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狂野的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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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年画,我们都有一个刻版印象,不是大胖娃娃抱着鲤鱼就是各路神仙的靓照,但其实,年画题材多样、风格多变,它是神灵圣贤的符号、祝福祈祥的符号、镇妖避邪的符号,也是爱情婚姻的符号和家庭繁衍的符号,它又是影响广泛的民间艺术形式。
  在中国,大概没有哪一种画种比年画的体裁花样更丰富更广泛,也没有哪一种画种比年画的参与者和受众更庞大。在美术史中,年画是传统美术里最大的艺术门类,它以最通俗的绘画语言表达了最广大民众的审美情趣和意向,独特的艺术魅力被人们津津乐道,历久弥新。
  对经历了数千年农耕社会的中国人来说,生活生产的节律和大自然春夏秋冬是同步的。春节作为除旧迎新的一个节日,它最强烈、最鲜明地表现了人们的精神理想、生活愿望和审美需求,以及终极的价值观。对中国人来说,年画就是最有年味的春节符号。
  中国早在汉代就已有了年画最早的雏形。东汉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汉代时,人们已经开始在年节时将门神直接画于门上,直到近现代,一些大户人家依然保留着这种画门神的习俗。
  到隋唐五代时期,上层社会和一些庙宇寺院开始流行手绘年画。北宋时期,雕版印刷术发达,民间开始流传木版印制的纸质年画,这类年画后来被称为“木版年画”。宋朝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手工业和工商业发达,市民对风俗画的需求增大,年画受到市民的欢迎,年画种类也日趋丰富。吴自牧的《梦粱录》里面有记载,年节临近时,“画門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以主顾”。
  明末清初,木版年画渐趋全盛,出现了驰名中外的“三大民间木刻年画”: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和山东潍县杨家埠年画。其中苏州桃花坞年画还在很早就传入英国、德国和日本。尤其是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形成的“浮世绘”版画,在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上,都受到了中国木版年画的影响。此外,早在南宋时,福建就开始刻板印刷年画,漳州、泉州、福鼎、福安是中国东南地区木版年画的中心,产品远销东南亚各地,深受广大华侨的喜爱。
  可以说,历史上,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年画。除了大名鼎鼎的“南桃北柳”、朱仙镇、杨家埠、四川绵竹,国内大大小小名声在外的年画产地有几十个:天津东丰台、河北武强、山西平阳、陕西凤翔、重庆梁平、湖南滩头、广东佛山、福建漳州……我国大部分地区也都有刻印年画的作坊。远至西南大山深处的瑶族,他们印制“盘王”主题年画;东北满族也会从河北一带订制专属的满文年画。
  春节要到了,大伙儿有什么愿望?准备把哪些年画贴到墙上呢?毕竟热爱生活的我们,迎接“年”,还是要有仪式感的!
上海小校场年画——《寓沪西绅商点灯庆太平》。主要是反映洋场生活,表现时代的变化。
上海小校场石版年画《五路财神图》
上海小校场年画《合家欢》,展现了一家男女老幼欢乐过节的场景。
上海小校场石版古年画《闹新房》,描绘了中国民间传统婚礼的场面。
清代传教士绘中国年画民俗——《先贤感应图册之祭孔大典》
清道光年间,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庄稼忙》,展现出一派农忙丰收的景象。
清光绪年间,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李太白醉写番表》
上海小校场石版古年画《闹元宵》。上海小校场因临近城隍庙,以庙会而兴起市场。至光绪年间,印制、贩卖年画的日渐增多,年节时分则销售更旺,众多画店笺铺林立其间,小校场遂有“年画街”之称,小校场年画成为上海年画的代名词。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发财还家》,春节贴一张再合适不过了。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刘皇叔洞房续佳偶》。描绘了刘备迎娶孙权之妹孙尚香的故事。
上海小校场年画——《百福临门》
上海小校场年画——《春蚕胜意》,反映了江南地区的蚕神崇拜现象,细致刻画了蚕农心中敬若神明的蚕花娘娘,每到养蚕时节,蚕农都会在家中张贴这类年画,以祈平安。
上海小校场年画——《蚕花盛茂》,这幅画截取养蚕过程中几个重要阶段——蚕种、上山、收茧、烘茧、收子,细致描绘,糅合成画,完整地展现了蚕农繁忙辛劳的农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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