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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泉（1909—1989），江西临川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起）、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5年起）。解放战争时期，李井泉重回晋绥解放区担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领导晋绥军民进行整党、反对官僚主义，为党风清正廉明作出了贡献。
1947年7月17日到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主持。会议认为，各解放区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大部分地区不彻底，即使比较彻底的地方也还有若干毛病”。并认为“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有以下三个：（1）指导土地改革的政策不彻底;（2）党内不纯;（3）官僚主义的领导”。
因此，全国土地会议作出两项重大决定，一是通过平分土地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二是普遍整党。
党内不纯，与抗战以后党员队伍迅速扩大直接关联。1937年到1945年5月，中共党员从4万左右激增到121万，到1947年底更达到270万，11年增加近70倍。
毛泽东谈到这种党员数量“极大的跃进”时说：“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这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个任务如果不解决，我们在农村中就不能前进。”
李井泉
由于党内不纯，全面内战爆发后，一批党员干部纷纷叛变投敌。1947年1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义合会议上，列举大量数字说明问题的严重。
昨天是同志今天成敌人的剧情，在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时到处上演。一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在阶级矛盾尖锐对立时刻，站到了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一边，投降叛变，反戈一击，带着地主“还乡团”回过头来大开杀戒，迫害贫雇农和土改积极分子，手段残忍，令人发指。
在解放区内部，一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在土改中以权谋私，贪污侵占土改果实，侵害农民利益，有些地区甚至引发群体事件。如陕北米脂杨家沟，由党员干部组成的清算委员会“手脚不干净”，“清算代表们集体分东西，私里偷东西”，“引起六乡群众的强烈不满，于是自发组织起来放哨挡人。不久，其它区乡的群众得知干部拿东西的消息后也激愤起来，参加了斗争，终于‘造成群众性的斗争’”。
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现在已经有不少地方，在分配果实的问题上，发生了很多问题和极其不公的严重现象：扣住果实不分，村干部抓一把……巧立名目，贱价收买，随意开支，贪污浪费”。
在晋绥，“有的地委书记都贪了污。有贪污一百多石麦子的，有贪污一两千万的”。
应该说，整顿党的组织，不仅是为完成土改取得全国胜利，更是激浊扬清为了中共的百年大计。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说：“这一个整顿一番，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土地改革，而且是为了更远大的问题，为了建立一个纯洁的党，来更好地完成一切工作，更密切地联系群众，为了使我们的党在某些地方的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贪污、自由主义等等现象都整掉。”
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整顿党组织，清理阶级队伍，刻不容缓。
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与权力相伴而生。1948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晋绥整党工作的指示》指出：“因为农村党员绝大多数是农民，在分散的农村经济基础之上，旧社会统治阶级的恶劣作风还遗留很多，這些农民党员在掌握权力以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以及自私自利等，是很容易并是必然要产生的。”
1942年夏，张闻天到晋绥进行农村调查，发现晋绥的官僚主义相当严重。8月20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详细列举这里官僚主义的七条表现。30日，张闻天又在区党委干部会上，用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总结了晋绥官僚主义的三大特点，并提出改进办法。
年底，刘少奇从华中回延安途经晋绥，在干部会上批评了晋绥的官僚主义：“我们有的同志口头讲的是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一到行动就忘了马克思主义。如果对群众利益不关心，妨害群众利益，以官僚主义对待群众，就不是共产党员，应该受到严厉批评。”
在晋绥，官僚主义的最大危害是脱离实际的公粮政策。
抗战期间，国民党断绝中共一切经济来源后，中共在根据地征收公粮，作为坚持抗战的经济支撑。合理的公粮政策，应该兼顾老百姓正常生活与抗日政权实际需求，相辅相成。
晋绥土地贫瘠，物产稀少，粮食几乎是农民唯一经济来源。一家人辛辛苦苦干一年，从添置牲口、农具，购买肥料、种子，维持生产，到日常家用、婚丧嫁娶的一切开支，几乎全靠粮食来打理。
官僚主义的公粮政策，不顾群众生活需求，只为政府宽打宽算。
公粮数额，很大程度靠拍脑袋决定。结果，“下边为了完成任务，产生了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
官僚主义的公粮政策，严重伤害了老百姓的生存根基，“以致生产降低，生活贫困”。
贺龙在一次会议中提到：“在我们晋西北这个区域，地方上官僚主义是严重的，强迫命令，工作不深入，甚至今天还有无人村。这些现象都是比较严重的，我们的群众都跑掉了，跑到敌人那边去了。”
面对惨痛教训，李井泉和晋绥分局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提出整党之前先行一步，救民于难，旗帜鲜明反对官僚主义。
1946年初，李井泉正式就任中共晋绥分局书记，主政晋绥。在6月到7月的高干会上，李井泉和晋绥分局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武器，大力整治官僚主义。
整顿党组织，清理阶级队伍，刻不容缓
1947年7月17日到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主持。会议认为，各解放区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大部分地区不彻底，即使比较彻底的地方也还有若干毛病”。并认为“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有以下三个：（1）指导土地改革的政策不彻底;（2）党内不纯;（3）官僚主义的领导”。
因此，全国土地会议作出两项重大决定，一是通过平分土地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二是普遍整党。
党内不纯，与抗战以后党员队伍迅速扩大直接关联。1937年到1945年5月，中共党员从4万左右激增到121万，到1947年底更达到270万，11年增加近70倍。
毛泽东谈到这种党员数量“极大的跃进”时说：“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这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个任务如果不解决，我们在农村中就不能前进。”
由于党内不纯，全面内战爆发后，一批党员干部纷纷叛变投敌。1947年1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义合会议上，列举大量数字说明问题的严重。
昨天是同志今天成敌人的剧情，在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时到处上演。一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在阶级矛盾尖锐对立时刻，站到了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一边，投降叛变，反戈一击，带着地主“还乡团”回过头来大开杀戒，迫害贫雇农和土改积极分子，手段残忍，令人发指。
在解放区内部，一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在土改中以权谋私，贪污侵占土改果实，侵害农民利益，有些地区甚至引发群体事件。如陕北米脂杨家沟，由党员干部组成的清算委员会“手脚不干净”，“清算代表们集体分东西，私里偷东西”，“引起六乡群众的强烈不满，于是自发组织起来放哨挡人。不久，其它区乡的群众得知干部拿东西的消息后也激愤起来，参加了斗争，终于‘造成群众性的斗争’”。
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现在已经有不少地方，在分配果实的问题上，发生了很多问题和极其不公的严重现象：扣住果实不分，村干部抓一把……巧立名目，贱价收买，随意开支，贪污浪费”。
在晋绥，“有的地委书记都贪了污。有贪污一百多石麦子的，有贪污一两千万的”。
应该说，整顿党的组织，不仅是为完成土改取得全国胜利，更是激浊扬清为了中共的百年大计。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说：“这一个整顿一番，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土地改革，而且是为了更远大的问题，为了建立一个纯洁的党，来更好地完成一切工作，更密切地联系群众，为了使我们的党在某些地方的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贪污、自由主义等等现象都整掉。”
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整顿党组织，清理阶级队伍，刻不容缓。
在晋绥，官僚主义的最大危险是脱离实际的公粮政策
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与权力相伴而生。1948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晋绥整党工作的指示》指出：“因为农村党员绝大多数是农民，在分散的农村经济基础之上，旧社会统治阶级的恶劣作风还遗留很多，這些农民党员在掌握权力以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以及自私自利等，是很容易并是必然要产生的。”
1942年夏，张闻天到晋绥进行农村调查，发现晋绥的官僚主义相当严重。8月20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详细列举这里官僚主义的七条表现。30日，张闻天又在区党委干部会上，用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总结了晋绥官僚主义的三大特点，并提出改进办法。
年底，刘少奇从华中回延安途经晋绥，在干部会上批评了晋绥的官僚主义：“我们有的同志口头讲的是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一到行动就忘了马克思主义。如果对群众利益不关心，妨害群众利益，以官僚主义对待群众，就不是共产党员，应该受到严厉批评。”
在晋绥，官僚主义的最大危害是脱离实际的公粮政策。
抗战期间，国民党断绝中共一切经济来源后，中共在根据地征收公粮，作为坚持抗战的经济支撑。合理的公粮政策，应该兼顾老百姓正常生活与抗日政权实际需求，相辅相成。
晋绥土地贫瘠，物产稀少，粮食几乎是农民唯一经济来源。一家人辛辛苦苦干一年，从添置牲口、农具，购买肥料、种子，维持生产，到日常家用、婚丧嫁娶的一切开支，几乎全靠粮食来打理。
官僚主义的公粮政策，不顾群众生活需求，只为政府宽打宽算。
公粮数额，很大程度靠拍脑袋决定。结果，“下边为了完成任务，产生了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
官僚主义的公粮政策，严重伤害了老百姓的生存根基，“以致生产降低，生活贫困”。
贺龙在一次会议中提到：“在我们晋西北这个区域，地方上官僚主义是严重的，强迫命令，工作不深入，甚至今天还有无人村。这些现象都是比较严重的，我们的群众都跑掉了，跑到敌人那边去了。”
面对惨痛教训，李井泉和晋绥分局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提出整党之前先行一步，救民于难，旗帜鲜明反对官僚主义。
李井泉主政晋绥，大力整治官僚主义
1946年初，李井泉正式就任中共晋绥分局书记，主政晋绥。在6月到7月的高干会上，李井泉和晋绥分局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武器，大力整治官僚主义。