶分析和同构性，可以区分下面两种情况：（1）特殊类型语言的形成是一种语言处在目标语言的地位并始发语言强烈干扰的结果。（2）特殊类型语言的形成是一种语言处在始发语言地位并大量借用目标语言成分的结果。为了更好的表述接触的方向性，需要严格区分两个概念：目标语和始发语。目标语是单语者的语言，通常是强势语;始发语是双语者的母语，通常是弱势语。海南三亚凤凰镇的回辉话的系属和演变机制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语言接触的方向性。基于田野调查获得的回辉话语言材料，结合相关的回辉人基因分析，陈教授等认为：回辉话是黎族对占语进行母语干扰形成的，包括黎族转用占语过程。母语干扰能使语言类型发生大的改变，回辉话的形成是一个典型性的语言事例，是目标语言占语受始发语言黎语强烈干扰的结果。讨论中，大家对回辉人的婚姻制度，基因分析与语言人群的关系，以及语言接触造成语言演变速率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香港中文大学双语儿童习得研究中心主任叶彩燕教授（Virginia Yip）和香港大学语言学系马诗帆教授（Stephen Matthews）从双语儿童的习得情况出发，考察其对语言变化的影响机制，他们的题目是《双语发展作为语法变化的一种机制》（Bilingual development as a mechanism of grammatical change）。他们先介绍了语言习得对于语言变化研究的重要性，而双语习得的材料汇集尤为难得。他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设立的双语儿童研究中心致力于整合包括音频和视像在内的多维度材料，在此基础上推动双语儿童习得的机制研究。在语言接触的研究中，双语习得早就被视作一种可能的语言变化诱因，但其显著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叶、马二位教授的研究表明，双语习得中跨语言的影响在语法变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广东话影响英语，造成wh-小句的内置，以及关系子句前置等情况，不仅在粤语-英语的双语儿童的英语表达中出现，而且在中式洋泾浜英语和新加坡英语中都有平行例证。由此可见，一些语言的底层干扰特征可能正是经由儿童的双语习得机制传递而来，比如，广东话中的侗台语底层以及苗瑶语底层。这一研究与陈保亚教授等的报告指向同样的问题，并且互为补充，从音韵变化到语法变化，从成人语言到儿童习得，综合起来，正好展示一个比较完整的语言接触历程。二位教授的材料包括他们自己的三个孩子的语言表达，与会者对其中的语言接触细节等都很感兴趣，讨论了如何控制各种语言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等。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音乐律实验室主任孔江平教授主讲了他和李永宏博士关于语言变化的计量分析，题目是《语言音位结构负担量计量研究》。报告首先给出了研究的宏观背景，人类演化时间单位以百万年计，人类语言产生时间以万年计，文字产生的时间以千年计，那么人类语言能力的变化是否等于人类的演化时间？语言的基因就体现在我们的大脑中语言的认知能力。王士元先生1967年开始的音位功能负担量（functional load）研究和郑锦全先生提出的“词涯八千”提示了一种计算语言认知能力的可能，为此，孔教授和他的团队设计了语言音位负担量的计算方法，通过音位负担比值和平均音位负担量的计算，来呈现13个藏语方言以及汉语中古音和20个汉语方言在演化中的情形，据此，提出了一个假说：音位负担量（语言信息量）恒定。这一假说的前提条件是：人类语言能力相同;在短期内语言能力变化不大。恒定表现为一个区间，给语言的音变、演化和自组织提供了空间。如，语言接触，语言接触破坏了音位结构，降低了平均音位负担量。这个变化区间可以从微观的语音变化的词汇扩散历程等现象表现出来。讨论期间，与会学者讨论了Zip定律以及其语言学意义，音位负担与结构协和的关系，计算方法与区间的划定等。可喜的是，这样的计量研究和语言接触、语言演化、结构制约、具体语言（如藏缅语）的实际变化等可以联合起来，呈现出良好的前景。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默斯特校区沈钟伟教授从语言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观念出发，讨论了如何进行汉语动态研究，也着重强调了横向传递的重要维度。他的报告分为两个题目，即，《复杂适应系统和汉语动态研究》，《横向传递和方言形成》。语言是个永远在变动的系统。汉语方言的形成、出现、发展都是语言系统变化的表现。要研究语言和语言变化，首先要认识语言的本质。沈教授以现代科学中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对汉语作为一个动态系统进行探讨，力图为音韵和方言研究提供新的视野。报告强调严格区分个人语言和语言系统，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强调的正是系统中个体的作用，因而促使我们对语言的基本性质做出新的认识。语言存在于个人语言之中，语言研究尤其是语言动态研究必须重视个人语言的作用。语言在变化中产生了方言的区分，汉语方言是汉语在不同地区发展变化的结果，原因可以分成来自语言内部的“纵向传递”和来自语言外部的“横向传递”。沈教授认为，汉语方言的历史形成的事实和“纵向传递”理论观点完全不合，通过进一步综合分析，提出汉语方言形成不但不是“纵向传递”的结果，也不是“纵向-横向传递”的综合结果，而是“横向传递”的结果。由于印欧历史语言学的纵向传递模式只揭示了语言历史的一部分，对语言横向传递的探索不但可以为汉语方言形成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更可以为历史语言学补上不可或缺的内容。
泰国马希隆大学教授许家平（Weera Ostapirat）讨论了侗台语中的语言演变和接触的情况，题目是《台/加岱语和汉台语假说》（Tai/Kra‐Dai Languages and the Sino‐Tai hypothesis）。许教授在报告中给出了台语支以及仡央语等的语音对应，并分析了台语和汉语有语音对应的情况，对照原始侗台语与南岛语的对应情况，结合词阶法的比例对照，认为汉语和台语的关系最有可能是接触关系，而非同源关系，因为二者之间越基本的词汇对应越少，而侗台语和南岛语之间最有可能是同源关系，因为二者之间越基本的词汇对应越多。许教授认为在汉台比较中要注意几个问题，包括汉语的单音节迷思，汉台关系语素不能追溯到原始侗台语阶段，汉语和原始侗台语重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等。讨论中，涉及到汉语和南岛语的关系问题，单音节语言与一个半音节语言的相互转化问题，语言比较中方法论问题（如，群体比较Mass-comparison;系统比较等），以及苗瑶语的系属地位问题。
王士元教授做了简短的会议总结，赞赏了会议议题的前沿性，以及学者间热烈讨论与互相启发的良好氛围，希望以“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为主题的研究能吸引更多学者的参入，在国际上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汪锋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