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穿越来到1912年。他们让我进了第一监狱，但叮嘱要快，这个人是政治要犯，不能随便见外人，尤其是记者。
　　他们叫他金先生。金先生坐在白木板桌后面，一灯如豆，昏暗得看不清脸的细部。只知道他是旗人多有的容长脸，二十五六岁的 年纪，辫子剪掉了，但头发留得比一般人长一点，有些散乱地披拂着。长衫很脏，但他并不紧张，也不沮丧，嘴角似乎还有淡淡的嘲讽的笑容。
　　“金先生，您承认您是宗社党吗？”
　　他有些惊异地看我一眼，大概因为来人的京话讲得还不错。
　　“我能不承认吗？你们有人证，有物证……再说这不是去偷去抢，不辱没祖宗。”他嘴角嘲讽的笑似乎更浓了。
　　“金先生，听说您是京师大学堂肄业的？京师大学堂的高材生，却来从事复辟活动，不会太可惜了么？”
　　“国都没有了，什么大学堂，高材生，有什么用？我知道你是记者，我不妨跟你说说我的事，也好让世人知道我们族人的苦衷。”
　　他说，“庚子年，北京被西洋东洋的军队占了一年多，我们旗人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罪……是，孝钦太后被人所惑，任用拳民，才有庚子之难。打那之后，在京师、在外府的旗人，稍有人心的，都想着痛改前非，好好地救一救大清国。光绪卅一年，彭翼仲、王子贞发起国民捐，我还在学堂念书，天天上街劝捐，亲眼看着街坊邻居把家里的碎银、铜子儿都拿出来，缴存在大清银行里。那时我还看见报上说，南方人多有不愿意捐的，说拳乱是北方人弄出来的，不关他们的事。当时我心里特别搓火，办报的彭先生劝我，说不是所有南方人都这样，中国人要联合起来才能强大，不要有南北的畛域之见。我听了彭先生的话。各省谘议局代表上京来请愿，我们到前门车站列队欢迎，希望大清尽速立宪成功，也和日本一样，成为一个一等的国家。就在前年，我还同着几位同学，一道来开封，劝说这里的旗营兄弟，要人人赞成立宪，与绿营、新军弟兄和衷共济，一致对外……”
　　“为什么单单选择开封？”我插空问了一句。
　　“我舅舅那时在这里当佐领，不过宣统三年初换防回京了……总之我跟这里的旗人混得很熟。谁也没有想到，革命会来得这么快，短短三个多月，大清的江山便已易主……”
　　“我看过案审口供，某先生说，您去年冬天曾写信给他，说‘行当鸠集同志，将与民党力抗，必达目的而后已’。您是宗室吗？”
　　“我吗？算是个‘觉罗’吧，可是早没了爵禄。我跟您说，大清虽然孱弱，却是亡不得的。我看你们那个孙文的文章，你们要‘恢复中华’，打着什么‘铁血十八星旗’，只要关内十八个行省，那满蒙怎么办？西藏新疆怎么办？他说让我们旗人回到满洲故土去，笑话！东三省俄去日来，哪有旗人的立足之地？十四行省独立，有几个省不攻满城，不杀满人？战火平定后，旗营人众，必定衣食无着，啼饥哀号。你们记者搜罗天下新闻，应当比我清楚。若是民国成立，将如何处我族人？所谓优待条件，只是对朝廷有实际的好处，旗民生计如何解决？ 我们一班同志，就是你们所说的宗社党，确实志在恢复大清。我来汴京，便是要联络旗营、巡防营里的弟兄，寻机起事，一定要重建大清的社稷！”
　　“可是金先生，”我忍不住说，“贵党是不是太招摇了些？我看此地报纸上说，你们十几人同来开封，分住在各旅馆，总机关设在您住的机神庙街，昼伏夜动，行踪诡秘。某先生说，他跟您长亲、您，都是旧识，原本不忍告发您的，只因你们到处运动，邻里议论纷纷，他怕事儿闹大了，祸及自身，才不得不去衙门首告……”
　　金先生闭上眼睛，良久，长长叹了口气：“我在北京的时候，只想着各地旗众，受民军压迫，巡防营饱受猜疑，都积怨在心，再加之使动经费，不说一呼百应，起码也该多是热血男儿，不亚于武昌新军……谁知道……大清三百年夙恩，他们竟全不念了么？”他使劲摇了摇头。
　　我还想问什么。门吱呀开了，狱卒在门外朝我拼命摆手。我只好一面向门口走去，一面说：“金先生，再会了。您放宽心。据我所知，宗社党一般不处极刑，咱们后会有期。”
　　暗黑烛影里的金先生似乎微微睁开了眼，又似乎没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