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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梁漱溟先生报考北京大学落榜，但其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力作——探讨东西方哲学差异的《究元决疑论》一文却深得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的赏识。蔡先生秉承轻门户、破等级、远权威、亲贤良的新思维，力聘梁漱溟先生为北大哲学系讲师，从此开出一派办学新风尚。此时值五四运动之前三年，梁先生23岁。
梁漱溟及其《究元決疑论》的清新境遇只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小插曲，而崇尚“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破除封建束缚、抗争帝国列强的新文化运动，则成为五四运动重要的思想基础。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虽已百年久远，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至今依旧光艳璀璨。特别是由反帝反封建运动所推动的科学观念，则成为当代中国人民的基本世界观，自然也成为指导企业经营、引导企业创新的基本理念。
一个时期以来，企业界流行一句名言：“三流的企业做产品，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一流的企业做标准。”意指技术创新达到领先的高度后，便可制约竞争对手，规制市场行为，形成一统天下的格局，大赚超额利润。今天如用五四精神之科学精神反思这句名言，感觉颇有不妥之处，至少不那么科学。
科学的本质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知，而创新活动既属于这种认知过程，又是对科学认知的再实践，所以，创新属于科学范畴。当创新活动不再对现行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当创新活动不再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特征，科学活动就会表现为严密的科属分类、精到的界定和繁杂的实证，决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基本模式是严密的约束条件和繁多的行为规范，“墨守成规”成为必然，而“跨界”则成为偶然，科学开始变得不那么科学，甚至带有些许“封建”的味道。
“封建”一词，原本是“分封建制”“封邦建国”的意思。所谓封建割据，画地为牢，是一种政治制度。秦以后进入郡县制，作为政治制度的封建已经不复存在。然而，与封建制度相呼应的、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却并未消失，这类僵化的封建理念一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而附着、寄生、变幻至今。表面上看，一个指的是政治制度，一个是泛指的社会意识形态，二者不可相提并论，但从哲学意义上讲，却完全是一回事。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期待的“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的社会形态并未因郡县制和科举制度应运而生。八股治学、学而优则仕给科学发展带来的禁锢罄竹难书！
如果仅仅强调科学的形式而忽略科学的内容，则生动活泼的科学势必走向刻板僵化的封建。由此可见，科学的开放观念与封建的禁锢思想表现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整体，是“破”和“立”的关系。科学破除封建，但在确立新的成就和地位——即“立”的同时，已经蕴含着对更新成就的障碍，科学转向封建，而封建一定是科学的枷锁和创新的桎梏。创新活动就会在这样一个无限轮回的怪圈中跌宕起伏，此时波涛汹涌，彼时死水微澜，创新束缚创新这一“创新悖论”由此产生。
1995年，克里斯滕森提出了“破坏性创新”和“持续性创新”两个重要概念，指出了两类创新的交互关系。其实，这两类创新都是双刃剑：破坏性创新积蓄的能量，需要通过持续性创新消化吸收，生根开花，从而结出累累硕果。但是，一旦进入持续性创新阶段，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使得企业迅速产生“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迫使企业放弃破坏性创新的尝试，停在现有技术的运营上。
“做标准”就具备这种僵化的性质，而做标准的企业则跌入“科学”与“封建”轮回的怪圈，从而减慢创新进程，做标准的被标准所害。Nordic（挪威）手机曾经成为1G时代的标准，但很快被可以数字语音传输的2G标准替代。不过2G标准的命运也是一样，很快被可以高速数据传输的3G技术标准取而代之。以此类推，3G再被能够快速传输数据、高质量、音频、视频和图像的4G取代。4G技术能够以100Mbps以上的速度下载，比家用宽带ADSL（4兆）快25倍！尽管如此，角逐并未停歇，下载速度1.25g、具有承载万物互联能力的5G标准也在诞生过程中，各国都为这个新生儿点亮了绿灯。
表面上是一代又一代的“标准”，但没有企业能够靠既定的标准高枕无忧，在激烈的创新角逐过程中，起作用的只有“摩尔定律”——一个旨在揭示创新才是硬道理的简单结论。市场越来越呈现出快速变革的趋势，乱哄哄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神马都是浮云，我们已经淡忘了摩托罗拉、诺基亚、OKI、爱立信这些手机品牌，甚至想不起它们的长相，又有谁能够靠标准而一统天下呢？因此，我们需要重张“五四精神”，探索企业创新的新思维模式。
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指出，现代科学首先规定一个研究领域，这个领域与其他领域相隔离，甚至“试图禁止可能使边界变得模糊的直觉”。费耶阿本德给出了改变这种状况的良方，他写道：“无论考查历史插曲，还是抽象地分析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关系，都表明了这一点：唯一不禁止进步的原则便是怎么都行。”照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实现跨界创新！
跨界并非指的是一个影视明星走向了歌坛，那只能算是又一次转变了角色。真正的跨界是实现新的综合，即破除“封邦”思想，将最新技术融为一体、为我所用的勇气和实践。杰克·韦尔奇提出“无边界组织”，正是破除固有疆界，根据需要组织生产和营销，实现动态结构的典范。早在1960年西奥多·莱维特就在其《营销近视症》一文中指出：产品导向而非顾客导向是产业衰败的根本原因。顾客导向就是需求导向，而需求是“无边界”的，如果手机只能打电话，就没有今天的通讯技术革命了。回到本文的开头，北大落榜生却任教北大，这在需求导向看来，不仅无可厚非，反而天经地义。
企业经营本不分“层”，优胜劣汰是自然的选择。所以，二流、三流的企业是做什么的不得而知，但一流的企业做创新，而且是无边界创新，则是不争的事实。今天，我们的企业要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尤其是科学精神，就要深化对创新尤其是无边界创新的认识，并坚持付诸实践。
梁漱溟及其《究元決疑论》的清新境遇只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小插曲，而崇尚“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破除封建束缚、抗争帝国列强的新文化运动，则成为五四运动重要的思想基础。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虽已百年久远，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至今依旧光艳璀璨。特别是由反帝反封建运动所推动的科学观念，则成为当代中国人民的基本世界观，自然也成为指导企业经营、引导企业创新的基本理念。
一个时期以来，企业界流行一句名言：“三流的企业做产品，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一流的企业做标准。”意指技术创新达到领先的高度后，便可制约竞争对手，规制市场行为，形成一统天下的格局，大赚超额利润。今天如用五四精神之科学精神反思这句名言，感觉颇有不妥之处，至少不那么科学。
科学的本质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知，而创新活动既属于这种认知过程，又是对科学认知的再实践，所以，创新属于科学范畴。当创新活动不再对现行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当创新活动不再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特征，科学活动就会表现为严密的科属分类、精到的界定和繁杂的实证，决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基本模式是严密的约束条件和繁多的行为规范，“墨守成规”成为必然，而“跨界”则成为偶然，科学开始变得不那么科学，甚至带有些许“封建”的味道。
“封建”一词，原本是“分封建制”“封邦建国”的意思。所谓封建割据，画地为牢，是一种政治制度。秦以后进入郡县制，作为政治制度的封建已经不复存在。然而，与封建制度相呼应的、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却并未消失，这类僵化的封建理念一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而附着、寄生、变幻至今。表面上看，一个指的是政治制度，一个是泛指的社会意识形态，二者不可相提并论，但从哲学意义上讲，却完全是一回事。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期待的“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的社会形态并未因郡县制和科举制度应运而生。八股治学、学而优则仕给科学发展带来的禁锢罄竹难书！
如果仅仅强调科学的形式而忽略科学的内容，则生动活泼的科学势必走向刻板僵化的封建。由此可见，科学的开放观念与封建的禁锢思想表现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整体，是“破”和“立”的关系。科学破除封建，但在确立新的成就和地位——即“立”的同时，已经蕴含着对更新成就的障碍，科学转向封建，而封建一定是科学的枷锁和创新的桎梏。创新活动就会在这样一个无限轮回的怪圈中跌宕起伏，此时波涛汹涌，彼时死水微澜，创新束缚创新这一“创新悖论”由此产生。
1995年，克里斯滕森提出了“破坏性创新”和“持续性创新”两个重要概念，指出了两类创新的交互关系。其实，这两类创新都是双刃剑：破坏性创新积蓄的能量，需要通过持续性创新消化吸收，生根开花，从而结出累累硕果。但是，一旦进入持续性创新阶段，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使得企业迅速产生“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迫使企业放弃破坏性创新的尝试，停在现有技术的运营上。
“做标准”就具备这种僵化的性质，而做标准的企业则跌入“科学”与“封建”轮回的怪圈，从而减慢创新进程，做标准的被标准所害。Nordic（挪威）手机曾经成为1G时代的标准，但很快被可以数字语音传输的2G标准替代。不过2G标准的命运也是一样，很快被可以高速数据传输的3G技术标准取而代之。以此类推，3G再被能够快速传输数据、高质量、音频、视频和图像的4G取代。4G技术能够以100Mbps以上的速度下载，比家用宽带ADSL（4兆）快25倍！尽管如此，角逐并未停歇，下载速度1.25g、具有承载万物互联能力的5G标准也在诞生过程中，各国都为这个新生儿点亮了绿灯。
表面上是一代又一代的“标准”，但没有企业能够靠既定的标准高枕无忧，在激烈的创新角逐过程中，起作用的只有“摩尔定律”——一个旨在揭示创新才是硬道理的简单结论。市场越来越呈现出快速变革的趋势，乱哄哄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神马都是浮云，我们已经淡忘了摩托罗拉、诺基亚、OKI、爱立信这些手机品牌，甚至想不起它们的长相，又有谁能够靠标准而一统天下呢？因此，我们需要重张“五四精神”，探索企业创新的新思维模式。
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指出，现代科学首先规定一个研究领域，这个领域与其他领域相隔离，甚至“试图禁止可能使边界变得模糊的直觉”。费耶阿本德给出了改变这种状况的良方，他写道：“无论考查历史插曲，还是抽象地分析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关系，都表明了这一点：唯一不禁止进步的原则便是怎么都行。”照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实现跨界创新！
跨界并非指的是一个影视明星走向了歌坛，那只能算是又一次转变了角色。真正的跨界是实现新的综合，即破除“封邦”思想，将最新技术融为一体、为我所用的勇气和实践。杰克·韦尔奇提出“无边界组织”，正是破除固有疆界，根据需要组织生产和营销，实现动态结构的典范。早在1960年西奥多·莱维特就在其《营销近视症》一文中指出：产品导向而非顾客导向是产业衰败的根本原因。顾客导向就是需求导向，而需求是“无边界”的，如果手机只能打电话，就没有今天的通讯技术革命了。回到本文的开头，北大落榜生却任教北大，这在需求导向看来，不仅无可厚非，反而天经地义。
企业经营本不分“层”，优胜劣汰是自然的选择。所以，二流、三流的企业是做什么的不得而知，但一流的企业做创新，而且是无边界创新，则是不争的事实。今天，我们的企业要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尤其是科学精神，就要深化对创新尤其是无边界创新的认识，并坚持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